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歌

這段時期,國家同樣經曆了幾樁大事件——“非典”來襲;一個時期內礦難及泥石流導致的山體滑坡災難頻發;汶川及玉樹發生的地震災害;暴風雪影響鐵路、公路正常運行,兩億多“候鳥式”農民工返鄉過春節途中受阻……

也同樣完成了幾件大事——執行了二十餘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充分體現人性化的新辦法實施;《反分裂國家法》通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實現了“冷戰”六十年來的第一次會麵;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

在以上國家發展形態中,某部網絡小說的火爆;某女明星寫真集中**照引起的熱議話題以及某知識女性在網上公開自己與某男士的情愛日記引起的風波;某男與某女的白發紅顏式婚配……曾保留在一部分國人頭腦中的使大腦中樞一度亢奮不已的強印象記憶,便都沒了評說的意義。

2002年以降,歌在中國進入了內容轉變期。

歌舞與人類的關係,較任何別種藝術都古遠。時間之早,定在先民們往洞壁上繪畫之前。至於早多少世紀,無可考,大約總該千年之久吧,因為人類自從能夠站立而行,無論個體或集體,應總有高興的時候,那麽其時便該有原始的歌舞了。鳥悅而鳴,魚歡而縱,獸因快活而追娛,何況人乎?

又可以推斷——對於人類,歌舞現象首先是高興所至,情不自禁。亦成悲傷狀態,是產生了原始的悼念儀式以後的事。非處於集體的儀式中,個體的人類是不太會由於悲傷而且歌且舞的。這一普遍規律,在動物界至今如此。在人類,被有意地傳統化了。近代的人類,追悼過程大抵不再唱歌,每每的,還放哀樂,或由神父詠經。在東方,詠經的多是和尚。和尚的詠與神父的詠不同,實際上是唱的一種。

古希臘神話的繆斯女神們,皆能歌善舞,且有專管神界、人間歌舞之事的分工。足見歌舞之事,在人類的生活內容中,是多麽不可或缺。

希臘神話中的大英雄奧德修斯結束征戰以後,返回家園的途中便受到了海妖甜歌的**。

這一故事從古代向現代傳遞了兩個信息:

一、歌是有力量的,如同武器。

二、美女而善歌,如一等武士掌握了一等武器,其征服力和殺傷力更強大了。

至於舞,其肢體語匯畢竟是有限的,自然而然地在人類生活中邊緣化了,非任何人所能扭轉。

芭蕾是舞的一次鳳凰涅槃。起源於西方,受青睞於宮廷,炫美於上層社會。由於表演形式的難度和舞台的要求,廣大民眾想說愛它不容易。

現代舞是舞的第二次振興,也起源於西方,雖然豐富了肢體語匯,但難度反而更高了,也就更脫離群眾了。

舞總想找到一條密切聯係廣大人民群眾的方式,至今也沒找到。舞在民間被保留下來的形態,依然是古老簡單的套路,任意的手舞足蹈而已。甚至連手也不舞,背身後,或臂挽臂,集體而蹈。蹈的極致之美,當然就是《大河之舞》。同樣是舞,在中國一向表現為手臂的功夫,曰“長袖善舞”。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與歐洲人、美洲人一樣,對舞之美的動作也主要體現於足腿。這乃因為,人類自從以雙足在大地上奔跑、跳躍、蹬踏,自如又迅捷,便發自內心地因足腿功能而自豪,“蹈”是此種自豪感的體現。

漢民族之舞後來之所以幾乎僅僅成了上半身的事,與古代纏足陋習有關。纏足雖僅限於女性,卻使舞蹈在漢民族這兒成了“半拉子”含義的事。近二十幾年,漢人才開始“蹈”了,由熱衷於街舞的小青年們從國外學來的。原本大家都是一樣的人類,有著功能完全相同的足腿,隻因某皇帝的病態喜好,整個民族的女性都被搞殘了一千幾百年,著實可悲而又可憎。

歌的命運卻一直很順、很好。從曆史上看,除了幾段實行文化專製的黑暗統治時期,如“焚書坑儒”之後,歌的發展也必處於低穀——在多數朝代,歌的境遇平安無事。即使在文化專製的統治時期,民間也還是有機會通過歌來表達不滿和嫌惡。在大川闊野,在河邊江上,在山嶺穀中,在桑林陌間——在一切天高皇帝遠,朝廷鷹犬耳目所不及處,即使所謂“反歌”,也每每從漁父樵夫、浣女桑婦、獵人農伯甚至牧童之喉率性唱出;無人喝彩,自唱自聽亦大快哉。

孔子編的《詩經》,說是“歌經”也未嚐不可。《國風》中的《邶風·新台》《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秦風·黃鳥》等揭露統治階級寡廉鮮恥行徑與嘴臉的詩,肯定已在民間傳唱過無疑——在連簡成“書”的古代,不是口口傳唱,諒誰也收集不成。至於《詩經》的成果是否真應掛在孔子名下,屬於另一話題。

西晉是由窮奢極欲的腐敗而亡的,這一點史上無異議。漢成帝劉驁也因包庇皇族的腐敗而失盡民心——史載,在這兩個朝代,民間都多有“反歌”廣為流傳;待皇帝們也知道了,大勢已去。

迄今為止,若評出人類的百項文明成果,在我這裏,音律的產生必居其一。若隻評十項,亦當有之。五項,仍不可去。

我每每想,假如真有那麽一天,地球上的一切文明成果皆毀滅了,隻要起碼的衣食住行不成大問題,並且人類仍具有善歌的天賦,那麽也還會有最低限度的快樂可言。而歌,不但能繼續消除人類相互的敵意,也會使文學、戲劇、美術以及其他藝術,必能較快地重新產生出來。一切文明,從頭再來也沒什麽大不了的。

可若相反,一切文明成果不但原樣保留,甚至人類已在其他星球上建設起了一處處美如天堂的所在,文學、戲劇、美術、影視,也一樣不少地存在著,單單永無歌聲可聽,也永不產生歌者了——想想看,人類還會快樂嗎?

從未唱過歌,不知歌為何事,則罷了。但已唱了幾千年,聽了幾千年了,此種“忘記”是那麽容易做到的嗎?無法忘記而不能繼續,其沒著沒落,定會像吃貨們的舌再也嚐不到五味似的終日悶悶不樂。

對於人類,歌的能力,確可謂天賦。上蒼不但使人善歌,而且使人之喉,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地球上一切蟲、鳥、獸的鳴叫哮吼,可見上蒼對人類是最偏愛的。

唱歌已經完全成為人類的生命本能之一了,已經早就成為人類的基因現象了,這一點與其他藝術和人類的關係截然不同。

存在於基因裏的,成為生命本能之一的藝術天賦,在我看來,具有“神諭性”。而其他藝術,與人類皆屬後天關係。

以上就是為什麽,我一個寫小說的人,對歌心懷比文學更大的敬意的緣故。

其他一切藝術,都無法像歌那樣,與人類形成最普遍的與生俱來的密切關係。

繪畫、雕塑、建築,不論多麽舉世聞名,都不可能像歌一樣成為人類生活中的常態現象。

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每個人一開口唱歌,不論唱得如何,那時便是歌者了,歌與人合二為一了。當然,任何人練書法、繪畫或進行其他藝術嚐試,也同時便與藝術合二為一了——但,後者哪有前者多呢?

歌又是最具有“自潔”屬性的事。或曰,作為一種藝術門類,歌是最具有自愛品質的。

歌也曾沾染汙穢,這是人盡皆知的。古時的說法是“**詞浪聲”,近代的說法是“低級墮落”。

薛濤那麽知羞明恥的才女,一旦被貶為軍營歌女,須終日唱歌給“軍爺”們聽,而且大抵是在彼們豪飲之際;她唱的哪類歌多,不言自明。

漢族的歌,因受唐詩宋詞浸**,先前即使“涉黃”,也不至於多麽不堪入耳。至元,流民激增,匪氓混跡其間,歌風大變,尤以北方甚。北方的青樓粉巷,唐宋歌風式微,蕪調雜曲漸盛。為取悅計,**詞浪聲遂成趨好,達及民間。評書彈唱,緊步後塵。“二人轉”“信天遊”所受汙染尤甚。

但卻仍可從曆史上看到歌唱的不甘沉淪,便是在南方,由北方“麻辣燙”的元雜曲的泡沫中,升華出清閑雅致的昆曲來。

歌這一種自重的表現,從外國也能看到規律——如美國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流行的爵士樂,催生出了爵士風歌曲。歌手多為黑人,所唱起初與黑人愛唱的歌曲風馬牛不相及;加入了咖啡館和酒吧那種燈光昏暗、杯盞交錯、荷爾蒙氣息流動不止的環境因素,專為“有色”勞工創作的。

但後來,爵士樂拋棄情欲內容,升華出了漂泊與鄉愁兩大主題,於是影響波及英、法、意及拉美諸國,奠定了歌唱史上重要的地位。同樣在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搖滾歌曲,起初的內容與性苦悶、空虛和憤怒糾纏一團,後來竟升華出特大的情懷主題——反戰、呼籲和平、人類之愛、慈善、環保等。

歌的涅槃再涅槃,不僅一次次從淪落之境升華了自己,也影響了歌劇。意大利美聲唱法的歌劇不複再獨受青睞——法國數年前重演的歌劇《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歌唱中爵士風元素有之,搖滾風元素有之,流行歌曲的元素亦有之;而舞風,也相應地加入了迪斯科與霹靂舞、太空舞的元素——不但未失主題的莊肅凝重,反而令人耳目一新。

錄音設備、留聲設備的更新以及傳播途徑的多樣性,使全球能欣賞到好歌的人口更多了,也使歌星的經濟利益倍增。

若誰埋頭創作歌詞,他的想法大抵是——如果我希望許許多多的人喜歡並傳唱,我當然希望如此,那麽我就不可以允許低俗的字句出現在我筆下。我可是要創作一首好歌的歌詞啊!

由是,他進入了自重的創作狀態。

而一首猥褻低俗的歌詞,若要求作曲家譜曲,後者倘也自重,往往會感到被侮辱了。

即使詞曲作者同流合汙,也難以找得到好歌手唱——近半個世紀,人類對於歌的要求已達成了共識。

歌的“江河”,繼續從人類的心田流淌而過,排除率很高。凡那詞曲低俗的,即使流行了一陣子,不管被名氣多麽大的歌星唱過,最終還是會被排除在歌的“江河”之外。

歌在全世界進入了一個自潔的時期,即使憤怒和仇恨,一經注入歌中,表達的字句也是極其節製的。在這方麵,《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遊擊隊之歌》《黃河大合唱》以及美國歌曲《巴比倫河》,早已證明過此點了——“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那是多麽不共戴天的仇恨啊,卻也隻不過表達到那個份兒上,比之於“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詩句,歌是多麽“紳士”的文藝啊!

而小說和影視,情況與詩有別——某人在創作小說和影視作品時,為了追求印數、票房,也就是金錢利益,每每刻意加入性、暴力、血腥和對人性醜陋的渲染。

所以,小說的“江河”至今混沌,對於優劣爭論不休。

所以,美國電影至今分級,而全世界當代的歌曲,完全不需要那樣。

客觀而論,某國人民出於對本國領袖發乎真情的擁護和愛戴,以歌表達,原本也是較正常的現象。於中華民族,積習久矣。即使放眼世界,例子也不勝枚舉。然而到了近代,此種現象頓少。近代之所以謂近代,不惟是時間概念,也是一個人的理念進化的概念。人類身處近代而熱衷於將活人崇拜為神,不符合進化規律,也可以說是反進化現象,為近代以來的大多數人類所難理解,無法認同。

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對歌與樂的功能,有過相當全麵的闡述。影響最廣最久的理論,乃實用性的理論。

《禮記·樂記》有言:“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荀子·樂論》亦雲:“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

以上理論,強調“為政治的聲樂”。推而廣之,於是成為封建時期皇家認知文藝的不二法則,漸成對一切文藝的不二要求。

作為一種理論,其見並非全然不對。但一經成為“不二”宗旨,實際上也就等於閹去了文藝的其他功能,完全將文藝與政治綁架在一起了。

到2004年,歌在總體上已確立了其民間屬性。換一種說法那就是,歌的從屬權重新回歸於人民了,並且體現出永遠的不可讓渡性。

2004年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場雪》。

我並不清楚這首歌是2002年已在唱著了,兩年後才唱紅的;或2004年為紀念2002年的一場戀情而唱的?

此前好歌已甚多,戀愛內容的好歌也不少。刀郎的成名歌使我聯想到了另一首同樣內容的歌,歌名似乎是《大約在冬季》。

歌壇上有種有意思的現象——《我熱戀的故鄉》一經唱紅,不久便有《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無所有》一成經典,不久便產生了《我的未來不是夢》;《黃土高坡》《信天遊》刮起了“西北風”,“東北風”便也隨之而至——這恰恰是歌的又一較好本能——逆向而生,拾遺補缺,與電視劇的跟風不同。

歌短,其情之表達,留白空間必廣。

《黃土高坡》的關鍵詞乃“不管過去了多少歲月,祖祖輩輩留下我”。被釘牢在黃土高坡的宿命感一言難盡,勞苦自知。

《信天遊》的關鍵詞是“什麽都沒改變”,有“哀莫大於心死”的況味。

而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的主題歌詞,對前兩首歌的歌詞進行了延伸——“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喲,爹是爹來娘是娘……隻有那籬笆牆,影子還那麽長……”

這是對前兩首歌所唱出的鄉愁的細化。

《黃土高坡》是茫然而愴然的。

《信天遊》是憂鬱且憂思的。

後一首鄉愁歌卻似乎唱出了一種無所謂了的無奈感。

因無奈而無所謂了,因無所謂而認命了。卻又不能徹底地認命,於是最後一句有內斂的、天問般的、欲說還休的迷惘。

以上幾首鄉愁之歌,如同中國農村組歌,也幾可言之為歌形式的“農村之殤”,是中國的痛點之一,是心疲力竭、廉價的汗水與沉重的喘息、光榮與夢想相混合的具有時代特征的歌的記錄,而且是寫實的那一種,也是很接地氣的歌壇情懷的佐證。

2004年,“西北風”過去了,“東北風”也過去了。對於我來說,很打動我的歌已聽到得少了。

《2002年的第一場雪》,對我是一個意外。

我不覺得此歌的詞曲有多麽好,也可以說覺得很尋常。

吸引我的是刀郎的聲音。

當“西北風”和“東北風”過去了,刀郎的歌聲使我頓生老友重逢之感。

還有一種現象在當年的歌壇也頗耐人尋味——似乎女歌手們所唱的體現民間情懷的歌反而多一些。當然並不是真多,是由她們唱開了的多;相比而言,男歌手們卻反而喜歡唱“自我”似的。

後來我想明白了,男性中的“中國好聲音”,多半進入體製了,於是好聲音匯入了主旋律,那自然是必須的,什麽人唱什麽歌。而沒進入體製的男歌手們,受市場左右,選擇柔性的表達男性情愛苦悶的歌顯然是明智之舉,可吸引一半左右的女性聽眾。女歌手唱蒼涼之歌,同樣甚合男性聽眾的欣賞習慣。那類歌必有高音段落,聽眾希望聽到遒勁之感。男性將蒼涼唱到遒勁的份兒上,一不小心就成了喊或吼——這一點劉歡把握得甚好,有嗓音的先天優勢。而大多數女性歌手,在蒼涼向遒勁的過渡唱段,幾乎都能唱得高亢嘹亮而又氣息自如。她們中低音鳳毛麟角,中音少之又少,高音差不多屬於皆能達到的聲線,隻不過是高度之別——全世界女歌唱者的嗓音基本如此。中國之更多的男歌手,發揮得最好的是中音偏高的那一部分音域。以這一部分音域唱雄壯而遒勁之歌,女性歌手肯定望塵莫及。但唱蒼涼而遒勁之歌,則女性歌手略勝一籌。渾厚之聲自然廣闊遼遠,所謂穿透力由是不足。嘹亮之聲聽來有集束感、直擊感,如鳴鏑離弦,穿透力在焉。“嘹”字本身有聲至雲霄之意,連搖滾巨星傑克遜演唱時,若求穿透力效果,亦請女歌手助之。而某些以古埃及、希臘、羅馬為故事背景的大片,首尾歌曲,常由女歌手擔綱,出於同樣考慮。具有穿透力之歌聲,似乎更易於將人立馬帶入古代,於是蒼涼矣。

刀郎的歌聲並無所謂穿透力,卻有獨特的、天賦的、恰到好處的沙啞,於是滄桑。蒼涼是景況的形容,滄桑卻更是個體的人生印象。此種印象若由天賦的嗓音所體現,那麽幾乎唱什麽歌便都有了滄桑的況味,倘歌詞與歲月有關,由滄桑而蒼涼遂成自然之事。

我當年聽刀郎的幾首歌,每每聯想到周信芳——兩位的嗓音都是同行難以模仿的。竟至於替他遺憾——若早出道十幾年,該為世間留下多首體現大情懷的歌吧。

崔健、劉歡、刀郎,他們的歌難以被翻唱。任誰翻唱,估計都不及原唱。

刀郎的成名實在是由於他的嗓音本身,而不是由於他所唱的歌。

在我看來,他的歌成為中國歌壇總體歌風扭轉的一個拐點。

2004年,當年的傑出青年歌手都已年近四十了,或四十餘歲了。這種年齡的歌手,更適合唱中年人喜歡聽的歌了,繼續唱青年們喜歡聽的歌,不是那麽回事了。而在中年人中,能成為“發燒友”的,肯定比青年中的人數少得多。

2004年,年齡最小的“80後”也已十五歲了——他們成為歌星們最大的擁戴族群,整個中國歌壇精氣神不可能不隨之而變。“80後”是此前幾代中國人中最“自我”的一代,故2004年後,除軍旅歌、革命主題的歌例外,整個中國歌壇由唱“他者”而轉向了唱“自我”;由勁歌時代而轉向了輕歌時代;由蘊含的厚而轉向了薄;由大情懷而轉向了小感覺;甚至,由因歌聲而紅逐漸轉向了以貌而紅……

放眼世界,此必然現象,倒也不足為怪。

2004年後——雄壯莊嚴(軍旅歌和慶典儀式歌)、溫柔、恬靜、快樂、憂鬱、悲傷、喜悅、甜美、怨慕、親愛的歌依然應有盡有。

除雄壯莊嚴的歌外,其他種類的歌因為囿於“小我”感覺,情調難免大同小異。自憐之歌多多,大情懷之歌鮮聞矣。似乎也就汪峰後來唱了一首《春天裏》,給我留下頗深印象。

2004年——崔健、劉歡、韓磊、騰格爾、刀郎等這一年齡段的歌手,不論男女,似乎集體地佇立於十字路口,退不回去,也難以跟進。

欣慰的是——他們留下了許多好歌,皆成經典。他們的名字,也仿佛成為“80後”前代人記憶中的老友……

從某些兄弟民族的“老歌”中,依然能“聽”出幾分他們本民族的古調來。

究竟多“老”的歌算“老歌”,這是不會有共識的。從前沒錄音設備,真的古調哪一個當代人也沒聽到過——所謂“聽”出,其實是對古調的幻想。

我覺得,古調之古,怎麽也得以民國為線。民國以降,一切新生事物,從概念上不屬於古了。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藝是來自民間的。”——這話顯然並不全對,但相對於歌,則非常正確。

隻要民歌還是當代人喜歡的歌種,我們就會一直聽到有人在唱。

有時我聽《十送紅軍》,似乎也每每聽出古調來。我覺得它的生命力,顯然依賴了民歌的生命力。這首詞,也有古風。當許多“紅歌”必將湮滅於曆史時,我估計《十送紅軍》還會被唱——非因其“紅”,而因其民間性,因其詞曲“古”的氣質,因其主要是在以歌唱情,而非以歌至“頌”。

“愛情是文藝的永恒主題”——這話有點小家子氣,但相對於歌,也非常正確。

喜歡唱歌的多為中青年人。中青年人中,青年居多。愛情是青年們的終身大事,民歌中愛情主題偏多,實屬自然。當青年成為中年,他們唱的歌中,便多了親情、友情、鄉情等人生內容。

對於普通人,愛情、親情、友情、鄉情,是謂“根性四情”。

民間是普通人的總和。

民間意識形態卻並不是每個人的“根性四情”的“歸堆”——必有升華,其升華的主要體現是家國情懷。

相對於民間,家國情懷也是自然現象。

自然現象是不可以被改變為“頌”的現象的。一經改變,頓不自然,隨之命短。

“頌”隻有以真情產生於民間,才有歌的價值。

所謂“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所謂“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所謂“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是也。

關於書法

似乎,正是從2004年起,書法作品在國內待價而沽的現象逐漸成了種氣候——這裏主要指的是活著的人的書法作品,有文物價值的書法作品另當別論。而且,也僅限於內地,港澳台未然。

我對於書法作品究竟屬於不屬於藝術作品,經曆了三次觀念轉變。

世界上僅少數國家有書法、書法家、書法大師之說,別的國家隻有本國文字的美術體,沒有以書法而能成家、成大師,甚至是一字千金的人。

我的小學也是有書法課的,歸於美術課,與繪畫、手工一樣,判分,但分數不單列,體現在美術課總成績內。無非便是在較大的格子裏以填白的方式臨楷體字。就一學期的事,學生、老師、家長都不怎麽重視的。

書法愛好者在民間一向存在。買筆墨是須破費的。民間愛好者,竟善於自製筆墨。“發表作品”的機會,主要是寫春聯時。若求的人多,皆誇字好,很有成就感。而書法家協會,卻是1961年後由沈尹默在上海首創的;於是從北京到各省市,便都有了,也便都有了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副秘書長、理事會員一幹人等。2000年後,某些縣也有了書法家協會。而全國及省市書法家協會的書法家,與其他各藝術門類的藝術家一樣,分初、中、高級職稱;高級又分副高、正高。又於是,有享受“政府津貼”待遇的“國寶級”或省市級“大師”待遇的特殊書法界人士。

不少人的書法興趣和才華,是在“文革”年代得到激發和提升的,抄大字報、寫標語,當年筆、紙、墨免費提供,客觀上使愛好書法的青年因而受益;正如當年各行各業的宣傳隊中,後來產生了不少歌唱家、曲藝家、戲劇家。

僅就此點而言,或可以說是“文革”的“副產品”吧。

2004年及後來的幾年中,曾有六七個外省市的人到北京來找過我,皆小幹部——科長、正副處長,職務最高的一位,副局長而已。他們之目的,是希望經我介紹,從中間搭個橋,以使自己能買到京城名書法家的墨寶。我自然明白他們目的何在,當年自己也沒有很高的反腐意識,不但不認為卑俗,反而特別理解。

人對某種現象的理解,如果超出了社會準則,習以為常,逐漸認為正常,那麽社會風氣乃至官場風氣,不敗壞反而奇怪了。

但我當年的確是困惑的,問:“大抵的情況是送名家之畫,送幅字也能起到作用嗎?”

他們便都難為情,都道:“要是像您說的那樣自然很到位啦,但名家之畫,也不敢問價呀。”

我又想當然地說:“送幅不出名的畫家的畫,也比一幅隻不過白紙黑字的書法作品耐看呀。”

他們的說法卻都是——不出名的畫家的畫,畫得再好,那也難入領導的法眼啊。還是名書法家的墨寶更送得出手,含金量不僅是字,更體現於名嘛!

但我當年哪一位的忙也沒幫上過。名書法家我也是認識幾位的,卻隻不過就是認識。怕非但沒搭成“橋”,連我這個搭橋人的麵子也搞得分文不值了。

對求到我頭上的地方小幹部諸君,心裏卻是懷有好感的。認為他們不送錢而送書法,也算是勇於知恥的表現。

後來民間就有了“雅腐”“雅賄”二詞,書法作品亦屬向權力尋租的雅物之一種。一字千金,兩行字萬金、數萬金的現象成尋常事。地方上少數官員,竟熱衷於“書法家”之桂冠,進而兼書法協會頭頭腦腦,出書法集,辦書法展,吹捧者、站台者自然格外多,遂變相地為自己集了資,還博了雅名。

我始意識到,“雅賄”也終究是賄,“雅腐”也終究是腐,雖明白與書法無涉,卻引起了我對書法的興趣,想開始認知一下——書法的藝術含量到底有多高。

那時各方麵寄給我的畫集更多。自古書畫不分家,每每品賞良久,細心領會——古今書法,確有佳作,但也無非便是毛筆蘸墨寫在宣紙上的字而已。有的字也未必甚好,不過好在所寫的語句,如“難得糊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有的字與語句都無意味,卻也評得天花亂墜,有吹捧之嫌,由是不以為然。

書法之道,自古其見紛紜。

杜甫曰:“書貴瘦硬方通神。”

蘇軾就以詩反對:“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這話我覺更有道理。

歐陽修說:“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以小楷為難。”

而張懷瓘卻認為:“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真楷、小楷不但最宜功用,並且每每以妍美修體;風神骨氣,則更常見於行、草。

他們二位,見解又不同了。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也符合常識。

但好書法就沒有較一致的標準了嗎?

書法界一些人士認為當然有,便是“筆筆有出處”。

那不就是以古人體為圭臬的意思嗎?

歐陽修是極貶此點的,謂之“奴書”。

柳公權言:“心正則筆正”,顯然他是求正的一派。

唐代寫過《書譜》的孫過庭卻說:“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複歸平正。”

按他的說法,致力於楷、碑之體的書法家,似乎寫一輩子也還是在初學階段了。

書法何以便達險絕之境了呢?

古今作品,確當得起“險絕”二字的,又有幾幅呢?王羲之的字也並不能給人以“險絕”的印象呀!

但孫過庭的說法,似乎對當代書法界影響最深——求“險絕”者多矣,凡辦展,必不可少,曰“展覽體”。有幾人卻又“複歸平正”了呢?我是至今也未讀過一篇“能險絕”而後“歸平正”的書法家的心得的。

“險絕”之論,如“為天地立心”之說,形容固然高深,然也正因為太高太深,便無人能詮釋得明白。

故甚多書法作品,若不加漢字“翻譯”,除了書法家自己,別人就如看甲骨文,不知寫的究竟是些什麽字了。往往,比甲骨文還難辨識。

而界內給的說法每每是——已達到了線條藝術的涅槃。

這是世界上自古至今唯一的中國文字書寫現象——試想在任何別的國度,若有誰將本國字寫的除了他自己,別人概不能識,那人還會被尊為“家”或“大師”嗎?

我們北京語言大學是有藝術學院的,藝術學院是有書法教授的,乃書法界才俊。學生中,也有書法優上者。北語教職工中,業餘書法愛好者亦多,常辦展。以我的欣賞水平看,都夠得上是作品。若將某些名家最能代表自己水平的作品,與我們教職工中上乘的作品共同展出,我想,令人駐足的未必皆是前者們的作品。

再後來,我到外地,凡見書法,常看良久。觀看得多了,發現一種情況——地方的書法家,水平未必全在北京賣價很高的書法人物之下;而民間藏龍臥虎,有些人物雖無“家”的名號,筆墨功力卻毫不遜於“家”們。

一次,在某省景地,見一七十餘歲老人,禿頂,白髯及胸,戴花鏡,麵前置一折疊小桌,危坐於舊硬椅上,持小毫蘸“金液”,正往一柄黑扇上寫《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問:“寫一幅扇麵多少錢?”

答曰:“若像這般字數較多,二十元。”

又問:“若字數少呢?”

答:“十元。”

再問:“若隻要求寫一個字呢?”

答:“確實有人隻喜歡寫一個字,那就看著給唄,三五元多謝了,一兩元也知足。”

桌上有寫好的幾柄扇子,逐一展看,但見各種字體,幾乎都寫到了。古人所論,於字中也都有體現。

“老先生從事過哪一行業呢?”

“六十歲前當過農村小學校長。”

“愛好書法有多少年了呢?”

“我今年七十三了,十一二歲開始練字,未曾間斷。從前買不起宣紙,蘸水在舊報紙上寫。如今眼花了,寫小楷吃力了。”

“一天能掙多少錢呢?”

“百八十元總能掙到的。老百姓的日子,多一百元少一百元,區別挺大的。我靠寫字,供我孫女上大學。她畢業後,不想再寫了。也不僅僅是為每天在這兒掙百八十元錢。我在這裏也是一景,連日不來,景區的人會到家裏去接我。老了老了,不料忽然就出了名了,市裏要發展我為老會員呢,不喜歡有那麽種名號了。但書法它是中國文化傳統呀,我寫的字人人說好,證明咱們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魅力嘛!自己也起到了傳播的作用,是我一種高興……”

聽了老先生的幾番話,感慨良多——中國也大,人稠地廣,蓋文藝人物,自古便分在“廟堂”與在民間兩類。“廟”非廟,“堂”非堂,“體製”內外而已。又——自古便有由“廟堂”而自願或不自願地觸入民間的;也有千方百計、費盡心機非從民間躋身於“廟堂”不可的。寧肯始終做民間一分子者,真的參透“名利”二字之人,從來是不多的。而藝術作品的水平,也由而標準不同。若老先生亦書法“廟堂”中人,他的字肯定該是另一種價無疑。但以他那書法的功底而論,不要說若歐陽修或蘇軾在世,必然大為欣賞,即使張懷瓘見了,也不至於言語輕慢的吧——這世界對於民間和“廟堂”,真是一向不平等。

我有一位不曾謀過麵的老讀者,是山西運城下轄某縣人氏,退休前是縣中學校長,也是位民間的書法長者。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近八十歲時,事業有成的學生們出於敬愛,將其以往所寫的書法中的精品結成幾冊字帖出版了,他寄給了我一套。從楷書到行書、草書,各寫體幾乎都寫到了。

那時的我,對書法已有了些了解,自認為不再是“隔山”之人了——欽佩由衷。

後來,聽說有人找到他,要做他的經紀人,將其字帖包銷向小學、中學。

他說政府明明已三令五申地禁止向中小學兜售所謂“教輔”,堅拒了。

對方以“弘揚國粹”之語相勸。

則又言:“我於民間弘揚了半個多世紀了,很對得起國粹了,不勞動員了。”

後來的後來,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在政協文藝組,有委員質疑:“書法是藝術嗎?”

斯時,書法、古玩、玉物與“雅腐”“雅賄”的幹係,真真假假的傳言已較多。

該委員的質疑,分明有感而發。

他的質疑,我內心裏其實也有。隻不過覺得自己還得多想想再表態,故未參與那一話題。

不久我在一個地級市抽空觀看了一次書法展。雖是地級市,雖是開展的第三天,觀看的人卻仍不少。

見有四男二女,年齡從二十七八歲到五十幾歲不等,邊看邊發表議論,且都以手機頻頻拍照。

出於好奇,與他們攀談起來。他們說自己都是縣“書協”會員,組團自費而來,為的是提高水平。

此後,我對書法的觀點,又改變了一次。並且,大約會是不變的觀點了。

我的觀點如下:

一、漢字乃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對日、韓兩國文字的形成產生巨大影響。故,不惟中國有書法,日、韓兩國也有書法及書法家。

二、若從日、韓兩國文字中排除漢字成分,僅保留兩國獨創性的那部分文字,便隻能變形為美術字,斷形成不了書法。該兩國也便如別國一樣,不會有什麽書法家了。

三、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日、韓兩國的書法,如中國書法一樣,皆以漢字為書寫對象,並不夾雜自創字。若夾雜之,風格氣質極難一致。故該兩國的書法家,對中國古詩句和儒家經典語錄,亦較熟知一些。有人甚而由於熱愛漢字、書法,在本國漸成中國儒學的學者,且獲尊敬。近年,韓國亦產生了韓文字書法現象,我親見過兩三幅,每幅五六字而已,估計寫多了甚難,行書、草書效果將會怎樣,沒見過,不得而知。日本是否也有隻寫本國自創字而成書法家的人物,亦不了解。若兩國都有那等獲得公認的書法家了,那麽許多國家的文字當然也可以不僅變形為美術字,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形成書法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樂見其成。但估計,非是百年內會產生的人類文字現象。

四、在全人類的文字現象中,唯漢字的書寫演變出了書法,並且使日、韓兩國也有了書法家,又並且由書法而傳播了中國文化,在許多國家還有人大為青睞,這畢竟是漢字的光榮,是當之無愧的國粹。

五、書法到底算不算是藝術呢?

我想,肯定與否定,各有幾分道理。

如果否定其為藝術,並非毫無理由,比如,歌唱家還要有嗓音之天賦,舞蹈家還要有身材之天賦,而書法家是最無須天賦可言的“家”。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先決條件是其創造性,“創造”即從無到有,雷同為大忌。別種藝術雖也不乏雷同現象,但以書法之雷同為最。這乃因為,它根本無法擺脫漢字之“有”,隻能永遠“照葫蘆畫瓢”。離開了漢字這個“葫蘆”,書法便不存在。而這與以漢字寫詩、以七音階譜曲是不同的。區別在於,詩與曲非是字與音階的臨摹,而書法的功底恰在於臨摹。它僅僅是字的變,很難說是靠字進行的完全創造的產物;若非說也是創造,則古人在字形變化上早已創造出了既定成果,後來者多為繼承者,創新的空間極為有限矣,未聞現當代人誰又創造出了新字體而獲普遍認同;什麽楷體、魏體、帝王體,凡那一筆一畫寫來的,確乎等於寫得漂亮的毛筆字;所謂“自成一體”或“一家”,也還是用毛筆寫字的“一體”“一家”,與畫家的風格流派不能同日而語;於是追求“險絕”者,字不像字,隻有自己認識,便也隻能孤芳自賞……否定的理由還有不少。

而如果肯定其為藝術,理由也是硬邦邦的——自漢唐以來書法便被視為藝術了,而且名家入史,作品入史了,到了當代卻自我否定為非藝術,確實太不拿國粹當回事了。那麽,日、韓兩國都會爭相“申遺”的。目前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國青年和友人越來越多,其中不少人也喜歡書法。書法之增強國際文化友誼的作用,恰是發揮良好的時期,且會發揮得越來越好,此時的自我否定,顯然有害無益。做便衣的叫裁縫,做時裝的叫設計師,做到國際上有知名度了,則被尊為服裝設計大師。大師即“大家”之意,服裝設計者當得起,我們往往也那麽尊稱棋壇高手,對書法界人物亦一視同仁,未嚐不可。從十來歲到六七十歲的中國人中,愛好書法者比以往任何一個世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多了,其實他們希望自己所愛好的藝術門類中不但有多多益善的“家”,還有屈指可數的“大家”,這會使這個群體共同的藝術感覺得以提升……

綜上所述,在我這兒,書法是藝術已不成為問題。

於是關係到一個對“藝術”這一概念的理論界定——藝術的前提雖然必應具有創造性,同時也具有欣賞群體的主觀性,此點也是前提;兩個前提同時決定某物、某現象是否可歸為藝術。即若一個人主觀上感覺某物、某現象具有藝術性,隻是個體感覺而已,沒什麽藝術概念上的實際意義。若幾個藝術權威人士一致認為某物、某現象具有藝術性,情況便不同,起碼說明某物、某現象具有一定的藝術性。而若百萬千萬之人在從古到今的漫長的曆史時期內一向視某物、某現象為藝術現象,並且百萬千萬人中,文化精英及文化素質較高之人為大多數,則某現象確為藝術現象便沒了討論的必要——此為既成事實,曆史性概念。難以動搖,也無顛覆必要。

所以,基於此種理性認識,在2017年北語新學期伊始,我作為教師代表向新生致辭時,將愛好書法納入了寄語之中。

依我想來,這一愛好,肯定會使人終生受益——首先,練書法那一種心無旁騖的狀態,如精神被筆墨所引導,在宣紙上漫步或疾走,既獨享了靜好時間,還如身心之瑜伽,有益健康。其次,所寫必多為詩句、格言、箴語,久而久之,文化化人矣。再次,愛好成習,則厭耗時間的應酬。中國人不太懂得“時間即生命”,迷信“時間即金錢”,此愛好有助於生命觀的改變——一個人的一生究竟享受了多少屬於自己的時間,並在此時間裏做純係愛好與功利目的無關的事;對於大多數不肩負重大責任與使命的人,也是幸福的真諦之一,起碼是種幸運。

當然也應看到這樣一點——從古代直至近代末葉,中國人識字者曆來甚少。而書法之事,則又是識字者中少數人的愛好,或裹著神秘的外紗交流於“文林”,或以大雅的姿態取悅於“廟堂”。總之是很漠視在民間之弘揚光大的。

故書法在當代,委實有必要貼近民間,歸於尋常。

我認為在所有藝術門類中,書法的門檻是最低的。在古代,不乏十幾歲的少年已刻印字帖的例子。連少年都能達到精英水平,非言其藝術屬性多麽深奧,有弄玄之嫌,不太說服得了人的。

當下時代,倡導人們愛好書法,應像倡導人們讀書,鼓勵人們一展歌喉;主要目的不在於鼓勵從藝的人生,而在於引領多一種好興致的生活。

“雅腐”“雅賄”,並非書法原罪。

一切藝術皆有價,書法當然也不例外。排除了權錢交易的汙染,書法市場自會變得尋常又明智……

評判藝術價值的核心依據乃是原創性、獨創性和附加值——原創性是起碼的標準。一切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完成的具有唯一性的藝術作品,都打上了原創的印記。編劇的署名意味著原創,改編則表明非原創;重點在創字。獨創意味著至少在內容和形式之一方麵具有價值。傳承至今的書法的多種書體,當第一次出現時都是具有獨創性的。

若以這樣的評判依據來看待當代書法,則不得不指出——書法在“創”的方麵最經不起掂量。首先,漢字非書法家原創;其次,字體也非獨創;再次,連所書寫的內容如詩詞、格言雋語,每每也是他者的。

或許有人會問: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不也是用漢字寫成的嗎?

但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不在字本身,而在虛構、描寫和修辭水平方麵。作家、詩人、編劇的手稿字寫得如何,對於評判文學作品毫無意義,連一星半點兒的參考意義都沒有。

但對於書法,例外還是有的。少數書法家自身便有詩詞功底,不必非寫別人的。如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如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鄭板橋的“難得糊塗”;胡適的“要怎麽收獲,先那麽栽”——自身是名人,字又寫得好,所寫內容又是由自己頭腦中產生的,附加值則大。

在所有的藝術作品中,書法的附加值是最被看重的。被看重的程度往往超過書法本身的藝術性。

嚴格講,胡適的毛筆字算不上書法。但不論誰,若得其一幅字,肯定格外珍惜。而誰若收藏有某朝某代皇帝的書法,即使僅僅幾個字,寫得也一般般,肯定視為墨寶,甚至可能屬於國寶。若出現在拍賣市場,其價肯定令人咋舌。

但當代的書法家,自身又善詩詞者,委實不是太多。故我們所見的書法作品,除行書、狂草而外,字體大抵是雷同的,內容大抵是稔熟的。

書法界也有人一心想要獨創,於是曾出現過左手書寫、倒寫、雙手同時寫、指書等現象;帶有表演性。表演性也是一種附加值。

書法界也出現過“竹節體”,字字由竹節組成,是畫與書法的結合。不能不承認是獨創,卻後學乏人,並不被看好。

雖然,我對書法表達了些看似否定的己見,但內心裏對書法卻是深懷敬意的。

我認為書法是漢民族的文字“哈達”。

倘若一位漢族人士屬於“雅人”,所到之處,每每會被請求留下一幅字,予以珍藏——似乎是“索”,卻也表明對人和書法的莫大好感。若兩個人都略通書法,互相贈字,意味十分深長,表明關係非同一般。若一位書法家主動贈誰一幅字,並且毫無利益目的,簡直可以說是對誰的人品的充分信任了——有君子之交的象征性。

哈達的用料是多麽的尋常!

贈哈達的心意又是多麽值得重視啊。

在我看來,書法與中國人的關係,應少些金錢色彩,少些價格炒作,多些“哈達作用”。潤筆費體現一種敬意,但一度的天價炒作,是我所不以為然的。

我又認為書法是中國之國家概念的具體注腳之一。

不論一個中國人還是一個外國人,若請其道出三種與中國有關的事物,未必會有書法。若請其道出五種與中國有關的事,必有一半的人會提到書法。若請其道出十種與中國有關的事物,則肯定人人都會提到書法。若誰竟沒提到,證明其是一個對中國太缺乏常識的外國人;或一個對中國文化傳統一無所知的中國人。

書法是中國的筆寫名片。

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書法的文化媒介意義遠大於它的商品價值。

若一個時代使書法現象得以較廣泛地傳承,肯定是這個時代的文化光榮;反之,若傳承在某一個時代中斷,使書法迅速消亡,則必是這個時代極大的文化遺憾。

書法的文化作用不在文化市場上。像奢侈品商店中麵向所謂高端人士價格虛高的東西那般待價而沽,必令書法遭受鄙嫌,非是其繁榮的正途。

書法的文化意義體現於學校;體現於民間對它廣泛的、親敬性的認同;體現於漢文字傳播漢語言魅力的別樣方式;體現於它促使溫文爾雅的國人多起來的過程中。

故書法家最不該是被推向市場的那類藝術家——每個省都應“養起來”幾位書法家;每位享受特殊待遇的書法家都應明了自己的文化義務,經常深入校園,進而深入民間,使自己的文化作用發揚得更好。

關於雕塑

以上藝術門類,均可歸為“美術”。

我不喜歡“術”字,也不喜歡“道”字,同樣不喜歡“玄”字。“術”本是經驗和方法的合意字,曾是我覺得表意很精當的一個字,如騎術、劍術、算術、醫術——一經延伸至“手術”一詞,則就有點兒莫名其妙了。而再經延伸到社會關係中,產生出“心術”一詞,便使我覺得陰鷙邪詐,遂厭之。當今之中國,每每使我感到有“心術”的人越來越多了,講“心地”的人生存狀況反而越來越不妙了,似乎大有被講“心術”的人們同化和逐漸滅掉的趨勢,於是連“術”這個字也不願用了。

“道”“玄”二字,因《道德經》而泛濫於後來的語言與文字中。替老子設身處地想想,在他那個時期,講清楚一個試圖包羅萬象的概念太不容易了,於是借用“道”字,亦算有創意。自己也清楚概念的要義在於簡明——簡則簡矣,別人卻不易理解,索性暫且含糊,便又借用了一個“玄”字。“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意思我們今人是都明白的,但是在修辭方麵,總是會給我這樣的對概念較真的人近乎“巫”的不好的印象。

古希臘“思想三哲”,每每以極多的文字不少的篇幅,反複論證一個概念到底會包含多少層意思的表達,在某一種情況下言及某一概念通常所指是哪一種意思——他們對概念的提出很慎重,解釋也不厭其煩。相比於他們的有些絮叨,老子極為籠統的概念我也不是多麽難以接受。

但,“道”字後來的泛濫應用也使我這樣的人生厭,如“做人之道”“為官之道”“從政之道”“經商之道”“師道”“君子之道”“盜亦有道”什麽什麽的——依我想來,無非就是原則。曰“原則”、曰“規矩”、曰“底線”,我這種理解力差的人一聽就明白了,一扯上那個“道”字,在我聽來就“玄”了。並且,似乎的,每每聽出不上正道、“術”字當頭的意味來。結果,“做人之道”“為官之道”的說法,怎麽聽都像是在暗示“做人之術”“為官之術”。於是本不曾厭的,後來也竟厭了。

回到正題。

在中國,立體的工於造型的藝術,商周以鑠、鑄而成就顯著;秦漢以塑、刻最為普遍;至唐,塑的藝術更加發達興盛,由而帶動了彩繪藝術。雕的藝術,嚴格地講,似乎隻能從宋代算起。

商周乃銅器時代,鑄物較易,刻亦不難。所以,人們對於立體藝術,有了審美的需要和追求。然此種需要和追求,尚屬奢侈,僅限於王宮、祭壇之地和諸侯顯貴之家,無非鍾、鼎、觥、鏡等實用物及鳥獸造型等觀賞品。而那時的刻,也無非體現於銘文和鳥獸造型的細部。

秦漢已是鐵器時代。鐵決定兵器裝備的充足與否與水平高低,因而影響戰爭勝負,進而影響一個王朝的存亡。故鐵礦屬於國控戰略資源,冶煉技術雖已較為發達,但除了特許的農具製造工匠,普遍之人是接觸不到鐵器生產過程的。民間習武者所擁有的刀劍之類兵刃,主要來自祖傳或是軍方散落於民間的。物以稀為貴,故好的刀劍,民間買賣之價甚高,亦成為當時的“雅賄”之物。從秦始皇墓中出土的兵俑為泥塑而非銅澆鐵鑄,間接證明了鐵的寶貴。同時證明,時人已清楚這樣一點——比之於銅鐵,陶反而具有不怕水、抗潮蝕的特殊性能。

故宮中及權貴人家的生活用品及欣賞物,雖仍以銅器為主以顯地位;但在民間,陶器更普遍地應用,使製陶業的水平產生了飛躍——陶乃瓷之母。

此前的陶器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生活需要,也並非完全不兼顧美觀,但無追求意識。而魏晉時期,民間開始大量出現經過刻意之美觀處理的日用陶器,並且出現了毫無實際用途,僅供審美觀賞的陶工藝品。塗染它們的色彩不但更為豐富,圖案更有創意,刻鏤技法也得到了更廣泛地應用——此技法是人類雕塑藝術的前身。商周時代的刻鏤水平雖已不低,卻僅限於官方工匠,屬於“罕技”,不近民間的。秦漢時代至魏晉時代,天下太平的歲月是不多的。陶器所帶動的民間審美現象,又證明了人類對於美的追求,更加成為本能意識之一種。

至唐,天下終於又有了二百餘年的大一統局麵,某一時期經濟狀況良好,藝術空前繁榮。自夏至此,千百年倏忽而過,中國曆史上的文藝興盛之元年,始於唐耳。春秋時期可稱道的並非文藝現象,實為思想現象。

至此,所謂雕塑藝術,開始真正成為民間審美意識青睞的對象,以唐三彩最為聞名遐邇。

而此前的雕塑技法,主要體現於有數的幾處佛窟。

那時“中國”與“華夏”二詞雖已產生,但不特指國家。唐朝時,“東土”二字可作為“國家”二字的代名詞。

在“東土”的中心領地,土資源是最廉價的幾可用“無限多”加以形容的資源。該地的土是特殊的土,黏性極強,遂成製陶業的天然原料。唐三彩的出現,有其地理優勢。這時的雕塑藝術,主要是塑的藝術。泥土質軟,可塑性強,得心應手,動錘鑿的必要甚小。

而這時的石雕藝術,在希臘已達到了高峰水平,並且帶動起了整個歐洲對雕塑藝術的崇尚心理。希臘的國土,四分之三是山地,為建築的雕塑也罷,為宗教和純欣賞的雕塑也罷,取石方便,這也是希臘雕塑藝術能夠引領世界審美意識得天獨厚的方麵。優石質地堅韌,非以更堅硬之工具創作而不能成為藝術品也。故他們的雕塑工具體現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他們的雕塑高手、國手,也被以藝術家看待。

“東土”之雕塑,以塑為主。雕塑工匠,水平再高,也還是匠人;希臘之雕塑,以雕為主。若水平甚高,不論宮廷、教廷或民間,都會將他們與詩人、戲劇家、發明家、思想家同樣看待的。而此種態度,也直接影響了歐洲諸國對雕塑者的態度。盡管,對於宮廷和教廷,大抵是表麵態度。但表麵的器重,畢竟比僅僅視他們為工匠好,尊卑立場上前進了一小步。這一小步,對於歐洲文藝的發展,意義重大。

至南宋,雕塑藝術發生了改變。南宋木材資源相對豐富,雕塑藝術便開始以雕為主了。首先體現於建築,從宮廷到官宦的府邸再到富商貴人之家,皆以雕梁畫棟的程度來比地位和闊綽。不論庭院或房舍,木結構的地方雕木頭,磚瓦結構的地方雕磚瓦。浮雕、透雕,交相襯托。連豪宅闊院中的廁所,那門那窗,也每每雕花鏤圖的。此種風習,浸**了民間。

故可以這樣說——在數千載中華史中,若問哪一個時期的漢人對住宅之美最為在乎,非南宋莫屬。

南宋之雕技水平的飛躍,也帶動了玉雕行業的發展。玉小於棟梁,小於壁牆,也小於門窗。故玉雕行業,使這一時期的雕技水平分出一支,朝著小、細、精、絕的路徑延續。“小”是市場需要;“細”“精”是競爭逼出來的水平;“絕”是為了迎合市場,微雕、內雕、多層透雕的高超技能,於是產生。

而此時的希臘雕塑,輝煌燦爛已過。戰爭使希臘國運多舛,昌盛不再,雕塑藝術的殿堂中,大師們的身影也成過往雲煙。但其雕塑藝術的美學理念,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奠定了歐洲諸國雕塑藝術的美學基礎,並且對歐洲諸國的繪畫藝術,也產生了漫長而深遠的影響。其影響主要在三方麵——一、對人體美表現出極其純真也相當強烈的欣賞,視人體美為自然美之最,不以**之美為不雅。此種審美意識對歐洲繪畫的影響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主流畫家多以畫人物畫得如何為追求方向,風景畫非主流畫,直至近代才爭得了一席之地。二、所畫人物,完全符合美的男女人體的比例,每每符合到經得起骨骼透視的程度。即使畫神祇,也不以**為褻瀆。凡女神,皆畫成**美女,傳達出這樣一種人文主義的審美觀——人體美為自然美之最,女人之身體美為人體美之最。人類從自然界逐漸領略了色彩之美,從女人的身體則發現了線條美——盡管沒有什麽美學書籍有根據地得出過以上結論,但我們作此推測大約是不會錯的。進而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天地萬物之間,線條之美在**美女身上呈現出的美妙,可謂至臻之美。恐怕,也隻有在承認此點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古希臘人為什麽那般癡迷於**特別是女人的**雕塑。當然,若以數量論,**女神的雕像還是少數,但使後世人驚豔的,卻大抵是她們的**雕像和繪畫。三、人文藝術理念。畫神如人,而不是反過來,畫神如神。因為完全符合人體比例,風格雖古典,但人物與現代人極為酷似。故雕塑或畫作本身,與現代雕塑或畫作之間差異甚微。某些作品,隱去年代,改變一下服裝,幾可成現代作品。反觀中國古代的雕塑或雕刻、繪畫,不論整體還是局部,處處透著怎麽抹也抹不去的“古”。

古代的世界不可能是平的。若以各美其美的理念作一個假設——古代的希臘人與南宋人進行過多次雕塑藝術的交流活動的話,一定會使雙方都大有收獲。而對於雕塑藝術在中國的發展,益處或將更大些。

是非成敗轉頭空,江山依舊在。

南宋以降,經元、明、清、民國時期,近一千年又過去了,雕塑藝術之在中國,或為銘刻,或為精雕,或為彩塑——完整概念的雕塑作品,特別是人體雕塑作品雖非根本沒有,委實有也不多,且主要體現在宗教和帝王的墓陵方麵。盡管也稱得上是雕塑,出發點卻不是供欣賞的藝術目的。

在世界美術史上,雕刻與雕塑一向確乎是同類分屬的兩個概念。前者主要指浮雕,而後者專指立體作品。其藝術性的高低,除了立姿的美感,也包含了對穩固性的力學原理之應用的評估。

若按這一種嚴格的概念以及人體比例是否符合生理學的準則來看,那麽聳立於國父墓陵的孫中山銅像,大約可視為中國雕塑史上的第一具完全符合要求的作品。

而古老中國也產生了雕塑家,但獲得與一切藝術家同等的尊敬,確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事。除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上的浮雕,各地先後出現了少數人物雕像,大抵是半身像,全身像罕見,多為紀念早期曆史人物,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烈士。當年中央有規定,為什麽人可立紀念塑像,須經多級審批。所以當年中國的雕塑家屈指可數,實踐機會甚少。

至1960年至1970年,凡城市,包括縣城與小鎮,幾乎必有毛主席塑像了,都符合完整的雕塑概念。有些塑像的高大程度,古希臘及歐洲諸國的人物塑像相形見絀——僅指高大程度。

從1990年始,雕塑藝術在中國進入了繁榮期。首先是紀念館多了,不惟革命人物,對許多古代正麵的或作用重要的曆史人物也允許設館紀念了;而為“紅色”曆史人物立紀念像,審查過程簡化了;各城市為打造標誌性立體名片,對雕塑作品的需求與日俱增;許多城市有步行街了,雕塑群像逐漸成為步行街必不可少的風景線;高檔酒店、賓館、會館,大抵也視雕塑作品為環境美的要素……

中國的幾位老一代雕塑家基本已去世了,中青年雕塑家成為活躍於市場的主力軍、生力軍——那一時期成為他們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黃金歲月。他們的雕塑美學理念是開放的古今中外相結合的理念,在中國各地各處留下了諸多每每使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

而中國當代雕塑藝術的黃金時代卻又分明是短暫的——現在,則已過去了。因為,中國的大小城市,該有標誌性雕塑的,普遍都有了,每一座紀念館也都有了與環境搭配的雕塑陳列作品、收藏作品;酒店、賓館、會館青睞雕塑藝術品的熱乎勁過去了,繪畫作品、大型玉雕作品重新受寵,因為升值空間大。

不少小地方出現了有能力批量生產雕塑品的工廠——偌大的院子,幾間供工人住的宿舍,幾位工匠師傅和幾名徒弟,再加上滿院子原料,基本可以做到誰想要什麽雕塑便能為誰生產什麽雕塑。木、石、銅、鋁、鐵,原料應有盡有。

不能說從那裏運往四麵八方的雕塑完全沒有藝術性,一定程度的藝術性還是有的。但大抵不是原創是複製,藝術性肯定是大打折扣的。

在這種市場的供與求中,工匠的水平取代了藝術家的水平。卻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了藝術家的作用——有些雕塑家,是那類“雕塑工廠”的老板或合夥人,故那裏也偶有水平不低的“產品”運走。

席慕蓉的一篇散文,內容是——她在歐洲某國訪問一位心儀已久的雕塑家,在對方家中做客時,極想參觀對方的工作室。對方猶豫再三,引她到了後花園——但見幾十塊石碑雜亂而立,有的雕好了,有的雕了一半。這是該國一位相當著名的雕塑家,他的主要時間是在為死者雕刻墓碑,並且唯恐生意中斷——他須靠此技養家。

在中國,一個人隻要被公認是雕塑家了,一般不至於因生計所迫去搶石匠們的飯碗。各級政府,大抵會將其生活安排得較好。

不管怎麽說,中國接近是藝術家的福地,連外國同行們往往也這麽看。世界上唯中國的藝術家有級,進步到了高級職稱,即使其後作品甚少,“高級”的社會地位和待遇也可伴隨終生——這不能不令外國同行們羨煞。

在細雕、精雕方麵,中國人所能達到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而微雕、透雕、內雕,則很可能是中國獨有的技法,如在很小的玉片上雕千字文;將一顆小玉球雕出數層,層層能轉動似輪;在鼻煙瓶中雕繪山水、花鳥或人物——此等技法,每每令“老外”叫絕。但他們絕不會拜師學習,因為那並不符合他們的藝術旨趣。中國人在藝術方麵的某些絕活,體現的更是中國人的藝術旨趣,是中國漢民族別樣的工匠精神的證明,所謂大千世界,各有一好。

繪畫與雕塑合成美術概念,在此概念之下將各自的藝術性延伸、泛化;如同孫悟空,從自身拔一毛可變己,亦可變他物——於是,美術之美,幾乎遍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麵麵。

在中國,即使一個生活在小鎮的人,即使足不出戶,其眼也會隨時隨處見到美術之美——各類瓷磚、壁紙、女性衣裳、兒童玩具、包裝盒上、電視節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