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名言
堅持意誌偉大的事業需要始終不渝的精神。
英國是世界最早興辦高等教育的國家之一。就傳統高教而言，英國直到目前在人文、自然、曆史乃至哲學等方麵都處於不可動搖的領先地位，各名牌大學更以其優良的學術風氣而享有人才薈萃之名。與別國不同之處是，在英國沒有一所國立大學，所有的大學雖然依靠國家撥款，卻均為私立，各自均由自己的委員會管理。這些私立高等學校的委員會則是由巨商、政客、學者以及其他社會名流以私人身份參加而組成的。而一般來講，牛津大學與之比較吻合。
長期以來，英國政府強調傳統的教育思想和貴族的等級觀念。他們堅持英國資產階級思想家洛克在《教育漫話》(1693年)和紐曼在《大學的理想》(1873年)中提出的教育思想，主張把公學、文法中學及牛津、劍橋大學辦成培養貴族子弟的學校。學校教學內容的先後順序為德、行、智慧、禮儀和學問，使學生具有紳士風度及管理與控製團體的能力，以便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務活動家、政治家或在教會、司法、外交和軍界任要職的人。至於他們有無專門知識及將來從事什麽職業或貿易活動，則是次要的。
英國政府十分重視貴族學校。18世紀最後25年，英國政府的47名大臣中至少有38人曾資助過伊頓公學和威斯特敏斯特公學。貴族學校的師資力量和辦學條件優於現代中學。據20世紀50年代統計，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在各類學校教師中的比例：公學或文法中學占80%,現代中學占17%,技術中學隻占5%。貴族學校教師的工資平均水平高於普通學校，甚至相差一倍以上。貴族學校實行每班12～20人的小班上課，輔導細致，教學質量高，保證絕大多數學生可考入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現代中學則實行30～50人的大班上課，教學效果差。20世紀50年代，英國全國中學畢業生
中平均每年有1.7萬人不會讀第四年級的課本。
貴族學校的學費昂貴。據1958年統計，英國政府直接撥款的173所文法中學中，一至五年級學生每年人均學費為70英鎊，六年級學生的學費大約110英鎊，最高達300～400英鎊，相當於一位醫生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一位教師年收入的二分之一或一位非熟練工人全年的收入。牛津、劍橋大學的學費每年為500～550英鎊，倫敦大學為425～475英鎊，其他大學為380440英鎊。勝於雄辯的事實迫使英國公學的辯護者諾斯承認：“教師、醫生、牧師、律師、地方銀行管理人員和許多其他從事知識分子職業的人，都已經開始感到他們沒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弟進這些學校。”資產階級上層和社會上層人物都堅持把自己的子弟送進貴族學校，不願意讓他們的子弟與勞動人民子弟混在一個學校裏。
從曆史上看，英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對教育事業的影響極大。16世紀英國國王亨利八世進行宗教改革，通過議會立法確定英格蘭聖公會為英國國教，英王為教會最高首腦而不受製於教皇。英國首相大多是聖公會信徒。據英國學者湯姆森統計，從沃爾波爾至撒切爾夫人的49名首相中，其宗教信仰為聖公會者37人，長老派和新教徒10人，“唯一神”教派2人。這就決定了英國國教在教育係統中的統治地位。盡管英國1870年教育法規定實行普通學校與宗教分離、公私學校與教會學校並存的原則，但是英國國教對公學、文法中學和大學的控製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葉。除了神學院和教會學校外，宗教對普通學校的影響仍然很大，宗教課仍是普通學校的必讀課。在20世紀60年代，英國賓格萊技術中學的教學大綱規定，必修的宗教課占教學總學時的5%。
長期以來，英國的政界和上流社會一致認為牧師是文法學校和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1841年政府任命的第一批視導員就有約翰·阿倫牧師，倫敦大學英王學院牧師休·特魯門希厄為終身視導員，作為牛津、劍橋大學校長助理的學監職務長期由單身牧師擔任。甚至有許多學校堅持大學學位隻授予聖公會教徒的教條，用《聖經》教育青少年，用宗教教條來規範人們的思想行為，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
牛津大學的中國研究會會長、聖安東尼學院院長馬瑞克古丁認為：對大學來說，悠長的曆史彌足珍貴。正麵的效應是大家都知道牛津大學成立多年來培育出了許多傑出人才。不單是英國人，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曾經在牛津受教育，這些都提高了大學的形象，使它成為非常著名的地方。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們都認識牛津大學，他們可能不會是很深入地了解它的運作、它的結構等，但他們知道這是一所優秀的學府，就像哈佛大學一樣，那是一所十分優秀的大學。而負麵的影響則是牛津大學過去800多年的傳統習俗，有時候看來是有點古老，甚至可以稱它為“保守”。
曾任英國財政研究所所長的凱教授稱，曆史悠久的牛津已顯得無力同現代世界抗衡。他呼籲牛津進行改革，因為牛津大學在英國大學排行榜
上時常調離第一名的位置。在國際競爭方麵，作為一名前牛津大學的指導教師，他也擔心牛津大學和美國著名大學的差距將“越拉越大”。
就是說，作為一所古老的高校，與此相適應，牛津大學也有保守、獨尊、墨守成規的問題。1963年，英國《金融時報》社長、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羅賓斯提出了一份對英國高教製度影響巨大的《羅賓斯報告》。
《羅賓斯報告》是對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英國高等教育發展所做的預測和規劃。報告係統闡述了關於高等教育的目標和原則、1962年英國高等教育現狀、英國高等教育和其他國家相比較的情況、對今後高等教育發展的預測與設想、經費問題、管理機製和各部門的職責等一係列英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麵臨的重大的問題。此後近50年間，英國高等教育從辦學方針、製度設計、發展策略，到經費投入機製、管理運行機製以及大學的設置、規模、監控、評價等各個方麵均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可以認為，《羅賓斯報告》是英國高等教育從傳統模式走向現代模式、從精英型走向大眾型的轉軌宣言書。
從高等教育製度趨於民主化，由貴族教育向平民教育轉型來看，《羅賓斯報告》開宗明義地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標是改變培養傳教士、法官、律師和醫生的傳統，為人們提供在社會生活競爭中需要的技術和才能服務；國家辦學的方針首先是使那些有能力、有條件、有願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獲得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牛津大學曆來推行精英式教育，也培養了一代代帝王將相和著名學者。可以說，作為世界著名學府之一，牛津大學有著非常突出的精英和貴族形象。
甚至進入新世紀前後，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還拒絕了一位名叫勞拉·斯彭斯的高中生的入學申請。斯彭斯在一所公立學校就讀，很有天分，各方麵表現都很突出。這樣的一名優等生竟然未被牛津大學錄取，招致布萊爾政府內閣成員的猛烈抨擊。他們對牛津大學在錄取體製上實行“以出身論英雄”的階級論口誅筆伐，教育大臣戈登·布朗甚至警告說，如果牛津仍奉行唯學生成分論的陳年老調，英國勢必會在經濟上落後於世界。
不過，牛津大學也發生了由貴族教育向平民教育方麵循序漸進的變化。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演講中說：大學從來就沒有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分離過。大學總是服務於社會，或尋求服務於社會的機會。社會塑造了大學，大學也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今天，英國的高等教育開始走向平民階層，教育製度也告別傳統深厚的貴族模式，其中，不同性別、階層、種族的學生以及成人學生、非全日製學生、殘疾學生進入大學校園，就是最好的證明。
從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張、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來看，剛剛連任英國首相時，布萊爾就表示，將繼續把發展教育作為這一任期內的工作重點之一，並提出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10年內讓英國50%的18～30歲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不過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首先資金保障就是一個問題。跟美國許多高等院校不同的是，政府撥款是英國高校的主要資金來源，特別是一些老牌名校，由於看重“名譽”,麵對私人捐款往往表現得相當“清高”。在英國，高等教育體製的特點是，在國家控製與高校自主之間有一個強有力的中間層級——由大學撥款委員會、學位授予委員會、考試委員會等機構組成。這個層級具有雙重性質和功能，一方麵它體現著國家的高等教育職能，另一方麵它又是大學自治權力的維護者，它協調著國家幹預與大學自治之間的關係，協調著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的關係。
在英國大學的內部建製中，既保持有曆史遺留的痕跡，又參照有現代高科學教育發展的典型範例，呈現出多元化的建製格局。據對英國45所綜合性大學的分析來看，近90%的大學均設有學院，即便沒有設學院的大學，也有類似學院的組織。如基爾大學就是將學校所轄的26個係按學科類型分為人文科學部、社會科學部及自然科學部。
在已有學院建製的大學中，按照學院的性質與功能可粗略地分為四種類型，即以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為代表的“牛橋”模式，以愛丁堡大學為代表的愛丁堡模式，以倫敦大學為代表的倫敦模式，以及以東安吉利亞大學為代表的東安吉利亞模式。
在“牛橋”模式中，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是世界上具有最高聲望的兩所綜合性大學，兩校對英國教育、整個英國社會乃至世界教育的發展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他們為英國學術界及上層社會造就了大批人才。兩校在教學方法上實行傳統的導師製，同時輔以各類講座、圖書館閱讀、實驗室作業等方式。每個導師指導6～12名學生，每周指導一次。大學生在本科三年的學習中隻參加兩次考試：首次在第一學年結束
時，第二次在第三學年結束時。考試極為嚴格，隻有兩次考試均及格者方可獲得學士學位。“牛橋”學院製模式，不論其教師、行政人員或學生，原則上都有雙重身份，一個屬於“大家”的大學，一個屬於“自己”的學院，學院就是師生的家。當然，作為傳統的貴族學府，牛津、劍橋曆經變革，學院的高門圍牆也開始向社會敞開。
從高等教育係統日趨開放，形成鮮明的國際化特征來看，英國作為世界上高等教育發達國家，加上擁有英語這一世界通用語言的獨特優勢，所以一直是世界上4個主要接受外國留學生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羅賓斯原則”不僅促使英國高等教育係統向本國青年敞開大門，而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歐洲大陸、非洲和亞洲的青年學生。英國政府為提高競爭實力而重視延攬海外人才的政策，英國大學靠濃厚曆史傳統建立起來的標準以及良好的質量聲譽，對海外學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為英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提供了基礎。
牛津大學與世界各地的大學保持著高水平的交流，其中包括來自世界各地100多個國家的3000多名海外學生。這裏大部分研究者，都與其海外同行保持有非正式的聯係。牛津擁有專門研究歐洲、日本、中國等的研究中心。牛津大學一方麵吸引各國、各地的學者和學生，另一方麵又與所在地區的發展互相融合，成為與當地居民、企業混合的城鎮。牛津大學眾多校友和朋友的慷慨相助，也賦予大學以信心，使其對未來作出科學的規劃。
同時，為招收更多的留學生，牛津大學設立了國際事務辦公室，協助校方招收外國留學生。學校為擴大宣傳效果，或委托英國文化委員會到海外開展留學生教育谘詢服務，或直接派人到國外特別是亞洲國家舉辦教育展覽，這些舉措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曾表示，牛津一流大學的理念體現在三個領域：一是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學術研究設施、基礎建設和教學基礎設施非常發達；二是雄厚的師資力量；三是好的人文環境，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教授將才華和能力注入牛津大學。牛津大學開始改封閉習慣而逐步向社會開放。近年來，牛津大學發展辦公室推出了《牛津大學發展計劃》,這是一項麵向國際社會吸收捐款的計劃，吸收來的資金將用於教學、科研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麵，這也是牛津大學開放姿態的一種表現。是的，牛津大學畢竟是近現代世界學術發源的聖城，對那些雄心萬丈的學子來說，牛津大學的魅力永遠都是其他大學難以媲美的。
牛津小百科
牛津大學早在1214年之前，就舉行過非正式的講座，是一種經院哲學家們的教學活動。這些活動的舉辦主要是依賴當地的修道院學校。奧古斯丁教、本篤會、多米尼加教、方濟各會、西妥教團、加爾默羅會，中世紀的所有重要教會在牛津大學都有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