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名言
成功與不成功之間有時距離很短，隻要後者再向前幾步。
亞當·斯密(1723—1790)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1723年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的寇克卡迪。亞當·斯密的父親也叫亞當·斯密，是律師，也是蘇格蘭的軍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關監督，在亞當·斯密出生前幾個月去世；母親瑪格麗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兒，亞當·斯密一生與母親相依為命，終身未娶。
亞當·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絲毫不受外物幹擾；有時也因此發生糗事，例如：亞當·斯密擔任海關專員時，有一次因獨自出神將自己公文上的簽名不自覺寫成前一個簽名者的名字。亞當·斯密在陌生環境發表文章或演說時，剛開始會因害羞頻頻口吃，一旦熟悉後便恢複辯才無礙的氣勢，侃侃而談；而且亞當·斯密對喜愛的學問研究起來相當專注、熱情，甚至廢寢忘食。
人物生平
1723年至1740年間，亞當·斯密在家鄉蘇格蘭求學，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時期亞當·斯密完成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和倫理學等課程；1740年至1746年間，赴牛津學院(The Oxford Academy)求學，但在牛津並未獲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獲是大量閱讀許多格拉斯哥大學缺乏的書籍。1750年後，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不僅擔任過邏輯學和道德哲學教授，還兼負責學校行政事務，一直到1764年離開為止；這時期，亞當·斯密於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獲得學術界的極高評價。而後於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1773年，《國富論》已基本完成，但亞當·斯密多花3年時間潤色此書，1776年3月此書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因此世人尊稱亞當·斯密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1778年至1790年間，亞當·斯密與母親和阿姨在愛丁堡定居，1787年被選為格拉斯哥大學榮譽校長，也被任命為蘇格蘭的海關和鹽稅專員。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任命儀式，因亞當·斯密之母於1784年5月去世，所以遲遲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擔任校長職位至1789年。亞當·斯密在去世前將自己的手稿全數銷毀，於1790年7月17日與世長辭，享年67歲。亞當·斯密並不是經濟學說的最早開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許多也並非新穎獨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麵係統的經濟學說，為該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完全可以說，《國富論》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
但是如果自由競爭受到阻礙，那隻“無形的手”就不會把工作做得恰到好處。因而亞當·斯密相信自由貿易，為堅決反對高關稅而申辯。事實上他堅決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的幹涉，他聲言這樣的幹涉幾乎總要降低經濟效率，最終使公眾付出較高的代價。亞當·斯密雖然沒有發明“放任政策”這個術語，但是他為建立這個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認為亞當·斯密隻不過是一位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經常反複用最強烈的言辭痛斥壟斷商的活動，堅決要求將其消滅。亞當·斯密對現實的商業活動的認識也並非天真幼稚。《國富論》中記有這樣一個典型觀察：“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製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體係結構嚴密、論證有力，使經濟思想學派在幾十年內就被拋棄了。實際上，亞當·斯密把他們所有的優點都吸入了自己的體係，同時也係統地披露了他們的缺點。亞當·斯密的接班人，包括像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的體係進行了精心的充實和修正(沒有改變基本綱要),今天被稱為經典經濟學體係。雖然現代經濟學說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這些大體說來是經典經濟學的自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甚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學說)都可以看作是經典經濟學說的繼續。
著作背景
1723年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當時的英國可以說是歐洲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是世界貿易的中心國，還是領先其他國家的工業國。18世紀前期，歐陸的法國和德國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庭工業，或獨立手工業的階段，仍然以這種方式來支配生產。但英國卻不然，已經步入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所謂工場手工業已在國內各大都市築下根基。
中世紀的家庭工業或獨立手工業，工人是分散在各家各戶，個人在全體作業過程中不過是一個孤立的勞動者。工廠製手工業卻是許多的工人在一個工廠勞動，在一個資本家的指揮命令下，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分工的作業。一直到1760年以後發生了產業革命，使用機械的大工業出現為止，在產業革命前，英國全國各地所實行的，仍然是這種資本主義前期的工廠製手工業。
這位舉世聞名的古典派經濟學的巨匠亞當·斯密，生在工廠製手工業和機械製大工業的過渡時期。他的功績就是把當時零星片段的經濟學學說，經過有體係的整理，使之成為一門分門別類獨立於哲學的大學問。
在斯密死後不久，他遺留的手稿幾乎全都銷毀了。在他生前最後一年裏，他似乎計劃撰寫兩篇主要的論文：一篇是有關法律的理論和曆史，一篇則是和藝術與科學有關。在他死後才出版的《哲學論文集》所收錄的可能是後一篇論文的部分。
《國富論》一書是斯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對於經濟學領域的創立有極大貢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世界，這本書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國富論》一書成為針對重商主義(認為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論)最經典的反駁，在這本書於1776年出版後，英國和美國都出現了許多要求自由貿易的聲浪。這些聲浪還認為當時經濟的艱難和貧窮是因為美
國獨立戰爭所造成的。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被說服相信了自由貿易的優點，英國政府和議會依然繼續維持重商主義多年。
《國富論》一書也否定了重農主義學派對於土地的重視，相反，斯密認為勞動才是最重要的，而勞動分工將能大大提升生產效率。《國富論》一書非常成功，事實上還導致許多早期學派的理論被拋棄，而後來的經濟學家如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則專注於將斯密的理論整合為現在所稱的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由此衍生)。馬爾薩斯將斯密的理論進一步延伸至人口過剩上，而李嘉圖則提出了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工資連勉強糊口的層次都無法達成。斯密假設工資的增長會伴隨著生產的增長，這個觀點在今天看來則較為準確。
《國富論》一書的重點之一便是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表麵看似混亂而毫無拘束，實際上卻是由一雙被稱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無形之手)所指引，將會引導市場生產出正確的產品數量和種類。舉例來說，如果產品發生短缺，產品的價格便會高漲，生產這種產品所能得到的利潤便會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產，最後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許多產品進入了市場，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將會增加，供給的增加會將產品的價格降低至接近產品的生產成本。即使產品的利潤接近於零，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利潤刺激也不會消失，因為產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產者的薪水在內。如果價格降低至零利潤後仍繼續下跌，生產者將會脫離市場；如果價格高於零利潤，生產者將會進入市場。斯密認為人的動機都是自私而貪婪的，自由市場的競爭將能利用這樣的人性來降低價格，進而造福整個社會，而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仍具有利潤的刺激。不過，斯密也對商人保持戒心，並且反對壟斷的形成。
主要理論
亞當·斯密認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異，那是起因於人類獨有的交換與易貨傾向。交換及易貨係屬私利行為，其利益決定於分工，假定個人樂於專業化及提高生產力，經由剩餘產品之交換行為，促使個人增加財富，此等過程將擴大社會生產，促進社會繁榮，並達成私利與公益的調和。
他列舉製針業來說明：“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麽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20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製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製造不出來。”
分工促進勞動生產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需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隻有在分工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
貨幣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貨幣是為了購買其他物品。當物物交換發展到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後，商品的價值就用貨幣來衡量。這時，便產生了貨幣的另一功能——價值尺度。亞當·斯密也談到貨幣的儲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別強調貨幣的流通功能。
提及價值問題，亞當·斯密指出，價值涵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前者表示特定財貨之效用，後者表示擁有此一財貨對另一財貨的購買力。進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價值之財貨，往往不具交換價值，水及鑽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過水與鑽石價值之比較是百年之後邊際效用學派才圓滿解決此一問題。
亞當·斯密的分配論，是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決定理論。
亞當·斯密指出，盡管雇主擁有抑低工資的力量，工資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勞動者必須能夠維持基本生活，假定社會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資基準提高，工資將高於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國國富、資本或所得增加，將促使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則促進人口增加。
資本利潤之高低如同勞動工資，決定於社會財富之增減，資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資上漲，卻使利潤為之下降。亞當·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資同一事業，因為彼此相互競爭，自然致使利潤率降低。
地租係指對土地使用所支付的價格。亞當·斯密認為，地租高低與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場遠近有關。
資本累積是大量進行分工必備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擴張與生產效率的提高跟資本的總額成正比。資本的累積必須在分工之前進行，因為分工需要使用許多特殊的設備與機械料，都需要以資本來購取。分工愈細，工具的需要愈多，資本愈顯得重要。透過分工過程，可增加勞動生產量，提高國民所得，增強國民儲蓄意願與能力。
道德情操論
在亞當·斯密生活的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一短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斷克製私利的能力。因此，亞當·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主要是追逐利潤的資本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中控製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確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係，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
《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不僅是亞當·斯密進行交替創作、修訂再版的兩部著作，而且是其整個寫作計劃和學術思想體係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道德情操論》所闡述的主要是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經濟發展問題，從現在的觀點看來，這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前者屬於倫理學，後者屬於經濟學。亞當·斯密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論述的思想的繼續發揮。《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範圍的寬窄、細目的製定和著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製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於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於競爭機製；但對自利行為的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把“同情”作為判斷的核心，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牛津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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