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前印度
歐洲之所以獲得大陸的地位，要歸因於希臘人褊狹的觀念。同樣，印度之所以被剝奪了大陸的地位，也和希臘人褊狹的觀念有關。除了俄國，龐大的印度半島的規模堪比歐洲大陸，而且，印度半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從冰川覆蓋的山峰到鬱鬱蒼蒼的熱帶叢莽，再到和撒哈拉一樣人跡罕至的沙漠，印度的氣候表現出應有盡有的各種變化。在整個曆史時期，沒有任何與之匹敵的廣大地區擁有如此眾多的種族、語言和文化。直至今日，情況依然如此。距現代大都市二三百英裏的範圍之內，就可以看見名副其實的以原始的狩獵和采集方式為生的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廠的傳動帶與村子裏的工匠比肩而立、相映成趣。鄉間工匠從事世代相傳的職業，他們的手藝是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入侵旁遮普省前就傳承下來的古老手藝。一卷之書無論如何不可能充分描寫這樣一個古老和複雜的國家。所以，本書的研討必然要有所局限，它僅限於印度生活的一些側麵。這些側麵有助於說明印度文明在世界文明圖景中的地位，有助於說明它作為文化成分的接受者和貢獻者所扮演的角色。
印度在地理上比歐亞大陸的任何其他部分更為隔絕。在北方，喜馬拉雅山脈的巨大屏障把它和歐亞大陸的其餘地區隔絕開來，這條大的山脈好比是防禦侵略的馬其諾防線。這個堡壘的西端以沙漠和俾路支山脈為依靠，東端的屏障是同樣令人生畏的叢莽和阿薩姆沼澤。和任何靜態防禦工事一樣，喜馬拉雅山這條屏障也曾經被屢屢攻破。然而，在喜馬拉雅山的背後，印度以其縱深防禦更加令人生畏。一位蒙古將軍侵入印度河流域之後寫信報告說：“這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國家。這裏的水不好，太陽毒得足以殺人。”一浪接一浪從北方南下的入侵者，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擁擠而長期有人居住的國度。在這裏，無論入侵者多麽善於使用兵器，無論其最初的入侵是多麽迅速，他們此後都麵對著與氣候和疾病做鬥爭的沒完沒了的戰爭。每一次新的征服和占領之後都有一場漫長而持續不斷的生存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原有的人口總是能占上風。隻有與被征服者混血，隻有接受印度生活方式中的許多東西，入侵者才能生存下去。他們的後代成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社會和宗教那繁複而富有彈性的結構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印度，文化的馬賽克模式達到了高峰，我們在論及近東文化時已提及這個模式。在印度，許多文化淵源迥異的小社會鑲嵌起來，構成了一幅構圖有序的畫麵，一個運轉正常的整體；每一個結構單位各就其位，受到專門分工的活動和宗教認可的保護。印度文化的整合問題，就是靠創造這樣一種拚板玩具似的格局解決的。正由於此，印度文明始終能保存一種獨特的，極易識別的文化本質，它保存自己文化本質的時間至少已達3000年之久。和一切的文明一樣，它廣泛借用了異域文化成分；但是，它的借用是有選擇的，它將借用的成分加以塑造，使之適應自己的文化模式。
從社會人類學的觀點看，印度不存在種族的問題。體質作為社會地位的指針，隻不過是偶然現象。雖然“色”這個梵語字用來指四大種姓的劃分，而且對種姓一詞的經典詮釋又表明：種姓的出現是為了保護占統治地位的雅利安人，使之不與其他民族混血；但是今天，南印度黑皮膚的婆羅門種族並不會因膚色黑而使自己的貴族地位有所遜色，印度北方一些地區的白皮膚、灰眼睛的不可接觸的賤民也不會因膚色淡白而使自己的身價略有升值。不過，膚色淡白是評價美的一個標準，正如它在美國黑人中是評價美的標準一樣。
對於將種族作為一種體質現象來研究，印度提出了一連串使人神往的問題。完全不顧印度種姓製度的入侵者，從當地人中擄掠妻妾。然而，在幾代人的時間之內，他們便改信種姓的傳統習俗，開始不自覺地進行將人種混雜特點固定下來的試驗了。聚眾打劫的冒險家，趁混亂之機控製一些地盤，很快就宣稱自己的種姓地位得到了升遷，他們全然不顧自己五花八門的背景。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上每一位在印度出現的宗教改革家起家時，首先就否定種姓，歡迎所有地區和所有社會階層的人改宗信奉他的宗教，而宗教改革的結果，卻是在幾代人的時間裏，將自己新的宗教改變成為一個新的種姓。目前，你看見的情況實際上是這樣的：如果把印度的種姓當作是種姓製度基礎的地方性的功能社群，那麽任何種姓的成員，哪怕是隻有幾百年曆史的種姓，都趨於表現出家族血緣上的相似性。
我們對印度史前史的了解，迄今依然是極為粗糙的。我們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隻建立在一些表麵發現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係統發掘的基礎上。然而，這些發現說明，自從最遙遠的古代開始，印度就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文化複合體相會的場所。在古老的舊石器時代，印度西北部是手斧文化的場所，而手斧文化是屬於非洲和西亞兩地的共同傳統。另一方麵，印度東部和西部是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而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又是它與東南亞共同的文化傳統。兩種文化複合體的邊界目前尚不能精確追蹤。在這兩種共生的傳統並存於印度半島的數萬年中，這一條分界線很可能隨氣候變遷而不斷波動。你可以期望，每一傳統的分布都與具體的生態條件有關，手斧文化占據的地區與西南亞的自然環境相似，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占據的地區是東南亞或印度尼西亞類型的生態環境。
最遲在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已經為一種偉大的文明所占有，這一文明是從西南亞新石器基地的文化演化而來的。它遵循著西南亞的文化傳統，順次經曆了粗銅時代和青銅時代。鐵文化引進之前，這一文明已經消亡。主要的糧食作物是小麥和大麥。迄今尚未找到這一文明栽培水稻的遺跡。許多藝術作品以牛為表現對象，其中包括把牛用做耕畜的描繪，這說明它的經濟基礎是農耕和製奶業的混合經濟。輪子和織機似乎從一開始就為人所知。無法說清耕犁用於何方，因為迄今為止既未找到實物也未找到表現耕犁的藝術品。耕犁出土材料缺乏的情況，與許多微型車出土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些小車或是用黏土做的模型，或是用青銅澆鑄而成。它們似乎是印度河流域兒童寵愛的玩具，穀物顯然是用木臼脫皮的。一個木臼遺跡周圍的鋪磚地麵上有許多圓窩，這是打穀人世代赤腳踩出來的腳印，遺址中間是安放木臼的地方。
大概棉花已是栽培作物，因為在此發現了棉布。燧石、砍砸器和後來的青銅器都加工成許多形狀。工具包括扁斧、手斧、齒尖交錯的鋸子，有趣的發現之一是一把尺子的殘片，尺上的刻度非常精確，說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人已經意識到細小而精確的度量標準。此外還發現了級階複雜的一連串衡器。陶器的發現頗為豐富。甚至迄今挖掘的最低的一個堆積層裏的陶器，也是陶輪製造的，且燒製精良。許多陶器是烹飪用的粗陶器。但是，比較精製的陶罐是紅底色上黑釉再加一層油漆之類的拋光劑燒製而成的。陶器上的圖案以花草為主，很少顯示出遒勁的筆力或具有新意的構圖。小型的黏土人像難以計數，據信是製作的玩具。一個遺址裏這類玩具很多，想必是一個製造外銷玩具的中心。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是按網絡結構精心設計的，每個城市有一條幹道或數條幹道，另有許多背街小巷與幹道相連。毫無疑問，它們是精心設計、精心建造的，這一習慣在印度曆史上自始至終保持下來。迄今發掘的所有遺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城中沒有任何可以被解釋為是廟宇或宮殿的建築。在莫亨若達羅（Mohenjo Daro）遺址中，有一處寬大的遺跡是一幢帶屋頂的大建築，有許多柱礎，但沒有內牆分隔，大概是一個市場。還有一幢大建築，裏麵有許多屋子，也許是一個行政中心。另有一個修建得非常出色的大型遊泳池，四周有許多小房間，看上去是更衣室。也許，這個遊泳池是用來舉行滌罪禮的地方，這種滌罪禮與現代印度教徒的滌罪禮相似。莫亨若達羅遺址沒有防衛工事，未發現武器，這一情況引人注目，考古學家的早期報告描繪了一個田園詩似的和平寧靜的社會。但後來的發掘說明，有一些城市有城牆，至少一個城市還修建了一個設防堅固的衛城。然而，即使莫亨若達羅遺址也有跡象表明，該城曾受到攻擊，城中的居民曾受到殺戮。
雅利安人是入侵印度的民族中受到最多宣傳的民族。有關他們的許多傳說實際上已成為宗教教條。據經典記載，他們約在公元前1500年侵入印度，殺戮土著，或將其貶為奴隸。為了保存純淨的雅利安血統，他們建立了種姓製度。後來他們從征伐轉向神秘主義，形成了泛神論的觀念和靈魂演化的觀念。後來的一切印度哲學都建立在上述觀念的基礎上。雅利安人成為三個地位最高的種姓的祖先，他們的語言傳到印度的大部分地區。
畢竟，雅利安人的入侵僅僅是許多次移民浪潮裏的一次入侵而已。這些遷徙使許多操印歐語的民族從歐亞大陸的東部大草原移入更加開化的地區。入侵者在各地創作並留下了許多口耳傳承的文學作品。所有這些文學作品所描繪的生活都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他們原有的文化可以相當準確地構擬出來。這幅重構的生活圖畫是半遊牧部落的生活圖畫：他們牧放牛群，駕著馬車馳騁征伐，嗜好賭博和烈酒，隻有在危難的時候才對超自然力感興趣。
構擬雅利安人生活必須依靠的材料，與構擬印度河流域所能依賴的材料形成絕妙的對比。印度河流域留下豐富的遺物，但沒有留下任何書麵文獻。雅利安人簡直沒有留下任何遺存，但是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文獻。這是一種詳盡的證物與詳盡的證詞相對的情況。已經發現一些石柱，可能是《吠陀》[1]中所描繪的用於祭禮的石柱。然而，雅利安人的居所和墓地迄今都尚未找到。構擬雅利安人早期生活的文獻收入了名為《吠陀本集》的四個集子中。根據文字判斷，《梨俱吠陀》（意譯為《頌讚明論》——譯注）必定是古老的文獻，包括祭祀中吟唱諷頌夾半的頌歌。就內容而言，《阿闥婆吠陀》（意譯為《禳災明論》——譯注）是諸書中內容最古老的一部，然而其語言並不是最古老的。這是一部巫術匯集，收錄的主要是咒語和藥方。《娑摩吠陀》（意譯為《歌詠明論》——譯注）是祭祀頌歌的匯集，它包括《梨俱吠陀》中的許多頌詩和後來寫成的一些頌詩。《夜柔吠陀》（意譯為《祭祀明論》——譯注）集錄的是《曼恒羅》，即禱辭和神秘的表白書。
雅利安入侵者定居之後，不可能不從過去居民那裏接受許多血統成分和文化成分。然而他們似乎很不情願承認這一事實。吠陀經書中使人最迷惑不解的特點之一，是提及土著居民中的達西爾人（Dasyus），這一民族膚色黧黑、鼻子扁平。這兩個形容詞可以用來描述印度南部的原始澳大利亞人種，肯定不能用來描述印度西北部的以地中海人口占壓倒優勢的人口，而西北部地中海型的人肯定是雅利安人首先接觸的人，並且是他們仇視的人。在一些頌詩中，達西爾人被描述為野蠻人。在另一些頌詩中，雅利安人祈求神靈襄助他們攻陷城市，奪取石牆環繞的要塞。
毫無疑問，印度河文化對後世印度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事實上，它與曆史時期的印度文明之間可以看出更多的相似之處；相反，印度曆史時期的文明與雅利安人原籍的大草原上的半遊牧的牧牛文化卻相去甚遠。這不得不誘人去相信，自雅利安人入侵至吠陀經書整理成書的時間之內，發生了入侵者和印度文明幸存者之間的融合。在混血民族口頭傳說的發展過程中，印度河流域祖先與印度西北部的原始澳大利亞人種之間所留下的記憶，與雅利安人和已經削弱的、文化頹敗的印度河文明土著之間的戰鬥，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吠陀經口頭傳承的後期和曆史時期的主要分別，存在於社會結構和宗教中。吠陀經口頭傳承時期，種姓製度尚未形成，隻有武士、農夫、工匠和祭師之分。最早的波斯人中也存在類似的分類安排；在波斯語和雅利安語中，武士、農夫、工匠和祭師都是意義對應的同源詞。印度的雅利安人和波斯人血緣相近。耐人尋味的是，在波斯人和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兩種社會體係中，都沒有與印度後世的不可接觸的賤民相當的種姓。甚至祭師都尚未明確地分化出來。在吠陀宗教要求的頻繁祭祀活動中，每一位族長都行使祭司的職能。當時的婆羅門是一小群專職的教士，他們侍奉貴族武士家庭。隻有遇到繁難的儀禮需要準確無誤地進行時，才有人請他們服務。他們仍然依附於貴族，顯然需要屈從於貴族。
在吠陀時代的末期已經有苦行僧存在。他們離群索居，遁入山林，不進行一般的社會接觸與活動。在那裏，他們給人以指點，那些謀求洞悉宇宙本質和人的天性者請求他們指點迷津。即使在這個階段，苦行僧還是把重點放在人身上。後世印度教把物質世界視為空幻的觀念至少已經處於胚胎孕育期。苦行僧的生活所需由當地村民自願捐助。他們樂意將印度氣候條件下需要的食品和最低限度的舒適條件獻給苦行僧，以此換取苦行僧的存在給當地人恩賜的法術。接受獻禮時，苦行僧用手觸摸敬獻者，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賜給他們。
後世的印度教，究竟有多少成分歸之於雅利安人，這是一個仍然有討論餘地的問題。然而，雅利安人對印度教的貢獻，肯定比婆羅門經文作家算在他們身上的貢獻要小。在吠陀典籍裏提到的所有神祇中，唯有毗濕奴[2]保留下來，成為成熟的印度教中一位活躍的神祇。就連他的特征也變得麵目全非了。投胎的教義是後世印度教的基本教義，早期的雅利安人似乎沒有這樣的思想。苦行僧主義、世襲祭司階級支配社會的模式，與雅利安人悠久的價值觀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祭司靠學識和技術與超自然力互動，以此來支配社會。這些價值觀念仍然出現在印度之外的與雅利安人相關的文化中。如果直接轉向原始的證據，忽略後世文獻中大量的推理和解釋，就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雅利安人對印度的入侵與後世大多數入侵的模式相吻合。原始的證據顯示，入侵者起初實施政治和軍事統治，隨後吸收原有的文化，如此，本土文化隨之複興。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問題，雅利安人的入侵，也許被證明是獨特的印度文明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
針對這個觀點的主要反駁意見是，印度大多數地方都接受了雅利安人的語言。然而，這一現象並不限於印度。幾乎在操印歐語的民族入侵的一切地區，雖然入侵者的文化甚至體形很快就**然無存了，但他們都成功地使自己的語言紮根。事實上，上述情況沒有發生的唯一地區，似乎是地中海地區。在此，印歐語和同樣有力的和外來的閃米特語相互競爭。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為何某些語言可以保存，而一些語言未能保存下來，這個問題是文化動力學（culture dynamics）中最有趣的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迄今尚無任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