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馬彪與《續漢書》
《續漢書》，西晉司馬彪（？—約306年）撰。司馬彪，字紹統，在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年）任秘書郎，後轉秘書丞。他認為：“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於是他“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誌、傳凡八十篇[11]，號曰《續漢書》”[12]。這是一部完整的東漢史著作，後紀、傳散亡，僅存八誌，它們是：律曆誌三篇，禮儀誌三篇，祭祀誌三篇，天文誌三篇，五行誌六篇，郡國誌五篇，百官誌五篇，輿服製二篇，凡三十篇[13]。從內容上看，百官、輿服二誌，是《史記》、《漢書》所沒有的。然輿服誌的撰寫，東漢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創議，百官誌則取資於皇家“故簿”。至於郡國誌，謝承《後漢書》已立為誌目，實由《漢書·地理誌》而來。盡管如此，《續漢書》八誌還是被譽為“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14]。
《續漢書》八誌在撰述思想上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製度的變化。如其《郡國誌》序稱：“《漢書·地理誌》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誌》。”一是注意到東漢以來的變化，二是注意到讀史的需要。其《百官誌》序稱：“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製，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誌》。”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記“置官本末”，而《百官誌》重在記百官“職分”，即職務祿位與責任範圍，說明“表”與“誌”的不同，而後者更詳於官製的變化。其《輿服誌》因是首創，故不獨僅記東漢，而是通記“上古以來”輿服製度的演變，“以觀古今損益之義”。
第二，是強調了以“君威”、“臣儀”、“上下有序”為核心的“順禮”等級秩序。司馬彪認為：“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誌》。”[15]這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東漢末年的曆史中總結出來的。他還認為：“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16]這顯然是適應正在形成的門閥製度的需要，故“順禮”是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的。
第三，是推崇“務從節約”的政治作風。司馬彪批評漢武帝在官製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推崇東漢光武帝的“中興”，說他“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複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17]。他還批評秦始皇、漢武帝的大規模封禪活動，是違背“天道質誠”的，認為：“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18]這是進步的天人觀在社會思想領域的具體表現。
《續漢書》八誌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對曆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合起來了，這反映出當時史家的一個共同的思想趨向。
南朝梁劉昭注範曄《後漢書》，惜其諸誌未成，“乃借舊誌，注以補之”。即借司馬彪《續漢書》八誌，以補範曄《後漢書》之紀傳。唐太宗有《詠司馬彪〈續漢誌〉》詩，其中四句是：“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誌。”[19]這都反映出後人對《續漢書》八誌的評價。
司馬彪還著有《九州春秋》十卷，記東漢末年事；又據《汲塚紀年》，列舉譙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均散亡。司馬彪的史學思想的核心是“教世”。他說：“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20]《續漢書》八誌可以說是很鮮明地表明了他的這個史學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