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國電影“以票房論成敗”的不二法則,也幾乎成了中國電影的業內圭臬。

美國電影真的唯以票房高低論英雄嗎?

實則不然。

美國每年生產大量的純商業片,一半左右很垃圾。他們目前仍在不斷複製《第一滴血》那類“東西”,從前的假想敵是蘇聯克格勃,後來的假想敵是俄羅斯黑幫。從前是在美國本土或“冷戰”中立國,後來多次“深入虎穴”,在莫斯科大打出手。他們和僵屍、異形題材也糾纏不休,連海豹突擊隊和少女也跟他們幹了好幾仗了。更可笑的是,從正副總統到士兵再到孩子,美國人已在電影中拯救過地球多次了,彼們自吹自擂、自我謳歌的勁頭也是夠厚臉皮的。

但那類電影隻是美國電影的一麵——極其娛樂化和商業化的一麵;美國電影還有另一麵。

美國電影的另一麵是什麽呢?

舉凡美國曆史中重要的人和事,都幾乎沒有禁區地拍成過態度莊重嚴肅的正劇、電影了——該歌頌的歌頌了,該反思的反思了,該譴責的自我譴責了,捂著蓋著根本不許觸及的題材幾乎沒了;舉凡美國現實中一切階層的人們的生活形態,也基本上全都予以過現實主義反映了,包括沒有美國公民合法身份的人們的生活形態;舉凡一切關於人性是非對錯的探討,包括變態的、病態的人性,甚至包括哲學層麵的一向莫衷一是的人性之兩難辯題,也都有過美國電影式的探討了。

美國電影因為在另一麵的表現也可圈可點,才能始終在世界電影家族立於“龍頭老大”的地位。

美國電影的存在路徑顯然是“娛樂+”的路徑——不但在最娛樂、最商業的片種中“加”入最明確的美國是非標準和價值觀,也在“另一麵”不斷豐富全人類普遍關注的題材和主題。

美國人特別是青少年,便一向有機會看到兩大類品質完全不同的美國電影。在娛樂需求獲得滿足之後,甚至會更傾向於選擇看屬於“另一麵”的美國電影。

這是美國電影觀眾群體和中國電影觀眾群體甚為不同的一點。

但以下問題依然值得提出:

中國電影的“另一麵”是什麽?

中國電影當然自有“另一麵”的,也當然是一向強調“娛樂+”的;但“另一麵”未免太單薄了,所“加”的題材和主題範疇也往往顯出急功近利之目的。

中國電影總體上已非常靠近美國電影了——但靠近的更是其娛樂化、商業化的一麵;在這一麵,彼們有過的片種,中國電影也基本上有了,我們的電影在娛樂化、商業化票房崇拜的路徑上,以前所未有的勁頭奮起直追,全心全意地想要超過好萊塢,並且較為成功地培養了新一代中國觀眾。

話說回來,第幾滴血那類“東西”,“冷戰”思維固然分明,但初衷卻隻不過是娛樂和商業目的,並不值得認真看待的。

好萊塢電影界人士看待中國電影的眼光是否雙重標準?對於給或不給中國電影獎項,是否摻雜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因素?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以《臥虎藏龍》和《一代宗師》為例——首先聲明,在我看來都是好電影。僅說好還不夠,應說都是極好的電影。

但,若在國內由觀眾投票,選“百花獎”優秀影片那樣,結果將會如何?

我猜測,或許《一代宗師》的得票率會稍多一些。

如果我是評委,也會將自己的一票投給《一代宗師》。

為什麽,因為該片主題明確,並且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所完全認同的。又並且,其主題的體現,較之於同類功夫片電影角度不同,人物可信,藝術詮釋亦屬一流。

那麽,若兩部影片將由奧斯卡評委來二選一的話,結果又會如何?

首先,在台灣導演和香港導演之間,政治意識形態的作用,會不同程度地出現在是美國人的評委的頭腦之中。

若此種猜測未免是“小人”之心,那麽下麵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即相當多的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包括美國文化、文藝界人士,對亞洲諸國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在“二戰”中遭受日本法西斯軍隊殘忍屠殺和迫害的實況所知甚少,對中國軍隊在敵強我弱的戰局之下所進行的可歌可泣的,犧牲巨大的抗戰往往同樣顧左右而言他。即使對於在取得反法西斯戰爭之勝利過程中功不可沒的蘇聯軍隊的浴血奮戰,西方“二戰”史學界也往往采取輕描淡寫幾筆帶過的態度——在彼們的“二戰”回憶錄和紀實片中,中蘇兩國軍隊、人民當年的嚴峻經曆,往往隻不過都是點到為止的部分。並且,除了“獨立戰爭”時期,美國人從沒有過本土被別國野蠻軍隊侵占過的曆史傷痛,這使他們對別國的戰爭傷痛缺乏設身處地的深切感受。

而後來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長期“冷戰”,使美國對於一切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習慣上抱有不以為然的態度。

這種國家對國家的成見,導致彼國對當代中國之一切具有反映屬性的文藝的態度,幾乎皆持“愛屋及烏”的反麵心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引進的美國電視連續劇、電影、小說相當不少——中國的電視中播映過《草原小屋》《成長的煩惱》,而美國電視中絕不會播中國的《大宅門》和《闖關東》——美國的任何電影獎項,也絕不會給予《芙蓉鎮》《鳳凰琴》《那山那人那狗》一類中國之文藝片。

造成這一現實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並非“歧視”二字所能一言以蔽之。國情不同致使普通美國民眾看不明白也是相當主要的原因。美國之表現人性美善的小說、電影曆來是不可或缺的種類,但中國的同類小說、電影也並不入彼們翻譯、引進的法眼。

這使我們中國人有時難免會如是想——隻有你們美國才有美善之人之事嗎?

其實這又往往誤解和錯怪了彼們。

彼們的想法是——我們那兒那種小說、電影已經不少了呀,其中不乏經典呀!我們總得選擇在美國也許能引起“廣泛關注”的小說或電影吧?

於是他們對中國小說、電影的引進選擇,興趣點往往表現為單向度的。

表象上似乎是政治性目的,其實往往也是出於生意目的之掂量。正如克林頓緋聞纏身時,該內容的書籍以及報刊在中國也熱賣過,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對克林頓這位美國總統有多麽憎惡;商業目的也很顯然。

韓寒與敦敬明兩位“80後”作家的文學起跑線畫在相反的方向。前者是關注現實的,後者是埋頭於虛幻想象的。二者都有寫作才華,由於方向不同,也將起初共同擁戴他們的青少年族群逐漸分裂成了兩大派。

“青少年”三字是姑妄言之,大約以當年的初中生、高中生為主,或也有少數大一、大二的學子——大多數是“讀書動物”的人,其選擇書籍的目光,一般都比自己的實際年齡大幾歲,起碼大三歲,往往在十歲。於是少年讀麵向青年的書,十八歲後讀一切書。

在某些國家,少年就是少年,青年就是青年。忽一日成為大學生,再想被視為少年絕對是不成熟的表現。梁啟超言:“少年強,則中國強”,所指群體非常明確的,並不包括青年。

後來,不知從哪一年代開始,出現了兩種“並包”之詞,便是“少年兒童”和“青少年”;而這使中國的少年和青年,在成人眼中年齡被往下拽,似乎少年也可被視為兒童,青年也可被視為少年了。於是,便也使中國的少年和青年,心理年齡往往比實際年齡小。

當年我每每將韓寒與王朔相比較,覺他們二位有殊多共同點——都關注現實;都對現實有話要說而不是仿佛毫無感覺;對現實要說話的欲望都很強烈,也都較叛逆;都對現實中的人、事具有區別於許多同代人的獨立思考——所以不可能不被許多同代人視為意見領袖,也自然會使年長於他們的人刮目相看。

但王朔的形象卻一度被扭曲,原因主要是他的言論。

王朔引起關注時已三十出頭,真真正正是青年了,比韓寒大二十來歲。他的作品和我這一代作家一樣,起初的主角當然也都是青年,卻與我們筆下的青年形象甚為不同。他所虛構的王氏家族的青年人物,不少是年輕時的“老炮們”。他筆下的好青年形象,往往身有玩世不恭的色彩,絕不是雨果筆下的馬呂斯或狄更斯筆下的查理·達奈和卡頓;相反,都有幾分像於連與查爾斯·思特裏克蘭德(《月亮和六便士》主角)的混合體在中國的轉世。

所以他的小說一度被非議為“痞子文學”。

我這種人起初是不喜歡那一類文學人物的,卻從未公開置評過。

不久我意識到,王朔其實對中國文學人物畫廊有一種貢獻——增添了以前不曾有過的人物,他們是“北京特產”,上海不可能有,廣州不可能有,任何別的城市都難有,唯北京才會有。並且,他相當到位地寫活了他們。既然劉索拉、張辛欣作品中的青年形象是具有文學價值的,王朔當然也應獲得特殊貢獻之肯定。

縱觀他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作品,無一不是好的和較好的。

但他的言論一再引起風波——“我是流氓我怕誰”“無知者無畏”等。起初我以為那是戲言,但後來成了他的書名——我至今也不清楚那是賭氣任性使然,還是出於印數的策略。

王朔所挑起或參與的另外幾次風波,我的立場是完全站在他一邊的;盡管他表達思考的語言風格注定授人以柄——比如反對“魯迅神話”的持續、“躲避崇高”兩次風波。

將任何非虛構人物神化都是任何國家的文化大忌,也是對那類人物的異化,有害無益。

魯迅當然應該被請下神壇,還原真身。包括對於他的作品,也當然應該允許批評之聲存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他的雜文成就似乎比小說成就還大些,我則認為還是他的小說成就高,雜文隻不過成果多,良莠摻雜。他動輒以“匕首投槍”傷人,未免顯得太惹不起。他的《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我從少年時就是不讚成的。我養過狗,自認為比他更了解狗性。落水之狗若被人救起,是會對人心存感恩的。抖一抖身上的水便咬人,不是常態的狗性,估計嚇壞了,或根本是瘋狗。狗已落水而持竿痛打之,這是人的變態。我也是喜愛貓的,家中現就收養著兩隻流浪貓。魯迅對貓的憎惡,也是我大不以為然的。

魯迅的護像者們每每強調,魯迅太孤立了,所以才偏激,於是這偏激似乎特寶貴,不全盤接受便是態度問題、感情問題、立場問題似的。

是又怎樣呢?

在他們那個時代,被迫“橫身而立”的就他自己嗎?

胡適、蔡元培們就沒“橫身而立”過嗎?

陳獨秀“橫身而立”的孤立,不是比魯迅更孤立嗎?

至於“躲避崇高”,據我所知,並非王朔的話——而是媒體的“概言”。

又據我所知,原本是很有意義的討論,涉及《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中的實際問題——若一味局限於以塑造“高大上”的人物為己任,道路則必越走越狹窄。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人,受著現實生活壓力的擺布,一心想崇高一下通常也不那麽容易。即使具有崇高人格,平時也很受抑製。在極特殊關頭,才有機會表現出來。不論他們平時表現得多麽庸常,文學以及戲劇、電影、電視劇反映他們的生活狀態,意義都是明擺著的。

很有討論價值的一個話題,當年不知怎麽一來成了“躲避崇高”,於是成了口水仗。王朔在此口水仗中再次被潑汙水,好在他也不怎麽當回事。

韓寒成名時還是高中生哪,也就不可能像王朔當年那樣直接卷入什麽風波,所以受到的扭曲程度要輕微得多。他後來主動介入了一些社會現象的爭論,年齡大了些嘛。而那時的社會開明度提升了,也並沒受到王朔曾受到過的嚴厲批評。

所以我覺得,韓寒的文學路是較順利的,也是較幸運的。二者性格顯然不同,韓寒斷不會為自己的書起王朔那種書名。他其實總在暗示社會輿論場——我是良好青年,請別看錯了我。而王朔當年則經常擺出這麽一副樣子——我就不是好青年啦,你們他媽的想怎麽樣吧!

韓寒的《三重門》是寫得好的。

關於他,我隻記得一件事——似乎他對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頗有微詞,認為不少作文寫得好的中學女生都會比那寫得好,該從課本中除去。

這當然會引起議論紛紛。

記得那是2002年以後的事,有某電視台在我們北京語言大學的教研室采訪我,就此事問到了我的態度。

我的回答是部分認同韓寒的看法。

一方麵,當年“新概念作文”已在各省風行,確有不少初中、高中生在比賽中顯示了很好的文筆,女生寫情境的文字水平更勝男生一籌;故韓寒的話也確屬大實話。

但另一方麵的情況是——《荷塘月色》早在1949年以前就收入某地初一語文課本了。從前並不強**材的統一性,某地教材隻要被某些學校認可,就會作為課本發給學生。“新文化運動”之成果仍需鞏固,白話文進入課本是必須的。既要使下一代從小就對白話文有親和感,相信以白話文也能較好地抒情表意,課本中的範文又不宜字數太多、修辭古奧,而且最好是名人寫的——《荷塘月色》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文化背景之下選入中學一年級課本的。以當代眼光來看,確實不甚出色;但以當時眼光來看,乃屬最自然的白話水平,不似某些半文半白的文風,所以可做較理想的初一課文。

又,朱自清在抗日時期有突出的愛國表現,拒食日本人在中國所建立的糧食加工廠出品的大米、白麵,胃又不好,身體每況愈下。1949年以後的初一課本,繼續選入他的短文,亦有向他當時的愛國主義致敬的意思。若老師們將以上背景講清楚,該文的課本存在意義就始終在焉。卻少有中學老師能講到以上兩點,多數老師偏偏麵對一篇用詞有限、表意淺白的課文,大談其“美文”之美,當然會使現在已善於得心應手地以白話文寫出好作文的初中生大惑不解,一頭霧水。

為什麽普遍的老師們不能講到以上背景呢?一是由於知識麵的局限;二是由於怕。對年長的老師,怕是主要原因。

怕什麽呢?

怕一講到“新文化運動”,脫口講出胡適的名字、陳獨秀的名字來。果而如此,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即使講曆史課,講到“新文化運動”,小心謹慎的老師,也是以魯迅為旗手,矢口不提陳獨秀和胡適的。

在講到古詩時,也存在同樣問題——李白的《靜夜思》、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杜甫的《絕句》,皆不能以古代白話詩言之——盡管這是對的;但卻是胡適首先指出的,所忌同焉。而若以白話詩講,才更能講出其詩的璞玉之美。反之,則根本未及要點。

至於《廊橋遺夢》現象,當年以文字議過,不贅述。

《大話西遊》的知名度主要是中國之“內地現象”,甚至也可以說“僅僅是”。在香港本地,並未引起特別大的反響。在台灣、澳門以及整個亞洲,都非是當年最具有上映熱度的電影。大約它在內地所受到的喜愛程度,連周星馳自己也估計不到。有一點是肯定的,正是《大話西遊》,使周星馳成為內地青年特別喜愛的香港電影人之一。

此前,內地青年隻能通過電影錄像帶逐漸熟悉周星馳,留下的是搞笑影星的印象而已,如他主演的《大內密探零零發》《武狀元蘇乞兒》及清宮鬧劇中的韋小寶形象。

《大話西遊》使他在內地青年心目中確立了另一種形象,或可曰之為“解構大師”的形象。

這裏所言的青年,泛指“60後”和“70後”,即二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電影觀眾。當年“80後”還未成電影觀眾主體,出生晚者尚在看動畫片的年齡。

首先,《大話西遊》解構了《西遊記》,名著居然可以那麽改編為電影,這使內地青年另眼相看。而更令他們心領神會的是,解構了內地長時期以來那種教育青年的絮叨不休的套話,使套話的可笑性顯現無遺——內地的“40後”“50後”深受其苦,卻畢竟都已是熬過來了的人;“60後”“70後”則不同,青春期或思想形成期,是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度過的,對套話說教的現象越來越難以忍受,叛逆意識強烈,卻又極乏表達渠道和機會——《大話西遊》於是產生了“黑色幽默”式的代言效果。

“黑色幽默”當年對於國人特別是青年已非什麽新詞,卻普遍地被很局限地理解,認為既是諷刺利器,當以匕首投槍來用才算用得好。

《大話西遊》告訴人們,“黑色幽默”的諷刺目的,也可以很“無厘頭”地達到。港人所謂“無厘頭”,搞怪之意耳。但對於內地周氏追星族而言,他的搞怪有港人不解之意味。當唐僧對妖怪言:“所以說做妖就像做人一樣,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悟空又被折磨得頭疼欲裂。而半空裏的觀世音,也難耐地伸下手來,恨不得掐斷唐三藏的脖子。

觀世音是將對孫悟空進行說教的“時代使命”大放其心地布置給了唐三藏的,竟也無法忍受,足見唐三藏那一套慣用的說教經,本身很成問題。

《大話西遊》從始至終是較為嚴肅的。甚至也可以說,一反此前周氏電影的嬉鬧風格。唐三藏師徒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麽路線分歧;對具體事的判斷雖有矛盾,但那是完全可以說明白進而化解的——悟空與唐僧之間的經常反目,也每每由於語言溝通幾乎無法正常進行,而唐僧對其說教的話語體係自信滿滿,並無自覺改變一下的想法……

故也可以這樣說——自世界上有文學、戲劇、電影以來,居然將某種語言在溝通方麵的弊端或曰問題,作為推動情節的重要編創手段之一,《大話西遊》可謂運用高妙,揭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隱矛盾現象。與最能顯示台詞魅力的中外話劇相比,亦可稱道——盡管其對話並無深意可言。

躲避哲理,認認真真嚴嚴肅肅地以逆反的表演襯托自以為是的套話的可笑性,於是達到了一舉解構之目的——《大話西遊》做到了。

然而以上未見得是《大話西遊》的既定方針——它的初衷也許隻不過是順帶諷刺一下,好玩而已。對於內地青年們,卻是以“知我者星馳”般的感謝心情來看待的。這也正是為什麽周星馳在內地青年心目中的親和形象尤其高一些的原因。

後來,除了《功夫》,我再就沒看過他的其他電影了。

對於我個人而言,喜歡《功夫》超過《大話西遊》——以往內地與港台功夫片,伸張正義,替天行道的主題像京劇行頭一樣,是必須“穿戴”的。那正義,每每與朝臣的忠奸、朝代的存亡一類大主題相聯係。《功夫》獨辟蹊徑,聯係的僅僅是居住在一幢搖搖欲墜的難民樓裏的底層人們的生死,他們代表天下蒼生,故不但接地氣,也避免了主題的主觀拔高。片中義士的俠肝義膽,反而顯得更可信、更可敬,其死便也更悲壯。

我不知周星馳或什麽高人,在策劃此部電影時,是否對以上影響成敗的因素確實進行過反複掂量和評估,但一個事實是,以上因素確實在內地為其電影加了分。

當然,我也並不認為他便是香港電影界頭牌演員或導演了,隻不過作為一種電影現象來分析——為什麽那樣的周氏電影,在內地會被另眼相看。

《還珠格格》在大陸各電視台播出時,中國已經進入了1998年。該電視連續劇本身並無從藝術上評論的意義和必要,但是其所產生的“大陸影響”卻是多方麵的,並且相當深遠;對於大陸電視劇行業的影響尤其不尋常。

首先,這是一部台灣作家編劇並監製的電視劇,也是台灣獨資的電視劇,大陸各電視台僅是買權播出的單位。此前,編劇瓊瑤的小說已在大陸風行過,她所編創的另外兩部電視連續劇《月朦朧鳥朦朧》《庭院深深》已在大陸播過,使大陸的“瓊瑤熱”更上一層樓,知名度超過三毛和其他台灣作家,可與鄧麗君比肩。而她親自到大陸選演員,預熱宣傳可謂旗開得勝。

此事之前提是海峽兩岸的冷凍關係已經破冰,1993年達成了“九二共識”。而為了“九二共識”的形成,大陸高層對台灣文藝界、商業界人士到大陸尋求發展機會,甚為歡迎。若無此前提,不會有多部台灣電視劇在大陸播出。

不僅瓊瑤編創的電視劇已在大陸播過,還有幾部台灣電視劇在大陸的播出也取得了極高的收視率,如《新白娘子傳奇》《包公奇案》《青青河邊草》等。台灣電視劇在大陸的播出,不但喚起了兩岸民間共同的文藝共鳴,起到了互相增進了解的橋梁作用,也使大陸同行殊有借鑒,獲益匪淺。

當年的台灣演唱文藝,“小鮮肉”路線正走得輕車熟路、風風火火。“小虎隊”之少年歌星在台灣的名噪一時,已在大陸少男少女間攪起了“隔岸觀火”的小明星崇拜的心理漣漪。

故幾可斷言,《還珠格格》製作前,已對大陸少男少女的期待心理了如指掌。1998年,“80後”的頭一茬孩子十八歲了,年齡小的多數已上初中、高中了——播出時間自暑假始;該考大學的考過了,初高中生放假了。

播出《康熙王朝》時,“80後”中的頭茬孩子想看也不敢看,怕影響學習。年齡小的看不懂,不感興趣。

再往前幾年,所有的台灣電視劇播出時,普遍的“80後”年齡皆小,在看《聰明的一休》《哆啦A夢》等日本動畫片;那些台灣電視劇的主要觀眾群是他們的父母。

終於輪到他們追看一部台灣的電視連續劇了——《還珠格格》甚合他們的胃口。劇情與宮廷權謀和你死我活的爭權奪位沒什麽關係,主要是走的“皇族親情”路線,這使家長們很樂於同兒女一起看。

皇族亦人族也,人類親情有共性。據我所知,在某些國家,電視劇的審查製度之一條是——若主角是年輕人,麵向的觀眾也將多數是年輕人,那麽其所體現的人性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全社會人性向善的價值取向。1998年,不但下崗工人更多起來了,個人資本擁有者也更多起來了,國企及“大集體”性質的企業的賣與買,派生出了幾茬私企老板,民間資本對電視劇形成了第一波投資熱。《還珠格格》從投資方到演員前所未見的經濟獲益,使私企老板們看到了掙快錢的商機,使許多青年視從影人生為最佳之人生。1998年,中國的房地產公司還不是很多,利潤也不像後來那麽高得令人咋舌;而自1999年始,若一部電視劇取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其利潤回報並不低於一幢高層商品樓的利潤回報……

2000年,有兩件事“相映成趣”——一是前邊提到的,福建省廈門市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紅樓”腐敗案東窗事發;一是反腐電影《生死抉擇》之公映。

該電影是根據作家張平的小說改編的,他是中國最早致力於反腐題材小說創作的作家之一,也是義無反顧的一位。小說發表後,包括當年北影廠在內的多家電影廠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但計劃一報上去就“擱淺”了——最後,上海電影製片廠悶聲不響地,也可以說偷偷摸摸地將電影拍成了。

這樣的電影,是否允許公映,尚有變數,後來《生死抉擇》是當時的主要領導看了,肯定其是一部好電影後才與觀眾見麵的。

《生死抉擇》的公映,使中國社會特別是民間,似乎接受了這樣一種邏輯上的心理安撫——居然允許這樣的電影公映,而且肯定了是好電影,當然證明中央對腐敗是承認的、重視的;也當然,會痛下決心進行懲治……

但一部反腐電影的公映,並不等於製度上具體的防腐措施,更不能代替反腐的具體步驟和實際行動。

2001年,繼1999年《雍正王朝》在央視播出之後,《康熙王朝》於年底也在央視播出,由是形成了宮廷劇製作的**。

2003年《乾隆王朝》又在央視播出。

三部電視劇都是正劇、大劇,製作嚴謹,基本情節皆有曆史出處。從劇本創作到正式播出,皆經重大曆史題材審查小組把關,平均四十五集左右。當年的電視台還沒有“上星”一說,隻有央視播過後地方台二次播出的情況。“央一”播出後,“央八”照例重播;“央八”也播過後,才輪到地方台的二次播出——而地方台之購買和播出是不受限製的。所以,可以想象,在整個年度內,隻要打開電視,任意調幾次台,往往便能看到正在播著的某一部。客觀言之,三部劇都是皇帝題材中的好劇。“編導演”都屬當時一流水平,“服化道”也基本無懈可擊。

但我當年卻還是寫了一篇文章《皇帝文化“化”了什麽》表達我的疑慮——在二十一世紀初,在正有許多方麵需要進行深化改革的中國,紮堆地播出皇帝劇,確實會給我這樣的人一種難以理解的感覺。這三部劇以及後來的一係列皇帝劇,有一個共同的主題——當皇帝太不容易了,當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不容易極了。這也的確是事實。一國之興衰完全係於一人怎樣,當然不容易。就說那個功過爭議很大的雍正吧,他為愛新覺羅家族的江山長治久安,可以說是操碎了心,肯定是他那個朝代睡眠最少的人之一。

但那又怎樣呢?

因為想不出其現實意義來,所以疑慮。

在以往二十年內,中國之發展進步所麵對的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科技的、教育的、醫保與社保體係建構及保障的、扶貧脫貧的、環境汙染的、食品安全的問題;空巢老人問題、留守兒童問題、防害減災問題、災後家園重建問題——包括遏製腐敗之風蔓延的問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當文藝的問題與以上層出不窮,新舊重疊、累積,按下葫蘆起了瓢的發展中的問題擺放在一起時,我們基本可以得出這樣的也許能夠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結論,即某一年甚至某幾年全部的文藝現象的總和,抵不上該年度內某一項國是的提出、製度化及落實,對國計民生所產生的重要的、深遠的影響。

直言之,文藝現象之對於中國,尤其是從1980年以來,並不是也絕不可能是迫在眉睫地需要解決的問題。絕不會比千千萬萬工人下崗的問題、幾千萬人口尚未脫貧的問題、尚未健全的醫保社保還不能對最廣大的人看病保命和維持一般生活起到有效保障作用的問題、權錢交易的腐敗在種種帷幔的遮擋之下膽大妄為地運作問題……絕不會比其中任何一方麵的問題更是問題。

2012年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執政後所進行的反腐鬥爭之“打老虎”“拍蒼蠅”的戰役成果,不容置疑地證明,恰是在以上各種發展矛盾相交織的情況下,大大小小一批腐敗幹部趁機對國家和人民財富巧取豪奪逐漸成為貪腐恐龍和巨鱷霸蟒。

那麽,有必要擺正文藝現象在中國各時期諸現象中的實際位置後來談文藝現象。本書也隻有討論到此時,才得以初步厘清文化是國家與民族的靈魂,體現為持之以恒的民族精神和價值觀;既是從古至今引導全人類一切活動的“航標”,也是各國家各民族發展航程中的“方向儀”。文化引導人類進步、再進步,不至於偏離進步的航向——而其他一切影響人類的政治、經濟、科技、外交……一切一切事物,皆屬文化的附屬現象,而不是反過來。

這裏所言的文化,是指人類已有的、將有的社會哲學進步成果的集大成;任何單一的文化種類,比如語言學、史學、美學、宗教、文學、心理學等,無論其重要性被強調到多麽高的地步,都是不能獨立起到“航標”和“方向儀”的作用的。

集大成乃指合力作用;“航標”是從中提升出來的精粹思想。全人類共同認可和願意接受的價值觀——就那麽幾條而已,“航標”多多,航線必然混亂。

至於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文藝,總和翻倍也不代表文化,翻多少倍也隻不過是文化的一方麵,組成部分。

文化影響人類心性的那些精粹的思想成果,若不經文藝之表現,則不可能實現“化人”的有效作用。

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贈人玫瑰,手有餘香。”

這樣一些文化思想,其實便是抽象的“善”或“仁”的再詮釋而已。經過“細說”的再詮釋,自然會比抽象的概念更容易影響人心。而若以文藝的方式加以多種多樣的表現,對人類心性的影響肯定更深刻。

所以我看待文藝現象,一向以其對文化核心成果的“深加工”和再詮釋的功能發揮得怎樣而判斷其價值如何;票房、印數、收視率,是我兼顧的元素——而不是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