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前中國
盡管中國文明絕不是最古老的文明，然而它文化大一統的曆史綿延不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的曆史都要長。中國文明形成的時間比印度河流文明、近東文明和埃及文明都要晚得多。然而，中國文化整合一體的局麵很早就完成了。而且，有別於其他古老文化者，中國文化從未崩潰。相反，自從實現整合以後，中國文化始終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繼續發展。它與其他文化的接觸非常之多。中國人曾經被幾個外來的蠻族征服並統治，但是他們總是能用自己的文化去影響並征服外夷，並最終同化這些蠻族，以恢複自己血係的王朝。中國文明最早建立了有效而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能夠管理城市和鄉間的龐大人口。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被外族推翻過。
中國曆史學家（原文如此——譯者）孟子認為，中國曆史以500年的周期做循環往複的運動。其格局總是：先是被外來的征服者統治，接著是外來征服者被同化，然後是天下大亂的時期，最後是在一個新王朝統治下實現中國人的重組，這個重組的時期是推行強勢的世界政策和對外征服的時期。倘若曆史真會重演，中國應該能夠脫離俄國人的羈絆，在兩三百年內變成一個世界強國。認為中國人純樸、友好、不好戰的觀點，離事實相去甚遠。中國在自己的幾個曆史時期曾經是世界強國，曾經把她的征討推進到令人震驚的遙遠地區。
中國可以斷定的最早紀年，是公元前2250年，其根據是《史記》所載的天文觀測。但是中國的發展迅捷。商代初年，約在公元前1750年，中國已經與西方的各種文明並駕齊驅了。此後，中國始終保持著令人欽羨的高水平的文化，保持著世間無與倫比的綿延不斷的傳統。
有幾個因素促成了中國文化的優勢，現代的科學農業推廣之前，中國的農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大概是最為優秀的。這使中國有能力支持與埃及和兩河流域一樣密集的人口，而且使中國人口密集的地區更加遼闊。從遙遠的古代起，中國人就關注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早在基督紀年之前很久，他們就形成了一套網羅精英人才參政的技巧。心術不正的男子和女子統治過中國，但腦子不靈的笨伯統治中國的情況卻極為少見；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的統治也非常短命。由於這一套培養和遴選精英的技巧，在過去的兩千年中，中國的統治體製成功了，它兼有英國政府公務員製度的長處和美國民主製度對人力資源的廣泛利用。最後的一個因素是，在極為悠遠的古代，中國人就創造了文字，這種文字又與口語脫節，所以許多操不同方言的人能夠納入一個單一的民族和單一的文化傳統之中。而且，這種文字使行政官員能利用過去統治者的經驗；西方的行政官員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因為每個歐洲國家的曆史都發生過頻繁的文字變革。
與印度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人一貫富有曆史頭腦。中國的曆史文獻真可謂汗牛充棟。遺憾的是，他們借古喻今的欲望，他們對係統條理性的愛好，常常導致重修過去曆史記錄的後果。所以，早期竹簡上記載的曆史，不如經典著作裏記載的同一時期的社會那樣富有田園詩似的美景。然而，所有史籍記載的文化信息中，很大一部分有確鑿的事實根據，這倒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階段，顯然是北極圈共生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這個時期的遺址，常包含圓形的地穴，通常被稱之為地穴式居室。但是地穴如此之小，所以它們用做地窖式糧倉或儲藏室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被用做居室的話，恐怕也是冬季避寒才用的居室。最早的農作物是一種高大硬稈的粟，叫高粱，就像今天華北栽培的高粱。陶器上一些偶然的印痕被解釋成稻穀留下的印跡。但如果真是這樣，至遲在公元前2500年時華北就已經在出產水稻，這就令人困惑生疑。與粟、稻（？）文化同時出現的，還有豬和狗的飼養業，華北人養豬養狗是用於肉食。早期新石器階段結束之前，綿羊和牛也相繼出現。遺址中偶爾能見到的馬骨說明，當時的馬仍然是狩獵的對象，而不是家養的牲畜。
商代以前無文字可考。論述事物起源的《易經》雲，漢字發明之前，古人繩結記事傳遞書信。秘魯印加人使用的結繩記事法說明，繩語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易經》屢次三番經過修改和編纂，故其中所言不能盡信。使情況更加複雜的是，《易經》的編修者均為學者兼哲人，他們認為宇宙自有其邏輯組織；用這樣的方式來思考問題，所以他們認為，遠古半神半人的君王通曉神諭，洞察宇宙的邏輯結構。遠古君王要洞察天理，方能加強並維持天理。隻有在洞察天理之後，他們才將聰明才智轉到功利器物的發明上去。
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時期始於商代（公元前1766年—公元前1122年）。盡管商代在經典中常有記載，然而幾年前它仍然被認為是神秘莫測的時期，直到黃河河套地區前不久發現了很古的甲骨文。自那時起，人們對商代的王陵進行了係統的發掘。《易經》中記載的曆代商王，大部分在當時的甲骨文中得到了證實。出土的商代文物，當時的甲骨文，再加上傳統的文獻，使我們對商代的了解勝過了對其後若幹曆史時期的了解。繼商代之後的周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錄，然而迄今為止，尚未用令人滿意的現代科學考古法發掘出任何周代的遺址。中國人收藏古董的興趣給青銅器和石刻文物提供了市場。最遲在紀元初期，盜墓之事已屢見不鮮；雖然盜墓者聲名狼藉，但職業盜墓賊已司空見慣。盜墓者使許多藝術珍奇重見天日，但孤零零脫離遺址的古物並不能說明多大問題。安陽殷商帝王陵墓的發掘，迄今仍然是科學考古的唯一的孤立佐證。此地發掘的文物中，最能說明上層階級日常生活的文物是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商王對占卜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用幾種方法進行占卜。他們最喜愛的方法是用火燒灼牛的肩胛骨，以問吉凶。商代的祭司在甲骨上刻契占卜師的問題，用火燒灼，然後從甲骨上的裂紋看兆象、定吉凶（此為原文所述占卜順序——譯注）。占卜的問題主要是宮廷大事、禮儀良辰、風雨氣候、作物收成、出征吉凶等。
商代的貴族似乎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證據見之於商王墓葬之中。他們的陵寢被視為死者的居室，其中的鋪陳擺設與宮廷無異。墓裏放置著青銅的兵器和甲胄、石刻和玉雕、青銅的禮器。青銅器的造型雄渾精湛，其澆鑄技藝是空前絕後、無與倫比的。
商帝國的結構，似乎介於征服性帝國和部落聯盟之間。帝國各地的諸侯在政治上是自足的實體，沒有跡象表明存在著皇家參議會或貴族議事會之類的機構。各地區由世襲貴族統治，各地貴族臣服於商王，並且從商王主持的祭禮中分享好處。中央政權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於商王的品格。商王弱，貴族就互相征伐。在任何時候，商王都在與華夏族之外的蠻夷交戰。甲骨卜辭中反複提及一個叫作“牧羊人”的部落，這個部落生活在商帝國西部邊陲之外。商王常常襲擊蠻族部落擄掠奴隸，尤其擄掠戰俘用於祭祀的犧牲。在卜辭所列的犧牲之中，可以看見這些“牧羊人”與家畜是相提並論的。
商代文化具有強烈的宗教和巫術取向，雖然它同時又缺乏神秘主義。每個村子都舉行每年一個周期的慶典，都祀奉自己的祖先。各地的貴族還主持其他一些典禮，為本區的人民賜福。顯而易見，各地都有崇奉自己特有的二等神祇，亦有其信仰的山精水怪。最後是由商王主祭地位最高的神祇，尤其是天上的神靈，以祈福禳災。商王和貴族主持的祭禮均有其嚴格的程式。祭禮用何祭器祭品，亦有嚴格規定。毋庸置疑，每種典禮的程序也有嚴格的規約。
商人的族源尚不明確。顯然他們的祖先從西北進入中國，這是中國曆史上征服者進入中原時始終遵循的路線。而且，商代的開國年代（約公元前1500年），與雅利安人侵入印度、草原民族入侵近東的年代頗為接近。雅利安人和北方草原民族和商人一樣，已馴化馬，已在使用馬車。人們廣泛接受的理論是：商人把許多西方的文化成分帶入中國，尤為顯著者有小麥和大麥的栽培、馬的役使，以及戰車、青銅器和文字的使用。小麥和大麥在商代確已出現，這兩種作物起源於西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此前龍山文化[1]的各部族已經知道馴養馬牛羊。沒有跡象表明，商代的建立導致了畜牧業的大發展；而且，商人亦不知道擠牛奶喝牛奶；如果說商代文化是由草原民族的共生傳統衍生而來的，那麽，他們不喝牛奶就令人費解了。
無論商人的族源是什麽，商代建立之初，華北地區有許多獨立的部族，它們的新石器文化變化多樣。可是，到了商代末年，華北已經形成統一的、毋庸置疑的華夏文化。在許多方麵，商代預示著中國後來的曆史進程。商代起始於外族的入侵，隨後是外族被同化。商代使文字的地位上升，此後的中國文化亦重視文字。對學問的尊重亦肇始於這一時期，宗教儀式也形成於商代；在人與超自然力的關係中，技術已戰勝了情感。尤為重要的一個方麵是，商代使這樣一個模式明確固定下來：將最重要的世俗和神聖兩種職司授予同一個人。有知識的貴族階級也形成於商代，他們兼有祭司、武士和統治者的職能，這樣一個貴族階層的出現使政教成為完全合一，不可分割的整體。
而且，貴族階層的出現根本沒有產生神權政治。中國人辦事的態度是非常實在的，這樣的態度使宗教成為政府的補充。上述商代的文化模式在從古至今的中國保留了下來，使中國免受了祭司和君王的傾軋之苦，正是這樣的傾軋使許多別的文明分崩離析。早在商代沒落之時，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宣傳戰的格局，後來曆代的改朝換代者都利用了這樣的格局。周人侵入中原推翻商朝時，把末代商王描繪成罪惡和殘暴的怪物，自稱是上天派遣的仁義之師，吊民伐罪、拯救黎民、懲罰暴政，恢複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