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的淵源尚有爭議。我們不知道最早的居民什麽時候來到日本列島。盡管在更新世時代日本與亞洲大陸是斷斷續續地連在一起的，但這裏沒有發現任何前人類（prehuman）靈長目的遺存，連最早的人類化石也沒有發現。已經發現了印度象和其他熱帶動物的遺存。倘若這些動物能跨進日本，人也應該能進入日本，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
考古的帷幕直到新石器時代才揭開。約在公元前1000年，日本三分之二的北半部為一個奇特的蝦夷族人所占據。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被認為是高加索人種的邊緣遺存。然而，晚近的研究把他們和澳大利亞土著聯係在一起。也許他們是與東南亞人體類型一致的古老民族，由於生活在雲遮霧障的北方環境中，他們的膚色比其南方的祖先失去了更多的色素。他們的膚色淺，頭形長、麵部寬、鼻子短。他們的眼睛呈圓形，而不是呈杏仁形。他們的絡腮胡子濃密，體毛眾多。稍後出現的日本人體毛較少，絡腮胡子亦少，他們始終稱蝦夷人為毛人。最早的蝦夷人文化可以部分地依靠考古發現來構擬，亦可以靠迄今尚存於日本北部的蝦夷人的生活來構擬。
蝦夷文化是北極圈共生傳統的一部分。他們以捕魚和采集為生，住的是地穴，用的是新石器：磨製的石鑿、磨製的彈射骨矛等。他們用粗沙燒製有繩紋的陶器，這種陶器與北美東部林區的印第安人燒製的陶器難以區別，換言之，他們的陶器是典型的早期燒煮器的北極區模式。
蝦夷人的社會組織取小型村落的形式，每村住一個奉行圖騰崇拜的族外婚氏族。換言之，每一個氏族以一種神聖的動物命名，對這種神聖的動物抱特別崇敬的態度。他們的宗教是自然神崇拜，不僅崇拜太陽和雨水之類的自然力，還崇拜瀑布、岩石、樹木和其他的自然力。他們最重要的崇拜以對神的崇拜為中心。熊是他們這個生存環境中最危險的動物，也是最大的供人獵食的動物。熊被視為另一個部落的人；沒有外人在場時，它們就脫下皮大衣，與別的人行為無異。每當獵殺一頭熊，蝦夷人都要舉行特別的儀式以安撫其靈魂，讓這頭熊的靈魂給其他熊傳遞信息：如果它們讓蝦夷人捕殺，它們就會受到良好的待遇。事實上，時至今日，蝦夷人仍然因襲這樣的習俗：捕熊仔喂養，把它作為村裏人的寵畜，對之抱以敬畏的態度，直至它被用作祭祀中的犧牲為止。
與蝦夷人形成對照的是，日本南部的早期居民，似乎很早就以農業為生。他們帶來芋頭，也許還有稻穀。不過他們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捕魚為生。他們的居住區建在海邊，其文化考古實物稀少，因為他們修建房屋和製造工具都使用易朽的竹子和木材。他們不燒製陶器，使用的石器也極少。顯而易見，這個南方的民族在體型上頗像原始馬來人：身材粗短，皮膚黃褐，體毛極少。他們的麵部扁平，鼻子不高，嘴唇薄，眼睛平直。
南部的這些居民和北方的蝦夷族，處在大致相同的文化階段，他們之間的疆界來回波動了一段時間。雙方都是尚武的民族，然而由於南方人發展了農業，可以支持較多的人口，所以他們逐漸向北推進，迫使蝦夷人不斷後退。稍後，到公元前3世紀下半葉，又一個民族從朝鮮半島侵入了日本。他們帶來的東西有青銅兵器、陶器和發達的農業技術。雖然他們人數較少，然而他們依仗著自己優越的文化四處推進，征服了新石器印度尼西亞型民族占領的南方，把這群被征服的人組織起來同化掉了。蝦夷人的祖先被推到北方更遠的地區。自此，蝦夷人就留在北方，他們對日本文化的貢獻微乎其微，唯一的貢獻是使南方的鄰居不得不保持軍事上的戒備。從一開始，日本文化就有一個武士階層。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階級自始至終占支配地位。相反，在中國文化中，武士卻處在次要地位，他們被視為保衛士農商的力量，令人遺憾，又必不可少。
日本的早期曆史難以重擬，因為日本紮實的考古發掘工作微不足道。日本人學會寫字做書麵記錄的時間非常晚。傳說故事靠口耳交流世代相傳。直到公元552年，書麵曆史記錄才開始。那一年有一些朝鮮的書吏和傳教士進入日本。而且，從一開始，日本的曆史就受到宣傳活動的影響，這種宣傳活動受到宗教熱情和愛國熱情的強化。這樣的背景不利於做出準確的曆史記錄。到6世紀時，日本人與富有曆史頭腦的中國人發生了接觸。於是他們感覺到自己也需要寫曆史，遂開始憑借世代相傳的故事來編造曆史。彼時，日本尚分裂為許多小型氏族。每一位書吏著手寫曆史時，都帶著虔誠的意圖，希望他寫的曆史顯示自己的氏族自古以來就是統治整個日本的氏族。當現在天皇家族的始祖成為支配日本的統治者時，歪曲曆史，聲稱自己自古以來就處在各氏族之上，顯然對這個家族是有好處的。同樣，這個氏族創生的太陽女神被抬舉為天照大神，被放到神殿裏的高位，當今的天皇號稱是其後裔。其實，她原來無疑是一位小神。
這個氏族最終取得對其他氏族的支配地位，其首領僭稱自己是天皇時，日本帝國因此而誕生。此時出現的社會是封建製度的社會，裏麵殘存著許多氏族製成分。日本貴族就是原來的氏族首領。但是，由於帝國是中央集權製，氏族組織隨之瓦解。氏族組織被擴張的大家庭取代。大家庭是父係續譜的血親群，由若幹人組成，比原來的氏族小，亦不會跨越不同的階級。社會由四個階級組成。底層階級叫穢多[1]，即被遺棄的人。這群人的起源尚不清楚，其核心大概是前帝國時期的戰俘奴隸，不過它後來擴充到包括各種各樣的被遺棄的人、罪犯，甚至偶爾還包括一些貴族。這些貴族是應該切腹自殺卻沒有勇氣自盡的人。
穢多之上是平民，平民分為種植者、手工匠和生意人。從事種植的農民在經濟上處於運氣不佳的地位，因為誰都可以向他們征稅，但是他們有社會威望。務農本身是光榮的職業，甚至連武士也可以改行務農而不至於失去他的武士身份。手工匠人比農夫的地位略低。
起初，日本商人的地位低賤。但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鎖國時期”，他們的地位日益重要起來。在此期間，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起來了。為了控製貴族，占統治地位的氏族堅持說，每一位貴族都必須住在京城，要不就從本家派一位管家住進京城。原有的封建經濟是一種生產型的經濟，現在它被改造成一種奢侈的貨幣型經濟，因為貴族及其家眷居住京城後，必然要用現金買禮節需要的奢華的衣飾，要用現金維持其威望所需的住宅。
日本曆史上始終存在著行會和工聯，它們主要在奢侈品製造中心活動。組成行會的日本城市工人從來就不是一個馴服的下層階級。如果他們覺得受到貴族的虐待，有組織的行會就要回擊。由於城市裏集中的人口越來越多，商人遂開始發財，而貴族則維持住了自己的威望。商人也逐步獲得了威望。在日本開放之前的一百年間，一位破產的貴族可以通過娶富商的女兒，做上門女婿而重新獲得家產，成為富豪。日本人的家庭沒有嗣子時，有招贅的習俗，即挑選一位有出息的年輕人作為嗣子，讓他改姓。在過去的一百年間，一些最富有的日本商人家族就是這樣用招女婿上門的辦法而組建起來的。
貴族構成世襲的武士階級。因為貴族從農家娶來的小妾所生的庶子也算貴族，所以貴族階級的人數不斷增加。地位最顯赫的幕府將軍這一名號意為“凱旋將軍”，它最初是天皇給北部戍邊將軍的封號，日本人與蝦夷人進行著沒完沒了的戰爭。後來，幕府將軍成了僭越皇權的世俗統治者的名號。幕府將軍之下是大軍閥，名曰大名。大名之下又依附著較小的首領和武士。日本封建製度與歐洲封建製度不同之處在於：日本的權力過多地集中在上層，歐洲的騎士直接剝削自己領地上的農奴。在日本，賦稅由大名征收，然後才由他們分配給下層的貴族，這就使貴族的高貴地位依附於大名。貴族家的長子繼承父親享受軍閥賞賜的津貼，如果貴族家庭無子，它就會失去享受津貼的權利。失去了特權的武士組成一個獨特的群體叫“浪人”。他們在軍閥的手下當雇傭兵。他們在對中國大陸的進攻中招之即來，他們許多人在國外服務。因此，數百年間泰國國王的衛隊是由日本浪人組成的。
武士形成了自己的倫理準則，叫武士道。他們有獨特的服飾，獨特的社交禮節。他的護身甲由金屬片做成，是用真絲仔細纏繞捆紮而成的。這樣的鎧甲能抗住刀砍——日本人的戰刀隻能用來砍殺。這種戰刀能進入世界上加工最精湛的刀劍之列。將低碳鋼和高碳鋼逐層疊加，經反複鍛打、折疊和焊接，就製成了這種戰刀。最好的日本戰刀的疊合層多達兩千。
日本人與西方接觸後，封建製度強加於人的服從和自律模式證明是顯然有利的。它們給日本民族提供了一群愛國主義的領袖人物。廣大的民眾經過訓練願意追隨這些領袖。漫長的封建主義使日本人能夠動員民族的精力，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對他們有價值的成分。毋庸贅言，西方的軍事戰術是日本人最熱心吸收的文化成分之一。
處在社會階梯最上層的是皇族。皇族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社會階級。原來，皇族僅僅是一個最強大的貴族氏族之一的首領。後來，他們被視為神的後代，被賦予神聖色彩，並且與其他貴族家庭區別開來。雖然皇族的婚姻隻允許族內婚，但是王子可以從其他貴族家族中納妾。小妾生的庶子，根據日本人按父係續譜的習俗，也被認為是具有神聖的血統，而且擁有皇家完備的權力。於是皇族的血統越來越擴大。每當幕府將軍與天皇發生麻煩時，總是有許多王子可供利用，幕府將軍可以遴選其中一位王子來取代難以挾製的天皇。常用的手腕就是逼迫天皇退位，要他讓位於一位年輕而聽憑擺布的王子。
日本曆史比較能確認的最早年代，大約是公元200年。在邪馬台女王（Empress Jingo）治下時，日本入侵朝鮮。我們了解這一年代，不是從日本的史料，因為當時日本尚無史官，而是靠朝鮮和中國史官的記錄。邪馬台女王似乎是日本中部地區一位強大的統治者，她成功地團結了足夠多的氏族，發動了這場大規模的向亞洲大陸的征伐。邪馬台女王使一個大致是中央集權的日本與亞洲大陸發生接觸，為朝鮮文化和中國文化流入日本鋪平了道路。
公元284年，應神天皇（Emperor Ojin）從朝鮮請來一位聖人擔任顧問。這位謀士首次把漢字傳入日本。但又過兩三百年，文字才在日本牢牢紮根。隻有等到7世紀時，日本才接受亞洲大陸的文化和學問，成為開化的國家。日本的第一座佛寺到公元600年才建成。它是在攝政王聖德太子（Shotoku Taishi）督導下完成的，聖德太子被稱為日本佛教的始祖。公元645年，大化革新的發動者孝德天皇（Emperor Kotoku）發動教育和提高人民的運動。這位發動改革的天皇還用過其他一些名號，根據日本風俗，他出生時取乳名，長大後取學名，還可能另有一個尊號，去世後還有一個諡號，如此等等。然而，無論用何名字，孝德天皇都認識到自己的人民不如亞洲大陸上的文明民族，他痛下決心有目的地改變這種局麵。這一改革打上了日本人心理的印記。這種心理經久不衰地維持至今。日本人從古至今都願意學習其他民族的思想和發明，從中得到實惠，雖然從根本上說，他們的態度和忠誠仍然是日本人的態度和忠誠。
孝德天皇不僅試圖使自己的人民受教育被開化，而且努力重組氏族政治，加強中央政權，當然所謂中央政權就是他的氏族的政權。他還努力給平民以更多的認可和自由。在這次借用外域文化組織日本文化的改革中，日本人接觸的主要是朝鮮人。在下一個世紀中，日本人離開日本列島走得越來越遠時，他們才發現，文明的中心不是朝鮮而是中國，他們過去模仿的朝鮮文化隻不過是中國文化的第二手翻版。於是，天皇就派遣若幹使團去中國學習，命其就中國的各種製度寫出報告。這是人類曆史上獨特的事件，是日本曆史記錄上唯一的壯舉——除了若幹世紀之後日本曆史上一個相類似的事件之外。在這次派遣使團的壯舉中，一個國家有意識地著手按另一個國家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形態結構。遣唐使在中國羈留了20年左右。在此期間，他們遴選了各種各樣最有出息的工匠，鼓勵各行各業的工匠把漆器、瓷器、琺琅等技藝跨海帶到日本。他們還請許多朝鮮和中國的學者到日本，甚至勸說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學者和工匠到日本去。
於是，在七八世紀的日本發生了一場改造日本生活的運動，這次革新和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葉發生的革新相似。這兩次革新對日本生活的重組，都以同樣的心理需求為特征：感到自己太不如人，渴望趕上並超過世界各國。[2]
按照中國的路子改造日本文化的企圖，在某些方麵遭到了失敗。彼時的中國，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和職業官僚階層已在形成之中，在以後的一千年中，科舉製度和職業官吏製將維持這一形式。雖然日本人試圖把這一製度引進日本，但是他們的努力未獲成功，因為日本貴族的主體仍然目不識丁。當時的日本學者為數極少，日本尚無文學和哲學，沒有創立中國式文學和哲學的基礎。在中國，封建貴族實際上在漢代之前已經毀掉了自己。在日本，封建貴族從未遭到毀滅，中央政府能控製封建貴族的時間非常短暫。結果，日本人委任官吏是靠“任人唯親”，沒有預選官吏的措施。既然日本人有強烈的對家族和氏族的忠誠模式，所以政府官職趨於世襲，趨於不考慮官吏的誠實和能力。
大化革新之後，把統治權集中於天皇一身的努力歸於失敗。經過幾代能幹的天皇之後，這條路線開始消亡。日本人用非常典型的方式去對付這次中央集權的努力，他們維持了天皇的傀儡地位，賦予他越來越多的神性，同時把中央控製權從一個大的氏族轉向另一個大的氏族。自9世紀至19世紀，天皇被他的神性和圍繞他的禁忌捆住了手腳。比如，天皇靜坐時要一動不動，因為如果他的頭轉動，他目光的方向就會發生地震。他的身體非常神聖，以至其頭發和指甲隻有在他睡熟後才能修剪。他的個人用品以及他觸摸過的一切都是禁忌。皇帝每一次用膳的餐具都必須是新的，用過的餐具立即被銷毀。這是皇宮裏使用劣質價廉器物的借口。
最初，世俗統治者很敬重天皇，後來，他們的尊敬有所減弱。他們越來越把天皇視為純粹的象征。神聖的天皇與世俗統治並存的製度在源賴朝[3]的統治下固定成型，源賴朝擔任幕府將軍的時間是在1186年至1199年。當時兩個大的氏族（平氏和源氏——譯注）正在激烈交戰，其餘較小的氏族也參戰。源賴朝為首的源氏勝出，於是他著手重組帝國，以便他自己控製。此前，日本人並不特別好戰，氏族之間的世仇爭鬥當然是有的，然而自從源賴朝重組帝國以後，確定無疑的好戰階層出現了，因為這一次帝國重組還涉及官職和俸祿繼承模式的變革。這個好戰的階層統治日本，直至19世紀中葉日本的政治改革為止。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美國海軍將領佩裏[4]訪問日本之後發生的。
1192年，源賴朝被授予幕府將軍的稱號。這一稱號並不新鮮，但是在源賴朝之後，它獲得了全新的意義，具有了軍事獨裁者的意思。源賴朝保留了天皇和京都的宮廷。但是，在沒有摧毀過去的文職官吏製度的情況下，他建立了由他控製的軍人政府。他與強大的佛教高僧講和，在各省任命了軍事長官和征稅官。源賴朝是一位政治天才，他建立的雙重形式的政府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葉，曆時650年之久。
到18世紀時，幕府將軍（Shogun）也成了傀儡。一個統治家族奪取了政權，另一個統治機構就建立起來了。在歐洲化和明治維新之前的兩百年中，政府機構包括神聖的天皇，可他處於極端遙遠的背景之中，並且被完完全全捆住了手腳；包括天皇之下的神聖的幕府將軍也被捆住了手腳；然後才是真正的統治者，他們是豐臣秀吉[5]的後裔。豐臣秀吉推翻了幕府的統治，建立了名副其實的極權主義的國家。這個政府給日本人的訓練為後來發生的變革做好了準備。
首先抵達日本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他們1542年到日本，緊隨其後的是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日本和歐洲進行著少量的貿易。歐洲帶來的兩樣東西對日本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們是火器和基督教。火器賦予封建貴族新的力量，使他們取得了脫離中央政權的更大的獨立性。他們原有簡陋的木房被多少帶有歐洲風格的石砌堡壘所代替，因為他們現在需要能抗禦炮火的要塞。
耶穌會會士方濟各·沙勿略[6]是第一位到日本的基督教傳教士。他1549年到日本，同時有幾位耶穌會會士陪同前來。傳教士在日本人中立即得到了響應。羅馬天主教會的教義和儀式與佛教的教義和儀式有相似之處。過去強有力的佛教僧人，那時正在失去對民眾的影響力。日本人樂意轉向新的精神領袖。這種新的信仰也受到中央政府的歡迎，因為它促進了與西方的貿易。沙勿略到日本後的一百年之內，據報日本已有200所基督教教堂和10萬名基督徒。封建貴族向羅馬派駐了使節。有一段時間，日本似乎要成為一個基督的國家了。
在此期間，日本出現了三位領袖人物：織田信長[7]、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8]。織田信長是一位封建領主，他戰勝了相鄰的領主，成為京畿主宰。繼之而起的是豐臣秀吉，一位出身寒微的人，甚至連武士都不是。在日本曆史上，一位平民平步青雲，爬到最高的位置，本人又沒有一點神聖貴族的血統，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子。豐臣秀吉，以軍事獨裁統一日本以後，也進行對外國的征服。他侵入朝鮮，把朝鮮視為通向中國的門戶。他聲稱要以席卷之勢橫掃中國。然而，日本人征服中國的企圖未能成功，正如他們在近代企圖征服中國未能成功一樣。中國豈容他人席卷。日本軍人侵擾中國時，明朝正值天下大亂，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盡管如此，中國人在外族進攻麵前一致對外。
同樣，雖然朝鮮人從來就不是好戰的和富有才氣的民族，但在抗擊日本人的進攻中，他們表現出難以預料的力量和創造精神。他們發明了最早的“裝甲船”，這些新式的“鐵烏龜”組成的艦隊擊沉了日本人的艦隊，切斷了日本人的補給線。他們還發明了第一枚發射炸彈的迫擊炮。彼時，這樣的軍備改進尚未用於歐洲，雖然此後不久它就在歐洲出現了。豐臣秀吉的進攻被迫停止。他一死，朝鮮人就擺脫了日本的控製。
向朝鮮的擴張實際上是轉移目標，把軍隊送出日本，以便使新政府能更加牢固地站穩腳跟。很久以來，人們就發現，煽動愛國主義情緒的戰爭是使全民族團結的最好辦法。雖然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一次征服戰爭未能成功，但是它把日本人帶進了亞洲大陸。而且，相當多的浪人向南進入了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他們在此充當雇傭兵。這些浪人多半是貴族出身，由於破產、出醜或過分的冒險精神，他們失掉了與貴族家族的聯係，獨自外出闖**江湖。日本最近一次向印度尼西亞的擴張，實際上還是因襲17世紀擴張的陳舊模式：日本過剩的武裝像洪水泛濫一樣地湧入亞洲大陸的許多地區。
繼豐臣秀吉之後興起的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初為豐臣秀吉之對手，後來卻成為其主要的副將。德川家康把注意轉向內部事務，而不是對外的征服。在家康的領導下，日本終於得到強化。1603年，他迫使天皇封他為幕府將軍。於是，他成為執掌封建化的軍事製度的首領，這個製度是源賴朝400年前創立的。德川家康在遠離天皇京都的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德川家康之後繼任其職的，是他的兒子和孫子。在德川家族的統治下，日本得到了兩百多年的安寧。
在此期間，日本不僅放棄了對外的征服，而且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開來。日本統治者不想讓人民知道國外發生的事情，尤其不想讓日本人出國。離開日本列島而後返回的人，一律要被處死。中央政權設立的是十足的警察國家，全國各地遍設路卡。從一藩到另一藩需要有通行證。各地關卡都征收捐稅，這一點與法國相同。這種官僚製度很像俄國的鐵幕。
在此之前，日本人一直是航海的民族。與歐洲接觸後，在一代人的時間之內，他們就在製造橫跨太平洋的輪船，就在美國西海岸進行貿易了。鎖國期間，日本製定了一條法律，造船超過了一定的噸位就可能處死。所有的外國人都不準入境，隻有少數幾位荷蘭商人被允許在一個海港附近的小島上居留。日本人承認需要的唯一的外國技術是製藥技術。他們允許醫學院學生學習荷蘭語，以便使他們能看懂醫學書。
然而，在此之前的開放時期，日本人借用的歐洲技術和思想數量驚人。日本人在自我強加的障壁之後，繼續完善業已學到的許多形態的歐洲器物。他們研製的火器以歐洲的模式為基礎，但根據日本人使用的習慣加以改造。他們製造的護甲非常精致，由歐洲的鋼板式護甲改進而成，塗漆的鋼片和生牛皮用絲線捆紮。金屬加工發展為一種高級的藝術。他們的戰刀刃口薄如剃刀，同時又能砍砸而不卷刃。武士的佩刀有許多種裝飾，有些刀裝飾簡樸而優雅，用於宗教儀式；有些刀鑲嵌黃金，隻有在上朝時才佩戴。
日本人自古以來是愛美的民族，他們渴求藝術上的完美。他們的藝術基本上是依靠從國外引進的，主要從中國引進；經過逐漸改造，其藝術適應他們對和諧比例、裝飾圖案和幽默情趣的感受。於是，七八世紀期間，以及後來在10世紀和18世紀時，日本的藝術幾乎純粹是中國的藝術；中國影響的新浪潮把書畫帶進日本。在600年左右的德川家康時代，這種畫風經過又一次綜合，形成了色彩明麗的裝飾皇家堡壘和寺廟的屏風。隨著有產商人階級的興起，一種借助廉價的彩色木刻媒介的新型藝術湧現出來，彩色木刻主要用來描繪日常生活瑣事。木刻是最早吸引西方人注意的日本藝術形式。晚近一些時候，我們受到的影響，是日本茶道中裝飾用品既精湛又質樸的藝術氣息，茶道最初是由禪宗儀式演變而來的。對現代藝術產生的另一種深刻影響，是日本的住宅建築。
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對各種宗教信仰都表現出寬容的態度。佛教是最早加之於土著自然崇拜之上的宗教。到了7世紀，宗教的勢力才強大起來，那時的佛教形成了許多宗派。基督教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頗有影響，但是接著它受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實際上它是被消滅幹淨了。與佛教基督教並存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宗教神道教，神道是從土著的自然崇拜中發展而來的。日本曆史上的大多數時候，佛教是知識分子和貴族的宗教。禪宗強調個性的發展，其影響更加廣泛，尤其在武士中的影響最大。禪宗造成的態度滲透進了整個日本的美學和倫理學之中。神道是偏僻地區實行的一種缺乏組織性的崇拜。日本開放和現代化之後，神道被定為國教。
在幕府時期的幾百年中，日本的人口相當穩定。取得人口穩定的原因，部分是性問題上的獨創性和避孕的技巧，部分是日本人不喜歡承認的一種辦法，名之曰“削減家庭規模”。日本人不實行通常的溺嬰，所謂溺嬰就是多餘的孩子出生不久即予殺死。日本的家長如果子女過多，無力撫養，他要等孩子長到二三歲時再做決定，此時孩子的健康和智力潛能都已明顯表現出來。最沒有出息的孩子就會被除掉。這種“削減”和給作物整枝間苗是一回事，意在使留下的孩子有機會長得更好。然而機械化之後，日本不斷增長的商業利益需要廉價勞動力，天皇又需要士兵；國家遂鼓勵快快生育。日本人紀律觀念強，又有愛國主義精神，所以他們就開始多生孩子，日本人口隨之而猛增。
1636年，日本開始鎖國，直至1853年。那一年日本對外開放，可以說它是像罐頭一樣地被撬開的。事情是這樣發生的：美國人派了一支遠遠超過日本實力的艦隊到日本，彬彬有禮地說，他們想簽訂允許通商的條約，否則就……。這次的簽約頗有俄國和芬蘭的攻防聯盟的意味。對這樣的條約，日本人和芬蘭人一樣不會喜歡，他們寧可舒舒服服地與世隔絕。
佩裏將軍訪日幾年之後，日本的一些海岸炮向一些歐洲人的輪船開火，而歐洲戰艦回擊的速度和準確性，使日本人大吃一驚。這一事件明確無誤地使日本人感覺到，他們在歐洲武裝力量現代化的裝備麵前，是無能為力的；他們認識到，如果要再次卷入世界事務之中，他們就必須盡快實現現代化。日本人已經握有慎重模仿其他國家的模式。過去，他們模仿中國，此時的中國正陷入混亂，並且正在迅速陷入歐洲人的控製中。於是日本人轉向西方。他們派出代表團到歐洲各國去帶回使歐洲人成功的技能。他們認識到，不同的國家擅長的東西是不同的。所以，他們按照德國人的路子組織日本陸軍，根據英國人的路數組建海軍，模仿法國和英國的模式組織自己的財政和製造業。當時他們瞧不起美國，以為美國不夠發達，不值得研究和模仿。
佩裏將軍訪日的時間是1853年。到1867年，日本的內部革新業已完成。封建領主的爭鬥被正式廢止，天皇又恢複行使政治統治者的實權，而不再僅是一位神聖的統治者。所幸的是，明治天皇是一位精明的天皇。日本人建立的新政府看上去有足夠的民主和憲政去贏得歐洲人的尊敬，雖然這個政府的管理建立在日本正統的家族控製的基礎之上。有趣的是，在這次改革中，一個大的氏族接管了陸軍，另一個大氏族控製了海軍，其他的氏族則投身於其他各種行業之中。
有一段時間，日本人生活中一切古老的方麵都貶值了。日本人被歐洲人的傑出成就弄得暈頭轉向，以至於給自己的文化所賦予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許多最優秀的日本藝術品幾乎是白送給了有鑒賞力的歐洲人。與此同時，日本人卻努力去學會鑒賞維多利亞時代的拉斐爾前派畫家[9]的作品。
長期的紀律性使日本人做好了準備，隻需一聲號令，他們就萬眾一心行動。他們精心製訂計劃去實現現代化，去征服世界市場，進而把征服世界作為自己長遠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將世界各民族置於天皇的蔭庇之下。這些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相當大的進展，然而由於日本人的失算，這些計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了失敗。
[1] 穢多（Eta），從事最低賤職業者如屠夫等。
[2] 這兩次革新分別是大化革新和明治維新。
[3] 源賴朝（Minamoto Yoritomo，1147—1199年），日本幕府製度創建人，奪取了天皇政府管理地方行政的權力，成為日本封建領主的最高主宰，他建立的幕府叫鐮倉幕府。
[4] 佩裏（Mathew Calbraith，1794—1858年），美國海軍將領，1853年—1854年率艦遠征，迫使日本與美國通商建交，日本兩個多世紀的鎖國政策遂告結束。
[5] 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7—1598年），16世紀日本封建領主，曾打敗所有的大名，完成統一日本的大業（1590年），企圖征服朝鮮、中國等地，1592年侵朝失敗，1597年第二次侵朝亦告失利。
[6] 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西班牙人，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率先在亞洲的馬六甲、日本和中國傳播天主教，被尊為“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傳教士的主保”。
[7] 織田信長（Oba Nobunaga，1534—1582年），10世紀日本將軍、戰國大名，實際的日本獨裁者。在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協助下統一了許多地方，控製了68國中的30國。他打擊佛教，支持基督教。
[8] 德川家康（Tokugawa Jyeyasu，1543—1616年），日本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的建立者，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部將。1600年的關原大戰，擊敗40多個大名的聯軍，成為日本無爭議的主宰。1603年被天皇任命為幕府將軍。
[9] 拉斐爾前派畫家（pre-Raphaelite），1848年以英國畫家羅賽蒂、亨特、米勒為代表的藝術團體，以中世紀的曆史和古老故事為創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