所有的“進步”觀念都彌漫著同樣愚駑而幼稚的虛偽，就以帝國主義的問題為例。每一個左翼“知識分子”自然都是反帝國主義者。他號稱超脫於帝國紛擾之外，如此自然而然又自以為是，一如他號稱超脫於階級紛擾之外一樣。就連沒有明確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右翼“知識分子”也假裝對此抱以笑話似的疏離姿態。拿大英帝國打趣太過容易。《白人的義務》《不列顛萬歲》、吉卜林的小說、討厭的駐印英國人——誰提到這些事情不是帶著一聲嘲笑？有沒有哪個文化人一輩子一次也沒取笑過那個說如果英國人離開了印度，白沙瓦和德裏之間（或者隨便哪裏）就不會剩下一個盧比和一個處女的印度陸軍士官長？這就是典型的左翼人士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這是一種徹底的軟弱又沒骨氣的態度。因為說到底，唯一重要的問題是：你是想讓大英帝國團結一體還是想讓它分崩離析？而在內心深處，沒有哪個英格蘭人，尤其沒有哪個打趣英國駐印上校的人，想讓它分崩離析。因為，且不說其他，光是我們在英格蘭享受的高標準生活就有賴於我們牢牢抓住帝國，特別是印度、非洲等熱帶地區。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為了讓英格蘭的生活相對舒適，一百萬印度人必須生活在餓死的邊緣——這是一樁罪惡，但每當你跨進一輛出租車或吃一盤奶油草莓時，你都在默許此事。否則，就要推翻帝國，讓英格蘭變成一個寒冷又無足輕重的小島，我們全都不得不在島上辛苦工作，主要靠鯡魚和土豆過活。這是任何左翼人士都最不想要的。但左翼人士依舊認為，他對帝國主義不負有道德責任。他非常樂意坐享帝國的成果，然後靠嘲笑使帝國團結一體的人來拯救自己的靈魂。
明白了這點，就開始明白大多數人對於階級問題的態度是多麽不切實際。如果僅僅是改善工人生活的問題，每一個正義之士都無異議。例如，拿煤礦工人來說。每個人，不算傻瓜和惡棍，都願意看到礦工過得更好。例如，如果礦工能乘坐著舒適的有軌電車，而不是手腳並用地爬到煤壁上；如果他可以上三個小時而不是七個半小時的班；如果他可以住有五間臥室、一間浴室的體麵房子，領一星期十英鎊的工資——太棒了！而且，凡是動腦子的人都十分清楚，這是有可能實現的。世上有，至少可能有無窮的財富，隻要盡可能開發，我們全都能生活得像王公貴族，假設我們想這麽做的話。而非常膚淺地看，從社會層麵來說這個問題也一樣簡單。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幾乎每個人都想消除階級之分。顯然，現代英格蘭人與人之間這種長期的不和諧，是受罪，是詛咒，是麻煩。因此，人們禁不住像童子軍團長一樣善意地大聲疾呼：“別叫我‘先生’了，夥計們！我們都是人嘛！讓我們結成朋友，攜手並肩，牢記我們全都是平等的。我知道要戴什麽樣的領帶而你不知道，我喝湯靜悄悄的而你喝湯會發出水流過排汙管的聲音，諸如此類，到底有什麽要緊？”所有這些都是毒害最深的垃圾，但表達得當的時候就顯得十分誘人。
但不幸的是，光是盼望階級之分消失可沒法取得任何進展。更確切地說，盼望它消失是必須的，但除非你明白這意味著什麽，否則這就是個無效的願望。必須要麵對這個現實：消除階級之分就意味著消除你自己的一部分。就說我，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成員。想擺脫階級之分這種話我說起來很容易，但我的所思所為幾乎都是階級之分的結果。我的所有觀念——善惡觀、愛憎觀、苦樂觀、美醜觀——根本上都是中產階級的觀念。我對書籍、食物、衣著的品位，我的榮譽感，我的餐桌禮儀，我的措辭行文，我的口音，就連我的舉手投足，無一不是一種特殊的教養和一個社會等級半中央的特殊位置的產物。我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拍著無產階級的背跟他說他不比我差，是沒用的；如果我想和他有真正的接觸，我就必須做出很可能本沒準備做的努力。因為要超脫階級紛擾，我不僅需要壓抑我個人的勢利，還要壓抑我其他的大部分品位和偏見。我必須完全改變自己，以至最終判若兩人。需要做的不僅是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也不僅是避免更愚蠢的勢利形式，而是全然拋卻上流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態度。我是接受還是拒絕，很可能取決於我的覺悟到了什麽程度。
然而，很多人以為，他們可以消除階級之分，而不用對自己的習慣和“意識形態”做出任何不舒服的改變。因此破除階級的運動如火如荼，處處都能看到。到處都有善良的人們誠心實意地相信，他們在為推翻階級之分努力。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熱心幫助無產階級，開辦“夏季學校”，讓無產階級和幡然悔悟的資產階級勾肩搭背，相親相愛直到永遠。資產階級的參加者離開時感歎著，這一切多麽美妙而振奮人心。（無產階級的參加者離開時說法就不同了）另外還有郊外的偽君子，是威廉·莫裏斯時期的殘留物，但仍然多得叫人吃驚。他們到處宣揚：為什麽我們要降低標準？為什麽不提高標準？此外還提議要通過衛生、果汁、控製生育、詩歌等方麵按他們的標準去“提高”工人階級。就連約克公爵（如今的喬治六世國王）也開辦了一個一年一度的夏令營，讓公學裏的男生們和貧民窟的男孩子們打成一片，暫時同聲同氣，很像“幸福家庭”籠子裏的那些動物，一貓一狗、兩隻白鼬、一隻兔子、三隻金絲雀，在表演者的注視下，按兵不動，佯作和解。
我相信，所有這些為打破階級所做的自覺自願的努力，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有時候隻是徒勞無功，但若展現了什麽明確的效果，往往隻是加劇了階級偏見。細想一下，這隻是意料之中的事。你強作和平，在不同階級間建立不舒服、不自然的平等，有些感受本可以埋藏起來，或許能永不冒頭，結果卻在由此而來的摩擦中浮出了水麵。就如我說高爾斯華綏的，隻要稍稍遭遇現實，感性主義者的觀點就會全盤改換，站到自己的對立麵去。一般的和平主義者一撓就成了沙文主義者。中產階級的獨立工黨黨員和喝著果汁的大胡子都讚成不分階級的社會，隻要讓他們遠遠地看著無產階級就好。逼他們真正接觸一下無產者——例如，讓他們在周六的晚上和醉酒的搬魚工打上一架——他們就能回歸大部分普通中產階級的勢利。但是，大部分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不大可能和醉酒的搬魚工打架，他們真要接觸工人階級，通常也就是接觸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有涇渭分明的兩種類型。有一種仍然是工人階級——照舊當著機修工、碼頭工，或者隨便什麽，並懶得改變自己工人階級的口音和習慣，隻是在閑暇時間“提升心智”，服務獨立工黨或者共產黨；還有一種則會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表麵會變，並通過國家獎學金成功爬進中產階級。第一種是我們擁有的最優秀的一類人。我想到我見過的一些，就連最死板的保守黨也會忍不住又愛又敬。另一種，除了少數例外，比如D.H.勞倫斯就沒那麽可敬了。
首先，說來遺憾，盡管這是獎學金製度的自然結果：無產者要滲入中產階級，往往是通過文學界。因為你若正好是個體麵人，想闖進文學界可不容易。現代英國的文學界，至少在高雅文學的範疇，是一種有毒的叢林，隻有雜草才能茂盛生長。如果當個流行作家——例如偵探小說家，尚有可能在做個文人雅士的同時保持你的體麵，但要寫陽春白雪，要在高傲的雜誌上立足，就意味著你要投身於可怕的攀關係、走後門的戰役中。在高雅文學界，如果你真能“成功”，與其說是靠你的文學才能，不如說是靠全身心地投入雞尾酒會，對卑鄙的小獅子們溜須拍馬“成功”的。那麽，這就是最樂於向爬出自身階級的無產者敞開大門的世界。工人階級家庭的“聰明”男孩，那種贏得了獎學金，顯然不適合幹一輩子體力勞動的男孩，或許能找到其他升入上層階級的辦法。例如，略有區別的做法是通過工黨政治晉升，但文學一途要常見得多。倫敦文學界現在充斥著無產階級出身、靠獎學金接受教育的年輕人，他們遠不能代表他們的階級，可最不幸的是，當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終於成功地與無產階級平等相見時，他見到的往往是這種貨色。本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一無所知，於是將其理想化，這下反倒逼得他越發勢利。你若正好在局外旁觀的話，就會覺得這個過程有時非常滑稽。可憐的好意的資產階級，渴望擁抱他的無產階級兄弟，雙臂大張躍上前去，不過一會兒，他就在被借走五英鎊後打了退堂鼓，悲哀地喊道：“但是，該死，這家夥真不紳士！”
在這樣的接觸中，讓資產階級慌亂的是，發現自己的某些口頭主張被當了真。我已經指出，普通“知識分子”的左翼觀點大多虛偽。出於純粹的跟風，他嘲弄自己實際上相信的東西。這樣的例子不少，就拿公學的榮譽準則來說，它講究“團隊精神”和“窮寇莫追”，還有一整套這樣大家耳熟能詳的假話。誰不笑話它？自稱“知識分子”的人，誰敢不笑話它？但聽見外人笑話它就有所不同了，就像我們一輩子都在痛罵英格蘭，偏偏一聽見外國人說一模一樣的話就暴跳如雷。沒有人比《每日郵報》的“海灘浪人”把公學寫得更幽默了。他笑話這套把打牌作弊當作最大罪狀的荒唐準則，笑話得很對。但要是他自己的朋友被抓到打牌作弊，“海灘浪人”會高興嗎？我表示懷疑。隻有當你遇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你才會開始意識到你自己的信仰究竟如何。你若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會輕易以為，你有辦法變身非資產階級，因為笑話愛國主義、英國花園、校友領帶、布林普上校等等一切很容易。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至少是地地道道地出身於資產階級文化之外，從他的角度，你和布林普上校的相似之處或許遠比你們的區別重要。很有可能他把你和布林普上校視為幾乎同樣的人，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盡管你和布林普上校都不肯承認。所以，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真的成功相遇時，並不總是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樣親切地擁抱。這種相遇常常是不同文化間的碰撞，免不了要刀兵相見。
我一直在從發現自己隱秘的信仰受到挑戰，而被逼得退回恐懼的保守主義之中的資產階級的角度來談此事。但還必須考慮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生出的敵意。通過自己的努力，有時還經受了可怕的痛苦，他從自己的階級奮鬥進入了另一個階級，滿以為會找到更廣的自由和更大的心智的精進。可是他找到的常常隻是一種空洞、一種死寂、一種人情溫暖的缺失——沒有任何真實的生活。有時資產階級對他而言隻是一群蠢貨，血管裏流的是錢和水而不是血。反正他是這麽說的，而且幾乎任何一個無產階級出身的年輕雅士都會沿著這條思路和你談話。因此出現了我們現在飽受其苦的“無產階級”套話。每個人都知道，或者到現在也該知道了，那是怎麽說的？資產階級“死了”，資產階級文化破產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令人不齒，諸如此類。如果你想要例子，隨便看看哪期《左翼評論》或讀讀任何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作家，比如阿利·布朗、菲利普·亨德森等人的作品。其中很多人的誠意值得懷疑，但D.H.勞倫斯，不管他缺乏什麽別的品質，都不缺乏真誠。他一遍遍闡述著同樣的思想。他這樣喋喋不休地說英國資產階級全都死了或至少是被閹割了，令人奇怪。梅樂士，《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裏麵的守林人（實際就是勞倫斯自己），抓住機會脫離了自己的階級，也不太想回去，因為英國工人階級有各種“惡習”；另一方麵，盡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也與資產階級打成了一片，在他看來卻半死不活，是一群閹人。查泰萊夫人的丈夫是真正的生理意義上的性無能，有著象征意義。還有那首寫那個年輕人（又是勞倫斯自己）的詩，他“爬到了樹頂上”，但下來時唱道：
哦，你一定是個猴子，
才爬得上那棵樹！
你對堅實的大地已經沒了用處，
也不再是曾經那個小夥子。
你坐在高枝上，胡言亂語，
趾高氣揚。
他們哼哼唧唧又叨叨，
卻沒有一個字，
發自他們的肺腑，小夥子，
都是他們胡編亂造的。
……
我告訴你，他們遭遇點事情，
上麵那些小雞，
它們裏麵沒有一隻是公的。
再沒法比這更直白了。或許勞倫斯說的“樹頂上”的人，僅僅是指那些年收入兩千英鎊以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但我表示懷疑。更可能的是，他是指所有多少屬於資產階級文化的人——所有從小操著裝腔作勢的口音，住在有一兩個仆人的房子裏的人。從這裏你就認識到“無產階級”套話的危險——我是指，認識到它能夠引起的可怕敵意。因為當你遭遇這樣的指責時，你麵對的是一堵白牆，根本無計可施。勞倫斯告訴我，因為我上過公學，所以我是個閹人。好吧，那怎麽辦？我可以舉出醫學證明來反駁，但那又有什麽好處？勞倫斯的刁難照樣存在。如果你告訴我，我是個惡棍，那我還可以想辦法改正；但如果你告訴我，我是個閹人，那你就是在引誘我用一切看似可行的辦法還擊。如果你想樹立一個敵人，那就告訴那人他的病無藥可救。
於是，這就是大多數時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碰頭的最終結果：使真實的敵意暴露無遺，是“無產階級”套話加深了這種敵意，而這套話本身就是強逼不同階級接觸的產物，唯一理智的辦法是慢慢來，不要強求速度。如果你自命紳士，自認比蔬菜店裏跑腿的夥計高一等，那就照實說，也比撒謊好得多。你最終會丟掉你的勢利，但在你真正準備好之前假裝丟掉是致命的。
同時，處處可見一個令人沮喪的現象，資產階級的人在二十五歲時是熱心的社會主義者，到三十五歲就成了趾高氣揚的保守黨。某種意義上，他的退縮非常自然——至少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如何演變的。或許，不分階級的社會並不意味著我們全都和以前一模一樣，隻是沒了階級仇恨、沒了勢利這樣一個幸福的局麵。或許它意味著一個黯淡的世界，我們所有的理想、準則、品位——事實上，我們的“意識形態”——都沒了意義。或許破除階級這件事並不像看起來那麽簡單！相反，這可能是走進黑暗的瘋狂冒險，可能笑到最後的是老虎。我們以滿含愛意、略顯屈尊的微笑歡迎我們的無產階級兄弟，可是看哪！我們的無產階級兄弟——以我們對他們的理解來看——並不想要我們的歡迎，而想要我們自殺。當資產階級以這種形式來看待時，便會拔腿逃跑，要是跑得夠快，可能就投靠了法西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