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卻各有各的好片段。
《沙家浜》中正反兩組主要演員的唱腔都盡量保持了京劇味道,用心良苦,效果頗佳。《智鬥》一場,當得起現代京劇之“樣板”二字。雖然,以史學家的眼來看,當時的“忠義救國軍”與胡傳魁、刁德一們是很不同的兩類人。
《紅燈記》之唱段的京劇味道明顯多於《智取威虎山》。
楊子榮“打虎上山”的片段,可謂全劇中的華彩唱腔。但一加入洋樂器的元素,問題來了——美聲歌劇耶?現代歌舞劇耶?好比重點保護之建築改造——是修舊如舊呢?還是部分地以新代舊?古建築改造是要求修舊如舊的,堅決反對鋼梁、水泥預製板、鋁合金建材的使用。否則,不倫不類也。
京劇與當代題材相結合的過程麵臨同樣兩難的抉擇——布景可以由抽象而具象;服裝可以由古代而當代;臉譜也就隻能不予考慮了;動作同樣必須生活化;唱詞也得順著當代語感來創作;為了照顧唱詞的當代韻律,唱腔則無法不改;唱腔一改,傳統樂器的伴奏空間小了,引入新樂器遂成上策……
如此去這去那、改東改西的京劇,它還是京劇嗎?不僅京劇難破此囿,昆曲亦然,甚至難乎其上。很難想象,當代的題材,以昆曲來表演是種什麽樣子。其他劇種如評劇、豫劇、川劇、粵劇、滬劇,也都不同程度存在傳統形式與當代題材怎樣相結合的實際問題——說來話長,且待後敘。
關於電視、電視文化
電視產生於電影之後。
電視這物件甫一問世,幾年後就在美國普及到大多數城市家庭了——那時,房子、汽車、電視成為十之七八的美國人可貸款購買的“三大件”。僅十年後,全歐洲各國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有電視了。
現在,地球上沒有電視的人家已很少。
電視每天播出的內容,基本囊括了人類文化的方方麵麵。在我看來,即使電腦出現了,手機具有了小電腦的功能,那也還是如此。
如果,將每天電視中播出的全部內容刪除,電腦和手機上的時事內容將少多了。而反過來,電視報道時事的功能並不會受巨大影響,無非速度會慢一點兒,細節會少一點兒。手機使任何值得報道的時事的在場者,不僅僅是目擊者,同時也完全可以成為第一時間的配有聲像的報道者,即所謂自媒體。電視報道根本做不到這麽快,也根本捕捉不到現場轉瞬即逝的那種細節。但之後的追蹤報道、全麵報道、究根溯源水落石出性的報道,目前而言,主要還是電視的長項。電視台是一個由多部門組成、專業人士集中的行業單位,其協同運作的能量,任何個人無論多麽神通廣大,亦無法匹敵。若將全世界所有電視台每天播出的內容匯總起來分門別類,便是全人類那一天主動關注或被動接受的全部文化現象的總和。
當然,這裏談的是包括時事在內的大文化概念——即從人類局部戰爭、外交斡旋、國家首腦改選到文藝演出活動到科技消息到奇人異事到八卦緋聞、醜聞等包羅萬象的呈現。
而前幾方麵也是當今人類通過電腦和手機所見的主要內容。若刪除主要內容,僅剩後一方麵,所謂自媒體的呈現,在文化品質上總體次之。但也應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有影響的電視台,對網絡傳播方式皆不敢小覷,紛紛主動占領網絡傳播空間,開通了網絡傳播通道。
故可以這樣說——自從有了電腦,接著手機迅速普及以後,看電視的人肯定少了,看電視新聞的人卻沒少到哪去。
在許多別的國家,電視功能是社會公器功能,比任何自媒體更有公信度;電視台造謠的惡劣性質比利用自媒體造謠的惡劣性質要嚴重得多,最嚴重時會引起示威遊行、國家動**。
電腦也罷,手機也罷,最主要的功能是服務功能。而在服務功能中,無可取代的是信息索引、知識共享;而在知識共享中,不僅已有知識全麵儲存,新知識也能在第一時間得以提供,幾近於人類主要語言匯總成的字典、主要知識的智庫、主要科技成果的博覽會。這種功能,電視望塵莫及。電視所報道過的新聞,從前播過就播過,倘再核實,是很麻煩的事,但對於電腦和手機,隻不過是分分鍾的事。
故在西方,電腦和手機又統稱服務器。
中國是將此種功能應用得最廣泛的國家之一。
人類是地球上玩心最強的動物。玩心最強也是人類高級於別的物種的方麵。人類在滿足玩心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發明創造。一類發明創造止於滿足玩心的層麵,另一類超越了這一層麵,形成了人類獨有的活動現象,如體育、旅遊、某類文藝;最有價值的一類,歸入了科技成果,如航天技術、航海技術、潛水技術——往最頭上說,起於古老的玩心想象。
故服務器便也有滿足當代人玩心的功能。
當代人類還能否在玩心的驅動之下產生了不起的發明創造呢?
也許還能吧,誰敢斷言肯定不能了呢?
但我覺得,幾率大約很小了。
現代的人類社會之所以不同於古代的人類社會,主要區別乃是——再很難玩出什麽發明創造了。發明創造基本上與玩心切割開了,獨立為科學的專門領域了。
在中國,將服務器的服務功能用得很純粹的,是一些農村的留守老人。手機對於他們隻不過是隨身電話,他們的手機一般不會設有遊戲功能,他們也都不會成為八卦信息的接收者和傳播者。
將服務器的服務功能用得很純粹的人,是玩心已泯之人。
中國還有一些人也將電腦、手機的服務功能應用得很純粹——即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以及文藝範疇、商企領域四大方麵所包括的各行各業積極進取,以圖實現最大作為的人;他們被視為精英,中青年越來越多,越來越成為主力,成果也越來越獲得公認。
身為中青年特別是青年而不經常甚至根本不被手機服務器的娛樂功能所**,需要具有超常的意識定力。在此點上,魚與熊掌,難以得兼。精英之所以為精英,是拿得起一方麵,放得下另一方麵的人。他們深諳甘蔗沒有兩頭甜的常識。但他們既為人,且正當中青年,不可能像農村的留守老人們那樣成為自泯了玩心的人。他們另有玩法,另有娛樂方式,並且從小有意引導他們的下一代,使之不成為吃貨加玩主的“二元複合型人”——他們視手機的娛樂功能為毀掉原本可能優秀的人的慢性毒藥。
於是以我的眼分明看到這樣的情況,手機將排除農村留守老人之外的中國人分成了三類——將手機當成較純粹的服務器的人和既當成服務器又當成玩具以及主要當成玩具的人。
第一種人基本上是成功的或較成功的人士。
第二種人是受過大學教育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和能力的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要求他們經常應用電腦、手機兩種服務器的工作服務功能,此種應用往往到了離不開的程度。他們偶爾也玩一下電腦或手機的娛樂遊戲,為了緩解大腦疲憊。
第三種人已基本不用電腦。手機既已完全具備了電腦功能,對於他們,擁有手機也就夠了。他們應用手機購物、付款、自拍、社交;除了這四方麵應用,手機對於他們就是隨身玩具而已。樂在其中,樂而不疲。他們大抵學曆較低,因而也無專業知識。無專業知識不等於無專業技能,有專業技能的普通勞動者也並不像他們那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自然便也是幾無技術含量的一類,工資低,不穩定,付出簡單勞動即可的那類。他們多是獨生子女,雖家境不佳,但父母也都願為他們作出最大的犧牲。故他們也啃老沒商量,所啃的是父母的老骨頭,所花常是父母的血汗錢。
以上三種人,因自己和手機遊戲功能、娛樂內容的不同關係而影響著下一代,故各自的下一代,將來大抵像自己。
對於下一代的人生怎樣,常聽到輸在起跑線上的說法,指受教育的起點不同。也有說輸在終點的,指出生於權貴之家或貧寒之家。
出生於什麽樣的家庭,這是宿命。古今中外,一切關於人的道理一麵對人的宿命,基本沒了意義。
受教育的起點不同,這是事實。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教育資源的公平方麵已做到了絕對公平。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能做到的隻不過是底線公平,體現於國家義務教育。但義務教育在大部分國家都終止於高中,在大學體現於助學金。中國在義務教育方麵雖不是做得最好的國家,目前而言,客觀來看,已不是做得最差的國家。中國正在向好努力奮鬥,這也是事實。
但我似乎沒聽誰說過,下一代的人生也可能由人和手機娛樂功能的關係怎樣而分出高下。
美國有一個人卻看到了這一點,便是前國務卿希拉裏。她在美國某大學演講時曾以瞧不起的口吻說:“我根本不擔心中國會超過美國,那意味著他們的下一代將普遍超過美國的下一代。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了解一下他們的下一代都應用電腦和手機在幹什麽,便不難得出預見性的結論。”
她這段話的意思是指——美國將電腦和手機當成服務器的人多,當成玩具的人少;而中國相反。
這是沒有統計數字證明的。
希拉裏的依據,源於中國成人輿論場某一時期所表現的憂慮。
如今,在美國,沉迷於手機遊戲和娛樂內容的低頭族更少了,那樣的青年會被視為不成熟。在多數歐洲國家,那樣的青年也少了。國家的進步程度最終體現於人的進化程度。有節製的玩心符合人類的進化方向,反之是返祖現象。手機是人類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用它幹什麽卻決定著人的進化或返祖。
在中國,將手機當成隨身玩具的人是否更多了呢?
我認為不是更多了。
似乎已在明顯減少——對於希拉裏肯定不是好結論,對中國卻是幸事。
在我買東西的一處個體小店,我曾見到三十五六歲的母親和十二三歲的女兒同時玩手機的情形。
我買完東西要走時,聽到那母親苦口婆心地說:“聽媽的勸,別再玩了,快寫作業去吧。你不要跟媽似的整天玩手機,媽這輩子能開成這麽個小店就不錯了,但你的將來起碼應該比媽有點出息啊,對不對呀好女兒?”
她女兒於是不玩了。
在我聽來,那位母親對女兒說的話,具有進化箴言的意味。
出生在什麽人家誰都無法選擇,起跑線定終生已被事實證明不是絕對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卻是相對規律——在同樣的好年齡,某人沉迷於手機遊戲,某人充分利用手機的知識服務功能;十年後二人的素質差異會有多大,這還用說嗎?而對青年,那一差異確實可成為終生也拉不齊的貧富差距。
縮小貧富差距一直是國家層麵的重點議題,國家對此責無旁貸。但人是不是也要對自己有責任呢?一個對自己有責任的人,如果還處在學生時期,是不是起碼應該明白,電腦、手機對人主要是什麽而不是什麽呢?
在我所住的居民樓的電梯對麵懸掛著電子廣告屏,某一時期,其上經常播放電子遊戲廣告,可在電腦上玩,可在手機上玩。廣告詞特忽悠,仿佛誰不趕快付錢玩個痛快,今生今世枉為人似的。
而中國,直到今年,仍將電子遊戲產品的開發歸在電子科技成果的範圍來說道。我們都知道,那沒多少技術含量。某些部門也仍喜歡誇誇其談電子產品的創收喜悅和納稅額數的增長,我們又知道,其中電子遊戲產品稅額數也在增長。
如果,一個國家不應以銷售香煙的收稅額度隻增不減為高興之事的話,那麽我認為,也不應以電子遊戲行業的快速發展為榮。我聽到過讀到過一些關於玩電子遊戲有助於提高孩子智力的言論,我的總體感覺是在為電子遊戲行業做廣告。
如前所述,在中國,電視文化仍是影響很廣泛的文化現象。
電視文化的困擾是如何處理好文化與娛樂的比重關係。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沒有哪一個國家敢說自己處理得最好。
在此方麵,在中國,我的感覺是——中央電視台做得最好,其努力做好的精神,體現在某些別的電視台所沒有的欄目和節目中,難能可貴。如——紀錄頻道、科教頻道、農業頻道、中文國際頻道、戲曲頻道、音樂頻道等。央視在弘揚中國戲劇、民歌、詩詞方麵;在推廣農業科技常識,鼓勵農民的發明實踐方麵;在製作體現大視野、大情懷的專題片方麵,幾乎每年都有不愧為央視的真誠奉獻。
娛樂文藝現象是人類文化現象古往今來的組成部分。
電視台是麵向全球受眾最廣泛的文化平台,若沒有娛樂節目,其存在的基礎是難以穩定的。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當代人類中,對娛樂如同對飲食一般沒夠的那部分人類,數量龐大地集中於中國。
中國的電視文化,必須滿足他們對娛樂的不間斷性的渴望需求,而且要當成文化的任務之一來完成。
娛樂需求是一種心理依賴性的精神需求,如同煙、酒、毒品對成癮的人那樣。
娛樂需求的規律是一種最容易向下、向俗、向劣,直至導致胡鬧,並由胡鬧很容易導致惡俗的規律。一言以蔽之,是一種黑色規律。
它的終極節目其實便是羅馬鬥獸場上表演過的“節目”,外加上在某些國家仍存在著的“性表演”。
從羅馬鬥獸場上表演過的“節目”到現在全世界各地每每上演的文藝表演,人類被文化所化,經曆了幾千年的進化過程。
但誰都不得不承認,像財富擁有的巨大差別一樣,人類的進化是有差別的。在欣賞和娛樂之間,後者更是某些人類心根的成分,甚至可能是相當主要的成分。在古羅馬,有的平民為了看一場據說將是最殘酷最血腥的角鬥“節目”,甘願以為奴數日而換取一張離角鬥場近的門票。
在當代人類中,具體說,在中國,有多少人的心根中,仍保留著古羅馬人的嗜好的基因呢?
須知,在一部分人類的心根中,存在著拒絕進化的習性返祖現象。
如果電視文化一味迎合,電視台就將是可怕的機構,文化犯罪的機構;它將導致下一代下幾代人類倒退為古羅馬鬥獸場上的看客。
美國的某些電影表現了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過程。
所以文藝的一個任務才不僅僅是滿足,更不可以由滿足而迎合。它所肩負的任務之一必須是引導。
但引導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要使欣賞取代娛樂成為一部分生來便對娛樂需求強烈的人類之心根的主要傾向,談何容易——特別是在娛樂比欣賞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更可觀的曆史時期。
故我覺得,在以後二三十年中,“緊一下,好一些,鬆一下,又糟起來”的電視文藝現象,將是常態現象。
在一緊一鬆的過程中,電視文藝會積累更多的引導經驗;生來便對娛樂需求強烈的一部分國人,也會漸漸習慣於一緊一鬆,並在此過程中調適文藝需求的趣味。
是培養起文藝欣賞的心根,還是寧願沉湎於娛樂文藝的泡沫之中,這在別國是純粹個人的事。並且,在許多國家,娛樂文藝的成色也首先是文藝。
但在中國,一鬆再鬆,娛樂文藝就很可能隻是娛樂,與文藝不沾邊,並且進而低俗下去的現象——對於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這將是令人悲觀的文藝前景。
中國文藝現象管理,特別是電視文藝現象管理方麵的“一緊一鬆,一鬆一緊”,乃是中國文藝特殊時代的策略性、權宜性管理的必然方式。
關於電視劇
在電視內容中,電視劇曾是收視率極高的節目。說曾是,乃因以世界眼光來看,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如此,在經濟發達國家近幾年已並非如此——電視劇在歐美國家對人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英、法、德、意、澳、加以及一些人口少經濟卻較發達的小國家如比利時、挪威、瑞典、瑞士、芬蘭、荷蘭等國,三十集或以上集數的國產電視劇,已久違了。
美國是電視劇的原產地之一,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起初叫“肥皂劇”。
電視台與電視機並蒂產生後,為了滿足人們的娛樂願望(那正是美國人陶醉於美國夢似乎已開始實現的年代,大批農民進入規模驟然擴大的城市,成為各行各業的工人,他們的娛樂願望分外強烈,說是渴望更恰當。)——大量提供娛樂內容;初期的電視內容除了重要時事報道和黨派論爭以及五花八門的新聞,再就是林林總總的廣告,及各教會的傳教宣講和娛樂節目。當時的教會相當開化,毫不排斥電視平台。而娛樂節目基本是搞笑作怪,穿插馬戲錄像和喜劇小品。喜劇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喜劇,而是卓別林式啞劇和憨豆先生的滑稽表演的結合,沒什麽文藝價值,搞笑即意義。電視的吞吐量甚大,節目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下,肥皂劇應運而生。肥皂劇的好處是——留懸念,可持續。隻要受歡迎,集數不限,完全迎合觀眾口味,揣摩其所好,投其所好,跟著觀眾喜好編演。風格也基本上是嬉鬧搞笑的,電影默片中互相往臉上摔蛋糕的情節,在肥皂劇中經常出現。
既然是劇,遂引起了有水準的“編導演”的關注。當時一批話劇界、歌劇界人士正因受到電影的衝擊而喪失了演出機會,於是紛紛加盟。專業人士的參與,使肥皂劇逐漸有了品位,後來逐漸名為電視連續劇,或直接稱電視劇。
與電影相比,電視劇的發展路徑相反。電影的發展路徑是由幾分鍾到幾個小時、幾十個小時,又逐漸穩定在兩小時左右;電視劇則以長取勝,情節容量要大得多。因為可在家中看,於是反過來形成了對電影的衝擊。在電視劇的黃金時期,其“編導演”比電影的“編導演”出名還快,知名度還高。而且人們普遍認為,電視劇編劇比電影編劇更有才華,因為所編的內容量大。“電影是導演的藝術,電視劇是編劇的藝術”這種說法,當年在美國盛行。
但電視劇對電影的衝擊,並不像電影對話劇的衝擊那麽致命。電影發揚其短的優勢,盡量對社會現實矛盾和重大事件作出快速反應;盡量發揮拍攝場麵的外景優勢;盡量用足電影明星以往的院線號召力,用了數年時間,終於穩住了陣腳——那一時期,美國電影總體上走的是正劇路線、文藝片路線;西部題材、人物傳記題材、歌舞片、戰爭(包括諜戰)和探案題材都產生了一批可謂經典的電影。
那是“二戰”後的情況。
而電視劇仍以嬉鬧劇為主。電影則有一定規則,任爾娛樂花樣翻新,我要將文藝範堅持到底。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視開始進入中國人家。起初是十二寸的、十四寸的,皆黑白的,憑票,各單位實行抓鬮兒的辦法——那時,彩電在歐美國家已經普及,黑白電視不生產了。算來,在電視文化方麵,中國比歐美國家晚發育了三四十年。
中國隨之有了電視台。
當年電影學院畢業的第一二批學生,一門心思想要進入的是電影製片廠,對電視台投向自己的青睞目光反應冷淡。不得不成了“電視人”,還覺得生不逢時。
國產電視劇卻沒被娛樂的鼻環牽著走,蹣跚學步也是循著藝術的追求在學。如今回顧中國當年最初的一批電視劇成果,水平稚嫩自不待言,卻多是真誠之作。用“真誠”來評價當年的電視劇,與今天某些電視劇自詡的“真誠”是兩碼事——當年拍電視劇的都是影視單位的人,還無“個體”一說,所掙基本是單位工資,外加補助,同時也為單位掙一份勞務。由於個人沒有什麽鈔票利益方麵的考慮(考慮也是白考慮),心思便隻能集中在如何將劇拍好,獲得界內佳評和觀眾的認可了。
《姿三四郎》《排球女將》《血疑》等日本電視劇來了;《加裏森敢死隊》《神探亨特》《成長的煩惱》《草原小屋》等美國電視劇也來了;澳大利亞、巴西電視劇也來了;在動畫片方麵,日本的《鐵臂阿童木》《花仙子》《聰明的一休》等與美國的《米老鼠和唐老鴨》《貓和老鼠》《藍精靈》《毛蟲凱蒂》使中國的“80後”從小大飽眼福。
而中國的電視劇和動畫片,是在以上多重夾擊的態勢下日漸發展的。壓力來勢過猛,就明智地避一下;待熒屏冷清了,則不失時機地亮相。
我們中國人當年的心態是極其包容的。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國人的心態與國家的國際姿態相當一致,對美國電視劇的心態好於對日本電視劇的心態。以當時引進的劇目而論,美國電視劇也的確比日本電視劇更吸引人。日本電視劇有情節進展緩慢、拖遝、注水的問題,美國電視劇基本沒這毛病。
不論國產電視劇還是美國電視劇、日本電視劇,既好,人們便給以好的評價。如同體育場內有教養的觀眾,對本國運動員和外國運動員的看法一碗水端得很平。
縱觀日本、美國、中國之電視劇的發展路線大致情況如下:
日本電視劇基本沒有以搞笑為能事的階段,以現實題材為主,家庭生活劇偏多(雖然當年引入的劇目並非如此),價值觀導向也基本順應日本社會傳統價值觀的主張。
日本電視劇也是將社會效益擺放在第一位的,韓國電視劇也是如此。
美國電視劇最初時期的表現是唯收視率的,是以搞笑為能事的,泛娛樂化的。這一時期有五六年之久;後來改弦更張,主體上確定了文藝路線,這一時期最長,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十年後的美國電視劇,基本放棄了現實題材,非現實題材成為主體——異形、僵屍、吸血鬼、狼人、變種人、各類犯罪題材等熱鬧的電影題材逐漸成為電視劇題材,重新與電影展開了題材爭奪戰——繞回到了唯收視率的老路上。
這一時期一個有趣的美國影視現象是——在電視劇中,電影界的醜聞、黑幕、潛規則每每成為重要情節。而電視行業唯利是圖,為了追求高收視率之卑劣的甚至犯罪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病態現象,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電影內容。雙方都大肆進行編造——不能作為評說實際情況的依據,隻能作為賣點現象看待。
中國電視劇在開局年代並沒經過美國電視劇初期唯收視率的階段,走得很文藝,很沉著,氣質很莊重。
近些年,情況發生了改變——現實題材邊緣化、稀少化;古裝題材紮堆、跟風;“抗日神劇”泛濫、諜戰題材大行其道等現象齊頭並進,很快成為中國電視劇的主體形態。間或有好劇,卻代表不了主體。
這乃因為,有規模的電視台太多了,買方市場的競爭日益加劇;現實題材比之於其他題材,故事性不可能占優勢。
不知怎麽,忽然的,中國似乎進入了一個故事為王的時期。
首先是電視台營造了此風——那一時期的文化采訪記者、文藝節目主持人,不論麵對何種年齡的采訪對象、哪一業界人士,三句話之後幾乎都會說:“請講幾段故事吧!”
仿佛,都成了蒲鬆齡或毛姆。
他們或她們大抵是“80後”。其表現,也許與成長背景有關,中外動畫片看多了,電影看多了,電視綜藝節目看多了——總之作為新一代具有大學文憑的媒體人,與書籍的關係不如前幾代同行那麽密切,與聲像文化的關係則比前幾代同行密切得多。在他們或她們的成長期,聲像業格外發達,傳播給他們或她們的主要內容是故事。於是在他們或她們那兒,文化≈文藝≈影視≈故事≈有意思的故事≈能使人一樂的故事,倘能使人樂不可支、樂得開懷,則甚好。
他們或她們,其實應寫成她們和他們;因大學中文係學子十之七八是女生,後來到了十之八九的程度,故後來的“娛記”也主要是她們。
此風迅速彌漫向文藝類報刊,氳氤一片。
當然,這裏所談的“故事”,與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講好中國故事”一語中的故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講好中國故事”一語,乃指講好中國故事所體現的中國文化,以具有文化意義的方式講中國故事,如《舌尖上的中國》《鄉愁》;而當時的中國,一度陷於去文化的泛故事的旋渦,似乎娛樂本身即中國故事的核心價值,唯一意義。也可以說,後來“講好中國故事”一語,正是對幾乎完全沒有文化意義和去文化講法的撥亂反正。
以上都是使中國電視劇之現實題材邊緣化、稀少化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魯迅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到明清市井小說時有言,所謂誨**誨盜一類,內容大抵無意義,價值完全不能與馮夢龍小說所代表的成就相提並論,總體粗製濫造,無非將趨低媚俗的種種內容進行展覽,冠以“誨”的旗號……
當時及後來的中國電視劇,一度也有類似情況,製作倒也不是多麽的粗多麽的濫,但內容無意義,一看就知是套路的產物,卻要打著“抗日”主題或“紅色”主題的招牌。
蔡元培在為《魯迅全集》所作序中有言,“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無數法門”是形容,強調多種多樣而已。
好比賽馬場的情形,開設多條跑道,正是為了不發生紮堆現象。若跑道少,跑道門再鎖死幾扇,騎手必然爭先恐後驅馬擠向沒上鎖的幾道門,有數的幾條跑道上即使萬馬齊奔,絕大多數必然是互相擠踩罷了。
從今天回顧過去,中國電視劇畢竟留下了一些經典,以非現實題材為多。既是現實題材又是經典的電視劇少之又少——某類現實題材的跑道門上鎖,跑道設有欄杆,不能不說也是少而又少的原因。
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中國電視劇總體比例上現實題材既少,跨年代的現實題材便少之又少。某些以往年代的特征,成為年代劇跨不過去的坎。
對現實題材的多重限製,達到了文藝要引導人們往前看之目的。但凡事利弊相伴,僅用其利,其弊後至。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各方麵成就舉世矚目。但對於“80後”“90後”“00後”三代而言,感觸相比於上幾代人要少得多。因為,上幾代人有親曆者的切身體會;而他們對於中國的前三十年,卻連一點間接的影視文藝所給予的印象都缺乏——缺乏比較,當然缺乏主觀認知和感想。
話說回來——是否當年對現實題材所設的禁區少些,中國電視之類型比就會大為不同,現實題材的電視劇因而會占多數呢?情況自然會不同,卻不可能大為不同。隻要不是硬性規定,隻要題材選擇是一種自由,現實題材的電視劇包括電影,就根本不可能成為多數。這是世界性的現象,並非僅僅是中國現象。此現象與當代人類對文藝的接受心理有關——古代人類對文藝的接受心理傾向於看新題材,新題材中往往蘊含著對未來的預示,這也是古代哲學受人尊崇的真相。現今保存下來的古代文藝,單獨看,隻不過是文藝;總體看,則會洞察到近似哲學之未來學派的意味。這也是文藝複興、文藝啟蒙得以風生水起的真相,它對未來的預示比以往任何世紀都顯然。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當時歐美國家的腳步已經邁入了工業時代,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剛剛擺脫清朝的統治,各方麵其實仍與古代人類沒有明顯區別。工業時代以後的人類,對文藝的接受心理傾向於看當下題材。工業時代雖然會打造出富庶社會,但在打造的過程,國內國外矛盾更加突出,社會問題更蕪雜,當下題材必有及時反映,人們普遍關注文藝的反映。從“一戰”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論在小說、戲劇,還是電影、電視劇方麵,古代題材在歐美國家是不吃香的,受眾不廣泛。當代的人類,對文藝的接受心理總體上傾向於看古代,這乃因為,社會透明度成為人們對國家進步的起碼要求,知識化了的人口多了,普遍的人們對當代社會問題的解讀水平都比較高了,與文藝家的解讀水平難分上下了。而對曆史的解讀,則是普通人的短板,是文藝家的專長。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在歐美國家,當代題材的小說、戲劇、電影、電視劇獲得成功的難度,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大了——主要指以思想認知價值為意義的作品。
中國的情況特殊。在以社會透明度為國家進步標誌這一點上,比歐美國家的經曆短,不透明的時期長——近十幾年,增強社會透明度才一年比一年成為治國理念之一。故國人對於曆史題材的文藝的興趣,一定程度上有借古喻今、以古鑒今、看古悟今的心理傾向……
關於電影
1997年香港回歸前,香港電影業處於低穀。與之相反,恰是這一時期,香港一批中青年演員、編劇、導演進入了藝術成熟階段,顯示出了各種具有魅力的票房吸引力。他們與前輩電影人很不同,興趣不再膠著於武打片,於是產生了一係列港版“黑幫片”和警匪片,為香港電影在題材方麵開拓了一片新天地,水平多屬上乘。
但香港的電影市場畢竟太小,即使與台灣進行市場互動,觀眾群體也還是多不到哪去。不論香港、台灣還是東南亞諸國的電影市場,同時受到美國電影的強勢占領,本地電影業的發展都很不易。當時的美國電影,正在高投入、大製作、大場麵的商業大片的道路上闊步邁進,三維特技已被引入了製作。而香港電影的特技,基本靠“威亞”;大陸電影的特技,連“威亞”也還不能用到得心應手的程度。故可以這麽說,香港電影麵臨低穀,不是水平問題,是外因的空前擠壓所致。
香港之回歸,使香港電影人集體受益——內地電影市場的潛力,比他們估計的大得多。另外,他們加盟於內地電影業,也為當時正蓄勢待發的內地電影注入了新鮮血液。他們帶來了新題材、新片種、新理念、新風格;特別是在電影的商業運作方麵,比之於內地電影人,他們的經驗要豐富得多。
也完全可以這樣說——中國電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香港電影人功不可沒。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進口美國大片一年比一年多了。
當年有“狼來了”的歎息之聲。
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不完全是壞事——壓力之下,反而會刺激中國電影努力崛起的能動性。
事實驗證了後一種說法。
今天,中國已是世界上電影銀幕最多的國家。
不論是香港電影人注入的新鮮血液,還是美國商業大片造成的刺激,都不是中國電影崛起局麵形成的主因。
主因是中國經濟強勁而持續地向好。從1997年到2007年十年間,民企資本積累成果巨大,這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提供了投資支持的前提——隨著電影投資政策的放寬,民企投資逐漸成為了主體投資。
對於中國民企,要掙快錢還要掙得多的話,目光一度隻瞄準房地產業和股市。
房地產業所需投資巨大,審批過程漫長複雜,倘涉及動遷,每每有頭疼之事發生。政府對樓市的調控,也往往影響售樓預期。資金鏈一旦斷裂,後果嚴峻。
股市雖是賺快錢的最便捷的渠道,但風險卻高得多。
在電影業曙光乍現之時,投資電影遂成明智選擇。
比之於房地產,電影投資額相對較小,幾千萬可以拍一部電影,幾百萬可以入股——由專業人士把關,風險可以降到最低。即使失敗,一般也不至於血本無歸,隻不過是賠了而已。與賠了相對應的是,不乏“四兩撥千斤”的機會,即一部低成本的電影,市場運氣若好,有可能賺得盆滿缽滿。
十年間,各路資本源源不斷投向電影界,連各大網站、上市的出版公司都爭先恐後成立了“影視投資公司”——顧名思義,以專業之眼尋找可投資的影視項目。財大氣粗的礦業個體老板們,也往往到處探問——有沒有好的影視投資項目?甚切。
以上方是中國電影市場年度總票房節節攀升、不斷刷新的要素——而“80後”“90後”是自幼看動畫片、電視劇長大的,對於影像文藝有著比對於書籍更大的興趣,且自幼不同程度地受到媒體多年來所鼓噪的追星氛圍的熏染,長大後成為特別關注電影報道、經常光顧影院的人,也屬預料中事。
中國電影的年度總票房要靠以下先決條件持續拉動——一、民企不減的投資熱度;二、“80後”“90後”不減的觀影熱度;三、每年的電影中有吸引力不減的佳片。
單憑華語電影而實現第三點顯然力有不逮,進口好萊塢大片的助力作用不可忽視。
依我看來,盡管好萊塢製片商們已十分倚重中國市場,商業大片刻意加入中國元素,但彼們過分仰仗三維技術的製作方式,分明已造成了不少中國觀眾的審美疲勞,顯出了強弩之末的跡象。
而國產電影似乎也達到了井噴式生產的高峰期。從網上搜索一下便知,中國也有了靈異片、怪獸片、驚悚尋寶片、心理犯罪片、災難片——好萊塢有過的片種,中國電影差不多全有了。
故我又認為,中國電影像美國電影一樣,實際上也進入了題材難以出新的瓶頸期。並且,像美國電影那般,也顯出了亢奮後的疲憊狀態。
而每年若缺少足夠量的佳片,影院常客們的觀影熱度將減。
而電影年度票房若呈下滑之勢,且給人以拉起乏力的印象,投資熱度也會減。
於是中國電影的雄心壯誌必在高歌猛進之時受挫。
我並非懷著陰暗心理在中國電影形勢一片大好之際潑冷水,蓄意唱衰曲頹調。而是覺得跡象已在,坦率道來罷了。
但我也並不認為中國電影的下滑之勢會來得多麽迅猛。
估計,即使情況發生了,年度總票房也會在一個時期內維持住一定的業績。這乃因為,影迷進入影院,目的不僅在於看電影,還每每體現為社交行為、戀愛方式、家庭集體活動。
中國股市不是低到一定程度也就止而穩住了嗎?
那是由股民總數所決定的。
中國電影也會如此,也是由影迷總數所決定的。
影迷之所以謂影迷,乃在於不管有無佳片,定期看電影是必須的;恰如資深股民,不管股市是牛市還是熊市,都是要炒股的。
隻不過那時的中國電影,自然會由不斷創出新業績而轉入盡量守績的時期……
關於文學
1980年結束以後,中國“新時期文學”似乎也就降下了帷幕。“新時期文學”是老中青三代從事小說、散文、詩和報告文學創作的作家們的作品共同形成的文學繁榮期,1977年初見端倪,1979年開始“井噴”,此後十餘年間,佳作紛呈,幾乎年年都是豐收年。
1990年以降,文學逐漸進入了常態階段。前十餘年的繁榮,對老中青三代作家的生活積累和文學底蘊都是相當大的消耗,都需要再充實。而作家們的寫作計劃也皆進行調整——老作家們各自著手為出文集,寫回憶錄做準備;中青年作家大抵打算暫時告別意猶未盡的中短篇創作,轉而致力於長篇。散文和報告文學作家的目光,開始從“文革”母題收斂,望向“改革開放”所引起的新的社會矛盾及現象;或超過“文革”母題,望向更具有曆史性的人、事。
就在那時,中國當代文學經曆了第一次衝擊;不是多麽的猛烈,但來得有些使文壇意外——便是港台散文潮的翩然而至。
在前十年,散文非是文學成果主體,主體一向是小說。
忽然,港台散文潮來了。不要說與“新時期文學”中主題大抵沉重憂傷的小說相比,就是與內地散文相比,港台散文的總貌也顯得特別清新,溫情脈脈。並且,帶來了一種內地讀者以前少見的文質彬彬、娓娓道來、恬然沉靜的文風。不曾中斷過的傳統文化的營養在修辭方麵的體現,與港台兩地的校園歌曲、鄉愁歌曲的歌風同出一源。
港台散文吸引去了一大批讀者,以青年讀者為多。
那是短閱讀時代來臨的信號。
“改革開放”使內地國人的生活節奏全都加快了。港台散文較短,長的也就三四千字而已,短的才一千字左右,這是內地文學青年對之青睞的原因之一。
那是傳統文化不論在修辭方麵還是在思維角度方麵與內地文學的一次“訪問式”碰撞,使內地作家尤其青年作家意識到——1949年以後的內地文學,在語言風格方麵,不經意地已與一種相對呆板的新國語糾纏得太久太久。實際上大多數青年作家此前已意識到了這一點。像我這樣的青年作家,當然熱衷於從翻譯小說中吸收語言營養,從沒想到傳統文化中亦有寶貴的語言營養,大可轉化為當代文學語言為己所用。
港台散文中形容詞已不多見,比喻頗為用得見長,也善用白描寫法;於今想來,肯定與胡適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他主張白話美學,反對炫耀辭藻,特別反對用典。
港台散文將白話之美呈現得不錯。
港台散文在內地的暢銷,帶動了出版界的第一波民國散文之出版熱。
然而內地作家畢竟都已經曆了“新時期文學”的十餘年曆練,總體定力未受影響。受影響的隻不過是讀者群、出版業。
當年有台灣記者采訪我,問及對兩地文學現象的感覺。
我言:“論散文,港台作家略占優勢;論小說,不在一個層級上,內地小說內容厚實,非港台小說可比,而這是由時代特征決定的。”
現在我也還是這種看法。
1990年至2000年,是內地長篇小說的繁榮期。寫長篇小說不同於寫散文,寫內地題材的長篇小說,港台散文那種風格水土不服。這十年,也是內地文學在語言方麵總體上明顯提升的十年——內地作家從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吸收並消化了多種營養,與“新時期文學”的語言風格已迥然不同。
至2000年左右,內地文學又經曆了第二次衝擊,便是網絡文學的悄然興起。
那時魯迅文學院請我去辦過一次講座,我麵對的是幾十位年輕的網絡作家。“魯院”的同誌告訴我,他們都是月收入近百萬,年收入近千萬逾千萬的著名的網絡作家。我不信,親問,皆言確實。
他們中有人每天要在電腦上敲出幾萬字來;有人的小說長達四五百萬字仍在繼續創作下去;有人在網上吸引了一兩千萬讀者。
網絡小說究竟算不算小說?網絡作家究竟算不算作家呢?
我想,當然算。不,得承認根本就是。
明明是在網上發表小說,而且明明有海量的讀者在當成小說讀啊。
網上間或有好作品,每每被報刊選載,多為短小說、散文、隨筆、雜文、小品文、言論,我每每在報刊上讀到——特別是言論,其高水平的一針見血和辛辣幽默,往往具有語言大師級的智慧,使我這樣的作家經常自歎弗如,慚愧之至。
很長的網絡小說,我隻聽到過幾次——某些日子裏我因頸椎病重,連續到街頭按摩店按摩。每次去,一位盲人按摩師都在聽同一部小說。我躺下後,他將手機放床頭櫃上,一邊為我按摩一邊聽。他說是從網上下載的,已聽了半個多月。網上下載的,與收音機裏廣播的不同,除了每半小時報一下書名、播講者,也除了手機沒電了,可一直不停地聽下去。
我問:“快完了吧?”
他說:“早呢,情節剛展開。”
其內容是當代故事——一位“白富美”小姐,父親死了,繼承了偌大家產和幾十億存款,在保鏢們的保護之下,深入長白山,要尋找到什麽洞,替父親還什麽生前之願。至天池附近,遭遇數蒙麵人襲擊,顯然中了埋伏。她的保鏢個個是武功高手,身懷絕技。對方的武功則比高手還高,皆如蝙蝠俠、蜘蛛俠,未幾時,已將保鏢盡數誅殺。危急之際,出現了一位武功更高者,如雷神下凡,如《功夫》中的“火雲邪神”……
我問:“都聽了半個多月了,沒聽煩嗎?”
他說:“剛聽進去,所以要聽完,不聽更煩。”
我問:“網上節目很多,為什麽非聽這個呢?”
他說:“別的節目沒這個經聽啊,選來選去的,麻煩。這個隻要一選中了,一兩個月裏就聽它了,免了經常選的麻煩。我一個盲人,沒客人來時,我再不聽點什麽,多寂寞呢?這個起碼比相聲文藝好點兒吧?”
於是那日我明白,中國人口多,像盲人按摩師傅那樣隻身在外的寂寞人,便是一個龐大群體。那類小說的市場,比一般小說的受眾多得多。即使不是盲人,買一部小說四十幾元,幾天就讀完了。而四十幾元的下載費,據盲人按摩師說,能聽一年。
總而言之,這種衝擊加上那種衝擊,致使文學刊物四麵楚歌,維持住一個較體麵的印數已實屬不易,增加印數更如奇跡。許多出版社也舉步維艱,倘無地方各類教材發行的保護措施,一小半出版社大約是要關門的。即使上市了的出版集團,單靠書籍出版也必入不敷出。它們都是另外創收的,方式包括投資於影視和房地產。中等規模的出版社,一百幾十名編輯和員工辛苦一年的經濟業績,可能還比不上一個炒房者轉手賣兩三套房子掙的錢多。若是炒得起別墅的人,據說出手一套四五年前的獨棟別墅,便可輕輕鬆鬆地囊入兩三千萬,更會使出版界人士瞠目結舌,成就感極大受挫。
但相對應的另一種現象是——出版界人士包括入行五年以上的年輕編輯,總體在堅守,如同義不容辭的守城軍團,而背後便是家國。剛入行的年輕人缺少那份定力,他們的流動性很大,怕自己的人生被“夕陽業界”所誤。
出版業人士的工作能動性反而比從前更積極了,被危機逼出的一種積極性。全賴他們的努力,每年仍有好書問世。他們最希望做到的事是,由自己任責編的一部什麽書,納入了國家或某一級政府的推薦書目——中小學生及大學生必讀、公務員必讀、黨員必讀、幹部必讀等。那樣一來,一部書發行到幾百萬冊是可能的。近年,各級黨和政府部門對提高公務員和幹部隊伍的人文素質很重視,少數文學類書籍也會出現在推薦書目中。
而各文學期刊,基本上有專人負責拉讚助。他們特敬業,經常全國各地四處跑,爭取與商企界建立良好而持久的關係——倘無讚助,則搞不起評獎活動。連評獎活動也不搞了,存在感就沒了。
而在某些省份的地級市、縣裏,渴望加入作家協會的人非但沒少,在那幾年裏,反而多了。他們在網上一再發作品,為的也是或被報刊轉載,進而引起各級作協關注。若兩年內連續被《讀者》這樣的刊物選載了作品,加入省作協也順理成章。
在他們心目中,文學刊物仍具有正宗的文學尺度(基本是事實),逐級審稿製仍具有專業的水平鑒定性。故能在較有品質公認的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也仍是他們或她們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國作家協會每年吸引的新會員並未減少。新會員都有足以證明自己水平的作品作為資格;普遍創作經驗的成熟性,並不低於“新時期文學”十年的總況——隻不過內容分量變輕了(時代不同了),價值每每被各種衝擊的泡沫掩埋了……
站在2017年來看文學,不但看中國的,還看世界的——那麽幾乎難以否認,文學和全人類的關係,分明已經疏遠到了空前冷淡的地步。在中國,曾經的文學熱早已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文學現象,被夾在二三十年前的史頁中了。
並且,非常態已成普遍共識,連文學界人士也都坦然承認的。
而若以清醒之眼回望曆史,不僅回望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亦回望向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間;回望向民國時期;回望向清、明、元、宋、唐各朝代;則又不得不承認,文學一向隻與少數中國人發生過親密關係。所謂“洛陽紙貴”之說,從來都是“圈子內”現象。即使在唐詩宋詞極其繁榮的朝代,也主要是城市現象和士林現象。其在民間的影響,往往通過學堂和歌榭兩種平台而已。經常出現在那兩種地方的人口,估計僅占總人口的幾百分之幾。在全世界,情況也大致如此。
文學與人類的關係變得密切了,是現代印刷術發明以後的事;更加密切了,是報社、電台、電視台、電影產生以後的事——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非文學的文學現象——雖然一些人並未讀過某作家、詩人的小說或詩,甚至以後也不會讀,一生也不會讀,但對某作家或詩人的名字卻不陌生。
這種現象,往往會使文學界人士產生誤解,以為隻要一朝成名,往後則“天下誰人不識君”了。
出名與作品的亦即文學本身之影響的廣泛性,有時是一致的,有時是兩碼事。
勞倫斯在英國的知名度,肯定不低於雨果、托爾斯泰在法國和俄國的知名度;但其文學影響,遠不能與後二者相提並論。
文學與人類的關係,從不曾像歌與人類的關係那麽密切。但,若以對人類社會的總體影響而論,遠大於歌。
文學影響人類社會進程的作用,絕對非歌所能相比,如托爾斯泰、薩特、車爾尼雪夫斯基、雨果等,由各自的作品和文學主張而產生了“托爾斯泰主義”“存在主義”,或推動了近代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運動。
也可以這樣說,文學曾經是人類社會進程的助推器,是人類社會科學的孿生姊妹。對人類社會進步的貢獻(近代以來,貢獻尤大),非其他藝術所能做到,曾做到。
按理說,文學應排在第一位。
但以近三十年而論,文學與人類的關係,或言普遍的人類對文學的態度,確乎冷淡極了。
所以,文學隻能屈居第三位了。
卻也不可以再往後排了——第三位是文學在當代世界與人類之關係的適宜位置。
但我並不認為文學沒落了,也不相信文學將亡,更不相信文學必亡。
依我看來,文學隻不過分化了,“解體”了——好比一大片長滿蒲公英的原野,人類社會的季風年複一年地將蒲公英的種子吹向世界各地;忽然現代的颶風來了,迅速地使那一片曾經生機盎然的原野變得衰敗了,不再構成風景了。
風不是火,也不是滔天洪水。再猛烈的風,都不至於消滅種子,使種子死亡。風隻能將植物的種子刮走,吹散——對於蒲公英尤其是這樣。
曾經的文學原野上的蒲公英種子,都落到哪裏去了呢?
落在人類社會的方方麵麵了。
在人類社會的一切文字現象和語言現象中,文學的影響大焉。
甚至可以說,文學對人類的影響從未如此廣泛過。
所謂“外交辭令”,文學性表達而已。
從各國元首的政治報告、名人演講到小學生作文中,都可見到文學元素的應用性、善用性。
今天若一個人被認為“沒文化”,其實是指他或她的文字應用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兩方麵毫無文學功底。文字表達也罷,語言表達也罷,其精準性、**性、理智性、邏輯性、幽默性、誠懇性、生動性、樂觀性等應用和表達的特點,說到底都是文學特點的體現。
在《聖經》中,上帝曾這樣說:我無處不在;我可化身萬物;隻要人想見我,我必現。
我覺得文學也這樣了。
當今之世界,仿佛是文學日薄西山的世界。
當今之世界,其實是文學色彩空前濃厚的世界。
人們常抱怨廣告的無孔不入的泛濫;每一條廣告語,其實都是在文學性方麵搜腸刮肚的結果——隻不過有的高妙,有的適得其反。
即使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想向親愛者發一條感情飽滿的短信,也往往引詩用詞——或來自於流行歌;或來自於網絡熱詞、廣告語等自認為特文學的表白。
而在別國,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國,某些自然科學類書籍如《宇宙簡史》《地球簡史》《萬物簡史》《人類簡史》以及動物學、植物學、物理學、科學技術簡史等專著,也寫得通曉易懂、趣味盎然、修辭優美、文學性極強,深受讀者喜歡——作者卻大抵非是文學家,而是科學家。
科學知識的文學性普及,乃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文化的一個亮點——或更直接地說,文學的特色,在近半個世紀內,被自然科學領域在知識的普及方麵所用足。
文學在“人文知識”的概念中已不再占從前的主體位置。
文學書籍也早已不再≈書籍。
讀書也不再≈讀文學作品。
確實,文學蒲公英的種子,已被人類社會的現代之風吹散到另外的許多領域中去了,並且在另外的“土壤”中生根發芽,開始了“轉基因”式的另一種生命現象。
這種“轉基因”對於人類是絕對無害的,安全的,益處良多的。
當然,對於文學本身,並非福音。正如數學的重要法則一旦被計算機所采用,數學對於數學家的要求更高了。
文學在現有的一切經驗之外,是否還能拓展對人類社會更廣闊的關注視野,是否還能呈現更多的風格——這是一個問題。
但我相信文學可以突破它。
我相信文學突破它的機會,肯定存在於某種關於人類社會的新哲學的產生之際——那時,文學將與之結合,使自己麵貌一新;甚或,新哲學就是由新文學所催生出來的也完全可能。
那時文學又將迎來一次複興,令人類刮目相看。
網絡文藝
幾年前,網絡平台本身所產生的文藝節目主要是綜藝節目。綜藝節目需要主持人,於是產生了一批在網絡上顯示出非凡主持能力的主持人,以年輕人為主。中年的網絡主持人,大抵是電視台的跨界主持人。采訪節目、對談節目、時事評論節目,是網絡節目主持人主持能力的延伸——這三類節目本是電台、電視台的傳統節目,被網站采取“拿來主義”照搬了過去。在此三類節目中,網站主持人與電台、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的風格截然不同。後者們所接受的學院派的律條是——被采訪者是主角,主持人的作用隻不過是掌控預定的內容不使走題;而前者往往總在顯示我才是主角,被采訪人是烘托自己魅力的特邀配角。之所以發生這種關係倒錯,乃因比之於電台、電視台,網站主持人的收入不但與收視率,與廣告掛鉤關係更直接、更緊密,而且很可能下一個月與上一個月就發生變化。在電台、電視台,一檔節目由立項到開播要經過層層審批。一經播出,即使收視率欠佳,也不會輕易停播,因為還有社會效益方麵的考慮,再短的命運也不會短於三個月。而網站則不同,大抵不會因為社會效益的考慮而堅持一檔節目的存在。倘廣告效益失望,才播出幾期的節目就斷然停了是常事——這使節目主持人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將節目主持得吸引眼球。而在網站和節目主持人雙重經濟利益的引力之下,不論訪談節目、對談節目還是時事評論節目,從內容到風格必然蒙上了程度不同的娛樂色彩。他們在內容方麵是刻意選擇的,以本身具有娛樂性的內容為主。內容本身已經具有娛樂性了,再輔以插科打諢、搞笑耍貧的風格,其節目往往顯得嘻嘻哈哈。並非所有網站的所有這類節目都如此,也並不是說嘻嘻哈哈的節目就一定不是好節目;但此風蔓延,爭相效仿,則肯定是對娛樂文藝泡沫現象的推波助瀾。並且這是曾經現象,目前已大為不同。
中國沒有民辦電台、電視台;全部電台、電視台都是具有國屬性質的社會公器。而在網絡的無限空間,民辦網站的數量占極大比例。不能要求它們也具有國屬意識,這在屬權邏輯上是不成立的。但可要求它們也具有社會傳媒公器的自律意識——實際上一向也是如此要求的;並且,較大網站的自律意識近年來提高明顯,違背社會公德、危害社會文明的傳播現象少而又少了。
但網絡的空間,也是自媒體的空間——情形仿佛成了這樣——在無限大的地盤內,國屬的、民辦的、個體的“貿易”終日海量存在,管理部門的聲音如同懸掛在幾處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發出告誡之聲時,擺攤叫賣違禁之物的現象自會收斂;而高音喇叭一息聲,不久又會垃圾遍地。
此種網絡文藝現象是由人口眾多所導致的。在將近十四億人口中,具有文藝才情的人;雖不具有文藝才情但迷戀文藝的人;隻不過一心想要引起關注進而試圖走“捷徑”名利雙收的人,組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群體——這個龐大的群體不但全天候地在網絡空間傳播旨在引起高度關注的信息,也以自認為最佳的方式進行個人才藝呈現。
要界定哪些表演是才藝,而哪些表演隻不過是嘩眾取寵,甚至是“惡搞”、垃圾性表演,是一件相當費思量的事——比查處假冒偽劣商品困難得多。
因為,什麽是“庸俗”,全世界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共識性的評判尺度。
並且,“庸俗”若體現於個人表演,還是在非現實的空間內,這種現象在全世界並不違法。
既然憨豆先生的表演是表演藝術家級別的表演,那麽我們的某位同胞的表演隻不過比“憨豆”更“憨豆”一些,可究竟該拿其怎麽辦呢?
關於是否涉嫌兜售“色情”的尺度也將莫衷一是——某些“色情”片段在電影中、文學作品中既已出現,並且罩著“藝術表現需要”的“鐵布衫”,那麽禁止在網絡空間出現實際上就缺少了硬道理。
“擦邊球”現象在網絡空間產生的次數遠多於現實社會中產生的次數——這使網絡文藝的形態特別蕪雜。
故網絡傳播平台確實存在著是否符合“精神環保”的問題——對於青少年尤其如此。
僅僅靠有關部門加大監管力度是鞭長莫及、力有不逮的。
網民選擇意識的改變,對於網絡之文化的文藝生態怎樣,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網民的選擇意識改變了沒有呢?
據我了解,是有所改變的——中國網民的數量還在增加,但沉湎於網絡遊戲、八卦新聞、垃圾信息、低俗表演的人相對少了。對於大多數網民,手機和電腦的服務器功能,正越來越體現為利用行為——這意味著,中國網民已開始反過來牽著網絡文化和文藝走了。服務性體現得怎樣,良好的文化和文藝呈現得如何,越來越成為大小網站和“自媒體”或存或亡的分水嶺。靠製造垃圾內容以博眼球的伎倆,越來越失靈了。
有根據認為——中國網民接受網絡文化和文藝的素質,提高的速度比預想的要快。依我看來,以後幾年內,還會產生一次飛躍性的提高。
那時,不論網絡文化還是文藝還是網民,將會共同構成全世界景象最宏大的文化的、文藝的受眾良性互動現象。
關於文藝和中國人的關係
不同的文藝門類,在不同的國家,與普遍之人們的關係頗為不同。若按關係的近遠程度排序,則我覺得,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任何一個別的局麵穩定的國家——歌應列於首位。
歌與人類的關係實在是太悠久太密切了。簡直也可以說,歌是人類文化的母體。在人類還以樹葉與獸皮遮身時,肯定便經常集體地歌唱了——古人類獨自歌唱的時候必然是少而又少的,因為獨自生存並活動的他們少之又少。想來,在那時,歌唱自然而然地會成為凝聚古人類族群親密關係的方式。至於他們出於何種目的集體地歌唱,沒人能說明白。估計,某時完全無目的,僅僅為了表達共同的喜悅或憂傷,他們也是會情不自禁地歌唱的。
“唱歌”二字,細品味,似有古意。對於古人類,在無歌的情況下而唱,則歌即唱,唱即歌,“唱歌”有合唱之意。
倒是“歌唱”二字更有近代字性——證明許多歌存在著了,不論一個人或一些人,盡可以如願而選地唱。
有選擇地吃穿是物質發展帶給人類的幸運。
有選擇地唱歌是文藝發展帶給人類的幸運,不啻也是精神幸福。
每一個國家都有國歌;大多數國家的軍隊有軍歌;某些小學、中學、大學還有校歌;各民族都有流傳久遠的民歌——世界上沒有任何另外的一種文藝享此殊榮。
舉凡人類社會的方方麵麵,全都體現在歌中了,而且是以唱的方式體現的——以最少的字數表達人類對世界上大事小情的最富有感情的態度;可以獨自輕哼低唱,也可以眾人合唱,唱出宏偉雄壯的聲勢——其他一切藝術無法企及。
中國曾是詩的國度,便也曾是歌的國度。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風格;漢民族人口最多,東西南北中各地區漢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歌調。自古歌、曲一體,歌又派生出了無詞之曲,進而派生出了各式各樣的樂器。
中國不但是世界上民歌種類豐富多彩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樂器種類很多的國家。某類樂器的材質和造型,顯示了古代先民敏感的發現力和就地取材以自娛以悅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