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兩千年之間，中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統一的國家。公元100年東漢年間，人口統計報告已達6000萬人。應該指出，中國的人口統計總是低估了實際數字，因為農民完全有道理認為，任何官員調查人口都是為了征稅，所以他就盡量少報人口。此後的一千年間，中國的人口幾乎靜止不變，說明人口增長已經到了極限，資源和技術隻能支持這麽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統計顯示出緩慢的增長。1736年的人口統計是1億3500萬。可是，公元1736年至1881年，人口突然躍升至3億8000萬。此後，中國的人口就穩步爬升了。
在這段曆史時期，整個舊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長。其原因尚未弄清。歐洲人口的增長，被歸因於機械化的興起和殖民地市場的開拓。然而，人口增長的現象同時還見於中國和印度，當時的中印兩國並不存在以上兩種因素的影響。無論如何，在很長的曆史時期中，中國的龐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統一性，大大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即使在中央政權崩潰的時期，在天下大亂、內戰不休的時期，中國人也保持了統一的傳統，他們把這樣的時期隻當作是曆史的插曲。
龐大的人口對中國大有裨益，因為它使中國確確實實地堅不可摧。外來的征服者淩駕於這個龐大的、文化上統一的、文明開化的人口時，總是發現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總是不得不接受中國人的文化，總是要最終同化到這個龐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龐大的人口也帶來了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我們在西方遭遇這類問題已有一段時間，我們剛開始解決這類問題。龐大的人口在世界曆史上是一個較新的問題。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直到18世紀時，還不到2500萬人，大不列顛的人口在此之前從未超出過1000萬。在集中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數以億計的人口造成了新的問題，恰當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還沒有找到。
要了解中國政治組織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國的一般社會模式。除了中國東北部之外——東北的農民住在孤零零的大農場裏，頗像美國農場的模式，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單家獨戶的情況極為罕見。真正的居住單位是村莊，許多家庭毗鄰而居，村莊周圍築有土牆以防流寇。離村莊很遠的地方有若幹城鎮，城鎮的職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舊中國城裏的富人幾乎全都是官僚階級），城裏還住著從事服務業的居民，如製造奢侈品的工匠。
經濟運轉的方式，在某些方麵與印度和西方國家都有一些差別。沒有跡象表明存在著印度那樣的種姓製度，不存在按種姓世襲的行業。也不存在西方那種把製造業集中於城裏的模式——隻有在極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這種模式。事實上隻存在地方特產集中的情況；在一個地區，有些村莊生產一種東西，用以與其他村莊交換別的產品。交換在有集市的小鎮裏進行，鎮的規模介於村子和城市之間。農民上市鎮賣自產的東西，用以換取原料或別人的產品。一個地區生產一種全國使用的籃子，另一個地區集中生產一種鐵器，如此等等；這種按地區特產品組織經濟的方式，反映了統一國家組織經濟的模式：強有的中央控製使貿易得以安全進行。即使在天下大亂的時候，當全國貿易不能正常運行時，這種組織經濟的方式依然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體是自耕農。中國社會裏有兩條大的分界線。一條界線是有土地的農民（哪怕是一小塊土地）和無地農民的界線。自耕農猶如船長，無論他擁有的是大戰船還是小駁船，他總是一船之長，總是有別於水手的；同樣，自耕農占有小塊土地，他總是覺得要比雇農高出一頭。另一條分界線，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和工匠與仕宦階層之間的分界線。
因為中國農民不實行長子繼承製，而是讓所有的兒子平分地產，所以他們的地產總是不斷地處在分割之中。這就是說，一部分農村人口總是不斷地被擠出自己的土地而淪為無產遊民，到近代則淪為人力車夫之類的城市貧民。每當饑荒和戰爭的控製機製喪失之際，中國的人口就迅速增加，體力勞動的產業就無法支持過多的人口，無業遊民就被用來從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勞動。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支源源不絕的勞動大軍，正是因為他們甘願從事最苦最低賤的工作，所以奴隸製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紮住根。大戶人家的女傭是從小買進的，她們可以被認為是奴隸，然而實際上她們是作為家庭成員長大的，她們成年時，主人有責任為她們找婆家。皇宮裏使用奴隸，但是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非常發達的大規模的奴隸製。西方那種奴隸製在中國不可能發展起來，因為使用無業遊民更為價廉合算，正如機器時代到來以後，我們才因為使用奴隸勞動而受到良心的譴責一樣。在機器生產中，使用雇傭勞動顯然是更為便宜的。把工人的勞動當作商品，等他老弱病殘就把他攆出工廠，顯然更加合算。如果把勞動者當奴隸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殘時給他以照顧，那就反而不大劃算了。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會的縱向流動性很大，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上也是如此。這一點與英國的情況很類似；英國的階級劃分雖然明顯，但是平民可以發財並買到爵位。中國社會中的人口關係不斷發生變化，農民的後代可以逐漸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為平民。直到前不久，這種社會流動性是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的：躋身官場的敲門磚，是十年寒窗，在競爭激烈的一係列考試中中舉。
士子在中國的社會地位頗高。比如，鄉村私塾先生是最窮的士子，但其地位也超過不知書識禮的富商。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兒子讀書的人家，都要讓兒子讀書，指望兒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國，科場考試是營私舞弊現象較少的少數幾件事情之一，因為科舉考試被認為是整個官僚體製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他的一些朝代裏，亦有用捐納的辦法買武秀才之舉，武秀才之類的武舉相當於士子的科舉。中國給買武舉的做法取了個名字，叫作“後門及第”。然而，“後門及第”者絕不夠做官的條件。
科舉興起於漢朝，大約自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之間。當時，皇帝與士子階層常有摩擦。據說興辦科舉的皇帝稱：“士子已如朕籠中之鳥。”然而，事實證明，被困進羅網的正是皇帝自己，因為直到近代，中國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縱的。科舉到唐代最後定型，大約是在公元700年至900年。清代的科場考試通常要求作八股文兩篇，十二行五言詩一首，詩文的題目均臨場指定。這個模式沿襲下來，其形式和內容幾無變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發之後方才廢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須通過鄉試。一般要求取得兩個品第。一共有四級科試：鄉試、府試、會試、禦試，禦試登科的士子總是極少數。禦試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會立即受到禦賜恩寵。他們會享受朝廷俸祿，一旦官位出現空缺，就立即由他們補上去。鄉裏以上官員均須任命，隻有科場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職。鄉裏一級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議事會執掌，這一級議事會與新英格蘭市政會相仿。這樣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為議事會是由族長組成的，族長的意見具有權威性。然而，鄉裏以上的各級政府則實施自上而下的管理。
科場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離故裏盡可能遠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獲悉某人被委任做官，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親帶故的人就會立即找上門來，希望找個差事。避開這群渴求沾光的親戚，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遠離故土。古時交通不便，被遣至遙遠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親戚的糾纏。然而，機動車和其他便利的交通工具問世之後，新省長到任時，成群結隊的窮親戚就會立即踏破他的門檻，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禮義的模式謀求各種貪汙賄賂和庇護關照。
科舉考試涵蓋的範圍很廣，這一設計意在顯示應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舉背後有一假設：科場中榜者均為聰明人，能很快學會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這一設想與美國人的信念截然相對。美國人相信，如果一個人具有本職工作需要的技能，其他的任何東西都無關緊要；美國人還認為，政治家個人不僅是在一般興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與普通人盡量接近。中國人的觀點，是千方百計尋找德才過人者擔任立法和行政職務。所謂德才過人者，指的是至誠待人、廉潔奉公、獻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祿優厚，這與美國的體製不同。訓練有素的美國人不任公職時掙的錢，比擔任公職時掙的錢多得多，除非他濫用職權中飽私囊。
中國的科舉取士製，與英國殖民地公務員的選拔製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國的殖民地事務官員仍然是世界上最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國的公務員選拔考試，也是旨在發現智力過人、富有教養之士；考試範圍可能從薄伽丘[4]的藏書癖好到如何識讀氣象圖。同樣，中國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選出來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清朝強盛時期不得不與中國官吏打交道的歐洲人，無不知道中國官吏的素養好、能力強。科舉製度偶然也會流產，如一位不習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統率北洋水師，結果使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迅速敗北。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優秀傳統，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頌詩，然後自盡。然而，除諸如此類的緊急局勢之外，科舉方法是相當有效的。
六七千學子在鄉試中競爭。鄉試選拔的秀才大概不及應試者的十分之一。鄉試及第者再參加府試，如此等等，直到殿試；殿試金榜題名者不及鄉試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鄉試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學，以便參加第二輪考試（即府試）。凡鄉試登科者已無後顧之憂。他的經濟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貧寒，無錢繼續求學，鄰裏也心甘情願支付他的一切費用，希望他能在府試中再次登科，以謀得一官半職。中國人一向有賭博嗜好，他們樂意為朋友冒險；對於鄉鄰父老來說，資助秀才進入官場，是有所裨益的。
鄉試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鐫刻在祖宗牌位上。電報進入中國之前，有一批人專門以報告此類喜訊為生。他們守候在科場之外等候張榜。中榜的喜訊立即由他們馳送中榜者家裏。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過望，常常要重賞送信人。
第二級考試在道府舉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與初級考試（鄉試）相仿。府試中榜者被飾以綬帶和金花。他們接著準備進京參加第三級考試（會試，即禮部試）。禮部試及第者再留京參加第四級考試（即殿試）。皇帝駕臨科場主持殿試，並用朱筆禦覽試卷。殿試及第金榜題名者分為四組。一組賜以俸祿，等待填補高官空缺。一組成為宮廷侍從。再有一組被任命為中央各部大臣，最後一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贅言，最後一組的官位是追逐最緊的熱門，因為省府總督和道台大人在組織高度完善的中飽私囊的體製中，處於最有利的地位；貪汙受賄已成為中國古代政治體製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官職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試後金榜題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響雙管齊下，方能爭取到官位。經過科場四級篩選出來的中國官吏才華極為出色。隻要中國政治實際上讓這批正大光明地遴選出來的仕宦階層來掌管，那就會萬事大吉。中國政治體製的弱點是，沒有與科舉取士一樣嚴格的選拔皇帝的製度。中國人不實行嫡長子繼承製。雖然皇位繼承中有嫡長子繼承製的趨勢，但一般地說，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為皇帝妃嬪眾多，且皇後及妃嬪均選自豪門大戶，所以圍繞爭奪太子繼位的傾軋和陰謀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經選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對他施加影響，竭力為她家族的所有成員謀到高官厚祿。每個朝代行將土崩瓦解的征兆總是這樣的：政府的行政管理從科場選拔的仕宦手中逐漸落入了宮廷的寵臣手裏。
宦官在中國曆代王朝的崩潰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國的宦官與伊斯蘭國家的宦官截然不同，伊斯蘭國家的宦官是奴隸。而中國的宦官卻是自願入宮的。其中許多人中年以後方才入宮，他們已經結婚生子，為家族盡了孝道和義務。他們之所以受閹割去勢，是因為入宮以後也許能夠爬上高位。盡管他們已經受過去勢腐術，可是他們宮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宮加重了中國行政機構裏家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贅言，在這樣的條件下棄家入宮的宦官如果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權是渴之輩。他們之所以甘願做出任何犧牲，其目的就是為了得到權力。結果，宦官遂成為一幫危險之徒。他們在宮廷裏得勢之後，就會篡奪行政職務，並將其親戚塞入高位、帶進宮廷；此時該王朝就氣數將近、行將就木了。
中國古代政治體製的弱點是在最上層。不過，隻要統治者得力，這個體製尚能有效運轉，而且能培養並募集一個絕頂聰明的仕宦階層：仕宦階層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實上，在迄今推出的體製中，這一體製是維持一個官僚階層的最有效的政治體製。招募勝任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員，是現代國家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之一。這也是美國人處理得很不好的一個問題。
中國古代政治更突出的弱點，是無處不在的貪汙和懲治犯罪方法兩個方麵的弱點。中國的貪汙不能用西方的標準去衡量。中國的地方官吏俸祿不多，中飽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們究竟能侵吞多少則有一個嚴格的慣例。凡是與他們打交道的人都預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才合適。這是紐約市民主黨人曾經說過的“誠實的貪汙”。如果地方官員敲詐太狠，商人和工匠就會進京告狀。京師的檢察官就不宣而至，封賬捉人，然後才開始調查案子。如果調查說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對他進行懲處。中國人審案不會像美國人那樣讓案子一拖就是十年，隻課貪汙犯收入百分之三的罰金，而是迅速將貪官斬首示眾。這種嚴刑對過度的貪汙是一種威懾力量。
按我們的標準來看，中國人對付罪犯的方式比較嚴峻，但它不會使公眾感到難堪。我們的做法並非總是這樣。他們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門。罪犯幾無上訴的權利。犯罪現場的目擊者受到拷打，據認為拷打目擊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據。這一做法當然使現場目擊者逃之夭夭，所以證詞是難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夠判死刑的標準，他就會被遞解進京城去聽候發落。他在京城被監禁數月或數年，周圍的人千方百計對他進行敲詐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幹為止。順便需要提及的是，這是位高權重的統治者為了聚斂財富而有意識地采取的一種手段。其模式為：讓小官盡情中飽私囊，等候時機成熟，就一口鯨吞他們聚斂的一切財富。納粹德國就使用這種辦法。凡是極權政治出現的地方，都可能出現這種大官斂財的辦法。
在世界偉大文明中，唯有中國有如下獨特之處。在它的悠久曆史中，從未產生過強大的祭師階層。誠然，在中國早期王朝商周漢這三個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師，他代表整個王國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職能總是從屬於親理朝政的職能，至少是從屬於給朝臣理政提供認可的職能。實際的行政管理委托專家即訓練有素的官僚進行。在任何曆史時期，中國都沒有建立過龐大的神廟體係；龐大的神廟體係曾經支配過諸如埃及和兩河流域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過印度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
中國宗教最重要的成分是祖先崇拜。任何宗教都有一個趨勢，它折射出被社會視為最重要的價值和興趣。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是家庭的組織和香火的延續。重要性稍次的是禮儀模式，禮儀在經典中有繁縟的規定。上述兩種最主要的興趣，在中國人的宗教中反映得十分強烈。無論忠於什麽教義，他們基本上都實行祖先崇拜。他們對宗教的態度兼有迷信的因素和求實的成分。民間傳說的鬼怪故事是難以計數的。
盡管中國哲學形成之初帶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中國人的態度是徹底務實的。他們對各種宗教一貫抱寬容的態度，凡是最使人受益的宗教元素，他們都甘願崇拜。他們從來不搞宗教迫害，曆史上很少出現過什麽殉教者。即使出現過迫害教徒的情況，尤其是迫害佛教徒的情況，也不是出於宗教的原因，而是由於害怕佛寺繼續不斷地吮吸國家的財富。中國人十分樂意從信仰一種神祇轉而信仰另一種神祇，隻要改宗看上去能使人得利。基督教從未在中國紮根的主要原因，除了它是外國列強的宗教因而被認為是對中國領土完整的威脅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基督救傳教士反對祖先崇拜。
有錢人的葬禮中，出殯的行列一側常常是由和尚念經，另一邊常常由道士做道場，道士一麵口念咒語驅魔，一麵焚燒紙錢賞鬼。據信鬼怪會參加葬禮，所以除非你驅魔賞鬼，安撫它們，否則死者的靈魂進入陰曹地府時就會遇到它們製造的麻煩。
中國是文明發展和傳播的重要中心，這是中國對世界文化所做的最大貢獻。世界各國人民還居住在小村落裏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在維持龐大的城市人口了。它遭遇到了一個龐大的近代國家所麵臨的大多數政治問題，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辦法，甚至找到了如何對付少數統治者的辦法。中國不僅影響了所有的東方文明，給相鄰的文化提供了一個中心，使它們不斷充實，而且還影響了歐洲的文明。中國對相鄰文化的影響，打一個比方來說，仿佛是羅馬帝國與周圍蠻族的關係；中國好比是維持了3000年的羅馬帝國，而不是隻維持了500年的羅馬帝國，它影響了自己勢力範圍內的一切蠻族文化。
在曆史上的許多時期，中國始終是世界上最富裕和強盛的國家之一。17世紀和18世紀時，歐洲已進入繁榮昌盛的時期，可是當時中國的富裕程度，是歐洲望塵莫及的。按照大多數標準來說，中國的開化程度都遠遠超過了歐洲。歐洲人與中國進行廣泛的貿易，帶回大宗精美的絲織品和瓷器，使英國人大多數的桌上餐具都帶上“中國”的名字[5]。18世紀初葉，中國的商品引進了一種新的風格，成為一時之尚。牆紙、櫥櫃、家具和書畫都模仿中國的風味，謂之曰漢風（chinoiserie）。法國貴族在自己的庭園裏修建中國式的夏季別墅。許多法國耶穌會會士被派到中國，他們指望使乾隆皇帝皈依基督教。他們在清廷受到禮遇，但是乾隆皇帝對他們能在科學、數學和軍事上做出的貢獻更感興趣，而不是對他們的宗教活動感興趣。然而，法國耶穌會會士卻學習中國哲學和經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成法國革命背景的啟蒙運動思想實際上是源於中國的，是中國思想對法國思想的滲透。受製於人者忠於治人者，反過來治人者又有義務去保護臣民的福利；如果統治者未盡此義務，臣民就有權反抗——這兩種信念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這一思想什麽時間進入歐洲思潮，是難以證實的。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它首先露頭的時間，是歐洲人對中國藝術和中國哲學突然產生興趣的爆發期。從我們所知的文化傳播結構來看，至少可以推想，這個思想的源泉是中國。
有趣的是，在盧梭的著作裏，自然人的思想頗像道家哲學中的理想。盧梭是耶穌會會士養大的，當時的耶穌會浸透了中國人的思想。然而，道家的自然人建立在對東方農民的實際觀察之上，它與盧梭的自然人不同；盧梭給他神秘的自然人賦予一貫正確的直覺和勝人一籌的道德價值。
當前，中國處在混亂和受人支配的狀態之中。也許，他們要用一百年的時間才能擺脫俄國人的枷鎖，使自己的精力重新聚焦；但是，他們一向有能力融合或趕走外來的征服者。中國人徹底皈依馬克思主義的前景，不可能出現。他們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們不可能以俄國人熱愛共產主義的那種宗教狂熱去擁抱任何一種政治思想。中國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們閱盡了人間世態，飽嚐了人間滄桑，對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興奮狂熱了。
中國人比西方人略勝一籌的是，他們的文明史比起我們的長得太多了。西方人隻不過是一群鄉下人，剛剛被引進城市生活之中的鄉下人。我們還在進行身體上和社會生活上的調整，去適應大群人聚居的生活方式。相反，中國人經曆了三千多年的非常嚴酷的自然選擇過程，經曆了饑荒、疾病和各種各樣的競爭。冷峻的事實是，他們在較差的條件下的生存能力比我們強。這是將來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未來的局麵可能是，幾個大洲稀稀落落地住著白人，人口龐大的蒙古人種隻占有一個大陸，他們的人口又迅速不斷地增強。這樣的局麵出現時又該怎麽辦？這個問題尤其值得考慮。我們有相當的理由確信，兩百年之內，中國又會出現一個強大的“朝代”，中國將像過去一樣，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強國。
[1] 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800—前2300年），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首次發現於山東章丘龍山鎮而得名；分布於山東、河南等地；磨製石器發達，製陶已使用陶輪；已出現卜骨；以農業為主，畜牧業亦較發達；早於商代文化。
[2] 《竹書紀年》，中國古代的編年體史書，共計20篇，敘夏商周三朝（迄至公元前299年）史事，為戰國時魏國史官所記。
[3] 許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年），美籍華人、人類學家、心理人類學創始人之一，曾任美國人類學會會長，1943年受本書作者拉爾夫·林頓邀請訪美，隨即留美任教，著有《中國人與美國人》《雲南西部的魔法與科學》《宗教、科學及人類危機：研究轉變中的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家元：日本的真髓》《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驅逐搗蛋者：魔法·科學與文化》《文化人類學新論》《美國夢的挑戰》《邊緣人》等。
[4]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意大利早期人文主義者、詩人和作家，反對貴族勢力，擁護共和政權，作品有傳奇、史詩、短篇故事等，代表作有《十日談》。
[5] 在英語裏，瓷器和中國共用一詞，隻剩大小寫不同而已，中國大寫（China），瓷器小寫（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