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建立之後，中國進入了曆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階段，中國文化大多數典型的模式此間已呈現出來。其中的許多模式在商代業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們才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與其說周朝是一個朝代，毋寧說它是一個時期，在曆代王朝的紀年表中，周朝大約起始於公元前1000年，滅亡於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對全國的控製時間大約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經結束了，這一年是都城東遷至洛陽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製度固有的破壞力量就已經在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權。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國徹底整合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製度的體係；在這個體係之中，中國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從西部蠻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發展，可以被組織起來。周朝的開國元勳在把先前業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個體係之中，究竟發揮了多大的個人作用，這一點難以判斷。周代初期的幾位天子，在這一整合過程中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因為他們曾經有過把夏文化成分與草原蠻族文化成分整合起來的經驗。
據《竹書紀年》[2]載，曆代周天子的曆史顯示，這是堅強的權力意誌、大治崇尚和禮儀崇尚的結合。直到周人對商王稱臣的曆史結束之前，周人對商王的權力、秩序和禮儀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與此同時，他們逐漸把商王之下的小國越來越多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周文王滅商紂王建立周朝時，他表現出最大的惋惜和遺憾，並且立即著手去整頓社會秩序和國家的秩序；根據竹書記載，他按照嚴格的體製整頓天下的秩序。中國曆史學家總是篤信偉人理論，根據他們的記載，周天子建立的新體製甚至改變了家庭的組織結構。顯然，貴族血統的繼承有所變革，不過，任何社會家庭結構的改變都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所以，周代實際的變革可能是這樣的：鼓勵商朝遺民中的貴族改變一些風俗習慣，使商朝貴族的家族製度與周朝貴族的家族製度一致起來。因為農民的主要職能是納稅，所以新王朝曾試圖改變農民家庭的組織習慣，這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周代貴族組成大家族，頗像後世曆代王朝的貴族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一群男子，整個家族住在一起，像一個股份公司，由最年長的男子控製。大家庭及由其組成的姓氏群，實行嚴格的族外婚。家族和氏族的控製是強有力的父係控製。大家庭中出生的女子實際上不被視為本族人。她們不會被引介給祖先的亡靈，而是在出嫁時被引介給丈夫祖先的亡靈，出嫁之後她們就成為丈夫大家族的成員。從理論上說，婚姻是單偶製。但是，貴族家庭的閨秀出嫁時常常帶著一位妹妹和各種女仆，實際上妹妹和女仆自然就成為陪嫁的媵妾。婦女的地位相當高。貴族婦女雖然靜居獨處，但是她們並不被禁錮在後宮之中。這個時期的婦女常常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許多跡象表明，常常有丈夫與妻子共議朝政的現象。
在周帝國的組織中，家族內部男子的基本關係被當作仿效的模式。這種關係裏最重要的是父子關係。父子關係被認為也反映在天子與上帝、天子與臣民的關係之中。周代創設了帝王的名號“天子”，上帝與天子的關係是父子關係，天子與臣民的關係也是父子關係。據信天子對臣民履行父親對兒子的雙重職責：施之以仁愛，教之以德行。周代著力堅持的第二種家族關係，是輩分之別而形成的長幼關係和兄弟之間的關係，幼者應該始終尊敬和服從長者。這一關係反映在不同等級的貴族之間的關係和義務之中。最後還有一種關係，它並非起源於家族關係，這是互相幫助互相信賴的關係，這個關係可以作為封建領主及其貴族追隨者互表忠誠的基礎。
商代的城市不斷發展，周朝也保持了這個發展趨勢。周代貴族住在城裏。城市設防堅固，是行政中心，也是集中和儲存實物稅的中心。此外，城市又成為貿易中心和宮廷用品的製造中心。封建宮廷由封建君主的家族、追隨他們的貴族以及他們的謀士和官吏組成；不過，並非所有的謀士和官吏都是貴族出身。城市成為學問和享樂的中心，並且給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刺激。
周代開國君王所創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權製，很快就證明為不能運轉。幾個原因促成了中央集權製的迅速瓦解。它賦予天子的責任過多過重；王位繼承的規定又非常僵硬，常常對繼位者的個性聽其自然，以致使虛弱或邪惡的統治者得以登基。北方和西部蠻族對帝國的壓力持續不斷。周朝貴族日益成為軍事貴族，他們隻擅長武功。和他們樂於保衛周朝社稷一樣，他們還樂於兼並相鄰貴族的地盤。晚至公元前700年，周王朝的軍隊仍然沿襲商王朝的排兵布陣：貴族駕戰車，輕裝步兵簇擁戰車前進。可是，征調未經訓練的農民的老傳統，逐漸被常備的職業士兵所取代。這就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農民既要支付王侯府邸的消耗，又要支持領主的軍事設施。這樣的府邸在許多城市裏建立起來，它們互相競爭，比奢侈講排場。國境上的諸侯招募越來越多的雇傭兵。這些雇傭兵的軍紀敗壞，他們的搶掠加重了平民的苦難。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原因之一，是貴族出獵時給農民的莊稼和財產所造成的破壞。這說明周朝貴族所進行的大規模圍獵和追獵，與元朝貴族組織的圍獵和追獵相仿。
在頻仍的戰爭壓力下，貴族把越來越多的教育和行政事務托付給新興的專業仕宦階層。過去被貴族階級壟斷的教育，如今被平民化了。許多城市興辦了學校，學校裏傳授貴族們過去所學的一切課程，可能隻有箭術和駕馭戰車的兵術除外。封建領主的政治謀士提供了有利可圖的前程。學過曆史和政治權術的平民謀求統治者的庇護。他們離開故國遊說四方，誰給最優厚的待遇就在誰的門下做食客，他們覺得這很符合自己揚名顯聲的理想。公元前五六世紀的聖哲如孔子孟子等，就出自這個仕宦階層。根據這一背景來看，他們的哲學體係關注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容易理解了。
長期的征戰，動**的局勢，越來越多的蠻族被納入中國社會，對祭獻靈驗的信仰隨之削弱。因為祭禮是天子的主要職司——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對祭禮信仰的動搖就削弱了中央集權。到公元前700年，帝國分裂為14個互相征戰的諸侯國。周天子的角色隨之而變，頗像中世紀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這一角色聲威顯赫，但它實際的權力和財力卻非常之小。天子在政治上的控製範圍隻限於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較小的國家，就是曆代天子直接統治的那個小國。天子的財政收入僅限於那個小國農民所繳的捐稅。
約在公元前4世紀，出現了一種新的戰術。在此之前，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在於裝甲戰車。公元前4世紀時，西北部各諸侯國開始用騎兵作戰。看來這個時期是有效的騎兵戰所需的裝具和戰術興起的時期，騎兵戰興起的地方大概是在大草原上。樹形馬鞍、馬鐙和複合弓，再加上既可以一字排開衝鋒又可以迅速機動的訓練有素的騎兵——這個戰術發明在戰爭中的革命性，堪比後世坦克飛機的革命性。它改變了中國與大草原接壤的整個邊境線上的力量對比。
隨著蠻族雇傭兵的出現，中國的戰爭帶上了一層新的更加血腥的外觀。頑強防守之後，堅固設防的城鎮還是要落入敵手；破城之後所進行的精心安排的大屠殺，使城裏的平民百姓喪失了堅決抵抗的勇氣，本來堅固設防的城市是封建社會防衛上的長處。而且，在過去的戰爭中，戰俘通常在戰役結束之後會被釋放的，他們的遭遇無非就是割去耳朵之類的屈辱；可是現在，他們現在被蓄意屠殺淨盡，以削弱敵方可資利用的訓練有素的後備力量。被屠殺的人數被精心地記錄下來。據說長平城陷之後，被斬首者達40萬之眾。即使考慮東方書籍裏常有的誇張，繼續不斷的殺戮一定造成人口銳減的後果，這就給相鄰蠻族移民強大的滾滾洪流騰出了空隙。因為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農業人口的納稅，所以這個移民浪潮很可能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鼓勵。入侵者很快被融合，所以移民浪潮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盡管遭受天災人禍，戰國之前的一段時期，精神活動極不平凡——或許正是災禍推進了精神活動吧。私塾興起，與官學並立，並最終接過了官學的主要職能，它們吸收平民入學。私塾造就了古代世界中最龐大的一群知識分子，這一點不容置疑。這群知識分子全都麵臨著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找到一種減輕苦難的辦法。苦難的生活顯然是政治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使生活難以忍受。不同的哲人對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由此而生的哲學體係中，以孔子、老子和孟子創立的體係最為重要。前兩家學派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學派的影響尤其深遠。由於官方的支持，它對許多政治格局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於不通漢字的歐洲學者來說，要清楚了解這些哲學派別的情況，是相當困難的。漢語句子像電報一樣精練簡短，可是它們並不像電文那樣語義清晰。我們看到，中國學者自己對古代文獻的釋讀就是見仁見智、頗有歧異的。
孔子生於華北，他在魯國創辦私學。在他那個時代，統治魯國的仍然是周天子分封的公侯。孔子是當時最偉大的學者，他深切關注曆史先例，堅信周武王建立的組織嚴密的王國是黃金時代。他編修周朝古籍，使之理想化，經他整理的古籍仍以當年的麵貌流傳至今。他的學說意在倫理，完全不帶超自然力的痕跡。他的觀念難以翻譯成西方的文字。他相信人與人之間有天生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在家族裏表現得最為強烈，但是理想的境界是把這種同情弘揚開去，直至它包容全人類為止。為了使同情心發揮作用，有必要首先端正“名分”。在孔子的哲學中，“名分”使人想到柏拉圖的絕對理念。“名分”被視為理念世界中存在的客觀實體。
在實踐中，孔子講究道德並力求精準。他把主要精力用於闡明各種社會角色的身份和作用。與同時代的其他仕宦一樣，他到處遊說，尋求聖君賢王庇護並貫徹他的學說。最後他被任命為魯國的一位小官。據說他晚年在魯國宮廷供職期間，在跟隨魯公出巡時喟然長歎曰：出巡的隊伍順序說明世風日下，驕與惡（公侯及其寵妃）走在前麵，智與德（即孔子）卻遠遠落在後麵。
儒學在孔子的兩位追隨者孟子和荀子的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們二人在孔子最初提出的“名分”觀念上意見一致；然而，在德性與人性是否一致上，在“仁愛”是否是善行的動力上，兩人的主張卻截然相反。孟子信奉人性善。他認為，個人不受幹擾會自然趨向善行，亦如水往低處流一樣地自然而然。因此，他的弟子堅決反對各種社會強製措施。與此相反，荀子認為人性無所謂天生的惡與善（原文如此——譯者）。他認為，仁義是習慣使然，唯有通過反複的善舉才能養成仁義的品性。因此，他可以被認為是個性心理學中的學習理論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與此觀點一致，他對遠古的權威持懷疑態度，認為社會發展是一個進步的過程，而當代的聖賢則最能透徹了解並指導這一進程。
孔子學說幾經坎坷沉浮，到漢代後期被接受下來，並尊奉為帝國組織的指針。有這樣一個傳說——也許它並不可信：漢代有一位皇帝看到複活之中的貴族勢力對自己的統治構成了日益嚴重的襲擾，於是就召見一位儒生，問他有何良策免除貴族的威脅。儒生答曰：“讓其子平分其封地。”儒生的智謀給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使皇帝決定把儒術尊為漢王朝的官方哲學。
即使上述傳說真有其事，一件事也好，官方施舍的什麽恩惠也好，都不足以解釋，何以儒學能在近兩千年內支配中國人的思想。解釋這個問題的線索，或許是許烺光[3]所謂的中國人“隨遇而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根據這一深刻的分析，中國人很想把握他們所處的許多不同的情景，以便於調節自己的行為。他們看重成功的自我調節，勝過任何抽象的價值體係。儒家哲學把人的各種地位和作用區分得清清楚楚，闡明了各種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給人提供了明確界定了的行為模式。
在一切方麵，老子的學說實際上都與孔子的學說形成強烈的反差。儒家重人際關係，隻是在堅持恰當的禮儀方麵才注重超自然力。老子的學派不注重人際關係，隻注重理解天理，包括我們認為是超自然力的一些東西。儒家謀求使概念日趨明晰，在探求概念明晰的過程中，強調鑽研學問，尤其是強調研究曆史。老子轉向沉思和內省，他樂意讓自己學說中的基本觀念模棱晦澀，滿足於謀求用靈感而不是用先例來解答問題。
有趣的是，這個學派常常被稱為道家，它興起於中國南方。顯然它謀求把華南早已存在的態度和信仰組織成一個體係。顯而易見，道學是從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混亂無序的超自然力崇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統一之前這些原始崇拜就已經出現了。許多民俗傳說進入了道學，產生了強大的影響，以至於我們無法確定老子是否真有其人。道教崇奉的神祇很多，有些是超自然力神，如玉帝和慈悲女神。慈悲女神叫西王母，等同於佛教中的觀世音菩薩，在接受了基督教的地區，她又等同於聖母瑪麗亞。道教的其他神祇是古老的英雄傳說。戰神是3世紀戰死的一位將領（指關公——譯者）。有趣的是，是否可以設想，道教的神秘主義和印度的神秘主義是否可以回溯到東南亞古老的共生文化傳統，因為這個共生傳統對兩種宗教都產生了影響。
老子哲學體係的基本觀念是宇宙處在常衡不斷地變化和重組之中；兩條對立的原則陰和陽形成一個動力場，生生不息的宇宙就處在這個動力場中。這位中國賢人並不認為陰陽二原則是矛盾衝突的。它們像一根磁鐵的兩極，實現了平衡。兩種力都完全是非人力的、非道德的力量。宇宙是一個戰場如祆教中的創世神奧爾穆斯與妖魔阿裏曼相鬥、基督教中的上帝與魔鬼相鬥的思想，而且每個人都必須站在其中一邊積極參與鬥爭的思想，與道家的哲學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它認為陰陽通常保持著平衡，隻是在偶爾之間受到幹擾而暫時失去平衡。智者追隨中間道路，此謂之道。個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啟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響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國山水畫中，高山飛瀑，古木參天，畫麵的前景中獨坐一人沉思默想，這樣的畫麵表現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在大自然的麵前，在莊嚴肅穆的自然力麵前，人確乎是微不足道的；明智的做法就是謀求了解自然力，避免擾亂自然。
作為其學說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道家逃避政治活動，它勸說個人通過沉思冥想以回到自然，並從中求得安穩和滿足；它勸說人要放棄行動，以免打破陰陽平衡。道學初創時不關注社會關係。然而，處在哲學思想最終必將轉向政治問題的社會環境裏，道家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政治學說。道家對自然的態度構成了自然人即幸福人觀念的基礎。這樣的人骨骼強壯、肌肉發達、頭腦空虛，這些品質正是專製國家所要求的臣民的品質。統治者的職責就是讓臣民吃飽肚子、埋頭苦幹、樂天知命、麻木不仁。他不應該教化臣民，不應該開啟民智，這既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也是為了對農民有好處。尤為重要的是，受製於人者應該被剝奪參與政治的機會，應該被剝奪了解政治的可能。這些信條自然激起了儒家的強烈反對。
墨家興起的年代與儒家相同。它的基本原則是兼愛，但是它不注重以關係親疏為基礎來決定愛的程度；以差等親疏來決定仁愛是儒家強烈堅持的主張。墨家主張，個人的愛應該平等地施與天下一切人。墨家與儒家和道家都相對，它毫無疑問是信奉神的宗教，事實上，它幾乎是一神論宗教。世界不由命定，而是為“天意”所定。墨家又承認其他超自然力的存在，可是它們處在次要的地位。墨家非常注重來世的真實存在。它教導的兼愛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後天學會的，而是被視為一種宗教義務。墨家信徒的態度帶有強烈的苦行色彩，他們應該犧牲一切安逸和歡樂去為天下人服務。與此同時，他們又把實用的態度和苦行結合起來，根據功利效用來評判各種行為的價值。由於這個原因，他們譴責傳授藝術的行為，尤其是反對教音樂。墨家的哲人以勇敢無畏、忠心耿耿著稱，他們常擔任王侯的謀士。根據他們的教義，他們樂意為了公眾的利益而肝腦塗地。和平主義是墨家教義的突出特征，但是他們講究實際，主張把侵略戰爭和自衛戰爭區別開來。
墨家的教義和基督教教友派的教義有相似之處。墨家依靠嚴密的邏輯，缺少初期教友派癡迷的特色，可是兩家在人與神直接交流這一點上又是一致的；在個人全心全意獻身於人類的同時又保持現實主義的態度方麵，兩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在兩者的和平主義態度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對世代飽受戰爭災禍的人所表現的由衷的同情。
上述儒道墨三個學派並存了幾百年，不但對中國的製度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彼此之間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它們的爭鳴駁難中，產生了若幹較小的學派。其中對中國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隻有一家，即法家。法家的主要目標，是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國家的模式。它的思想在秦國的組織中發展得最為完備。幾百年之後，秦國崛起，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彼時，頹廢的封建製度引起無休無止的戰禍，把中國折磨得虛弱不堪。法家的基本觀念是實行法治，盡量根除人治的因素。他們專注於製定成文法，使法律條文的意義非常準確嚴密，以便使個人的意見無法侵入法律的實施過程。他們大概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家。此前，周朝貴族免受周朝法典的製裁，考慮到這個背景，法家的思想就是一場革命。法家的嚴刑峻法、不徇私情把秦國鍛造成一柄可怕的利劍，使之在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中團結一致。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新王朝統治下，法家這一學派銷聲匿跡了；不過，在儒家色彩的掩蓋之下，它的原則保存了下來。有趣的是，主要是由於法家學說與歐洲法製思想相似，所以它在中華民國初期曾得到短暫的複活。
諸子百家的種種思想都不能阻止周朝最後幾百年間天下大亂的勢頭。騎兵戰興起後的戰爭更為血腥殘酷，人口因此而急劇下降。濫殺戰俘的結果，是貴族的人數大大減少。秦國位於黃河上遊北岸，這使它幸免於上述的災難。秦嶺山脈的天然屏障使它免遭攻伐，而秦國的曆代君王及謀士都是卓越的政治家。盡管其終極目標是奪取天下、統一中國，然而他們避免打無勝算的戰爭。他們自始至終遵循增強實力的國策，充分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秦王的謀士主要是法家；在他們的指導之下，秦國由一般的封建小國轉變為一個麵向征服霸業的、極權主義的國家，它所具有的現代性質使人吃驚。
秦國的軍隊據有受寵的地位。人人都可能會終身服役。一切官吏均兼任將領，帶兵打仗。凱旋將領和驍勇士兵榮獲重賞，敗將懦夫常被處死。法家務求賞罰分明，以嚴厲手段確保上述獎懲條例的嚴格執行。這個獎懲體製的最大弱點是，它給農民的隻有懲罰，而沒有獎賞。這樣的體製可以使人服從，但是它不能使人盡忠，不能激發獻身精神。在秦國最傑出的君主——史稱始皇帝——的統治之下，秦國終於征服了全中國。然而，秦朝的統治很快就夭亡了。
秦始皇集屋大維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希特勒的自大狂於一身。從長遠的曆史來看問題，他鞏固中國的業績、他為後世統治者創建的模式，是非常顯著的成就，然而他過激的政策給他帶來的卻是千古罵名。他企圖摧毀古典教育和仕子參政的模式，這尤其使他被後人唾罵。始皇帝幼年登基，繼續推行先王開始的擴張偉業。每當征服一個諸侯國或地區之後，他都要將當地的世襲貴族殺戮滅絕，並設置新郡，將其並入日益膨脹的大帝國。征服霸業完成之後，全國共設置了36郡，以後又增加了4郡。每一郡下再設置若幹個縣，以便於管理。
始皇帝登基時，北方蠻族匈奴的地位日益加強。為了保衛剛剛並入的疆土，他將原來各諸侯國修建的戍邊城牆和屯兵點聯結起來，築成了萬裏長城。有人認為，萬裏長城不僅是用來防禦蠻族入侵的，而且也是用來防止農民外逃的。正如後世的情況一樣，秦朝的經濟也是完全依靠龐大的農業人口，依靠他們給國家提供的剩餘產品。農民在始皇帝統治下所受的殘酷壓榨，必定給農民逃避賦稅和徭役以強烈的刺激。無論修築萬裏長城的目的是什麽，無論它包含了多少原有諸侯國的邊牆，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工程之一，它永遠是一座紀念碑，它銘刻著名副其實的始皇帝那超人的精力和超人的組織才能。
秦始皇個性太強，不可能鞏固他的江山。他這種個性的人絕不能容忍兒子具有與自己一樣的才華。他剛去世，全國就陷入民怨沸騰的亂局。虛弱的秦二世企圖保住江山，但不出幾年就被推翻了。王朝統治下的太平讓位給軍閥的混戰，饑餓的暴民蜂擁而起、四處搶奪，饑民所到之處，每每造成災難。經過天下大亂，終於出現了一位強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證明，全國很快恢複了太平和大治。這位君主名叫劉邦，即使不是他開創了軍閥奪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說他奪天下的模式與後世軍閥奪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於農家，不知書識字，係流寇起家；後來自封為沛公，最後登基稱帝建立漢期。漢代時期的中國，首次成為世界事務中的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