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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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20世紀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曆史學家、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也是上世紀西方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學者和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之一。羅素也被認為與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
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地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
1872年5月18日，羅素生於英國輝格黨貴族世家。其祖父約翰·羅素勳爵在維多利亞時代兩度出任首相，並獲封伯爵爵位。其父安伯力·羅素是一位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因為鼓吹節育而失去國會的議席；與著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穆勒是好友。穆勒也是伯特蘭·羅素的教父。
羅素4歲時失去雙親，由祖母撫養。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麵要求極為嚴格，精神上無所畏懼，敢於蔑視習俗，曾將“不可隨眾行惡”題贈給羅素，這句話成為羅素一生的座右銘。
羅素的童年是孤獨的。祖母沒有讓他上一般貴族子弟上的公學，而是讓他在家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師的教育。羅素在青少年時期先後對數學、曆史和文學感興趣。
11歲時他的哥哥教給他歐氏幾何學，從此數學成為他一生的愛好。他的叔叔零碎地給他講過一些科學知識。他很快發現科學和宗教是有矛盾的，約在17歲時經思考放棄基督教信仰。
那時候，他在祖父的書房裏閱讀了大量的曆史和文學著作，這對他以後的著述有很大影響。
1890年，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數學、哲學和經濟學。他的數學老師懷特海非常賞識他的才能，介
紹他與時任劍橋大學哲學講師的麥克塔戈和後來成為大哲學家的穆爾相識。
羅素於1893年獲得數學學位，而後在第四年轉學哲學，並獲得倫理科學學位。他對選擇以哲學還是經濟學為職業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他撰寫了一篇論述非歐氏幾何學的研究員資格論文，這篇成功的論文使他在三一學院獲得為期6年的研究員資格。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蹤新物理學的發展。
1894年，羅素不顧家人反對，與比他年長5歲的美國姑娘阿露絲·波爾薩斯·史密斯結婚。
婚後第三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裏研究經濟學和政治學，仔細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德國工人運動領袖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等來往，還參加工人的集會。羅素這些活動的成果，表現在1896年出版的《德國的社會民主》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又出版了《論幾何學的基礎》,這是在他研究員資格論文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羅素一生染指女人甚多，感情豐富。羅素在《我的人生追求》一文中說：“有三種簡單然而無比強烈的**左右了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探索和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我尋找愛，首先是因為它使人心醉神迷……我尋找愛，還因為它解除孤獨……我尋找愛，還因為在愛的交融中，……我看到了聖賢和詩人們想象出的天堂的前景。”
1900年7月，羅素在巴黎國際哲學會議上遇到了意大利邏輯學家皮亞諾，在皮亞諾的數學邏輯係統中找到他多年來所尋求的“用於邏輯分析的工具”,從而使他在實現把數學還原為邏輯的技術可能性上打開了眼界。羅素對皮亞諾的技術進行改進，而後轉到分析數學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幾個月裏，他處於智力上的巔峰狀態，靈感有如泉湧，每天都有新的發現和新的收獲。
羅素於該年底完成《數學的原理》(The Principies of Mathematics)的初稿，經過仔細修改於1903年出版，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數學基礎研究發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在這之後，羅素和懷特海合作撰寫《數學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羅素主要負責哲學方麵內容，懷特海主要負責數學方麵內容，他們相互交換草稿，共同訂正。
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為三大卷，分別於1910年、1912年和1913年出版。這部著作是20世紀科學的重大成果，被譽為“人類心靈的最高成就之一”,為羅素贏得了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和榮譽。
在此期間，羅素並沒有忽視哲學的其他方麵。他於1905年在《心靈》雜誌上發表了《論指謂》這一名文，該文確實出自他對邏輯學的研究並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狀詞理論基礎。他於1911年發表的《親知的知識和摹狀的知識》,首次闡明了這兩種知識間的重要區別。
1912年，他在“家庭大學叢書”中出版了《哲學問題》一書，他對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滿意，因為它包含了他的許多基本哲學觀點。
1914年3月，羅素赴美國，在哈佛大學開課，為諾威爾講座作係列講演。他的講演受到了熱烈歡迎，講演稿以《我們關於外間世界的知識》為題於1914年8月出版。該書所采取的是徹底的經驗主義立場，它把羅素置於約翰·洛克、伯克萊、大衛·休謨和約翰·穆勒的繼承者的行列。
隨著一戰的爆發，羅素對哲學的興趣被他對歐洲文明麵臨的巨大威脅之恐懼所壓倒，而作為反戰人士投身到寫作、演說和組織活動中去。
1915年年初，他寫了一本反戰的小冊子《戰爭恐懼之源》,頗有影響。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會重建原則》,該書對婚姻、教育、教會等重大問題提出了與流行看法相左的觀點，引起了英國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自1914年英國參戰到1917年年底，他還一直為反戰活動而奔波。他組織了“拒服兵役委員會”,並因一張傳單而被法院判為有罪，並因此被三一學院解職。
1918年，他因撰寫一篇反戰文章而被判刑入獄，他在獄中完成了《數學哲學導論》,並開始撰寫《心的分析》。
自1916年後，羅素隻有相對短期的大學職業，主要依賴寫作謀生。這是他以後著述多產的部分原因。
1920年5月，羅素以非正式成員身份隨工黨代表團訪問蘇維埃共和國，考察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工作。他對蘇俄政府的統治感到失望，甚至於恐懼。他的看法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一書得到闡述。同年8月，羅素應邀到中國講學。他對古老悠久的中國文化極為敬佩，對中國人的教養和幽默感十分欣賞。在中國時羅素患上嚴重瘧疾，以致日本人謠傳他已病故。1921年羅素回到英國，與多拉·布萊克結婚，生有一男一女。父親的角色使他對教育發生了興趣，和妻子一道創立了一所實驗學校。在羅素看來，這所學校並不成功，而且運轉費用昂貴，使他有必要去美國講學以籌集錢款。1932年，他與多拉離婚，不再參與學校事務，多拉則自己獨自經營，直到1943年。
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羅素撰寫了大量有關俄國、中國、相對論、曆史、教育、性道德、國際關係、宗教和未來社會的著作，其中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論教育，尤其是幼兒的教育》(1926)、《物的分析》
(1927)、《哲學大綱》(1927)、《懷疑論文集》(1928)、《道德與婚姻》(1929)、《教育與社會秩序》(1932)、《自由和組織》(1934)、《宗教和科學》(1935)、《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1938)。
盡管這些活動的許多部分是為了掙錢維持生計，但羅素仍然是各種政治活動孜孜不倦的支持者。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於厭倦這種生活和需要支撐兩個家庭(他於1936年再次結婚，次年得子),他希望重歸大學生活。但這並不容易，因為大學職位稀缺，而羅素又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1938年，他在牛津大學演講，而後又在芝加哥大學和洛杉磯州大學獲得訪問職位，最後紐約市立學院給他提供了一個永久職位。此時二戰爆發，他被困在了美國。
由於羅素對墮胎、離婚和同性戀問題看法“不夠正統”,這個聘任引起了紐約天主教社團的反對，在一場著名的訴訟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學仍然堅持原來的邀請，讓羅素去作詹姆斯講座的演講，為期一年。演講稿於1940年以《意義和真理的探究》為書名出版。
由於保守勢力猖獗，羅素的其他講學和旅行計劃紛紛告吹，各家報紙也不敢向他約稿，這使羅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維持生計的手段，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時，費城的百萬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羅素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邀請羅素在費城的巴恩斯藝術基金會講授西方哲學史(為期5年)。盡管巴恩斯於1942年解雇了羅素，但他永遠解決了羅素的財務問題，因為羅素得到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違約金，而他的演講則成為使他獲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哲學史》(1945)的基礎。這部作品是他後期國際聲譽的主要來源之一，而其版稅則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1944年，羅素回到英國，並接受了三一學院的聘請，在那裏完成了最後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人類的知識》(1948)。他的返回不僅標誌著他與三一學院關係的改善，而且標誌著他與英國行政機關關係的改善。1949他被選為英國科學院榮譽院士，1950年英王喬治六世向他頒發“功績勳章”,這是英國的最高榮譽。
1950年，羅素應邀去澳大利亞作巡回演講，他除了在各地演講，還在電視台發表演說、到大學開設課程，並給報紙撰稿。他的演講稿後來編成《變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書。接著，他應邀到美國講授哲學。在去普林斯頓大學作演講的途中，傳來諾貝爾獎金委員會向他頒發文學獎的消息(獲獎作品為《婚姻與道德》),發獎的原因是羅素的“哲學作品對人類道德文化做出了貢獻”。羅素飛抵瑞典受獎，發表獲獎演說《政治上的重要願望》,他借這個重要講壇呼籲世界和平。約在同期，他與第四任妻子結婚。
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
斯大林逝世後，羅素對蘇聯政府的態度趨於緩和，而核戰爭的威脅開始支配他的思想。他晚年最為關心的就是在這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類的前途。在20世紀50年代，他廣泛撰寫有關戰爭危險的文字，並越來越感到需要行動。他於1955年爭取到愛因斯坦的支持(愛因斯坦在同意信寄達前不久逝世),發表了著名的《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或稱《愛因斯坦—羅素宣言》)。他還向各國著名科學家征集簽名，召開了一次世界性會議，商討采取什麽實際步驟來應對由原子武器出現麵臨的危機。由於簽名的著名科學家很多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該宣言造成了很大影響。其後，該會議逐步演變為著名的《維也納宣言》。
羅素於1958年為促進核裁軍活動，而後創立非暴力反抗運動百人委員會。1961年，他因煽動非暴力反抗運動再次入獄。對羅素來說，20世紀60年代是政治上忙亂的年代，他對許多事業給予支持，反對越南戰爭，並與讓·保羅·薩特一並成立了羅素—薩特特別法庭。1964年，他建立了“羅素和平基金會",為籌集基金而拍賣了他的部分文獻檔案。他於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他的最後政治聲明是有關中東的，譴責以色列襲擊埃及和巴勒斯坦難民營。這個聲明寫於他逝世(1970年2月2日)前兩天，這說明羅素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為世界和平事業和人類的前途操勞。
個人成就
政治方麵。羅素有時堅持說，他的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毫無聯係，但他的傳記作家艾倫·伍德認為這不是真的。伍德認為，羅素的哲學觀點和其他方麵的觀點之間存在著極為明顯的聯係。如羅素在哲學上傾注的全部心血就在於試圖擯棄先驗的觀念而注重經驗性，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這個傾向。正因為羅素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所依據的是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不是先驗的原則，因而他的政治見解具有經驗性和現實性，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變化。
羅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反對一切反抗行為所懷有的那種天生的激進態度和同誌感情，卻使他對社會主義者反抗貧困的鬥爭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義並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而是具有濃厚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羅素堅持個人的基本自由不應受到侵犯。他認為，實踐中的個人學說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個人除了經過應有的法律程序以外，不應接受處罰；另一方麵，應當有一個範圍，在這中間個人的活動不受政府控製。這個範圍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通常還包括經濟上的經營自由。羅素承認這些自由是有限製的，即便是非常重要的表達意見的自由也以不危及國家安全為先決條件。至於經濟上的經營自由，羅素是在一定範圍內讚成的，他反對經濟權力的集中——不管是集中在國家手裏(斯大林模式),還是集中在卡特爾手裏(帝國主義);同時，他希望對私人財產的所有和使用實行嚴格的限製。他不是不同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自己的成果這一原則，但他認為繼承財產是沒有道理的，甚至在不依賴繼承的財產這種罕見的情況下，他也反對大企業的私人所有製和土地的私人所有製。
正是由於羅素的主張對自由的限製，他甚至把自己說成是社會主義者。他早期的兩部嚴肅的政治理論著作是分別於1916年和1918年出版的《社會重建原則》和《自由之路》。在這些書中，羅素提倡一種基爾特社會主義，這種體係有一個要求，即工人管理工業，而不是由政府管理。羅素認為，國家權力是一種勢在必行的惡，應該被限製，他還把“國家權力過大”看作“現代世界不幸的根源”。《社會重建原則》是羅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和平而撰寫的政治理論著作。他在該書中企圖創立一種政治哲學，以提供一種比較好的政治模型。在《自由之路》中，羅素則綱要式地論述了他所主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製度。他相信“這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建議，而且是一種能得到自由的製度，但又沒有在完全無政府主義政體下所最可怕的經常訴諸暴力的現象”。《自由之路》中對無政府主義等方麵的描述確有其獨到之處，至今仍然值得一讀。
女權方麵。一戰後，羅素日漸表現出對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極大興趣。盡管他論述性關係和女性解放的著作隻占他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恰恰就是這些著作比他的其他所有著作都更強烈地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並且產生了更直接的影響。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改變了整個新的一代人對性道德的看法，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一度被視為一場狂熱者卷起的旋風的女權主義運動這一事業大功告成，成為國家法律和人人接受的行為準則的一部分。
羅素認為清教徒對待性的態度是人類不幸的根源。他在1929年出版的《道德與婚姻》一書中，倡導試婚和離婚從簡，對婚外性行為和同性戀現象持一種寬容的態度。這很快招致宗教界人士的激烈反對，而且於1940年年初受到法庭審判，他被禁止入紐約市立學院任教。然而，戲劇性的是，羅素於1950年因該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哲學方麵。羅素最早對數學產生興趣，然後才逐漸轉向哲學方麵，因此他在數學方麵也有很多重要的建樹。在數理邏輯方麵，羅素提出了羅素悖論。羅素在1900年便認識到，數學是邏輯學的一部分。1910年，他和他的老師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一起發表了三卷本的《數學原理》,在其中對這一概念做了初步的係統整理。
哲學上羅素最大的貢獻是和G·E·摩爾一起創立了分析哲學，此外他還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哲學和哲學史方麵做出過貢獻。在劍橋大學時，羅素信奉唯心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但是在1898年，在摩爾的影響下羅素放棄了唯心主義，轉而研究實在論，並很快成為“新實在論”的倡導者。羅素此後始終強調現代邏輯學和科學的重要性，批判唯心論。
羅素的分析哲學由此誕生：通過將哲學問題轉化為邏輯符號，哲學家們就能夠更容易地推導出結果，而不會被不夠嚴謹的語言所誤導。羅素認為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隻是在於其研究的方向(哲學研究更廣泛的內容),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應該是相同的。哲學和數學一樣，通過應用邏輯學的方法就可以獲得確定的答案，而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發現一種能夠解釋世界本質的一種理想的邏輯語言。
曆史方麵。絕大多數分析哲學家缺乏曆史感，忽視曆史問題和曆史研究，而羅素卻對曆史和曆史理論終生嗜之不倦。他寫過幾十篇曆史論文和三部曆史專著，這三部是：《自由和組織》《1902-1914年協約國政策》和《西方哲學史》。其中，《西方哲學史》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哲學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學史及其與從古代到現代的政治社會情況的聯係》,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圖從曆史的角度來觀察哲學思想和發展，其引人入勝的原因在於作者的曆史眼光不亞於作者的哲學見解。該書出版後很快成為西方出版界的暢銷書，確立了羅素作為一位曆史學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正是被這本書的獨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學道路。
羅素認為，我們不能忽視曆史知識的價值和意義，其原因在於曆史學能“開闊我們的想象世界，是我們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成為一個大的宇宙公民，而不僅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它以這種方式，不僅有助於知識，而且有助於智慧”。哲學不僅追求知識，而且追求智慧。曆史在這個根本點上與哲學是相通的。
羅素的曆史哲學或他對曆史的解說，既不是思辨的曆史哲學，也不是分析的曆史哲學。一方麵，他並不鑿空立論，想要為曆史構造出一套思辨體係來；另一方麵，他並不對曆史命題進行邏輯或語言分析，也從不討論曆史認識的性質、可能性和客觀有效性等問題。曆史對於他隻是樸素的事實，他經過對這些事實進行反思後，得出自己的理論和理解。像心理分析學家解釋夢一樣，羅素對曆史學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錯綜複雜的曆史現象，用人心之中最深邃的欲望作為一把鑰匙來解開。因此，他對曆史的理解，是根據他對人性的理解的一種看法，基本上是常識性的看法。他認為，人類曆史是不斷前進的，由專製而民主、由愚昧而啟蒙、由殘暴而寬容、由迷信而科學，他的這個基調乃是得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從某種思想體係或邏輯分析推導出來的結論。因此，羅素的曆史哲學被悉尼·胡克稱作是“反思的曆史哲學”。
多元的人性論是羅素曆史觀的核心部分。他認為，研究曆史就是研究人性，即人性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具體表現。而曆史作為一門學科，乃是人性動力學或人性發展史。羅素把人類的天性最後分解為三個不可簡約的組成部分：占有欲(物質財富)、權力欲(統治權力)和創造欲(智力活動)。在其多元論的曆史觀中，羅素特別強調權力欲的作用。在《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中，他認為，“正統經濟學家假設經濟的利己主義可以當作是社會學的基本動機……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人類不單純是受著物質享受的欲望的驅使的，往往“他們所要追求的是權力，並不是財富”,這時“他們的基本動機不是經濟的”。因此羅素自稱：“我所關心的是要證明，社會科學上的基本概念是權力”,而“權力也像能力一樣，有許多形式”,它們“沒有一樣可視為附屬於其他東西，沒有一種形式是導源於其他形式的”。這就是說，權力欲和占有欲一樣是根本性的，我們不能用其中的一個來解釋另一個。所以，曆史不能看成隻是物質財富運動的一個函數。
在羅素看來，曆史生命的內容是如此之豐富，乃至不可能被納入到任何一個人理論框架內。人生的各種因素，如飲食、男女、貪婪、追逐享樂、權力鬥爭、虛榮心、創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所以就都是人的行為的動因，從而也就是曆史的動因。他無異於並且認為也不應該把這些都歸納為一個一元的理論結構。
經濟方麵。在《悠閑頌》(1935)中，羅素比凱恩斯先行一步，向那些總是一味讚揚節儉、反對消費的傳統經濟學家挑戰。他寫道：“隻要一個人把他的收入用於消費，那麽他也就是把麵包送到別人嘴裏。……從這個觀點來看，真正的惡棍乃是節儉的人。”他認為“節儉這可惡的罪行”,是能夠導致失業的。羅素說，如果節儉者使用手裏的錢，哪怕是用於飲酒、賭博或者拿來請客招待朋友，那都是極好的事。那些經濟學教授們，把羅素的這一觀點輕率地說成是一位偏離本行的哲學家所犯的可笑錯誤，對之根本不予理睬。而自凱恩斯的《利息、就業和貨幣通論》(1936)發表後，這個觀點已經成為眾所公認的經濟學說的一部分。
倫理與愛方麵。美好人生中，愛和知識是必需的。在某種程度上愛更為重要。愛將激勵我們去尋求知識，從而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我們所愛的人獲益。
如果沒有知識，我們可能相信道聽途說，好心做了壞事。
最完美的愛是歡喜和美好願望不可分割的統一。沒有美好願望的歡喜可能是殘酷的和自私的；而沒有歡喜的美好願望又可能會是冷漠和高傲的。
愛能使人的欲望變得協調，而非衝突。兩個相愛的人可以成敗與共，而相恨的人，一方的失敗則是另一方的成功。
欲望方麵。蟒蛇吃飽之後就會開始睡眠，除非到了需要另外一餐之後，決不會醒來。而人則不一樣，人吃飽之後，絕不會就此滿足，反而更為欲望叢生。人的欲望有四種：貪婪、競爭、虛榮、權力。
貪婪是一種巨大的動機，希望有盡可能多的財富或財富的控製權。無論你擁有多少，你總是希望得到更多，永遠不會滿足。如果說貪婪是渴求比原有的多得多，而競爭則是比別人的多得多。如果競爭比貪婪更為強烈，得不到有效的控製與管理，那麽這個世界將成為最不幸的地方。
虛榮是一種有巨大潛力的動機，它是人們內心深處一種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現形式多樣。虛榮帶來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自我不斷膨脹。
權力欲近似於虛榮，但有所不同。滿足虛榮心的是榮譽。擁有榮譽卻不擁有權力較之擁有權力而不擁有榮譽是件容易的事。擁有權力的人可以管製僅有榮譽的人，而僅有榮譽的人卻不能管製有權力的人。所以對於有野心的人，權力欲更為強烈。在權力欲的驅使下，人更熱衷於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樂。擁有權力的人在對別人說“不”的過程中比同意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正因如此，權力欲成為一種危險的動機。
金錢崇拜指的是一種信仰，即認為一切價值都要用金錢來衡量，金錢是人成功與否的唯一尺度。這種錯誤的成功理念引導人們殘害了自己的本性，降低了人生的快樂，增加了緊張的感受，使整個社會變得消極、厭倦、缺乏幻想，使人心中一切偉大的願望陷於沉寂。
由於懼怕失去金錢，從而使人有了更多的憂慮和煩惱，使人把獲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盡。
人物影響
在現代西方哲學界、邏輯學界以及社會政治領域內，羅素都享有崇高的聲譽。
在學術領域，他不僅是風靡20世紀的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而且是對數學邏輯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邏輯學家，他在政治領域所從事的大量活動，在國際舞台上有很大影響。
作為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羅素對分析哲學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他所提出的觀點上，而且表現在他對分析哲學的其他兩位創始人穆爾和維特根斯坦、對邏輯實證主義主要代表人物卡爾納普、對邏輯實用主義的主要代表硼因等人，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作為一位邏輯學家，羅素甚至被看作是亞裏士多德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學家。他在數學邏輯方麵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他和懷特海合作的《數學原理》一書已被公認為現代數理邏輯這門科學的奠基石。他所提出的“羅素悖論”刺激和推動了20世紀邏輯學的發展，他的類型理論為解決這個悖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所主張的邏輯主義——即認為可以用邏輯概念來定義數學的核心概念，也對數學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
作為一位社會活動家和社會思想家，羅素數十年如一日地致力於教育，倫理、婚姻、社會改革、曆史、政治的探討以及女權主義運動與和平運動。他的探討和活動改變了人們對生活的態度，使無數人走進哲學，他的知識成果在全世界開花，燦爛奪目。
羅素被人們稱為世紀的智者。凡是心靈觀照整個世界的人，在某種意義上就和世界一樣偉大。他擺脫了被環境奴役的人所具有的恐懼後，便體驗到一種深沉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