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不過,因為時時處處可見,人們的感覺麻木了。
美術在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廣泛的應用市場。一個人隻要在美術方麵具備中等以上水平和創新頭腦,那麽其生活就不會成為什麽問題,甚至可能生活得較好。
美術在中國所解決的就業率,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即使在新興的網絡行業,也每現美術如魚得水的功能發揮。動畫電影的另一種說法便是美術電影。
每年,中國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美術院校畢業生——他們的將來,未必皆能成為畫家、雕塑家;但他們的專業水平,基本上可以保證他們成為美術工作者。隻要他們願意,便可一生成為美術工作者。隻要他們肯努力,便會成為水平優秀的美術工作者。
美術院校畢業生謀職時專業對口的幾率之高,一向是排在前邊的。
一門藝術,在一個國家能成為許許多多年輕人的職業,比在一個國家僅僅能使極少數人成為藝術家的作用更值得慶幸。
在未來一二十年內的中國,成就卓著的畫家、雕塑家將會湧現得少了;而才華橫溢的年輕的美術設計師將會多起來。
我們不必因藝術從殿堂化身於俗世而歎息。屬於殿堂的歸殿堂,屬於俗世的歸俗世——此亦欣賞,彼亦欣賞;此亦致用,彼亦致用;此美也,彼美也;此亦有價,彼亦有價;美美與共,各有所需,各有所選,藝術之發展規律也。
迄今為止全世界的工藝品中,起碼有二分之一體現著雕塑藝術的元素,此外二分之一才是其他藝術的總和。或在某建築的某一方麵;或在誰家的條案上、書架上;或在某景區;或在兒童玩具商店裏,總之在許多地方,我們都會經常發現吸引我們欣賞目光的“東西”,大的特大,小的極小,顯示出雕或塑的藝術美感來。它也許是現代的、抽象的,但基因相同。
雕塑藝術的元素仍被人類的審美意識廣為應用,裝飾和點綴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所謂老幹發新枝,永不止息。
關於繪畫
世界各國的藝術之舟基本上是同時出發的,除非某些國家當時並不存在。差距產生於出發之後,而不是產生於起點。從起點來看,無所謂差距。
造成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是文明進程的遲緩。
當古希臘、古羅馬已經建立了城邦時,確實尚有另外許多人類仍處於部族社會。城邦的意思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大多數人口已經屬於城市人口,於是藝術成就領先一步。古希臘在雕塑、建築、詩與戲劇諸藝術門類代表了人類當時的極高水平。古羅馬雖然曾吞並了此前希臘化的國家,卻也被古希臘的藝術文明進一步“化”了自己。“雜交”了的古希臘藝術之樹的種子,在古歐洲大陸各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一國滅一國後,掠走包括人口在內的資源的同時,往往也絕不放過任何一件可以帶走的藝術品;青睞藝術是人類的古老基因。
據我所知——在中國,究竟是國畫的藝術含量更高些,還是油畫的藝術含量更高些,很長時期內爭執不休。迄今雖不公開爭執了,但暗中是互不服氣的,較勁得很。畫作市場對畫作明碼標價以後,裂隙尤甚。
若以十五世紀中期為一個曆史節點,那麽,意大利一流畫家的水平,肯定足以體現人類當時繪畫能力的最高水平。而實證了這一水平的,當首推委涅齊阿諾。達·芬奇比委涅齊阿諾晚成名三十餘年,是那一水平的保持者和光大者。中國人多知《蒙娜麗莎》,隻有少數人也知委涅齊阿諾的《年輕婦女肖像》。
十五世紀中期,乃中國明初。至清朝瓦解,又至民國初期,蓋五百餘年間,宋時曾達到的繪畫藝術的境界,每況愈下。除了在乾隆時期擔任過宮廷畫師的意大利人郎世寧為中國的繪畫藝術帶來過新風格,總體氣象再無可圈可點之處。
因為,十六代明皇帝,執政能力一代比一代差勁,個個誌大才疏,習性上皆像農民。農民的群體特征是實用主義的,一旦宮殿成了家,對家具怎樣極其重視。上行下效,所以明代的家具有特點。與之前的唐、宋、元及之後的清相比,明代的家具造型最為雅致,其上的雕刻也最為精美考究,追求工藝的細妙複雜。此點從明小說中往往可見一斑——唐時,對將相王侯之家的描寫,每每側重於樓台之高大,廳堂之寬闊;宋時,側重於名珠寶玉的陳列及書畫的品位;元時,側重於奴多婢眾;清時,側重於等級氣氛的森嚴;唯明時,除以上諸方麵照例寫到,每每還要添幾筆對家具的描寫。可以這樣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間,“藝術”二字在明代人心目中,差不多全體現於家具了。高官富賈嫁女,一套上等家具是重頭嫁妝。
明朝是木工雕匠大顯身手的朝代,非是畫師畫匠們的幸運時期。
唐代繪畫,如別國的古代繪畫一樣,多以皇族和將相之家的生活場景、禮儀活動及儒釋道、三皇五帝的內容為題材,除了泥塑另當別論,很少涉及人間煙火。但唐人畫作,尤其是在畫人方麵,確乎已將線條運用到了得心應手、恰到好處的程度。在用色方麵,也不保守。
唐代的畫如三彩陶塑——有黃、綠、藍、白、褐、黑等色彩,常以黃、綠、白三色為主。白在用色理念中等同於無色,畫師畫匠們一般忽略不論。而褐色,當時一般為棗紅、磚紅、鐵紅,被視為“豔色”。總之,唐人尚無理學束縛,歌舞以姿情縱性為風習,在繪畫審美方麵,並不以素為雅,以“豔”為俗。不過當時的畫,豔也豔不到亮麗的程度,因為在顏色的製造方麵,還達不到後來那麽豐富。唐畫雖有風格區別,氣質異同,卻無宗派形成,亦無門戶之見。
北宋時期,畫襲唐風,殊無改變。斯時產生的《清明上河圖》,不但是國寶級畫卷,在世界美術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奇葩。除了中國,全世界的繪畫詞匯中絕無“畫卷”一詞。任何一幅單獨的世界名畫,都隻不過是一幅畫,與“卷”字風馬牛不相及。《清明上河圖》的產生,使“畫卷”一詞從此成立,並有了權威注腳。《清明上河圖》將中國畫單純運用線條畫建築、街道、車水馬龍和眾生活躍場景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如果隱去畫中的車馬、人物,那麽所突顯的街道、店鋪、樓舍、庭院、橋梁,便成了一卷從宏觀到微觀的城市建築設計規劃圖——即使現在,依靠電腦,也得由一個設計團隊來完成。“畫卷”二字早已成為文學評論專用詞,電影和戲劇既擔當不起“畫卷”一詞的評價,實際上也達不到那種內容廣闊的程度。縱使文學,亦非長篇不可。即使長篇,擔當得起“畫卷”一詞的也特有限——《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都是擔當得起的;夠得上畫卷的畫,除了尺幅之長,還要以場景之多、人物之眾而論。若以拍攝電影的方法將《清明上河圖》分一下鏡頭,估計幾百個鏡頭還打不住。它實在是繪畫藝術中的“長篇小說”,雖無重大情節,眾生之相大半在焉。
《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人文屬性最集中的畫作,一幅畫中畫了那麽多凡夫俗子在市井環境中的勞動、買賣與日常生活狀況,也將繪畫藝術的人文情懷體現得充分而又飽滿。在畫中,河上船工撐篙搏逆流的情形,與列賓畫《伏爾加河上的纖夫》時的內心感想肯定是相通的。轎中達人探頭窗外,回首觀望一個拄拐的缺腿人獨行於鬧市——這一細節的關照令人歎服。
《清明上河圖》的另一貢獻是,引領了中國話本中的插圖畫與後來連環畫的一派,即白描畫派。從那時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插圖及連環畫中,白描畫風向來未衰。
實際上,北宋的繪畫藝術並不多麽興旺發達,各類插圖畫本卻生意不錯,繪畫人士多是坊間的插圖能手,畫風自然也比比皆是線條白描之畫法,刻起來容易,印刷效果也清晰。而《清明上河圖》恰是在此種繪畫大環境中產生的精品。不是北宋人不喜歡繪畫藝術,而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北宋定都中原,作為文化藝術中心洛陽的周邊少青山秀水,山水畫家的視域有限,影響了山水畫的發展。北宋時中國畫的主要題材仍是山水,短板也仍是難以表現廣袤蒼涼的北國風光。不要說“山舞銀蛇,原馳蠟象”的景象畫家們畫不來,就是見過的人也很少。“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這樣的畫他們畫起來得心應手;“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此種天高地闊的塞外之粗獷情境,不符合他們的審美追求。
至南宋,北派畫更加式微,首先是皇族對北派畫的態度就極為冷淡,允許存在,但不提倡。因為北派畫會引起他們的國恥之羞、之疼,而那是他們極想忘卻的,有被別人的手向北方硬扭過頭去的不快之感。
然而北派畫既已成派,便自有傳承,並未因“當局”的不提倡而自滅。
至明代,董其昌首提“南北宗論”,目的是要確定主流,崇南貶北一度成為共識。
為什麽明朝也會像南宋一樣“厭北”呢?
因為對於南宋,北域是長江以北,是“敵占區”,是失地。一切與北有關的文藝現象,都容易導致朝野的傷感,眼不見心不煩。
對於明朝,北域雖已是長城以北,但還是“敵占區”,是每每令朝野不安之地。
並且,從直觀上看,南派畫的多是青山秀水,即使畫巨壁高岩,用色也還是清新為上,氣質也還是突出一個“雅”字,風格也還是要體現一個“秀”字。而北派畫的多是曠野莽原,冰天雪地,其意境往往與“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水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一類詩句同格,有肅殺氣,是以難被朝廷喜歡。朝廷不喜歡,隻有被邊緣化。
明時的畫在用色方麵卻豐富多了。南宋所大加推崇的青綠山水畫,不再能獨居畫界中心地位。尤其工筆花鳥,用色已相當綺麗。
至清,朝廷倡導複古,南派國畫於是確立主體地位,被皇族認可為正宗,北派畫的命運更加陷入了延喘之境。
清朝的“官方”為什麽也青睞南派繪畫呢?
原因無他,主要因為他們是從北邊來的。“厚冰無裂紋,短日有冷光”“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的生活,他們早過得夠夠的了,否則也不至於前仆後繼地都想殺入關來;南派畫更符合他們大功告成的心理。
元也罷,清也罷,定都北京,都是出於明智考慮。萬一江山坐不久,竄回長城以北便近許多。這也就是為什麽清朝的統治一穩,乾隆便頻下江南的緣故——南中國的風景,他們太喜歡了。
南宋時期,中國繪畫藝術出現了一個小高峰——這乃因為,長江以南青山秀水多矣,為山水畫提供了現實參照。也因為,瓷器製造水平又上了一個台階,促使繪畫水平跟進。自南宋始,民間人物形象更多地出現在瓷器上了。這對繪畫藝術產生了啟發和影響,民間人物便也開始較多地出現在畫作中了,比之於純山水畫,多了種人間氣息。這時期的繪畫還有一個新現象,便是用色豐富了,紅紫、翠綠、海藍等賞心悅目之色在繪本插圖中的運用,使衣裳花樹因之亮麗鮮豔。這也是現實生活在繪畫藝術中的必然反映——南方花卉多、植物多,並且,織造業發達。在城市,即使平民女子,也以穿紅著綠為常事。宋瓷上的色彩豐富,不諱綺麗,正符合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規律。
南宋時期另有一種繪畫現象的逐漸形成,也是世界繪畫史上獨一無二的,便是所謂“文人畫”。“文人畫”究竟始於何朝何代並無定論,亦無哪一位美術史家著文探討過。但在南宋時期已被官場、士林和民間共同認可,則是有據可查的。
“文人”是一個模糊概念。已服官政意味著身份改變,至死不再是文人。已獲秀才、舉人等學位者,身份便歸入了士林。考取了進士之名,想不做官都不行,等於犯了“逆聖意”之罪。按現在的說法,是不服從“中央”的工作分配。我們都知道的,在古代,進士的工作分配,無一不由皇帝欽點。
那麽,基本上可以認為“文人”是這樣一種概念——學位在進士以下,名分雖歸於士林,但長期不能與時俱進,已成蓄須者了,卻仍隻有士的身份,從無官的經曆。或者,由於不喜官場規則,而自願向仕途背過身去的老中青秀才、舉人、解元們。實際上,舉人當官的也不少,須是舉人中的拔尖人物,還須有給力的推薦。範進沒中舉前,便屬“老文人”。黃炎培雖中過舉人,但中舉後不久清朝覆滅了,走不成仕途了,便也可視為文人。
在古代,文人一旦當不成官,若是富家子弟,一輩子交際於士林,以才藝博名,自然也很瀟灑。或設館置案,講授蒙學,生活不成問題。前提是德才兼備,否則一廂情願。還以黃炎培為例,中了末屆舉人,民國一現,他就成了年輕的“舊文人”了——而他能夠華麗轉身,終成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民主主義活動家。
南宋捐官、買官賣官的現象也司空見慣。捐官還算合法途徑,買官賣官則全靠權錢權色交易。若一名士子,苦讀多年,既沒混上一官半職,也實現不了講授蒙學的第二願望,還家境貧寒,身無別技,則就淪為落魄文人了。
從高到低的社會階層對落魄文人皆有成見,不認為他們是科舉的犧牲者,而將責任完全歸於他們個人,認為皆屬乏誌惰爭之人,咎由自取。
南宋不是史上落魄文人最多的朝代,而是落魄文人也能活得較容易的朝代——事實上雖是半壁江山的一個朝代,史稱“小朝廷”,但半壁江山也不算甚小的江山,並且物產豐富,普遍生活水平不低。所以曾有一個時期,南宋一派蒸蒸日上的社會景象。比起唐、元、明、清,南宋還是出版業興旺發達的朝代。若無外敵頻頻侵犯,南宋確乎算中國史上民生容易的一個朝代。
在這樣的朝代背景下,以售書畫為生的落魄文人雖然落魄,卻也還是能夠勉強活得下去的。
字是文人最後一層臉麵,所以文人更在乎字寫得如何。凡事一在乎,水平就高了。練字之餘,興之所至,便也作畫。“文人畫”由而產生,本意為性情畫。與民間畫工相比,無匠氣。與專為達官貴人作畫的專業畫師相比,無取悅傾向。並且,也不迎合市場所好,那是以他們的非專業水平想迎合也很難的——這反而成就了“文人畫”的獨特品質,至性至情,隻畫自己所愛畫之畫。他們低下的社會處境,決定了“文人畫”各有各的孤芳矜傲格調。
“文人畫”起初被士林所青睞,逐漸被一切在仕途上失意的人所喜歡;又逐漸,出現在許多重視文化氣氛的市民人家。借助“文人畫”而出名的文人,自然也會成為名人。一旦成為名人,其畫作便也成了名人畫。
以上是“文人畫”的原概念。南宋一亡,文人的社會處境每況愈下。元、明、清三個朝代,不約而同地視文人為社會“閑雜人等”,嚴加監控,枉判罪名,濫施迫害。故使文人畏慎生存,“文人畫”逐朝逐代鮮見矣。
這也就是為什麽,辛亥革命一起,文人們多是明裏暗裏的擁護者乃至參與者的原因之一。
至民國,“舊文人”也罷,“新文人”也罷,多以寫文章、辦報辦刊、組建出版社、經營書店為第一要務。那是思想啟蒙為榮的時代,雖置身不同甚至敵對營壘,但初心一樣,都以旗幟鮮明、個性張揚地發表態度為己任,不甘後於他人。自先秦至此,除春秋時期,數千年中,每個朝代都是少數人以文而命貴位顯,多數人因文而迷誤終生每每大禍臨頭的朝代,忽一日熬出頭了,於是共同的亢奮,營造了一種思想激**、文化活躍的時代氛圍。這一時期也是新文學種類快速生長的時期,除了沒有科幻小說,西方小說及同時期所有的小說,在中國基本都有了。詩、散文、小品文也可以自由自在地扇動“白話”的新翅膀,生動地吸引人們的注意。“新戲”即話劇也從西方“移植”到本土了,並且結出了中國滋味的果實。
繪畫藝術在當時卻不是多麽的景氣。一些天賦異稟的繪畫種子,不甘僅僅摹學古人,紛紛到國外“取經”去了。繪畫藝術在國內,主要的用武之地是為報刊和書籍插圖——其與現代風格非常一致。某些插圖即使以當今之眼光來看,也仍是很現代的。
而現在的中國人,若僅從文化思想的自由化程度回顧民國時期(絕大多數人非過來人,僅僅是從相關的文字中去回顧罷了)——那麽,當然會誤以為民國時期仿佛是理想國。但一個國家的一個時期究竟怎樣,不能僅僅拿文化來說事,也不能僅僅以文化人的感覺怎樣而論。若將目光從文化層麵轉移向民間,相關的文字所記載的則肯定是另一回事。有些年月民不聊生的苦境,與清朝的饑荒年月一樣令人唏噓不已。軍閥混戰的局麵方息,日軍又開始了全麵侵華,致使中國大部分地區水深火熱、生靈塗炭。
盡管國難當頭,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步伐卻並沒因而中止。這一點說明,藝術是與人類生死與共的現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曾到西方去開眼界的繪畫種子恰在那時先後回國了,大約皆以遠避國難為恥。肯定的,也皆想以一技之長發光發熱。他們紛紛舉辦個人畫展或聯展,具有匯報藝術學習成果的意思。之後,積極創辦美術學校——對於災難深重的國家,那是他們自信能比別人做得好的事。當時的中國人,主張教育興國者眾,他們也都認同美育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而且,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和艱苦性估計不足——這也是在戰亂兵燹尚未殃及的某幾座大城市,他們的畫展仍能引起關注甚或轟動的原因。
而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亦有人不被“洋畫”的影響所動,一再向傳統叩問繪畫之道,幾入幾出,探求法變,既願承前,更欲啟後,如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已被時人以大家視之。
至抗日戰爭的中後期,延安出現了另一種繪畫藝術現象,即魯迅藝術學院所接納的一批繪畫種子。他們來自於全國各地,皆是熱愛繪畫的青年。在日偽軍占領區,他們靠繪畫是無法維持生活的。在國統區,他們因尚未成名,也不會受到重視。而且,他們對國統區的“黨國”政治宣傳大抵不以為然甚至反感。延安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實行“給想做事的人以機會,給能做事的人以平台”的統戰策略。當然,這裏所言之事,乃有益於抗戰之事。故延安成為他們後來藝術生涯中的“紅色搖籃”,他們的繪畫才情,也大抵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發揮了重要的宣傳作用。
縱觀中國繪畫史,任誰都不得不承認——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繪畫藝術之發展迎來了一個氣象更新、風格紛呈的新時期。
首先是,一批著名的或較著名的畫家普遍受到國家和各級政府的禮遇,生活和職業都被安排得不錯。願意從事美術教學者,幾乎都能如願以償。唯願潛心作畫的,也幾乎都成了各級文聯的專業畫家。美中不足的是,既被納入體製了,成了拿工資的人,賣畫就不那麽自由了。對於某些人,年收入反而少了。曾經的富人都跑了,或變成了窮人,在國內肯一擲千金買他們畫的人,基本絕跡了。通過個人特殊渠道賣向境外,必將引起始料不及的政治上的麻煩。而賣向普遍收入低微的民間,其價自然也低得很。並且,所作之畫,大抵遵命而為,屬於任務性創作。想得開的,教學作畫兩不誤,熱忱不減;想不開的,難免惆悵。任務性創作,也並非人人有份。任務多者忙得很,便別有一番成就感,同時有工資以外的畫酬。雖說是任務,並不意味著分文不給。比之於中國人的普遍收入,一幅被政府有關方麵收藏的畫,其酬亦可觀。而任務少者,就常覺被冷凍了。自己當成任務來完成的畫作,倘連在報刊上發表一下也不能夠,那麽幾乎就僅成了個人或友人的藏品。
以上一批畫家的院校弟子或私門弟子,大抵都能從事與繪畫相關的職業。幸運者也成為美術教師了。當年每一所中學都必有美術教師,重點中學還有美術教研室,那就不僅一位美術教師了。報刊、雜誌也必有美編,全國還有數家美術出版社,還有從大都市到小縣城數以千計的文化館——總之新中國成立後的前十年,美術院校的畢業生與音樂學院的畢業生相比,專業對口的幾率是大的。
進言之,一個善畫的青年,不論男女,不論是否有美術專業的學曆,在當年的就業情況是相對好些的。即使出生於非“紅”家庭,一技之長也有被酌情利用的機會。
有不同革命資曆的繪畫人士,自然而然地成為美術界的中堅力量,大抵擔任過該界各級別的領導。
若不談人而談畫,縱觀中國繪畫史,則任誰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繪畫藝術畢竟迎來了一個氣象更新的時期。
首先——美術教育納入了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綱要——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美”,主要是由美術教學來體現的。對“美”的重視雖不及德、智,理念上卻畢竟占有一席之地。
之二——國畫中的人物,不再拘泥於古人,工農兵形象及各少數民族當代普通人物形象,成為國畫中的主體人物形象。這不能不說也是繪畫藝術向人文主義路徑上的轉折。
之三——山水畫之畫風不再一味追求所謂古色古香,而開始以“祖國江山美如畫”“江山如此多嬌”為審美母題,向一種越來越明顯的體現江山自豪感的意境幾乎一致地發展下去。水庫、大壩、橋梁、公路、車輛、學校、紅旗取代了國畫古風中的寺廟、孤舍、鬆下對弈的隱士或竹林間修禪的道僧。並不全都如此,但評價上往往以此為佳——這也導致了繪畫美學和評論風氣的改變。
之四——由於對江山自豪感的追求,也由於國家及各級政府樓堂館所的需要,大畫及巨畫必然產生。某些畫作之寬長,創國畫有史以來之最。除了中世紀西方教堂的穹頂油畫,後來的大場麵西方油畫無可相比。
之五——油畫開始興盛。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十年,在美術院校中,油畫係的學生一年比一年多,某幾年多於了國畫係,以至於使國畫係教師在“人代會”和“政協會”上呼籲“救救國畫”。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對於中國,油畫雖是從西方舶來的畫種,但因為受蘇聯“老大哥”的影響,油畫在藝術地位上似乎高於了國畫。也因為,油畫在院校教學上的方式方法對於新一代繪畫種子更新穎——石膏像臨摹、透視法、明暗法、人體骨骼結構課程,似乎一切更有章可循。畫架、畫布、油彩、刷筆也似乎比平案、宣紙、氈墊、墨與水粉、毛筆應用起來更加方便。更因為,在畫領袖像、革命曆史題材、英烈人物以及大型宣傳畫方麵,油畫表現出的莊嚴厚重之感,確非當時的國畫水平所能得心應手。
之六——宣傳畫大為發展。從生產勞動到號召儲蓄、節約糧食、愛國衛生運動、文明禮貌、移風易俗……凡有運動,從城市到農村,必有相應的巨幅宣傳畫產生,其後也必有一批宣傳畫印刷品。為各類運動服務,繪畫藝術不但一向反應快,行動在先,而且直接訴諸視覺,作用遠勝文字。也可以這樣說,中國當年之各類運動,將繪畫藝術的宣傳功能用到了極致,連歌曲也不能相比。
之七——連環畫大為發展。連環畫以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為內容,凡當年允許出版的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大抵都被畫成過連環畫,這使連環畫成為當年題材最為廣闊的畫種,風格便也特別多樣。新中國的連環畫家,基本上是從新中國的美術院校畢業的。古代繪本小說插圖中那種不講人體實際比例,但求意到的古怪畫風,被他們的畫筆徹底刷新。在他們筆下,畫中的古代人物、神話人物,也更是人而不再是肢體形態古怪的古人、神人了。從解剖學上看,身體結構也更接近當代人類,而某些中國古代繪本小說插圖中的人物,特別是武俠小說中的插圖人物,從解剖學上看骨骼,類似猩猩。並且,此種古怪畫風,對日本、韓國的人物繪畫影響也巨大。個中原因,至今無人解答,仍是亞洲繪畫史上的一個謎。
之八——“文人畫”又悄然萌生。新中國成立後的“文人畫”,肯定受到齊白石、潘天壽兩位大家的影響。他們二位,也肯定受到先其成名的吳昌碩、陳師曾等大家的啟發。所謂“文人畫”,原本是小寫意的趣畫而已,尺幅小,簡明洗練,非專業的愛好繪畫的文人墨客也易學習。學得多了,並且寄托了情趣與文氣和寓意,就被說成“文人畫”了。當年,也隻有名重的大家可以常畫那一種趣畫,體現著一種藝術包容。一般中青年畫家若好此畫種,會被斥為不務正業,藝術旨趣不高的。這一畫種在當年,也隻不過限於友人之間的贈送而已。雖又現耳,不成流派也。
綜上所述,不能不承認,新中國成立以後,繪畫藝術畢竟出現了種種前所未有的新氣象,人才也前所未有地成代湧現。
而所存在的問題有兩點:
一是國畫教學中,諱談古。古似乎意味著對封建藝術的偏好。而不談古、不賞古的國畫教學,與油畫教學中不談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油畫成就一樣,是缺乏係統知識的教學。缺乏係統知識,就難以喚起學生對國畫的衷心喜歡。這又導致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的另一種國畫教學現象,即過於強調古風,意圖全麵複古的現象。因為曾經的國畫大家皆已謝世了,近乎崇古的教學現象,便有厚古薄今之嫌,反令學生敬而遠之。此種強調古風的初衷本是好的,原本是要將國畫從過於服從現實宣傳的境況中解脫出來,回歸較原本的繪畫美學的框架中來,卻往往適得其反。而且,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一味強調古風,肯定也並非國畫的唯一前途。
二是油畫教學中,諱談西方諸國近代油畫成就,僅講蘇聯油畫成就,言必提列賓、賽羅夫,最多再加上德國的珂勒惠支、匈牙利的蒙卡奇。意大利的油畫成就倒是允許講的,但也不能講太多。西方“資本主義”諸國的繪畫成就明明在那兒擺著,避而不談,反使學生感到神秘莫測。與蘇聯的關係一緊繃,連蘇聯的油畫成就也不能講了,甚至有人當年主張,幹脆砍掉油畫專業算了。
實際情況是——無論國畫還是油畫,無論在理論方麵還是在實踐方麵,當年的院校教學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好比駕校考場,教的學的,都須在主流意識形態所標插的杆旗之間迂回穿行,不撞杆,不壓線,並且要逐漸習慣此種常態。而實際情況的另一麵是,教學雙方,卻仍能將主觀能動性盡量發揮到最佳狀態,不負教的責任和學的初心。
這不但是美術院校的曆程,也是當年中國一切藝術院校以及一切大學中的文科教學的曆程;理科相對不同得多。
繪畫藝術應以反映新中國的新麵貌為己任——此要求並不過分,也絕對有合理的成分。在山水畫方麵,畫家們的實踐也大抵心悅誠服,成果卓然。主要矛盾體現在人物畫方麵,又尤其體現在畫一般人民群眾的形象方麵——畫家在現實生活中所親見的人民群眾中的個體或一部分,從衣著到神情,每每與他們筆下畫出來的人物形象截然相反。即所見之現實人物是一回事,呈現在畫紙上的是另一回事。在此點上,沒有一位當年畫人物的畫家能與陳師曾相比。在陳師曾的畫筆之下,現實主義畫風反倒秉持得令時人與後人肅然起敬。
造成以上現實與繪畫截然相反的原因,乃因理論的含糊不清所致——當年的中國,一切藝術必須遵循一條鐵律——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
這鐵律是從當年的蘇聯“老大哥”那裏取經過來的。
在當年的蘇聯,斯大林要求文藝家提出一個全新的口號,這任務落在了高爾基身上,於是高爾基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理想主義相結合的口號。
但怎樣的現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怎樣的浪漫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除了發自內心地歌頌社會主義好這一點而外,高爾基也並沒給出過更具體的詮釋。
那麽一個問題產生了——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畫家,還要不要繼承列賓畫的《伏爾加河上的纖夫》;巴斯蒂昂·勒帕熱、萊爾米特、庫爾貝、米萊們畫的《垛草》《收割者的報酬》《石工》《拾穗者》;德國畫家珂勒惠支畫的《磨鐮刀》、萊勃爾畫的《不相稱的婚姻》;波蘭畫家馬特義科畫的《斯坦契克》那一種現實主義了?那一種飽含現實關照情懷的現實主義,不但已經被全世界公認為近代現實主義經典畫作了,而且也是深刻影響當時的蘇聯幾代具有藝術使命感的畫家們的初乳啊。
如果不必繼承了,又一個問題產生了——如果畫家親見了底層民眾生活艱辛、無奈愁苦的現實——他們該怎麽辦呢?
掉頭走開,佯裝視而未見,也要求自己心靈中不留任何反應,一回到畫室便畫截然相反的畫作嗎?
那麽這樣的現實主義,去掉了前置詞“社會主義”四字,還有一星半點兒算是現實主義嗎?
高爾基生前最大的苦悶之一便是——提出了一個迫切所需的文藝口號,使自己的國家當時和以後幾代文藝家知行分離,陷入集體苦悶,並且自己也分明地看到了這一口號的自相矛盾性,卻又不能在生前解釋清楚。他是幾次試圖進一步闡述的,但那必然是越想闡述清楚越闡述不清的,也就隻有將那一種苦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在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曆史新時期來臨以後,關於文藝的指導方針,首先從口號上進行了也可以說是迫切的修正,一向奉為鐵律的“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改成“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了。革命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之類語焉不詳的口號,除了在少數革命文藝理論家那裏還堅持不變,在官方文件中已不多用了。取代的概念已改為“堅持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了。並且,在具體表述上,承認文藝的現實批判功能也是其天然功能之一種了。隻不過經常提醒,還是要以發揮文藝的正能量為主,批判也要給人以希望。
這不完全是文字遊戲。
這是一種文藝政策方麵的進步。
雖然隻是進了一小步。
但若沒有這一小步的進步,則全部中國文藝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形成的複興局麵,便根本沒有了前提。
前一種口號的提出曾是像當年的蘇聯一樣迫切的,對其進行修正的動念也是迫切的;都是迫切的——因為,在中國,文藝為政治服務已經服務得太久了。再不改變此種關係,文藝就將完全脫離人民大眾了,同時對政治也就沒什麽實際作用可言了。
比之於其他藝術門類,繪畫藝術畢竟是離意識形態較遠的藝術,是可以理所當然地潛入唯美的藝術水域的。進言之,畫家是完全可以“為藝術而藝術”不受指責的。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繪畫藝術所獲得的創作解放感最為徹底——除八十年代初產生過一些引起廣泛關注的具有社會主題性質的畫作,後來差不多是集體一直地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路徑發展。這並不意味著完全脫離了現實,現實感很強的畫作時而產生,但已不再是一味美化現實的那種了,也並不是畫界主流。
從2000年到2012年,中國的繪畫市場逐漸形成,這對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無疑是好事。不能形成市場的任何門類的藝術,其消亡絕對是必然的。中國政府對某些藝術門類實行政府財政補貼政策,正是考慮到它們所麵向的市場日漸萎縮以及它們在國家文藝苑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存在價值。而若一個國家的繪畫藝術也麵臨著存在危機了,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繪畫曆史悠久,曾對亞洲繪畫藝術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並且成就曾享譽世界的大國來說,肯定不但是繪畫藝術本身的悲哀,也是國家的悲哀。
故國家對於繪畫市場的形成,交易的活躍,畫作價格的一路攀升,起初是持樂見其成的態度的。國家願意看到畫家們也都富了起來,這有什麽不好呢?正如願意看到國產電影不斷刷新票房紀錄一樣。
但是到了2008年左右,情況起了變化,或曰情況異常起來。種種跡象表明,官場腐敗對繪畫市場起到了汙染性的刺激作用。
某些人一定記得,2012年後,中央加大了反腐敗力度,從大貪官家中搜出的,除了多得令人咋舌的現金、黃金,還每每有總價值上億的當代畫作。
實際上喜歡現金、黃金的貪官居多,真正喜歡畫作的很少。誰都明白,除了古代和近代名畫,活著的當代畫家的畫作,那價格水分極大,高價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和官場“雅腐”炒起來的。
由於這種汙染性的刺激作用,中國繪畫市場,畫作拍賣過程一度暗箱操作,弄虛作假,偽拍佯競現象成風。
在那一時期的全國“兩會”期間,我多次聽到委員或代表對於“雅腐”現象在會上的抨擊和會下的議論。
縱觀中國畫,從古至今,南派畫風幾乎便是中國畫的魂魄,北派畫僅僅是配角地位。即使新中國成立後,沈陽有了魯迅美術學院,情況也沒多大改變。
足見,長期的曆史原因形成的某種藝術形態,像意識形態一樣,改變是很不容易的。
好現象是——中國畫已不再僅僅意味著是山水畫了。它在題材上空前豐富了,畫法也早已不再拘泥於傳統,可謂百花齊放也。
國畫在當下之中國,已全然不是傳統國畫的概念。仍堅持襲承傳統畫法的畫家也少了,多數畫家在觀念上是“維新派”——在他們的實踐中,傳統長處非但一點沒丟,“維新”的過程中還必然發明了新畫法,使古老的國畫氣象魂貌更新。不但西方油畫的優點已融入了當代國畫,全世界許多國家的許多畫種的畫法,在當代中國畫中都可見到借鑒的痕跡。故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畫做到了博采眾長。
以我的眼看來,當下之中國畫的總體質量,絕不在古代中國畫的總體質量之下,分明居上。
在總體評價上,我是“厚今派”。不僅認為今勝古,而且認為今勝昔——即當代大家的畫作水平,毫無疑問也在近代大家們的水平之上。不論古代大家還是近代大家,我都不認為他們的水平是不可超越的,而認為他的水平實際上被當代大家超越了,並且不是一星半點兒地超越了,也不是在某一畫種超越了,而是在一切畫種方麵超越了。
我是不喜歡“大師”二字的,所謂“大師”無非就是畫得好的人——而已。此處亦用,是為了可少寫幾個字。
當代中國畫的最大的問題,是因為市場化了,快速畫多了,省事畫多了,甚至有流水線式作畫的現象,給人以自己複製自己的厭煩之感。
而我所作的結論,是在撫開以上商業現象之後,單以精品對精品的比較才敢得出的。我所言總體,也是精品對精品的總體。
又依我看來,中國當下油畫家們的總體水平,不但可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當代畫家們的水平相提並論,也可與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一流畫家們的水平一比。並且,油畫在中國也接受了“維新”式洗禮,與中國畫之畫法相結合,不但甚好地體現了中國元素,也增加了油畫之表現力。
在世界諸國,當代畫家更是個體現象,也正在從以“家”為前提的藝術現象轉變為以普遍人為主的愛好現象。
在中國則不同,畫家在人數上不但是中國的,還是世界上的藝術大家族,這使任何一個別國的當代繪畫藝術的成就,都無法與繪畫在中國的成就體量相比。
不論國畫還是油畫,縱觀中國的繪畫史,遺憾是存在的,並且我認為是極大的遺憾。當代成就難以抵消的遺憾,便是如前所述,缺少了體現畫家們對底層勞動人民之辛苦命運所應具有的關照之作。這種缺少,使中國繪畫史無論怎樣寫來,都難免會使關於現實主義精神和情懷一章內容單薄——時代之原因為主。
關於曲藝
在中國文聯的框架內,曲藝家協會是十四協會之一。
中國文聯是世界上包羅最全的文藝團體之一;曲藝家協會是中國文聯十四協會中唯一多元的協會,囊括相聲、評書、小品、評彈、各類弦鼓、山東快書、快板、二人轉等多類表演藝術家在內。另外十三個協會,都是藝術種類單一的協會,如書法家協會、音樂家協會、舞蹈家協會、雜技家協會——十三個協會之外的一切藝術家,全都囊括在曲藝家協會了。
但曲藝的概念又是可以由“說唱”藝術來代替的——“說”指以說為主的藝術門類;“唱”指以唱為主卻也還是難免要說的藝術門類。如相聲以說為主,卻每每也唱;各類弦鼓以唱為主,卻也穿插道白。
曾有一個時期,蘇州評彈表演藝術家們,希望能歸於戲劇家協會,因畢竟沒有戲劇的特點,轉會未成。確乎的,在曲藝家協會中,以表演姿態和風度優雅著稱的蘇州評彈實屬另類。實屬另類的不隻蘇州評彈,京韻大鼓的優雅並不遜之。但既歸入不到戲劇家和音樂家協會去,又因從藝者少,沒有單獨成立協會的必要,所以一向隸屬於曲協。
從2000年至2012年,相聲、評書、小品始終代表曲藝的主要門類。評彈、各類弦鼓、山東快書、快板等表演藝術,受眾麵越來越小,傳承人越來越少。除了蘇州評彈在本地仍表現出頑強而持續的生命力,另外三類藝術幾乎沒有了還能活躍在舞台上的代表人物。
但某類藝術的生命力,並不會因為沒有了代表人物,便隨之壽終正寢——它們的生命力附體到相聲演員、小品演員身上了。小品相聲化,相聲說唱化,遂成這一時期的曲藝特征。
在廣播電台,相聲、評書、小品三類,評書的頻道占有率最高,與歌曲平分秋色,體現於交通台更是如此。而在電視頻道或舞台表演場合,相聲與小品更受歡迎。
相聲究竟形成於哪一時期,並無定論。按古代聲歸言語,音歸樂器的分法,相聲乃指相對說話,當然應以說為主。相聲的說話,雖照腳本,吸引力不僅在於語言的俏皮幽默,還在於說時的表情怎樣。俏皮幽默體現語言的機智反應,故其藝術特征近於語言的“相撲”。
從前本是沒有群口相聲的。群口相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春晚”推出的相聲新品種。
從前也是有單口相聲的。依我想來,單口相聲的曆史要比對口相聲的曆史悠久多了,起碼可追溯到漢朝。漢朝有位東方朔,是皇帝喜歡的人,逗皇帝開心是他的“兼職”。史書上記載他除了語言俏皮幽默,另外並無別的才藝。僅靠語言的俏皮幽默就能使龍顏大悅,證明他極善於說學逗唱。那麽,他當是載入史冊的單口相聲第一人了。
1980年以後的相聲,唱的成分漸多。在流行歌曲風靡的年代,相聲采取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正常。相聲的處境一向並未寂落,但相聲演員們似乎一直都有危機感,唯恐有朝一日相聲在大眾文藝中不再受歡迎,被邊緣化了,故“拿來主義”成為他們的慣技——山東快書、快板、各類弦鼓、樂器、各派戲劇唱段,每每穿插於他們的表演中。
我對相聲演員們這種表演能動性是正麵看待的,且充分理解。我覺得,若不是靠了“拿來主義”,在文藝種類越來越多元的情況下,單憑傳統相聲的語言特點想要始終占據文藝舞台的中心,估計是不可能的,被邊緣化也是遲早的事。
當一位相聲演員對另一位相聲演員說“您請來”時,他們就開始使出拿來主義的渾身解數了,而此時相聲的危機也呈現出來了。網絡上五花八門的段子的流行,是相聲的致命克星。網絡上的段子是由專門的寫手們創作的,這種創作如今已經職業化了,而且從業者漸多,於是越來越具有專業的水平。專業網絡段子的寫手們,將語言的諷刺性、嘲謔性、深刻性、荒誕性、可笑性、特正經的特不正經性、特莊重的嘻哈性以及對常態語言邏輯的解構性每每發揮到了極致,已遠非相聲語言所能相比。或反過來說,由於五花八門的段子大量產生,相聲的語言長項已不再是看家本領。何況,能掛在網上的段子,也不是相聲演員可以隨便在舞台上說的。
給我的感覺是——全世界的語言大師似乎盡是中國人了,中國的語言大師也似乎根本不在作家群裏了。
相聲的另一個克星是小品。小品原本是戲劇概念,本質上並不以搞笑逗樂為能事。相反,是以片段式表演體現戲劇演員表演功力的方式。在中國,也由於“春晚”平台的給力,後來成了一路走紅的大眾文藝之一種。
在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在我們那一文藝組,軍旅歌唱家孫麗英作了一次關於文藝低俗化傾向的發言。她準備充分,根據翔實,表情極其嚴肅。
她說——“屌絲”“我靠”“牛逼”“傻B”“草泥馬”之類變相的髒話,不但在網上暢行無阻,而且每每出現於報刊文章中。甚至有少數電視節目主持人在與觀眾互動時,出於明顯之取悅目的任性道出……
她的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看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近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如何做到既不去除文藝的娛樂功能,又不使其娛樂功能泛濫化,進而低俗化,又進而浸**全民及下一代,確乎是一件應該重視的事。
關於戲劇
有些事物消亡了,有些事物誕生了,新陳代謝乃是世界規律;文藝同樣如此。
1980年以前的中國人,怎麽能想到有一天我們的生活裏會沒了算盤?忽一日計算器出現了,我們的生活裏真的沒了算盤,再想見到它的人隻有到算盤博物館去了——一般的博物館也還是見不到。
而當代中國人已經很少說到“算盤”二字了。
1990年的時候,一般中國人家安裝電話須費多大的周章啊——預交五千元至八千元安裝費,期待兩三個月,以後不用了也得按月交錢;如今,許多人家都將座機停用了。
我們現在每每能在馬路邊看到的“黃帽子”即公用插卡電話亭,是當年政府具體落實“兩會”提案而為人民大眾辦的一件實事,如今已成以往時代的標誌了。
電報局也消亡了——電報呀!
我是用手機很晚的人,曾因要在賓館房間打長途電話而到總台去詢問,服務員視我如外星人。
她說:客房電話隻提供內線服務了,外線係統都拆了——因為根本沒人用。
我訝然地說:怎麽會?!
她也訝然地問:您怎麽會是一個還沒用手機的人?!
在全世界,芭蕾舞演出已十分稀少;歌劇演出多不到哪兒去。1980年以前,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團和歌劇團不經中國政府出麵邀請是絕不會到中國來演出的;如今中國反而成了他們最想來的國家——恰恰在以欣賞高雅藝術為榮的歐洲諸國,對他們瑰寶級藝術的欣賞熱度“退燒”了,淡漠了。中國的富人卻多了,票價越貴,越是趨之若鶩,一擲千金也要證明自己藝術欣賞品味的高雅。
凡是以唱為主要藝術特征的戲劇,無一例外地被歌的普唱現象從人類的文藝中央位置擠開了。而凡是以故事為主要藝術特征的戲劇,則被電影和電視劇逼得幾無容身之地了。
當留聲機產生時,歐洲的許多歌劇演員失業了。
錄音機、錄音帶產生時,歐洲的歌劇團所剩無幾了。
近二十年前,帕瓦羅蒂等三大世界男高音曾到中國聯袂演出過,成為中國當時最轟動的文藝盛事。他們擅長的是意大利美聲唱法,也都曾是世界一流歌劇院或歌劇團的台柱子——那時意大利歌劇在歐洲已風光減退。
十幾年前,在法國政府的支持下,《悲慘世界》又一次被改編成了歌劇——但已不是傳統的意大利風格的歌劇,融入了多半流行歌曲的唱法,布景也極為象征、現代。法國的和別國的幾位著名的通俗歌手在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法國政府的想法,此劇最好能成為一個時期內的法國名片,在世界各地巡演。然而願望並未實現,留下的隻不過是當年的光碟。
當電影終於成為電影而不再被視為投影雜耍時,歐洲諸國的許多話劇演員失業了。大眾的觀看選擇一旦改變,神仙都沒辦法。在當時的法國,電影公司遍地開花,幾個三流編劇、演員再加一個叫導演的人,就可以不分晝夜地拍電影——最長的電影《悲慘世界》《三個火槍手》什麽的三四十個小時,得買聯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接著看。直到美國生產出了更先進的攝影機,電影的風頭才轉移到了美國。那時,優秀的話劇演員隻有三個選擇——充當電影演員(由於形象要求第一而非歌唱水平第一,他們隻能演戲份不多的配角)、吃老本度日或改行忘了自己曾是話劇演員。
大約在1990年初,我所在的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拍了一部內容與京劇有關的電影——成長在京劇世家的少年,自己也是京劇團著力培養的小演員,但他厭倦了,因為練功甚苦。“台上一分鍾,台下十年功”這話,對於雜技演員最貼切,其次便是京劇演員,演武生、武花臉的演員體會最深。不但唱功要出類拔萃,武功也要過硬,談何容易。致使少年厭倦的不僅是苦,更有收入差距的考慮。差距當然是比出來的,也當然是藝與藝的比。斯時正是流行歌手異軍突起,集體占據中國文藝中心的時代。一大批男女青年歌手成名快、收入多,無論出現在哪裏都能引起轟動,每每有“天下誰人不識君”的意味,其他一切從藝人士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一比,差距巨大了。所以少年深悔自己小小年齡就入錯了行,對引領自己入行的母親、外祖父怨言多矣。用他的話說是:“我不能讓你們徹底把我的一生給毀了,不能讓京劇害了我!成名了又如何?你們不都是名家嗎?可你們一年掙的錢,還不如比我大幾歲的歌星一次的出場費多!”——他一心要趁自己還沒定音的關鍵時期,改嗓子唱流行歌,當歌星……
在劇本修改階段,負責幫助劇本提高的藝委會的同誌們,皆認為那少年的想法真實可信,有說服力,絕對不難被理解。一個問題隨之產生——他可怎麽轉變呢?
如果,不論他的母親、外祖父、老師和同學,逐漸也都理解了他,開始支持他的個人選擇,使他終於改行成功——這樣的情節設置寫來是相對容易的,能寫得真實可信,有說服力。
然而不能這樣寫啊!
首先肯定是,京劇界意見大了——童影廠釜底抽薪嗎?我們的青年演員、少年預備演員本已人心浮動,想轉行者多多,你們拍這麽一部電影是對我們進行間接瓦解呀!
絕大多數觀眾也肯定反感。
電影管理局更不會通過。
我們自己也不允許自己那麽做,違背我們的初心;我們的初心是要為振興京劇貢獻微薄之力。
所以劇本隻能而且必須朝著那少年最後又確立了為京劇而成長而無怨無悔地奉獻一生的方向來提高。
這種轉變隻能靠說教,除了說教一法,藝委會全體同誌皆無高招。
在後來拍成的電影中,說教情節類似《海港》中方海珍對韓小強的諄諄教誨。
而現實不靠說教,隻用現實,就足以一言不發地、默默地、輕而易舉地將我們煞費苦心地加入電影中的說教全麵粉碎,如秋風掃落葉那般。
當年,京劇因受到各級政府的補貼性保護,處境還算好的。
文藝界開始全麵進行體製改革後,民盟中央接受了一項調研任務,主旨是收集和總結各省“體改”經驗,發現樣板,促進“體改”。
這任務交給了文化委員會。民盟的一位副主席帶領文化委員會的同誌到過幾個省市,當年的調研我參與了。不調研不知道,一調研嚇一跳——中國人口多,曆史悠久,連某地級市,都有他們認為應受到國家重點扶持的小劇種。劇種雖小,名不見經傳,但人家擺出地方誌來,白紙黑字,其上確確實實印著,在古代的某個時期,那地方確實已有那麽一個劇種在活躍著了。
以後,逐漸就消亡了。
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發過文件,各地要搶救優秀傳統文藝,所以當地就將劇團組建起來了,還希望能打造成一張文化名片。
現在,有人進行調研了,極好極好,替我們給中央政府捎個話,趕快拿出點實際行動,撥款吧。劇團是我們當初落實中央指示組建起來的,我們地方財力有限,中央政府如今做甩手大爺可不行。
我們參觀了團址,環境又小又破敗,令人同情。與演職員們進行了座談,對方愁容滿麵,皆言市場實在不好,演出時間一向在晚上;地點是被允許的一塊空地;演出內容基本是對唱片段;觀看群體是稀稀拉拉的住在附近的老人;售票方式是搭賠上茶水、瓜子的邀請“伎倆”。不敢說賣票,隻能說收點茶水、瓜子的本錢。否則,老人們也請不來了。一兩個小時演下來,往往僅有一二百元的收入,還有今兒沒明兒的。至於工資,雖也算事業單位,但經常得向有關部門催要,如乞討,很卑微的。這使我們尤其同情。
人家還專為我們找地方演了一出整場的戲。
過後我們私下裏的一致看法是——那類小劇種,它就根本不可能有什麽當今市場,更不可能成為什麽地方的文化名片。還莫如就叫它保留在地方誌中,起死回生不論對劇種還是對演員,反而很不明智。
中國有些事,初衷是好的,但想法太簡單了,結果事與願違。
我們當年在調研過程中所聽最多的一個字是“錢”——當年的中國,隻要是一個劇團,必是事業單位。民間演藝單位不能叫“團”,隻能叫什麽什麽演出公司。“團”“院”是事業文藝單位牌子上的專用字。
如果某省、某市財政寬裕,則隸屬的劇團希望有人為之代言,以求獲得更豐厚的資金補貼。他們強調物價上漲的因素;強調主力人才流失的危機;強調服裝道具的老舊,更新迫在眉睫;強調大製作、出精品才能在市場上長期站穩腳跟的道理——總之政府的資金投入不追加,不可能有更上一層樓的發展。
如果某省、某市財政拮據,則隸屬劇團希望有人為之向中央陳情,以求獲得垂直關懷。似乎文化部有一筆扶持基金,一向粥少僧多,關懷不過來。每年“兩會”期間,文藝組的委員代表發言,說到最後,幾乎都在說錢。中國沒富的時候,說起來有點兒難為情;中國富了以後,要錢要得都比較理直氣壯。
確乎,某些財政拮據的省、市,希望文藝單位越少越好。一個沒有不行,用的時候怎麽辦?留一個,召之即來,來了就能發揮作用,也養得起,那中。有的地方領導不喜歡文藝界人士,煩他們動輒要錢,不給不高興,“事媽”。更不喜歡文學界人士,嫌這個界“刺頭”多。“事媽”“刺頭”,誰會待見呢?但不喜歡歸不喜歡,若親自操刀而切,殊有顧慮,不願擔惡名。宣傳部長們是管文藝單位的,平時管得再嚴,親自擔惡名,也是為難的。平時管得嚴與砸了別人的飯碗不是一碼事。再說,管人管習慣了,可管的人忽然一下子少了許多,心理上會不太適應。
這也是為什麽當年文藝界“體改”一度動作緩慢的原因之一。
近代以來,話劇在全世界曾是戲劇之王,影響力遠在歌劇、舞劇之上。就連諾貝爾文學獎,也曾頒給過蕭伯納、貝克特等劇作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如前幾章所述,話劇在中國又迎來了一個繁榮時期,此後一路低迷。
話劇的低迷是世界性的,是電影、電視劇的衝擊導致的,不惟是中國現象。但在中國,確乎有中國特色的原因。
2000年前後,中國的電影市場還沒像如今這麽紅火,一批年輕的話劇導演卻湧現了,為振興中國話劇進行了銳氣十足的努力——他們先是靠外國劇本練手,《推銷員之死》《犀牛》都被搬上過舞台,後來也導演過由自己創作的個性風格鮮明的話劇,不但引起了關注和一定範圍的熱議,確實也使話劇舞台一度雲開虹現。他(她)們熱愛話劇,信心滿滿,因為有才華而有個性,因為有個性而試圖創新,一心想要以獨特的話劇風格與喧嘩浮躁的現實進行親密接觸,一切現代主義的元素都往話劇裏加入。這種非常態的話劇麵相,不可能獲得政府扶持的彩球。好在他們也有集資的能力,可不時證明一下自己的存在。
2005年後,中國電影市場逐漸複蘇,民間投資開始向電影掉頭,話劇舞台又變得冷清了。
我願很老實地交代——在話劇與電影之間,我的觀看興趣傾向於電影。除非在好話劇和爛電影之間選擇,我才會反過來。話劇與電影相比,在以下幾方麵力有不逮——推向好演員的特寫鏡頭;時空轉換的自如性;廣闊景象和逼真場麵的呈現維度;對人物複雜心理方式豐富的表現力;語言的生活化,呢喃之聲亦如在耳;追拍、俯拍、高空拍攝、空鏡頭等電影語言的藝術化運用……
此時此刻,全世界不少地方在放映電影,但是有幾處舞台上在演話劇呢?估計很少。
有時,得這麽想——事物有興衰,世界有規律,人與愛人、親人尚無法長相廝守,何況與某一藝術門類的關係?
但我還是要向仍堅守在話劇領域的人們致敬,他們與話劇之間的關係如美好的童話,每次一想到便令我感動。
京劇的命運反而比話劇好些。
話劇的守望者們,其實都想使話劇與現實發生直接的碰撞,即使在他們演舊劇目、外國劇目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他們不說也是公開的秘密。所以,某些人士始終對他們不親不疏,心存疑慮,總擔心他們搞出不相宜的東西來。
京劇卻不同,不但是國粹,而且一向以舊為本,以舊為薪火相傳的不二衣缽,樂在其中,成就感亦在舊中。不被硬逼著,不太會產生話劇守望者們那一種內心深處的不安分想法的;而安分是可愛的。這使京劇一向成為重點愛護劇種,愛護國粹天經地義。
京劇也麵對一個相當被動,說起來又很沉重的現實問題——舊與新的困擾。
某類藝術的形式決定了其內容以舊為好。京劇便是這樣的藝術,其內容的舊與形式的古是合二為一的。人們坐在京劇舞台下,不僅要欣賞唱腔和表演,還要看服裝、行頭、勾臉。即使一個京劇迷僅僅是在聽錄音,其內心其實也在同時想象著演員的扮相。也就是說,特殊的服裝、扮相、臉譜與唱腔,在京劇迷那裏,早已形成了缺一不可的欣賞習慣,如同條件反射。而與現代題材相結合的京劇,不可能不犧牲掉傳統的行頭和臉譜。
故又可以這樣說,由於現代題材的京劇必須擯除傳統臉譜和特定行頭,等於使京劇迷的欣賞滿足感大打折扣,改變他們大腦的條件反射現象。
所以,京劇不與現實題材靠攏,一味反複上演舊劇目,才能從內容到形式守舊不變。而任何藝術,守舊不變則越來越前景暗淡。
一說到京劇與現代題材的結合,自然繞不開當年的樣板戲。
樣板戲是成功的嗎?
我認為動念可嘉,方向正確。
不改,舊到何時為止呢?又能繼續舊到多久呢?
至於成功與否,不可一概而論。
《海港》肯定是不成功的。內容上可以說是次品——如前所述,一個小青年不安分於碼頭搬運工那種重體力勞動,犯得著非與“階級鬥爭”聯係在一起嗎?整出戲煞有介事得令人反感,也沒有一段可圈可點的唱段。
《龍江頌》也是不成功的。內容倒是挺正能量的,犧牲小我,服從大局,以使自然災難對農村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但一揪出了一個挑動鬧事的老地主,內容就降低到街頭活報劇的檔次了。“活報劇”三字真好,意謂以活人進行的劇式的表演來達到報章宣傳之目的。內容檔次低了,唱段又怎麽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