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三十卷，編年體東漢史，東晉袁宏（328—376年）撰。袁宏，字彥伯，善作詠史詩，以寄其情懷。他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專綜書記”，為人“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21]。
袁宏對西晉陳壽所撰《三國誌》甚推重，他自稱：“餘以暇日常覽《國誌》，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本著這樣的認識，他撰了一篇《三國名臣頌》，借評論三國名臣抒發對於曆史的見解。他認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22]他把君臣關係視為致治的關鍵，而維係君臣關係的核心便是“名教”。這個思想，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一書中。
袁宏與司馬彪的卒年，兩者相距七十年左右。故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種東漢史著述行世。他說到撰《後漢紀》的起因和經過是：“予嚐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袁宏撰集時參考、“綴會”的諸家東漢史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等。其中司馬彪、華嶠二家，《文心雕龍·史傳》、《史通·古今正史》均有好評，似不應斥為“煩穢雜亂”者。至於“前史闕略”、“錯謬同異”，諸史相比，當是可能的。袁宏的撰述興趣在編年而不在紀傳，所以他在參閱前史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起居注、名臣奏、諸郡耆舊先賢傳等文獻，仿荀悅《漢紀》撰集此書。曆時八年，最後以張璠《後漢紀》補東漢末年事，全書乃成。其記事，起於“王莽篡漢”，終於“魏以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正式紀年，起更始元年（23年），終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全書各以八卷記光武事和靈、獻事，篇幅占全書一半以上。內容上的這種輕重詳略處置，反映了作者著意於寫出東漢皇朝的興起和衰亡。
《後漢紀》在編撰方法上除具有編年記事的基本要求外，還有自身的特點，這就是它吸收了傳記體記人的優點，以容納眾多人物的言行。具體說來，就是在記事的同時，把與此事有關的、時間相近的一些人物連帶著寫出，或把一人發生於不同時間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麵貌的言行集中寫出，此即袁宏稱作“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如卷一寫王莽末年的社會動亂和劉秀政治活動的開始，就連帶寫出二十多個與此有關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記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一事，接著便集中寫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幾件大事，說他“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裏稱其至孝”；說他為北海太守時，“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其禮賢如此”。全書皆類此。這是在編年體史書中把記事和寫人結合起來，事因人而豐滿，人依事而益顯。這是袁宏對編年體史書在編撰方法上的發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編撰方法，寫出了眾多人物，目的是借以“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為貫徹“通古今而篤名教”的撰述思想服務。對於前人撰述，袁宏尤其推崇荀悅，說他“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也，大得治功已矣”；但又說他“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故袁宏“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23]。可見《後漢紀》之突出名教思想，正是袁宏主旨所在。袁宏對名教的本質作了這樣的說明：“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製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他進而認為：“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宙宇，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24]這就是說，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關係，這種關係是天地、自然所決定的，是無窮的、不變的，人們都應當恪守這種關係。而名教的根本作用是“以統群生”，故其與治亂盛衰有極大關係[25]。這種作用，一是通過“風化”發揮出來，即“立君之道”要本於“有仁有義”，弘揚“崇長推仁”的“自然之理”，倡導“出乎情性”的“愛敬忠信”之風，從而使人們“服膺名教”[26]。二是要有製度的約束，“王者之興，必先製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27]。這就把名教同風化、禮法結合起來了。但是，恪守名教的人也是有區別的：“稱誠而動，以理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己以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存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眾，故道顯於當年。”[28]袁宏並沒有把名教完全理想化，所謂“利名教者眾”的看法，說明他還是講求實際的。袁宏一生生活在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鬥爭日益積累和發展的年代，他借撰述東漢史來闡發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
《後漢紀》作為編年體東漢史，是一部成功的曆史著作。往前，它追蹤荀悅《漢紀》。《史通·六家》篇說：“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往後，它無愧範曄《後漢書》，故“世言漢中興史者，唯範、袁二家而已”[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