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國誌》在曆史編纂上的特點
《三國誌》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兼記魏、蜀、吳三國史事的著作，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大幸事。著者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早年師事著名學者譙周，在蜀國官至散騎黃門侍郎，入晉任著作郎、治書侍禦史。太康元年（280年）西晉滅吳後，陳壽開始撰《三國誌》，約經十年，撰成全書六十五卷，“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124]。陳壽撰《三國誌》與司馬彪撰《續漢書》大致同時，但他比司馬彪早卒約十年。他們是西晉最有成就的兩位史家。
《三國誌》記事，起於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年）黃巾起義，訖於西晉滅吳（280年），不僅僅限於三國時期（220—280年）的史事，故與《後漢書》在內容上頗有交叉。
從《三國誌》看陳壽的史才，首先是他對三國時期的曆史有一個認識上的全局考慮和編撰上的恰當處置[125]。三國鼎立局麵的形成，三國之間和戰的展開，以及蜀滅於魏、魏之為晉所取代和吳滅於晉的鬥爭結局，都是在紛亂複雜中從容不迫地敘述出來。在編撰的體例上，陳壽以魏主為帝紀，總攬三國全局史事；以蜀、吳二主史事傳名而紀實，既與全書協調，又顯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這種體例上的統一性和獨立性，也反映在著者對三國創立者的稱謂上：對曹操，在《魏書》中稱太祖（曹操迎獻帝至許昌後稱公、魏公、魏王），在《蜀書》、《吳書》中稱曹公；對劉備，在《蜀書》中稱先主，在《魏書》、《吳書》中均稱名；對孫權，在全書中一概稱名。此外，在紀年上，著者雖在魏、蜀、吳三書中各以本國年號紀年，但也注意到以魏國紀年貫穿三國，如記蜀後主劉禪繼位、改元時書曰“是歲魏黃初四年也”[126]，記孫亮繼位、改元時書曰“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127]。這些都表明陳壽對於三國史事的總攬全局的器識和在表述上的精心處置。他以一部紀傳體史書兼記同時存在的三個皇朝的曆史，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創造。
陳壽的史才，還在於他善於通過委婉、隱晦的表述方法以貫徹史家的實錄精神[128]。他先後作為蜀臣和蜀之敵國魏的取代者晉的史臣，對於漢與曹氏的關係、蜀魏關係、魏與司馬氏的關係，在重正朔觀念極盛的曆史條件下，都是在曆史撰述中很難處理的大問題，但陳壽卻於曲折中寫出真情。如他寫曹操“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129]，寫得很含蓄；而在《魏書·荀彧傳》中，以荀彧的話說出了“奉迎天子都許”的政治目的，即效法晉文公納周襄王、漢高祖為義帝縞素的故事。《魏書·文帝紀》寫曹操死，曹丕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暗示了曹丕急於稱帝的迫切心情。又如在《蜀書》中稱先主、後主，以及對諸葛亮治蜀的高度評價，以寄托對於故國的情懷。而關於魏、晉禪代事，《魏書·三少帝紀》中隻寫了“如漢、魏故事”，但在《曹爽傳》和《夏侯尚傳》中卻揭示曹氏政權向司馬氏政權過渡中的尖銳鬥爭。在這些重大曆史問題的記述上，《三國誌》不失為一部信史。但由於陳壽承襲了晉人王沈《魏書》的若幹記載，故對魏、晉間事於晉難免有所回護，這是《三國誌》的缺點，但不是它的主流。
陳壽的史才還突出表現在敘事簡潔。全書以《魏書》三十卷敘魏事兼敘三國時期曆史全貌，以《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分敘蜀、吳史事兼三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而無冗雜之感，反映出陳壽對史事取舍的謹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練。有人評論《三國誌》：“練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130]這個評論是中肯的。如上述記魏、晉禪代事隻寫“如漢、魏故事”五個字。如寫曹操、劉備心態：“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按袁紹字本初——引者）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131]寫袁紹的淺薄和曹操的深謀：“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紹又嚐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獻帝都許昌，以曹操為大將軍、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132]這兩件事，寥寥幾筆，把人物的氣質高下、風貌各異寫得淋漓盡致。陳壽還善於通過寫人物的對話指陳形勢、論辯是非，如以荀彧同曹操的對話分析了曹操與袁紹雙方的形勢，以王粲同曹操的對話分析了曹操、袁紹、劉表三方的形勢，以諸葛亮同劉備的對話估量了形勢的發展和劉備應采取的對策，以王肅同魏明帝關於《史記》的論辯說明“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等，都寫得十分精彩、凝練。
陳壽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寶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風氣，所以他對製定“九品官人法”的陳群讚美備至，對太原晉陽王昶長達千餘字的誡子侄書全文收錄。它的起首幾句是：“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133]陳壽的這種旨趣為時人所稱讚，認為他的《三國誌》“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134]。陳壽的“有益風化”跟司馬彪強調“順禮”、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處，隻是前者更著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罷了。陳壽的史論在這方麵表現得很突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重禮法、門風、名教，這是有長久的曆史根源的。
陳壽還撰有《益部耆舊傳》十篇；《古國誌》五十篇，被譽為“品藻典雅”；又編定諸葛亮言論行事為《諸葛氏集》二十四篇，凡一萬四千餘字。這些，都亡佚了。
《華陽國誌·後賢誌》記陳壽早年“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這對他後來的史學成就至關重要。晉荀勖、張華稱陳壽史才“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135]。南宋葉適說：“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爾，要終勝固也。”[136]這些評價未免過分拔高了《三國誌》。清人李慈銘評論陳壽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製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黯然無華，範蔚宗《後漢書》較為勝矣。”[137]以三史相較，大抵如是。後人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合稱四史，認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這是充分肯定了《三國誌》在史學上的地位。
《三國誌》隻有紀、傳而無書誌，這個缺憾隻有留待後人彌補了。
有論者認為：“魏、蜀、吳三書本是各自為書，到了北宋雕版，始合為一種，改稱《三國誌》。《舊唐書·經籍誌》以《魏書》入正史類，《蜀書》、《吳書》入編年類，這種分類法，固然錯誤可笑，但由此可以知道三書在宋以前是獨立的。”[138]此說似有不妥。成書於東晉時期的《華陽國誌》，作者常璩於《陳壽傳》稱：“吳平後，（陳）壽乃鳩合三國史，著魏、蜀、吳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誌》。”[139]可見，《三國誌》作為書名，早已如此，非北宋時人“改稱”。至於所謂“魏、蜀、吳三書六十五篇”，這是講《三國誌》全書的結構和部帙，不應作其他的理解。其次，成於南朝蕭梁時的《宋書》，作者沈約在《裴鬆之傳》中寫道：“上使注陳壽《三國誌》，鬆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140]這裏也明明白白說的是《三國誌》。再次，成書於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的《晉書》，其《陳壽傳》稱：陳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蜀、吳《三國誌》，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141]。此書所記，與《華陽國誌·陳壽傳》略同。還有，成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的《五代史誌》即《隋書》誌，也這樣著錄：“《三國誌》六十五卷。敘錄一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太中大夫裴鬆之注。”同時，還有以下的著錄：“《論〈三國誌〉》，何常侍撰。”“《〈三國誌〉評》，徐眾撰。”梁有“《〈三國誌〉序評》三卷，晉著作郎王濤撰，亡”[142]。以上這些記載，足以證《三國誌》的書名早已有之，是一個整體，並非魏、蜀、吳三書“各自為書”。至於有人對其中某一部分作注，那是另外一回事。從《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誌》的著錄來看，恰恰是五代時人和北宋時人把《三國誌》的三個部分即《魏書》、《蜀書》、《吳書》誤認為是三部書而分別予以著錄。其中，《舊唐書·經籍誌》對它們的分類“固然錯誤可笑”，而《新唐書·藝文誌》竟以《魏國誌》、《蜀國誌》、《吳國誌》為名而分別著錄之[143]，亦同樣“錯誤可笑”。當然，宋人後來糾正了這些錯誤，還是值得肯定和慶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