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高水平的探索和論戰。
在發生了緊急突發事件之後，在處理的過程中，隻要有了一點兒效果，就趕緊向上級匯報，這是地方官員一貫的做法，博士書記也不例外。事態已得到控製，群眾的情緒已經平穩，大部分錢已追回的報告剛傳到省委，省委書記淩峰同誌的批示立即就下來了，但批示得卻意味深長，在河海市委簡短得隻有半頁紙的《要情匯報》的右上角畫了一個圈，漫不經心地寫了兩個字“閱知”，而在下半頁空白紙上用蒼勁的隸書體寫了既像是通知，又像是要求的長長的一段話，開頭怪怪的。
柳楓同誌，河海市委的主要負責同誌，並送中紀委的杭維萍、中新社的李一道同誌審閱。
我個人感覺和認為，河海出現的這次集資事件的起源和啼笑皆非的結果不是偶然的，應該有廣闊而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曆史趨勢。建議你們請維萍、李一道同誌參加指導，邀請部分社會賢達，從四個方麵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
一、 目前群眾真實的社會情緒和引導方法。
二、 在當前社會道德普遍滑坡的情況下，黨的基居組織和政權如何應對。
三、 如何改革我們的紀檢工作，讓群眾用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參與到反腐敗鬥爭中。
四、如何監督離開工作崗位的領導幹部的活動，怎麽發揮離退休老幹部的作用。
結果報我。
整個批示連同簽名都是工工整整的隸書，不帶一點兒連筆，沒有勾勾抹抹，似乎是原來打了草稿抄上去的，可以估計到，這是一方封疆大吏長期而嚴肅思考的問題。
這一點，長期在省委書記身邊工作的柳楓早就感覺到了，但不如書記今天提得那麽明確。博士書記也看到了，杭維萍和李一道也表示了深深的讚許。
博士書記畢竟在河海主政一方好幾年了，通過過去的了解和這幾天的觀察，知道了柳楓在河海的人脈和思維的縝密，也隱隱約約地聽到了金劍北在河海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傳奇般的經曆以及說話一語中的和**不羈的風格，看到了杭維萍含而不露的智慧，作為中央權威新聞單位記者的李一道看問題的站位高度和語言的尖刻，同時他也不願意把領導層對敏感社會問題的看法傳得很廣，最後定下了參加探討的幾個人，他、柳楓、杭維萍、李一道和剛離開工作崗位，以小心謹慎、正派、公道著稱的前市委辦公廳主任孫乃夫。
當孫乃夫穿戴整齊走進市委常委辦公樓時，許多幹部都以奇怪的目光看著這位一年多前離崗的人，隻有最貼近領導的辦公廳秘書二處的人笑容滿麵地迎了上來，殷勤地接過他手中的茶杯和公文包，引領他進了位於九樓東頭，日夜有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的人站崗，一般人很難接近，緊挨著書記辦公處的市委書記碰頭會議室，坐在了一個橢圓形豪華會議桌的最末端。
為誰主持會議博士書記和柳楓謙讓了半天，最後還是杭維萍拍板說： “在中國傳統的官員隊伍中，曆來就有官和吏之分，我和柳秘待的機關再大，級別再高，也就是朝廷的軍機行走，上書房幫辦而已，而地方的州縣主政一方，那叫官，何況在你的地盤上，當然是要書記主持了。但是，省委書記淩峰同誌的批示第一個寫的柳楓秘書長，那柳楓同誌就應該當仁不讓地先做一個比較深刻的啟發性發言，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啊。”
這段話說得有條有理，有骨頭有肉，而且有著很深的官場政治含義和帶有拍板的性質，得到了李一道、金劍北、孫乃夫的讚同。博士書記隻得又把省委書記的批示念了一遍，然後請柳楓發言。
柳楓此前接受了維萍大姐說他革命意誌頹廢、不思進取的忠告。她告訴他，在中央的一個會議上，維萍遇到了淩峰同誌，問起了他的情況，省委書記直言不諱地說： “有才華而工作平平，注重個人道德文字修養而關注天下不夠。”省委書記的評價非同小可，他把這兩年在省委的表現過了一遍電影，想起了有一天在辦公室裏閑坐無事，自己在一張宣紙上用毛筆練清筆小楷，寫的是《清歡之味》。
“蘇軾的一首《浣溪沙》，其中有這樣一句話，人間有味是清歡，清歡兩個字，宛如一縷風中的茶香，讓人心情怡然。清歡之味，在於清淡。拋開一切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享受一份清淡的人生，清歡不濃稠，不熱烈，卻有持久的芬芳。清歡之味，在於寧靜。心境的寧靜，是一種幸福。靜坐獨處時，心沉下來，就像月亮沉入水潭一樣，波瀾不驚，這種味道，是一種絢爛之後的寧靜，寧靜得聽得見遠寺的鍾聲、花開的聲音，不管身處何境，不管經曆多少滄桑，要留一份寧靜給自己。清歡之味，在於歡悅。不是寡淡，不是蒼白，不是清心寡欲，而是返璞歸真後的放鬆與歡悅。要時刻提醒自己，要心懷熱愛，讓美麗的事物帶給自己歡悅，讓自己認為美好的事業永遠伴隨。人間有味是清歡，清歡，真好。”
寫完，他臨時有事出去了。據說，那天，省委書記按著自己的老習慣，空閑的時候到秘書們的辦公室串門交流思想，也到了他的辦公室。據他手下的一個處長說，書記在他的那幅字前駐足良久，隻稱讚了他的字，沒說內容。看來領導的看法可能與這篇散文有關。後來他想了想，在日夜繁忙地指揮著一個省改革開放的中心中擔任一定的職務，有這種思想是有點不對勁，確實是革命意誌衰退的表現，所以，他昨天夜裏翻了翻自己的調研與思考的筆記本，理了理思路，開口就高屋建瓴。
“在當前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基層群眾的心理是多種多樣的，據我觀察和調查，逆反現象應該占第一位，可以比較形象地描述成這個樣子，在許多群眾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上是這樣的表現：當我不能自主或獨立地做決定時，我會感到沮喪；當我的自由選擇權受到限製時，我會惱怒；把某人作為榜樣要我學習時，我會很反感；當聽到政府官員或權威人物告誡人們要如何做時，會讓我很厭煩；規則會引發我的抗拒感。這些都是心理學家測度逆反心理的量表中設置的題目。我們可以看到，這裏麵有很多反映負麵情緒的詞匯：反感、沮喪、厭煩、惱怒。這正是人在個人意誌被剝奪和限製狀況下的感受，同時也是逆反心理產生的重要原因。
“有人觀察到，現 在 ‘老百姓’都變成了‘老不信’。很多自嘲為4屌絲’的人，特別對政府政策、官員的習慣性質疑，嘲弄專家為‘磚家’等。原本僅僅出現在幼兒和青少年期的逆反心理似乎漸漸進人了一種彌散期，成為社會心態的一種表征。為什麽會出現‘逆’和 ‘反’的情緒及行為呢？在不讚成的態度下，選擇極端反向的情緒表達和行為背後，所 ‘逆’的是什麽？ ‘反’的又是什麽？換言之，為什麽我們現在的社會上逆反心態會變得常見呢？
“逆反心理在學術研究中又稱為‘心理逆反’（psychologicalreaclance)，被定義為‘因妨礙具體行為自由的規章製度或要求而產生的厭惡情緒反應’。當命令式的、絕對性的要求出現，並且限製了人們的選擇時，就有可能出現逆反。網絡上流行的‘被XX’句式，例如‘被開會’、 ‘被幸福’、 ‘被同意’、‘被選舉’、 4被參與’、 ‘被平均’等，就是個體感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某種威脅，從而很有可能做出違反規則的對抗行為和被禁止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逆反未嚐不能說是一種選擇，但是一種缺乏選擇空間的選擇，並且，是伴隨著強烈負麵情緒的選擇。
“逆反一般是在一種上下、主從、尊卑、強弱關係中發生的，如老師與學生、家長與子女、領導與員工等。意識到這類關係的對立，並且從情緒上表達這種對立，就可能形成逆反心理。這裏就表現出逆反心理的另一個成分：不服從。在現實生活中，當社會需要傳遞社會規範，要求社會成員通過社會化學習、遵守這些規範，並且由家長對子女、教師對學生、長輩對晚輩、領導對員工、媒體對大眾提出要求和訓導，盡管這並不成為逆反心理的必然來源，但問題可能出在這種關係的固化和要求的不合理中。當社會結構固化、階層之間無法流動時，在下層中就會形成一部分人永遠處在優勢、主動和控製地位的感覺，下層成員自身無力反抗，隻能在某些事情上通過不理踩、不接受、不信任等不合作態度，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怎樣消解逆反心理的形成機製呢？對於成人社會中出現的逆反心態，可以先從建立平等的人際關係和群際關係做起。官與民、富與貧、上與下、老與幼等，都可以從尊重對方開始，調整已經出現的或潛在的對立關係；其次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學習溝通和協商。溝通不僅包括表達，也包括傾聽。在這裏，表達是立足於協商的表達，而不是下命令和訓斥；傾聽是立足於協商的傾聽，不給對方‘戴帽子’、 ‘打棍子’和 ‘穿小鞋’。與此同時，社會結構的扁平化，減少上下位置感，也是消解逆反心理的途徑之一。中國文化注重上下結構，在上位的人對在下位的人擁有指揮、控製、要求的權力，而在下位的人隻能無條件服從。當人們長期和全方位地處在被他人和權威掌控的生活中，可能形成逆來順受的奴隸心態或者渴望賞賜的奴才心態，而當人們出現被尊重的渴望、出現平等協商要求而不得時，逆反心理的表達就會成為一種無意識的反抗。從這一點來看，建設一個‘好的社會’是減少逆反心理的製度和條件、在一個和諧的社會，逆反心態自然就會消解。有了減少逆反心態的製度條件，一旦我們的社會成長為一個健康的、和諧的社會，逆反心理自然就會消解。”
柳楓說完了，又客氣地補了一句： “一孔之見，拋磚引玉啊。”但他這句並未引起與會者注意，大家均被他剛才的發言觀察之細致、剖析之透徹所震撼，也攪動了內心深處的許多東西，都有了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欲望。
金劍北首先憋不住了。他說： “我雖然是一個農民，也算是當過領導幹部的農民吧。這幾年也去了一些地方，看到在這種逆反心理的牽引下，社會開始鬥狠，社會的‘狠化’是當下值得警惕的一個現象。個人鬥狠，群體鬥狠，社會似乎正在全麵‘狠化’， ‘比狠’增加，鬥狠的趨勢正在加劇。
“多年來， ‘階層固化’、 ‘貧富懸殊’、 ‘道德淪喪’、 ‘權力膨脹’等很多社會問題已經不足以用來說明嚴峻的社會現實了。從表象上看，官商利益集團在房地產上浩劫屌絲和中產階級，這就夠狠了。造有毒食品給別人吃，縱火燒公家車和別人一起玩完，執法者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著狠勁。但一個社會變狠，遠不止這些範疇，而是滲透、體現於從社會肌理到階層關係，到人們的社會心態和行為中。它不僅是個人心理、性格和道德問題，而是普遍化的特征。社會機製在刺激，甚至是強迫各個階層、群體以及人際關係在博弈中相互強化。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一種社會性格，一種生存和心理上保護自己的方式。當社會各個環節的運作，導致了這樣的後果時，破壞社會心理的能量會越來越大，變狠的社會性格，並不支持一個社會的正常運作，而是衝突社會。
“社會變狠的發生邏輯，是先由強者誘導和造成的，是社會規則的失效，無法約束強者的掠奪行為；弱者群體的變狠，則 是‘與大家一起玩完’的方式回敬，同樣破壞了社會的正常規則，一個社會失去了規則，人們也就失去了希望和預期。我在這裏可能是危言聳聽地說和估計，以變狠為特征的社會，毫無疑問，已經處於從失衡到崩潰之前的臨界點。人們在心裏狀態下的變狠，已經不是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時產生的情緒，而是成了觀念和性格上的價值符號，迭加‘變異’出來的更可怕的新產品。人人陷入了身不由己的‘比狠思維’中，不知不覺，會讓自己由旁觀者成為參與者。要 ‘通過道德教化引導和塑造人們的內在價值和思想觀念，從而指導和規範人們的外在行為是當務之急’。
“社會發展不僅是物質增長，GDP輝煌，還應該讓心理心態發展以及精神衛生得到同步發展。比如，競爭激烈帶來更多的精神壓力，人們應有科學消解自身壓力的能力和技巧。再比如過度競爭中的人們會滋生精神暴戾、情感焦慮以及精神抑鬱，我們應該知道，這是自然的情緒派生物，通過製度規劃、人文關懷，能夠化解這種負能量。再比如，我們更應該張揚和釋放，傳統道德中的溫情守望、厚德載物、謙遜謙讓、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勤於自省等，強化‘人’的秩序感、君子做派，而不是不聞不問，動輒成為‘比狠社會’的‘無意助推者’。
“客觀而言，一個人、群體，過於狠、殘忍和歹毒，表麵上看是一種個體行為、公共行為，其實，更是內在情緒失衡以及自我調控能力的弱化和降低。這是在通過極端方式，向弱勢群體發泄不滿、牢騷、鬱悶和憤怒，是一種情緒轉移，能量發泄，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心理亞健康，或是心理病態。對弱勢群體最應該具有的溫情和憐憫都沒有了，而寧願選擇殘忍和‘比狠’，這難道不是一種暴戾的情感病態嗎？可話又說回來，狠，首先是強勢階層開始狠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大運摩托’，不，馬紅霞這次的做法是夠狠夠毒的，但是沒有郭鐵生他們一夥以前的狠毒，她們會使出這樣狠毒的招數嗎？老百姓有句俗話，叫有仇不報非君子，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她報的是私仇嗎？不是，也是，是一種無奈之下利用對方的貪心采取的一種比較智慧的手段，更何況，她們還幫著黨和政府挖出了一批貪官汙吏。”最後，他似乎在引導著什麽。
博士書記說： “結果確實是這樣，但手段不是很光明正大。在西方，許多私人調査是違法的。她們的許多問題是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反映的，紀檢的大門和法律的窗戶是永遠對著群眾打開的，我也多次在會議上講過的。”
李一道對金劍北刮目相看了。在柳楓剛開始跟他介紹金劍北的時候，他隻對其傳奇經曆和義氣佩服，但對其連高中都沒上過的文化程度是看不起的，聽了發言他深信了“英雄不問出處，賢達在民間”的樸素真理。聽到博士書記不順著深刻的討論話題去深化剖析，而是說出這樣少油無鹽的話來，李一道細長的眼睛裏射出逼人的寒光，“嗬嗬”冷笑著說： “門開著，領導講過，都不錯，在我們的新聞報道中也經常這樣說。政令都不出中南海，連中央領導講的話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何況基層負責人的所謂指示。麵對著汪洋大海般的農村和如散沙一樣的農民，誰去檢查落實？我們去年組織了一個小分隊，到你們鄰近的一個市采訪農村問題，我在村裏住了兩天，問一個農民： ‘你們一年能見到幾個幾次鄉裏的幹部，他們給你們開幾次會？ ’那個農民搖著頭說：‘那幾年收農業稅時還能見到他們，這幾年從來沒見過，要是村裏有個好飯館，興許他們還能來一次，至於開會嗎，那種新鮮事哪裏有啊。’後來我一直在想，戰爭年代我們的幹部為什麽吃住在農村，紮根在群眾中，因為那時政權在敵人手裏，你離開了群眾就沒吃沒喝，就得去死。如果敵人再來了，現在的幹部還會有群眾舍生忘死地把你藏起來，保護你嗎？我看未必，很可能一是被趕出家門，二是交出去讓對方替自己解恨。我和萍姐，還有柳楓老兄在工廠的時候，經常唱紅歌，裏麵有一句說，共產黨是我們的引路人。翻身求解放的時候是，現在更應該是，黨風帶民風，幹部的作風決定了整個社會風氣的形成。社會上的逆反心理也好，人們之間的鬥狠也好，要想改變，都得從掌握著政權的幹部做起，舊社會的縣令到任之後還知道拜有德鄉紳，推行自己的新政呢。”
到底是中央大新聞單位的記者，氣勢如虹，也有些不管不顧，無視牆上“禁止吸煙”的標牌，自顧自點燃了一支煙，猛吸了一口繼續說： “至於反映問題的渠道門開著，你到哪個地方去，都是上訪的民眾如潮，又有哪個單位的一二把手敢於到現場和群眾直接對話，還不是讓幾個做不了主、辦不了事的小幹部和群眾窮對付，一哄二騙三嚇唬，得過且過。還有你們紀檢監察部門，不是告狀告到了天上，或者是被我們新聞單位發了內參，領導批示後才認真去查，有誰仔細看過反映問題和罪惡的來信。我采訪過紀委和政法部門，說什麽匿名信不查，線索不明顯的不査，明顯是誣告的不查。你不去查，怎麽知道是誣告？老百姓在基層，看到的隻是社會現象，真相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他們哪裏知道官員裏麵那些七纏八繞腐敗的線索？像郭鐵生這樣的惡棍本身就在紀委裏當官，退職了還記了那麽多黑賬，不斷地去訛詐別人，老百姓哪裏敢實名舉報啊！不采取點惡招，怎麽可能把他們的累累罪惡大白於天下，怎能上達天庭，下告於群眾啊！ ”最後一句，他有意回應了金劍北一句。
杭維萍端坐著，在筆記本上寫了幾行字，表情嚴肅緩緩地說： “柳楓副秘書長和李一道主任的發言確實令人警醒。”她一開口就把會議拉上了正規的氣氛，透露出了對李一道不分場合胡亂喊什麽“萍姐，柳兄”的批評， “漢朝時代的一方官員叫什麽州牧，比如劉備曾做過徐州牧，所謂牧，也就是一群羊的領頭人，社會風氣的形成與官員的行為緊密相連，治國先治官，治官先治吏。無論治官還是治吏，首先是靠黨的紀律部門。反思我們紀委的工作，確實有許多應當改革和改進甚至是自我革命的地方，比如，對群眾的舉報應該做到有案必査，有信必回，不能坐等舉報，還要發動群眾積極舉報；對官員的財產進行登記，加強輿論和網上監督等。同時對我們紀委內部的人員也要加強監督，對離職退休的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也不能放任不管。還有管理體製等問題，都需要重新設計。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這些問題，中央也不是不知道，也正在采取措施，我相信，隨著下次黨的代表大會的召開，一定會出現一個新氣象。但是，社會風氣的改變光靠處理官員不行，關鍵是讓他們以什麽樣的方法去改變和治理社會，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大家都聽出來了，她，作為中紀委的官員，發言相當謹慎，但又告訴了人們許多髙層的信息，還轉移了敏感的話題，把探討引向了另一個單元，對應了省委書記的要求。
孫乃夫在職時說過，辦公廳的人都是領導的奴隸，自己是奴隸頭。辦公廳主任坐久了，就會產生一個思維定式，永遠跟著最大領導的思路跑。但今天的情況有點兩樣，自己的頂頭上司是博士書記，但杭維萍的官和柳楓的職務顯然不比書記小，甚至還大點，再往上還有省委書記的批示。所以，他把自己的發言分成了兩個部分。
“剛才各位領導的講話使我很受啟發。社會逆反心理也好，鬥狠也好，貪汙腐敗也罷，我看都是一個‘錢’字鬧的，我敢說，現在國人們追求錢的欲望比任何時候都大，手段比任何時候都殘忍，這也是社會的不吉之兆。我離職後和老百姓接觸得多了，許多群眾說，現在的社會是‘你坑我，我坑他，大家坑國家，國家沒法就漲價，反過來治大家’。現在的形勢下，追求錢也沒錯，誰不需要錢啊，什麽東西都在漲價，大宗的醫療、住房，孩子上學都產業化了，誰都感到錢緊張，我們這輩退了，需要不了多少錢，但是，孩子上學呢，到大城市買房呢，老人得了大病呢，你不去掙錢能行嗎？心裏沒底啊，沒有未來的安全感。許多老幹部在一起議論，不怨天，不怨地，隻怨自己沒本事，官做得不夠大，因為大領導的住房、醫療都是國家包起來的，同時也不發愁孩子的就業和安置。”
李一道插嘴道：“中國改革最大的失誤是最應該市場化的國企沒有市場化，搞得一股獨大，隨便漲價，而最不該市場化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市場化了，引起了社會的動**不安，人人感覺未來沒保障，養老、看病、孩子上學、居住都心裏沒底，所以，都千方百計地去弄錢、存錢，於是就出現了貪汙腐敗、坑蒙拐騙，進而道德淪喪、社會混亂、政府把控不了。”
孫乃夫牢記著杭維萍的話，繼續說道： “要把控除了中央采取措施外，下麵也要從思想和信仰人手，對群眾進行行之有效的教育，要培養一批現代的紳士，思想上還是要推崇國學和儒教，把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義禮智信’怎麽做人的標準滲透到老百姓中間去。我看金主任那個村就搞得很好，他把許多正派的、有文化的離崗的二線幹部請了去，做村民的思想、生活、生產的指導員，還給他們一定的報酬，這就是現代紳士。目前許多農村的能人都出去掙錢了，紳士很少能從原籍出來了，隻能從在外麵當過黨的幹部中去空降，或者叫鳳還巢。”
李一道說：“我同意老孫的觀點，但說得還不是很透，儒家文化是很進取的，尤其強調社會倫理價值，強調社會風氣的純潔。前段時間我去韓國和日本訪問，我看到，韓國保留了大量的從我們中國傳過去的舊傳統，他們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禮祭祀孔子的國家，長幼尊卑在社會上表現得很明顯，仁義忠孝的信條依然被人所遵守。他們的社會風氣、道德水平遠高於我們，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他們最突出的特點。有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一個民間團體號召韓國人把自己家裏的黃金出售給國家，幫助國家渡過金融危機，在韓幣大幅貶值的情況下，賣掉黃金是要承擔巨大風險的，況且政府規定一個月後才能取。結果怎樣呢，銀行裏天天擠滿了來出售黃金的人，有剛結婚的夫婦，有失業工人，有政府公務員，也有廟裏的和尚，還有一個70多歲的老人把自己大衣上金紐扣扯下來，交給銀行略表心願。我們做得到嗎？最適合國情的孔孟之道經過丨〇〇多年曆次政治運動的摧殘，隻剩下了碎磚破瓦。計劃經濟時代的意識形態已經喪失了號召力，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失去了信仰的中國人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消失，除了物質主義和金錢崇拜外，精神上十分空虛。叫我說，中國社會如同一個亂七八糟的大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缺乏關心照顧，而且對家庭不忠誠，這樣的家庭能夠興旺發達嗎？還有，我在日本訪問同行時，一個早就熟悉的共同社的記者朋友笑著對我說，不管你們怎麽罵我們，很高興你們沒有罵我們的民族懶惰，賣假貨坑人，沒有罵我們不認真，沒有罵我們貧窮，沒有罵我們的女人沒有女人味，沒有罵我們窩裏鬥，沒有罵我們的官員腐敗。我們有我們的勤奮，我們的忠誠，我們的認真，我們的民族團隊精神。雖然他是用開玩笑的方式說的，但我很汗顏啊。”
博士書記清了清嗓子，揮手扇開了李一道噴出來的煙霧說： “大家說得都有道理，李記者講的韓國和日本的例子也很典型，看一個社會首先看它實行的是什麽樣的管理製度。我在歐洲待的時間比較長，別的民主國家我也去過，過去我們有個說法，是祖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站在地球的另一麵，用國際化的視野看中國，實際上是地不是很大，物也不是很多，而是人多素質差。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下來，留下的弊端很多，首先是思想上的故步自封，總認為自己是天朝大國，抱著自己曾經有的輝煌不放，中國是有四大發明，但是，近百年來，能給人類帶來幸福享受的發明我們有幾項？如汽車、飛機、計算機、電視，以及互聯網、手機通信工具的運用，哪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歐洲人比國人聰明嗎，未必。關鍵是他們有成熟的製度，有科學的數字化管理，還有社會民間組織擔負起了民眾和政府溝通的責任，承擔了許多社會事務，企業家有慈善意識，整個社會有自我淨化的能力。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負責，處處都要一把手掛帥……”他喋喋不休地一口氣講了半個多小時，有時還夾雜著一些英語單詞，大讚了歐美的先進與民主，中國農民的落後，還有河海這個地方的愚昧與封閉，但沒有一句解決實際問題的話。
看著窗外漸漸暗下來的天色，柳楓趁博士書記喝茶的時候對他說： “西方的果實確實很好看，也很好吃，但要看他是在什麽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用的什麽栽培方法，上的什麽肥料，什麽人在管理。承你所說，中國封建社會長達數千年，儒道佛教相互包容主導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其中，農民占了絕大多數。尤其是河海，正宗的農民城市，熟人社會，他們主要信奉什麽？除了受商品拜物教的影響，還有農民固有的農民式的狡猾、商人式的精明、小市民的庸俗，但這些是和他們的淳樸交織在一起的，我覺得傳統的道德意識在他們的心裏紮下的根還是很深的。除了法製以外，還是要用傳統的思想道德去教育他們，也包括企業家，你不能讓他們去信奉上帝和基督，而應該用傳統民族精神的精華去深入感化他們的心靈。他們不相信靈魂上天堂，也不相信來世報應，他們隻相信現實的聲名和家族後人受到的尊重，子孫的萬代幸福。目前的農村，還是要用具有傳統道德精神的、對生產力發展有促進作用的精英治理，靠新型的鄉紳去帶領，而不是搞什麽西方式的民主選舉。”
“嗬嗬，你要真搞民主選舉，全民投票選縣長，像大軍寨的‘二杧牛’不是選他兒子，就是選他二大爺，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縣長需要什麽樣的素質，而是看能給他和他的家族帶來什麽好處，看分土豆的時候能不能多分他幾個。”金劍北插了一句，大家笑了起來。
柳槻繼續說： “這也不怨他們，因為他們就能看那麽遠。我也去過國外，尤其是歐美的發達我也是非常服氣的，那裏的農民都是大學畢業，紐約的警察會說好幾國語言，他們的老百姓30歲之前到過許多國家，很開放，素質也高，和我們治下的民眾有天壤之別。我們的民眾是素質低，這能怨他們嗎？怨我們未能很快地把他們帶出貧窮，怨我們的教育沒辦好，沒能使他們走出愚昧，進人現代化啊。我們的責任，是對人民負責，這是毛主席說的。麵對落後，我們隻能選擇一是適應，二是改造，在適應中改造。除了靠黨的政策外，還要充分發揮民間的智慧，調動各個方麵的積極力量。省委淩峰同誌不是提出了對離崗退休幹部的管理與使用問題嗎？我在這裏提一個建議，選一批在位時聲名好、有能力又有群眾工作經驗已經融入了社會的人，組建一個由他們為主體的地方黨委政府重大決策谘詢委員會，作為黨和政府聯係群眾的特殊橋梁。搞幾個編製，從有關部門抽調幾個機靈、能寫材料的年輕人做跟班，直接和市委、市政府領導對話，出個內部刊物，直接反映社情民意，對重大決策搞好民意調查，對下麵的幹部進行民間監督，這未嚐不是一種民主形式啊。況且，在這次通過集資挖出了幾個貪墨的官員，許多離崗退職的幹部的功績不可沒啊。”說完，有意無意地看了金劍北一眼。
“這也是民間反腐敗一種創新的鬥爭形式，但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做到的，沒有以前的政治經驗和政治能量的積累是辦不成的，要是把這批人拿到台前來，作用就大了。”杭維萍含笑讚許。
“對。”孫乃夫說，“比如進市委大門吧，我就能隨便出進，老百姓就難了，更別說找領導了。”
柳楓畢竟是在基層工作過的，這個建議令人耳目一新，也把博士書記從雲裏霧裏拉回了現實，他有些恍然大悟了，心裏開始檢討自己的好高騖遠，不聯係群眾，政治敏銳性差.態度立刻端正了，連忙點頭稱是讚同說：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麵對現實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回頭開會盡快研究落實。另外，對這次事件中挖出的幾個貪官我們也全力以赴地配合省紀委和檢察院的同誌嚴格審理處分，該紀律處分的，該法律嚴懲的，絕不手軟。就是你們說的那個‘大運摩托’，也就是馬紅霞總不能沒事了吧？她用這種手段拿走了貪汙的官員幾百萬也不合理啊。”他終於聰明起來了，看到了這次事件中複雜的人脈關係，來的這幾個人的親密關係和金劍北的政治能量，想討個上諭，省得以後出麻煩。
李一道說：“財富是有原德的，任何財富都是道德的產物。有了好的原因，才能導致好的結果。認為財富有原罪，是混清財富和富人，有罪的不是財富，有罪的是掠奪他人的財富。”
金劍北在這個時候是從不逃避的，也從來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他說：“可以這樣，民政局有個慈善協會，專門救濟弱勢群體的，讓馬紅霞她們從中轉一下賬就合法了。”
“這是個辦法，我看可以考慮。”柳楓馬上表態了，又看著杭維萍說，“至於對她的處理嘛，我知道她不是黨員，是不是幹部我不清楚，應該是有單位的吧。”
孫乃夫說： “那年搞過一次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普查，邊貿公司解體以後歸了商業部門，她應該是商務局的人。”
“我建議開除公職。”杭維萍一錘定音。
今天是周末，散會後，博士書記對杭維萍和柳楓說感謝各位領導來本市指導工作，自己一定組織好人給省委寫好這個報告，今天晚上想以私人名義招待大家，說自己還存有從國外帶回來的拉菲紅酒請各位品嚐。
杭維萍說：“報告還是由柳楓來寫，最後請書記過目後交給省委領導同誌。”今天討論得這麽深人，她才不願讓自己的老工友錯過這個在省委書記麵前表現的機會呢。心裏這樣想著，嘴上還是客氣地說： “招待就免了，你也好幾周沒回家了，到北京看看老婆孩子吧，你也看出來了，我們幾個不是一般的關係，想利用星期天在這裏輕鬆一下，敘敘舊。”
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坐的是柳楓從省城帶來的商務車。李一道說： “這小子倒是會算計，想把咱們貢獻了半天的智慧拿走，跟省委書記邀功討封。還是萍姐算計得快，一劍封喉，痛快，過癮。”
仍然坐在副駕駛座上的柳梘看著專心開車的金劍北意味深長地說： “一個‘算’字，乾坤很大啊。不算而做是蠻幹，不算而行要走散，不算而烹要糊飯。有道是，事前多籌算，事後才好辦，事前不籌算，事後找難看。”
金劍北因自己策劃的事有了好的結果，心裏很是高興，也就不再隱瞞什麽，說：“算得細，是指前期工作做得好，好的開頭等於實現了成功的一半，開頭順，則全程容易，事前分毫比較，事後沒有煩惱，事前翻個底朝天，事後舒服老半天。有句話說得好，會說的不如會看的，會看的不如會幹的，會幹的不如會算的。算得清，千頭萬緒成直線，算得明林林總總不慌亂。算得越細，事情越易。”
杭維萍幽幽地說：“算，是籌算，對事不對人，而非偷偷摸摸，打小算盤，而是幹事業提前謀劃，而非是相互算計，相互傾軋，心計交纏。”
李一道說；“紅樓夢裏雲‘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實際上是說，算計，對事是聰明，對人，是愚蠢，算事者叫劃算，算人者叫笨蛋，算事者之術叫算術，算人之福者是‘算了’。”
眾人為他的繞口拊掌大笑，隻有坐在最後排的孫乃夫沒說話，聽著他們打啞謎、談禪式的語言，心裏想，自己和這夥人不在一個層麵上，萬事萬當，不如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