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撰《三國誌》，除了他對魏、蜀、吳的曆史有一個總攬全局的器識以及於分裂中仍不失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曆史見識外，其曆史思想在《三國誌》中還有另外幾個方麵的突出反映。這就是關於“神明”和“天命”及其與人們的現實命運的關係，關於曆史形勢及其與人們的實際活動的關係，關於政治製度與曆史前途的關係，關於形形色色的曆史人物評價等。
陳壽對於“神明”和“天命”，是采取淡化的態度。他沒有直接表明“神明”和“天命”的作用。陳壽記劉焉聽信“究極圖讖”的董扶所言“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乃“意更在益”，到了益州後，“務行寬惠，陰圖異計”，並“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其意漸盛，但終究不免於失敗。針對劉焉的結局，陳壽評論說：“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144]陳壽說“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說明他沒有否定“神明”和“天命”的存在，但他對散布圖讖之言和相信董扶妄人的劉焉持明確批判的態度，說明他是把觀察形勢、時變的重心放在人事方麵。他正是通過這種批評，揭示劉焉在政治上的能力與他的政治打算相去甚遠。
盡管如此，陳壽的曆史思想中還是多少存在著宿命論的成分。如他寫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橋玄對曹操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145]橋玄如何判斷出“天下將亂？”即使他善於觀察形勢，他又怎麽能判斷出“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這就不免在宣揚一種神秘論了。又如他寫劉備，說是其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又說劉備“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又借劉元起的口說：“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146]所記“往來者”語、劉備語、劉元起語，也都具有神秘的色彩。這雖不是宣揚“神明”與“天命”，但還是會給從人事出發的思想罩上一層陰影。陳壽曆史思想的矛盾性就在這些地方表現出來。
綜論形勢是陳壽曆史思想的重要方麵和特點之一。從陳壽對袁紹、袁術、曹操、董卓、劉表等人的政治實力及方略的分析，揭示出東漢末年的曆史形勢及其發展前景，其論述方法是以客觀同主觀相結合作出判斷，而不空發議論。陳壽論袁紹和曹操雙方的形勢及作為時這樣寫道：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按指曹操——引者）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147]
陳壽首先指出，從政治形勢和政治實力方麵看，袁紹占有優勢，具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他接著指出，由於曹操在主觀條件上具有多方麵的優勢，以至於以這種主觀優勢來改變自身所處的客觀形勢，最後成就了大業。在這裏，陳壽實際上是涉及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轉換問題，而這種認識正是從對具體曆史形勢的分析、對比中而得到的。
陳壽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分析董卓、袁術、袁紹、劉表在同一曆史形勢之下的政治前景，他寫道：
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袁紹、劉表，鹹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148]
董卓手握相當的政治權力，但為人不仁，自取滅亡。袁術本無政治方略，不能成其氣候。袁紹、劉表客觀上具備相當實力，但外不能用賢，內不能遵禮，終於遭到失敗的命運。
陳壽對形勢的分析，是同他對三國形勢有總攬全局的器識相關聯的。前者是從主客觀形勢條件的結合中作出判斷，後者是從客觀形勢的總相中恰當看待各方麵的曆史地位。這都反映了陳壽曆史思想中善於把握形勢、闡述形勢的積極因素。
陳壽對合理的政治製度在當時的影響和在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視。他稱讚漢末以來所實行的刺史製度及其產生的積極作用，寫道：
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鹹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裏，見述於後也。[149]
陳壽的這番議論，是出於對漢末曹魏一批善於為政的刺史的讚揚，進而涉及對製度的評價。這也就是說，製度的優劣是要從其行政結果來作判斷的。如陳壽在本篇開始就記劉馥事跡，寫道：“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按指雷緒，時江、淮間聚眾者之一——引者）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150]從這一記述來看，劉馥這個刺史，確實為政有方。其緣故之一，就是改變了以往隻限於“司察”而已。從曆史的觀點來看，不同的政治體製會帶來不同的社會效果。本篇所記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等人的行政，多類此，故陳壽評價說“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之所以能夠在各種政治勢力紛爭之中成為一個勝利者，原因是多方麵的，而這種“總統諸郡，賦政於外”的刺史製度的有力執行，當是重要原因之一。
陳壽的曆史思想還突出地反映在他對於分封製的肯定。他結合曹魏的曆史和孫吳的曆史，從不同的視角反映出他的見解。首先，他針對曹魏所實行的“分封”作了尖銳的批評，指出：
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151]
陳壽的這種見解，在此前後人們都有所涉及。裴注引《袁子》和《魏氏春秋》亦持這種見解，尤其是《魏氏春秋》引用魏氏宗室曹冏向曹爽的長篇進言，反映了實行分封製是魏、晉間的一股強勁的政治思潮。陳壽在西晉時作《三國誌》，其之所以不回避這一政治上極敏感的問題，或許也是希望西晉統治者接受曹魏這一“為法之弊”的教訓。其次，陳壽又針對孫吳的曆史，比較含蓄地提到類似的問題。他在敘述孫氏宗室為鞏固孫吳統治所做出的業績後，發出這樣的感歎：“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讚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雲。”[152]這裏雖未涉及分封製的問題，但他以正麵的史實來說明宗室對於維護孫氏統治的貢獻，隱約地表示了實行分封製的必要性。陳壽這一見解的提出，產生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從較長的曆史時段的發展來看，卻反映了他曆史思想中保守的一麵。
陳壽的曆史思想表現在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上顯得尤其豐富，其間不乏深刻的見解。如：
——論君主的才幹與君主的奢侈作風之矛盾終會導致敗亡。陳壽評論魏明帝說：“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於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153]陳壽批評魏明帝曹叡“遽追秦皇、漢武”，一是指他“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而“百姓失農時”。二是指他聽信妖言，認為“天神所下”之“登女”，可“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154]，弄得性命不保。這是表明，再有才幹的君主，一旦陷於奢侈和迷信，就將走向衰落、敗亡之路。
——論有勇無謀且反複無常之人，終究要受到曆史的懲罰。陳壽評論呂布時這樣寫道：“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複，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155]在陳壽看來，像呂布這種人，不僅會受到人們的鄙視，而且遲早都逃脫不了曆史的懲罰。
——論傑出人物亦有“非其所長”之處。陳壽論諸葛亮，曆來受到後人關注，這是因為他本是蜀臣，後入晉為史官，這似乎給他在評價上造成了兩難，故後人對此各有不同的見解。其實，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價，還是平允求實的。他寫道：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製，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156]
陳壽對諸葛亮的這個評價，至少有兩點是可貴的。一是他並不因自己曾為蜀臣而諱言諸葛亮是“識治之良才”，二是他並不因為諸葛亮是“管、蕭之亞匹”而諱言其短。從三國的客觀形勢看，以蜀國的力量（包括人力和物力），“連年動眾”確非上策；至於“應變將略”主要也是從各方形勢估量上著眼的。總的說來，陳壽關於諸葛亮的評論，顯示出他的史識的高明。
陳壽的曆史思想反映在曆史人物評價方麵，內容豐富，方法多有變化，或同時人之比較，或古今人之比較，或德才之比較，或器識之比較等，讀來多有發人深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