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星和“走穴”
總體而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依然是中國歌星們的黃金年代,其發展更為迅速,可用“迅猛”一詞形容。也是中國電視劇行業奮起直追的年代;電視劇必有插曲,使兩者關係相互倚重,各得其所。
九十年代後,民營演出公司漸多,個體或個體聯合演出已合法,“事業”隨之個體化,法人隨之私人化。
這裏所言歌星,並不專指大腕。實際情況是,不但湧現了不少全國著名的歌星,幾乎各省會城市也都有本地歌星。他們一旦覺得實力足夠,條件成熟,時機來臨,自然會闖往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都市去圖長足的發展,所謂“更上一層樓”。當年,深圳尚未出落成繁華都市,南京自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知名度,武漢也如此,所以南京、武漢的歌星並不多麽看好廣州——他們要“芝麻開花節節高”,除了北京、上海,其他城市是不稀罕去的。某些生活水平較優、文藝發展空間並不壓抑的城市,也各有本地“歌王”“歌後”,在本地極受追捧。他們中有些人,倒也安於享受在當地的知名度,並不好高騖遠。
故在九十年代初,幾乎哪一座較大城市都有正當紅的歌星。甚至,在某些縣城裏,也有自知甚明,哪兒也不去,隨遇而安,隨安而樂的縣級歌星。
北京畢竟是全國的文藝中心。在北京出名了,才算是全國著名——對於其他門類的藝術家未必盡然,對於歌星卻是當然的。
若說那些年從各地來到北京的歌星如過江之鯽未免誇張,但若說像到北京求醫治病的人一樣多,卻沒誇張到哪兒去——主要是出發自東三省、內蒙古、新疆以及西北、西南諸省的地方歌星。
在西方,詩與歌雖有文藝特性上的交融,但基本上相互影響不大。詩是詩,歌是歌;詩而成歌的現象並非沒有,卻不普遍。古老的《荷馬史詩》首先也並不是詩,它首先是說唱藝人的文藝成果,言之為“史詩”,因其說唱有詩性而已。
在中國,自古以來,詩與歌的關係便“親密”如孿生之兄弟姐妹。《詩經》中的所有詩作,大抵都是能唱而且被唱過的。即使不能被全唱,也基本上是可以說唱的。故中國有一個古意悠悠的詞是“吟唱”——“吟”者,輕言低語也;“吟唱”即古代的說唱,為了使詩與歌自然地結合。
到唐詩宋詞的年代,結合更成自然而然之事。薛濤既是唐代才情蓋世的女詩人,同時又是具有歌唱天賦的女歌伶。她所作的詩,自己是經常唱的。而宋代詞人柳永的詞作,每每被青樓女子們傳唱,遂成當時佳話,柳永也甚覺榮光。
元代的“散曲”也都是可唱的。
明代時,詩與歌都走下坡路——明朝盛“文字獄”,文人也罷,詩人也罷,唯恐闖禍,大抵不敢流傳詩文於民間。而且,明代後來的皇帝們,一個比一個假正經,自己往往醉生夢死,縱情聲色,卻希望民間風清氣正,視詩與歌如糞土,如“不安定的社會因素”。
清代和元代的情況差不多。曆朝皇子們,自幼在詩學方麵受名師教習,可謂個個詩學功底紮實。乾隆年間,據當時的宮廷史學家趙翼所記:“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餘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謂閑散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複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
皇子們五更進書房須過“隆宗門”,足見在皇帝看來,學與隆宗,關係何其大也。皇帝不但重視皇子們在領悟“四書五經”方麵的長進與否,對他們的詩才有無也很關心;不但每每與幾位太傅討論教育方法,有所指示,還每每抽閱皇子們的詩作,見佳作則歡喜。
據說,乾隆一生詩作,總數堪比《全唐詩》,達四萬多首,可謂世界之最。爛詩必然不少,較好之詩句諒也不能說全無。
皇族如此愛詩,全國卻未見上行下效,詩風蔚然。何故?——清朝也是“文字獄”大行其道的朝代,對漢人之漢詩現象,警覺異常;某些朝廷鷹犬,專幹發現“反詩”的勾當。不但作詩危險,傳抄前朝詩人的詩,也可能株連親眷。
是故,大清的皇帝和皇族,幾乎個個能詩善賦。但大清的民間,有詩名且有善終的人,委實是不多的——起碼在晚清以前如此,以後詩才多了起來。而那時的大清已千瘡百孔,風雨飄搖,自身難保,顧不上管詩和詩人了。從林則徐到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譚嗣同等人,哪一個都肯定是詩才佼佼者,卻都沒留下多少詩作。非不能也,實明智也。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肯定也是詩種子無疑啊,但中狀元之前和之後,世人並未聞其詩名,估計亦不敢也。據說他還是有些詩留下的,極少。
在清朝,在民間,確切地說,在山林中,倒有一些另類的“詩種子”,皆是被屢屢擠落科舉獨木橋的漢人,過的大抵是“自製竹皮籠短發,新裁荷葉理初衣”的半野人半乞叟的生活。在各類晚清民間有心人編的詩選中,如在《雪橋詩話》中,便可發現他們散珠碎玉般的詩作,幾乎首首有精雋酷美之句。還有鎮守邊關、舍生忘死的鐵血詩,與嶽飛、辛棄疾、韋應物等人的詩豪氣相通。即使某些僧道的出世詩,也給人以頓悟紅塵的人生啟迪——比之於“宰相”之子納蘭性德的錦帕詩,欣賞價值大得多。清代之中國人口已逾四萬萬眾,漢民族且有悠久的詩文化傳統,曾經成果煌煌,二百七十年間,卻隻流行了些麒麟或麒麟子的風花雪月詩,實在是不成樣子。由納蘭氏的詩,可以推測,歌在清代,在民間,命運也斷不會強到哪兒去,大約僅是青樓粉館之間的豔詞嬌唱——而唐宋之初,連樵夫漁父,浣女牧童,興之所至,亦每每一展歌喉的。
由是我們可總結出一條極具中國特色的詩與歌之間的關係規律——詩興則歌盛;詩缺則歌稀。而詩之興缺,詩之內容的豐匱,全由統治階級的好惡所決定。這種現象,也是不同於西方的。資本主義以前的西方,對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一向由兩股貌合心不合的權力共同實行,即教廷神權與行政王權。有時看似聯袂的統治,暗地裏卻互相較勁,勾心鬥角。此種統治的模式,矛盾也往往反映於文藝。教廷激烈反對的,王權出於政治的考慮,也許會表現出喜歡,起碼是允許存在的態度。而王權大皺其眉甚至下令禁止的,教廷也許會適時地“點個讚”“挺一下”。所以,西方的文藝史中,常記載某些文藝家和他們的作品,在兩種勢力間智慧應對,最終獲得合法存在的現象。
中國之文藝史斷無此種現象。中國的某些朝代,盡管寺廟多多,卻從不曾有什麽教廷。中國之皇帝都是政教二權集於一身的超級權力人物,自詡“真龍天子”,每一道命令或指示,乃“奉天承運”,他的命令和指示已是“奉天”頒布的了,那就神仙也管不了啦。所以中國的文藝史,從民國前直溯至先秦,基本尺度皆是王權喜厭所成的尺度。孔子輯《詩經》、修《春秋》之事,若不是發生於列國並存時代而是發生於秦,不但做不成,連性命也會丟掉的。僅搭上自己的性命,那已是萬幸。想必是,自家九族、弟子三千及七十二賢人,必統統被砍頭於市。
至民國,國人特別是漢人的詩性才又有機會發揚光大——古詩風與新詩風互競風流,雙方各有領軍人物,營壘分明,最終新詩的影響力略勝一籌。古體詩統治中國人“詩腦區”的曆史太久了,而青年們總是更熱衷於新現象新事物的。新詩獲得廣大青年們的擁護,古體詩的正統地位於是漸歸寂落。
但一個事實又是,即使在新詩風的領軍人物中,性情上眷戀古體詩者也實為不少。他們一方麵鼓吹新詩,捍衛新詩,與古體詩陣營的領軍驍將論戰不休;另一方麵又每每以古體詩互贈互賞,聯絡感情,增進友誼。有兩個例子是極端的——胡適與魯迅。胡適因為一不小心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文章詩作,便與古文遺風來了個一刀兩斷。自那以後,他似乎隻寫過一首古體詩,還是為了向古體詩的守將章士釗表示和為貴之善意的戲作。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鋒,雖不曾參與古、新之詩孰良孰莠的論戰,但陣營立場卻一向是堅定的——他留下的真性情的好詩,卻無一不是古體的。其名下的幾首新詩,如《我的失戀》之類,反而是玩鬧之作。
新詩也罷,舊體詩也罷,總之都是詩。
詩又興,中國的歌便也又盛。由於產生了新詩的新氣象,中國從此產生了別於古詞古曲的新歌現象——對這一現象的最有力的推手,當屬中國的早期電影。幾乎每一部現實題材的早期電影都有插曲,而那些插曲無一例外是新歌——《漁光曲》《馬路天使》《烏鴉與麻雀》《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東流》《夜半歌聲》等電影插曲,直至1949年後的最初幾年,仍為中國愛唱歌的男女青年所鍾愛。
當時並沒有專門的歌詞創作行業——那是要餓肚子的。絕大多數電影插曲,歌詞乃為當時的詩人、文化知識分子與文藝青年所作。姑且不論文藝青年,當時的文化知識分子,幾乎個個兼具詩人氣質。也不僅文化知識分子如此,即使致力於自然科學理工專業的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也有詩心,且善詩。比如後來成了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的胡先驌,古體詩的功底就十分了得,曾經與胡適辯論過新、舊體詩的長短。若無兩把刷子,也不可能有向“時代新寵”胡適指名道姓公開叫板的底氣。
當時的某些著名文化人物對新歌的文藝影響十分關注,亦心動之。劉半農的新詩《教我如何不想她》一經譜曲,唱遍南方。歌女們當作情歌來唱,進步青年當作渴望“真理”的歌唱之。而李叔同將外國歌曲重新填詞而成的《送別》,更是甫一唱開,便成友誼歌的經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它作為上海電影製片廠新片《城南舊事》的主題歌,如珠玉出土,再次流行全國。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詩也罷,新歌也罷,主要是在南方興盛,並且,受商業牽連,必然分流——某些“靡靡之音”,亦成別樣之聲,每每受批評。
新中國成立後,詩與歌的關係開始離異,漸行漸遠。
因為,詩作越寫越長,歌詞越寫越簡單通俗。詩人越來越清楚,詩是麵向小眾的,是供知識者欣賞的,本質上是文學的;歌詞作者也越來越明白,歌是麵向大眾的,是要使文盲群體也聽得懂並愛聽的,本質上是文藝的、娛樂的——盡管雙方都在“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工具論軌道上運行,但因服務於小眾與大眾的區別,氣質上難以交融。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甜,
藤兒越壯瓜越大。
俺是個公社的飼呀麽飼養員哎哎,
養活的小豬哇一呀麽一大群兒哎哎。
小豬崽兒,白蹄子兒,
一個一個勁地直蹦起兒……
這樣的歌詞,在詩人們那兒,當然是不好意思寫在詩行中的;而詩人們最少也得寫二三十行的詩,作曲家也隻能敬而遠之。
於是詞作家應運而生。
之所以有了專門創作歌詞的作家,主要是因為體製內養得起——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像幹部一樣拿津貼,一切都是供給製;後來拿文藝界的級別工資,不靠創作歌詞的稿費收入生活。實際情況是,他們創作歌詞是無稿費的,那是工作,是任務。而且,配合宣傳所需的新歌量很大,往往還是急茬兒,這使他們都不得不成為快手,同時成為多麵手。當時中國歌劇也在繁榮時期,那是他們都願積極參與的。而在許多中小文藝單位,幾乎一切說唱藝術,都少不了他們的創作介入。相比而言,倒是詩人們更瀟灑一些,既不必為了配合宣傳非寫詩不可,詩作結集出版還有可觀的版稅。
也不能說當時的歌詞一味地走簡單通俗的下行路線,詩意盎然的歌詞還是有的,如《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馬兒啊,你慢些走》《草原之夜》等。這樣一些詩意盎然的歌,盡管思想性積極向上,“文革”中也還是受到了批判,所批恰恰是詩性傾向,其傾向被認為“長此以往,必定會走到脫離人民群眾的邪路上去”。“文革”時期幾乎隻有一種詩意充沛的歌曲,便是毛澤東詩詞歌曲。
故所以然,“文革”後,電視劇《蹉跎歲月》甫一開播,深情沉鬱的女中音所唱的《一支難忘的歌》,竟使全中國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皆有情侶久別重逢之感。
那既是電視劇內容引起的共鳴,也是與久違了的詩性歌曲邂逅的喜悅。
時代之嬗變在許多方麵往往背離從前的規律。
從前是詩興歌盛——1900年後,中國恰恰開始了歌盛詩衰的時期。
起初還是由小眾與大眾之分所導致。
在當時,聽歌、唱歌成為中國青年最主要的娛樂方式。
“娛樂”二字,至今被人曲解,以為隻有能使人笑聲不斷的文藝如相聲、喜劇、嘻哈小品,滑稽表演才能真的帶給人娛樂——其實,娛樂之“娛”,在古文中有泛指文藝之意。“娛樂”的原意是指通過文藝帶給人情緒上的愉快;歌曲在這方麵與人類關係的密切程度不但曆史遠遠久於相聲小品之類,而且也是最能實現雅俗共賞的。
由於歌星們的帶動,由於電視的廣泛傳播功能,由於商機的顯現,1990年後的中國,更是流行歌曲響遍中國的年代了。
當時,在縣級城市乃至某些小鎮,歌廳的出現也成隨處可見的現象。在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三三兩兩的青年隻要肯花五元或十元錢,就可以在一家歌廳自我陶醉良久。某些歌廳為了將生意做下去,實行點唱老歌打折的經營策略。還有些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人聽得耳朵起繭子的歌曲,幹脆免費點唱。
歌廳、錄像電影放映廳、街頭書店,成為當時中國最接地氣的“文藝之窗”。
在較大城市裏,電視機已基本普及到家庭了。除少數特困家庭外,許多人家的黑白電視已換成彩色的了。十二寸、十四寸黑白電視已不生產,成為收藏品了。十八寸、二十寸的黑白電視淘汰時已賣不上價了,但騎平板車的收購者較青睞,可以轉手賣到農村去。當時買一台二十寸以上的大彩電對於普通人家是一大筆開支,往往全家人湊錢也舍得買,比後來有些人家湊錢買車的心情還迫切。
中國人對於坐在家裏就可以欣賞到各類文藝節目,表現出了不甘落後於人的熱衷;盡管當時的電視節目尚不豐富,但看歌星們在電視中演唱歌曲,成為僅次於看電視連續劇的調台選擇。
而有些電視連續劇,不僅有片頭曲、片尾曲,中間也有插曲。
這使歌曲的傳播如虎添翼,東風遂願。
若因而以為離開了電視,中國的歌唱行業便未必如日中天,也屬想當然的說法。
當時歌唱一行,已成為行業鏈條。市場是那麽廣闊,歌星是那麽眾多,新人輩出,人們是那麽熱切地期待著聽到新歌。更新的歌,使詞曲作者和歌星如同滿弦鍾表,思維的指針每天都在市場的鍾盤上轉動。
一首新歌最快的出爐過程往往隻不過十天半個月——緊接著入棚錄製,批量生產為錄音帶;之後宣傳,推向市場,展開營銷活動。從報刊到電台、電視台,一年十二個月裏,平均六個月裏會有關於歌星和他們的新歌的采訪報道。再之後,“穴頭”會找到他們,洽談演出事宜。
在1990年時,“走穴”是個熱詞。之後若幹年內,歌星的個體組合演唱足跡,除了中國的省會城市外,差不多也走遍了中國的所有縣城。作為組織者和領隊的“穴頭”,遂成時代所催生的行業能人。可以是演唱公司的人,也可以是連注冊都不必的純粹彰顯個人能力的行為。在北京,原有的錄音棚不夠用了,某些單位的空置房間租給搞錄音的公司或個人了,比租給個人開餐館的租金還高,錄音棚的效益也往往比餐館還好。再說,也不是所有的房間都適合開餐館。問題僅僅是,錄音棚和設備的投資較大。而當時隻要一個人有門路,從銀行貸款已不是個事。聽說搞錄音棚,銀行都願開“綠燈”。同時還帶動了生產盒式錄音帶和進行灌製的兩種小廠的出現;南方差不多壟斷了這兩種新興文化產業。
詩是根本不可能如此這般地形成商業鏈的。也不可能成為麵對幾千人朗誦的事,更不可能灌製成盒式錄音帶標價出售。偶一為之可以,不具備可持續性,也不會有太多人接受詩人那種做法,準會質疑道——詩人也瘋狂了嗎?他們想幹什麽呢?以為自己是誰呀?而且,大多數詩人並不喜歡那樣,自己首先會覺得太搞怪了。
那麽,各走各的路就是了。
但,歌勢之盛,對詩卻造成了致命的不利——凡詩從前所涉及的人與國家、社會、時代、他人和自己的關係,歌也都開始通過其詞有所涉及。舉凡人類的七情六欲,詩曾一再寫到的,歌也照樣可以表達得精準到位。一首詩,好的詩句不過幾行,是謂“詩魂”。而一首歌,若歌詞寫得好,恰就是善於將詩的“魂”寫成詞句,再譜上好的曲。更簡單地說那就是——好歌詞將好詩之所以好的元素吸取了過去。
當時,詩人望向人間世界的視域有多寬廣,歌詞作者也能夠那樣了。詩人探究人的心靈的目光有多無微不至,歌詞作者也可以寫得毫不遜色了。曾經專屬於詩的很文學化的主題,歌詞作者都實行了全麵的接受。某些主題,一經歌星唱過,詩人便隻得明智地放棄了;宏大的主題如《亞洲雄風》、很民間的主題如《常回家看看》——唱得全中國愛聽歌、愛唱歌的青年都能將歌詞背下來了,詩人們對這兩類主題還有多少話可說呢?
更有趣的文學現象是——在以後的小說、散文包括詩中,開始頻頻出現這樣的文字“正如某一首歌曲所唱的那樣……”或“我正在聽著什麽什麽歌曲的時候……”
文學居然開始引用流行歌曲的歌詞來強調某種意思和情境了,這種現象古詩詞中也偶爾一現,卻隻不過是偶爾罷了,絕非經常現象。此現象說明,文學在文藝中的車頭作用已今非昔比,而詩以詩性“獨善其身”的矛盾,正受到歌詞近親相逼般的挑戰。
於是詩人部落分化成了四類——一類執拗地繼承艾略特等人的衣缽,詩風轉向更具哲理的路線,因而所感染的群體也更加小眾。哲學連在西方也早已被瑣碎的日常心得所解構,艾略特若非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詩人而是1990年前後的詩人,其詩亦不足以受到尊崇了。一類試圖將泰戈爾的詩風在中國發揚光大,其實那與中國古詩中歸隱山林的一派一脈相承。當時的中國社會問題層累堆積,太出世的詩便也更加小眾。另有一派似乎“識時務”起來,詩風一變而世俗化,於是像歌詞而又不是歌詞,不倫不類,陷入尷尬之境。還有一派幹脆改行寫歌詞了,便使詩人部落更加萎縮。
海子的詩
海子的悲劇發生時,詩的處境尚未寂落到以上地步,卻已有了諸種勢必寂落下去的征兆。無法知道海子是否感知到了此點,於是選擇了未免極端的方式“自行退場”。關於他的某些不順遂的情況,卻是我們愛他的人後來逐漸知道了的——首先是他的身體出了問題,像人生處於低穀的艾略特一樣,他似乎被憂鬱症糾纏住了。同時他的生存麵臨困難——他不同於體製內的詩人們,有一份穩定的工資。他雖是繆斯愛子,同時也是農民的兒子,是無業的詩人。僅靠寫詩所得之稿費,無論如何是養活不了自己的,更不要說贍養終日辛勞的父母了。艾略特與他相比是幸運的——前者可以住進社會福利性的療養院,繼續寫其成名詩作。海子卻隻能自己承受身心兩方麵的疲憊,得不到社會濟助。在西方,半個多世紀前便有專門麵向作家和詩人們的文化基金,否則連喬伊斯也獲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當時尚無那類基金,也還沒有所謂的“簽約作家”。
幾年後,我不知受哪方麵邀請,去了一次甘肅。在列車上,從一份寶雞當地的報上,讀到當地不久前剛開過的一次由青年詩人們自發組織的座談會的紀要。紀要既呈現了他們在詩創作方麵的迷惘、困惑;也傳遞出了他們在生活方麵的種種苦惱。生存與詩,在他們那兒必須有所放棄;而他們都表示隻能放棄詩了。
當時,少數省份和城市已有“簽約作家”,多數還沒有。即使在有了的城市,即使“簽約作家”包括詩人,實際上屬於詩人的機會也不多。因為“簽約作家”是要按章程規定,完成可以數字量化的創作的。這對於作家較容易明確,如要求創作總字數是多少的小說,一清二白,一目了然,無歧義。但對於詩,如何量化呢?須知此前獲全國詩作品獎的詩,有的也極短。由於難以量化,簽約的詩人便寥寥無幾。
何況,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總況令人憂慮重重,大批工人下崗,農作物市場對接不暢,尚有幾千萬貧困人口,社會關懷的目光不可能聚焦在詩人部落。
海子的死,後來總使我聯想到美國電影《楚門的世界》。
楚門是片中的男主人公,他曆盡艱險,最後在高台上麵對一扇不起眼的門,一扇開在以假亂真的天幕上的薄門——楚門推開了那扇門,向全球數億觀眾行了一個優雅的告別式的紳士禮,毅然邁向了門那邊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全球數億雙尋求刺激的眼,那時正在看他所“主演”的真人秀。盡管,他破釜沉舟所要一刀兩斷的是“秀”,但卻要回了屬於自己的那份真實的人生。
所幸,楚門並沒跌入令他粉身碎骨的黑暗——燈光一亮,門那邊原來是演播室……
海子肯定也渴望要真實又少憂愁的人生。
在1990年,許多中國人都想要那種生活呀!
那種人生的中國說法是“小康”。
當年“小康”對於許多中國人尚是理想。
海子心裏裝著此種理想的死至今仍令我心疼。
我對他的自殺是持否定態度的。
我一向認為,人生的轉機,往往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堅忍之中。
但我們不能責備一個頭腦得了疾病的人。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喂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麵向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獲得幸福
我隻願麵朝大海,春暖花開
這並不是海子最好的詩,卻是海子最真情流露的詩。哪一位詩人的詩又是不真情的呢?“真”是詩的“元氣”,也是詩人的“元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人們對於虛情假意的文學、文藝已視如垃圾。毋庸諱言,那類奉承乃至諂媚得令人肉麻的“東西”,曾經為數不少;即使八十年代後,也並未絕跡,然而終究風光不再,去勢了。也可以說,“文革”後的詩人們大抵都恢複了“元氣”,“真”已開始成為人們衡量詩的起碼尺度了。
我言海子之“真情流露”,乃指他依偎向“形而下”的俗世常態生活的那一種真——“喂馬、劈柴;關心糧食和蔬菜”典型農民的常態生活。我也算是讀過一些詩的人了,敢鬥膽說,任何一首外國詩中,都未出現過喂馬、劈柴、糧食和蔬菜這樣的文字。遍查外國詩人們的經曆,不論出身怎樣,一旦成為詩人,農民的常態生活便與詩絕緣了。就是農奴出身的烏克蘭詩人謝甫琴科的詩行中,也沒有需要親自喂馬、劈柴的個人現實生活之寫照;而且是不關心糧食和蔬菜的。中國古代隱於山林的詩人們倒是喜歡種點什麽的,但那“什麽”大抵是植物——竹、梅、蘭之類,卻也不劈柴、喂馬。或,盡管幹那類活,但不入詩。很個別的例子是嵇康,他在山林中打農具賣。
海子此詩,證明他開始接受自己有兩種互難協調的身份——是詩人;同時是農民之子。
“周遊世界”是對詩人身份的眷戀,那在當時對於他這個農民之子是不可能的。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當年深深感動我的,是他以上詩句所流露的內心熱量。一想到他伴隨著喜悅般的熱量而死,委實心痛。
關於電視劇
1990年以降,產生了一批深受觀眾喜愛的電視連續劇——《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編輯部的故事》《圍城》《外來妹》……多集電視劇熱播的現象,不但一直貫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而且直至二十一世紀前十年中,始終是電視文藝現象的壓台大戲。一家電視台若在三四個月內沒播出過收視率較高的電視連續劇,那麽台領導們會坐臥不安,像熱鍋上的螞蟻了。
很快,另一類中國人從前隻在電影中看到過的題材進入了視野——“公安題材”。
“公安題材”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電影中有另一種說法,曰“反特題材”,皆屬“主旋律”電影。1980年以後,這一題材成為“敏感題材”,審查極嚴。一部此類題材電影之通過,最終須獲公安部許可——是公安部,而非公安部門。除公安部外,任何其他一級公安部門沒有許可權。也不是一般的聽取意見,而是最終由公安部決定通過與否。
當年我曾擔任過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倘屬“公安題材”,則每次必有公安部的處級及處級以上幹部參加,足見公安部是重視的。但實際上當年“公安題材”的電影不多,某些電影隻不過有涉及公安部門的情節,於是便有了公安人物之出現。即便如此,審查也有公安部的同誌參與。在電影管理局方麵,體現著慎重和尊重;在公安部,參與審查是一項工作,是責任。
又實際上,從未發生意見“頂牛”的情況;電影創作人員畢竟是外行,難免會想當然地設計情節,聽取公安部的同誌的意見是完全有必要的。他們指出的問題,大抵是辦案的程序問題。
在國產電影票房嚴重滑坡的大背景下,“公安題材”的電影少之又少。這乃因為,中國已不再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中國,“反特”具有了曆史色彩,曾經的“反特”經典電影給國人留下的印象甚深,重拾舊題材而能獲得好評實屬不易。反映公安戰線在曆史新時期的新作為,除了模範人物的模範事跡,可創作的空間很小。中國當年是發生過幾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但禁止電影觸碰。而電影人們,基本上皆持慎而遠之的態度。
然而“公安題材”的電視連續劇忽然多起來。
這乃因為,“頂層人物”們忽然想明白了——“維穩”主要須靠公安隊伍。那麽,樹立公安幹警可敬可愛的形象絕對必要。既然電視劇對民間具有空前大的影響力,為什麽不予以鼓勵呢?
他們一想明白了,“公安題材”的電視劇火了起來——《便衣警察》《重案六組》《大雪無痕》等電視劇,當年收視率都很高,口碑都好。《大雪無痕》不是正宗“公安題材”,但劇中公安人物的形象也受到從官方到民間的普遍認可。
在當年的文藝政策條例中,公安幹警形象、法官形象、檢察官形象、處級以上幹部形象,同軍隊官兵形象一樣,是絕對不允許以反麵人物形象出現的。文藝作品中的他們,可以是有性格缺點的人物,如脾氣有時不太好,思想方法主觀片麵,工作方式方法不當等。若居然是反麵人物了,大抵就沒有通過的可能了。
故以上電視劇中的公安同誌形象,皆是循著可敬、可親、可愛的創作宗旨來塑造的。
當年的民間,一些地方對“公檢法”雖已多有不滿,卻基本尚在能忍受的範圍內。當年一些地方“公檢法”的腐敗,由於不能被及時地發現並公之於眾,民間實際上不太知情,往往隻能從口口相傳的議論點點滴滴地來感覺,或從涉及自身的“接觸”來體會。進言之,“成見”並未普遍形成,所以對塑造於電視劇中的良好形象基本接受。
當年的民間,對幹部的看法也基本如此——長期的宣傳,使民間認為,幹部隊伍的情況肯定是越往上越好,絕大多數的大幹部都是為人民服務之初心未改的好公仆,倒是不夠“高幹”的幹部們,初心大大的壞了。這乃因為,“反腐”二字在當年隻不過是政治文件中的一個常用詞罷了。當年沒有網絡、微信圈、自媒體——一切傳媒皆不得登載與高幹二字沾邊的腐敗之事。即使某高幹明明已被證實受到法辦了,一個通知下達下去,傳媒也會全體禁言。
所以,國人在當年的電影、電視劇、小說、報告文學、當代題材的戲劇中,絕對難見到一個是反麵人物的高幹形象。如果所涉及的是局級幹部,副職或有可能僥幸過關,正的連想都別想。並且,故事發生地大抵是縣、地級城市——若非如此,而是大城市,那麽連副職也別想。首先,對號入座就會使一部小說、電影、電視劇或戲劇的作者及主創團隊焦頭爛額。
又所以,民間對於電視劇中的高幹人物皆很正麵這一形象,也較能以“或者真是那樣”“但願真是那樣”的心理來看待。
當年,民間對於“特高級”高幹子女憑借家族特權謀私的現象“發飆”了一通之後,痛定思痛,竟開始形成一種幾乎可以說較普遍的無奈態度了——隨他們去吧,容他們貪夠了,估計也就收手了。錢這東西,多少是多呢?誰都有貪夠的時候吧?
進言之,民間似乎已開始認為,若人民對某些人的貪無可奈何,某些人在民間看來也就不是人了,好比是諸神在民間的子女。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民間一旦認為某些人是受諸神庇護的,對某些人的所作所為則能忍便忍了。
在1990年至2000年間,由於媒體對於腐敗基本喪失了揭發權;由於民間對腐敗的態度由憎惡而轉為無奈地忍受;由於“反腐題材”是比通過高壓電網、通過密布雷區更難的一種題材,中國諸文藝作品中“反腐題材”缺失近無便屬必然。
但,卻不能據此認為,中國的作家、編劇家完全沒有了文藝責任感。
不,不是那樣的。
以上電視劇,包括幾部“公安題材”的電視劇,首先都是現實題材。這與後來是不同的,證明編創者及其團隊的眼畢竟還是關注現實的。其次,在允許的半徑內,以上電視劇都最大限度地貼近普通人之人生。最主要的一點,在貼近普遍人之人生方麵,都著力塑造普通人身上的可敬之處和可愛之處。即使是穿“公檢法”製服的人物,也以塑造他們中的普通人物為主;而領導往往是必須出場的人物,是普通人物的主要配角而已。劇中出場的或不出場的職位最高的幹部,仍然是黨的化身,這一從來如此的中國文藝的鐵律,當年仍是鐵律。
所以在中國小說、影視及戲劇作品中,凡現實題材的,反麵人物的職級永遠是副的、副的、副的——隻不過現在的情況是,副職反麵人物的職位高了,不再明令限製在局級以下了,與現實情況有些符合了。
對於當年的中國作家和編劇,麵前隻有如下三種選擇:
一、繞開當下現實中的敏感問題,選擇內容絕對保險的題材創作;
二、在極有限的空間內,淺觸而止地觸碰一下現實中的敏感問題。但將冒極大風險,損失不僅是個人精力、時間和心血,還連累整個創作團隊和投資方。若遭“槍斃”,投資不論屬公屬私,後果嚴重。
三、幹脆無視現實,放下什麽時代使命感不使命感的,走商業路線,從曆史中去抓取戲劇性強的內容——這在創作上是最省力的,而且編的自由度大。
至2000年的前幾年,第二類電視劇少見了,第一類和第三類電視劇更多了——在這兩類中,非現實題材大行其道了。
現實終究是多種多樣的,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有不同的觀看需求,繞開現實中的敏感問題的電視劇,也並不意味著沒有產生的必要。
時代新現象提供了新題材,新題材電視劇吸引了新的觀看群體——反映“白領”一族生活內容的電視劇應運而生。
“白領”要上班,白天誰看電視呢?
有調查表明,家庭婦女其實是看電視的主要群體,於是又產生了一批“家鬥”劇。其中,《我愛我家》收視率最佳,發散式地將某些社會現象(特權、腐敗除外)引入了家庭話題,因是喜劇風格,當年口碑不錯。而也有一些,為鬥而編,為鬥演鬥,相當垃圾。即使相當垃圾,居然也把錢掙了。一個趨勢是,相當多的電視劇受眾愛看勾心鬥角情節不斷的電視劇——為房產、錢、地位和女人而鬥的電視劇,收視率都比較高。
九十年代的文學
在這一時期,文學怎樣呢?
一部分作家將目光投向了1949年以前,於是產生了家族小說,內容大抵演繹於民國背景,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一部分依然關注現實,地理背景多是農村。作家誰不希望作品深刻一些呢?反映現實而圖謀深刻,與圖謀不軌沒什麽兩樣,於是劍走偏鋒,求助於“荒誕”。
在有些國家,作家寫什麽,怎麽寫,管的人甚少。特別是近代以來,國家機構基本不予幹涉。若幹涉不當,作家可以向法院起訴。真打起官司來,國家機構也許還會輸了。相對的,作家的作品若涉及誹謗攻擊,不論對國家機構或個人,法律後果同樣不能掉以輕心。
故在有些國家,“荒誕”更是一種世界觀。“世界是荒誕的”——這一母題在他們那裏由來已久,也可以說是一個哲學母題,對文學、戲劇以及後來的電影、電視劇影響頗大。
在吾國,“荒誕”更是一種技巧、一種策略——我想寫出現實中確曾發生的事,想寫出在那些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的表現;從事不同職業的人有不同的職業責任意識,我的想法符合我的職業責任,而且不會造成洪水猛獸來襲般的惡果,為什麽你們偏要以你們的職業責任來限製我的職業責任呢?同樣是職業責任,難道隻有你們的職業責任才是可敬的責任,而我們的職業責任則是討厭的?……
我以上寫出的,差不多是幾代中國作家和編劇內心的鬱悶、憋屈,包括曾經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奉為圭臬,對社會主義文藝曾經滿懷信心甚至自覺恪守為信仰的老作家、文藝理論家們。
據我所知,曾經創作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後來官至全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的一位從延安走過來的老軍旅作家,那一時期也寫出過一部荒誕色彩濃重的小說來。
現實題材文藝的人間煙火氣息越來越少。
僅有的幾部年代劇,明明年代跨度很長,人物由青年變成了中年、老年;中國在那樣一些年代確曾發生之事,卻自行過濾得一幹二淨,毫無痕跡,如同根本沒發生。
還有一類作家,仍不能忘卻對“文革”的反思。這乃因為,以他們的眼看來,“文革”流毒遠未肅清。
1990年以後,我也寫了幾部荒誕小說——《浮城》《紅暈》《尾巴》等。
寫荒誕小說挺過癮,卻非我所好。
我始終喜歡創作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會使我覺得確實是在做一件值得的事。人一老,便容易感覺出世界的某些荒誕性,卻抵抗般地拒絕承認世界的本質是荒誕的——那需要足夠強大的勇氣,而我從無那種“人蟲主義”的勇氣。因為,若始終以那一種觀點看世界,就首先得承認自己和人類隻不過是地球上的一種蟲,因自然規律的偶然性而存在,也將因同樣偶然性而消亡,於是連對自己和別人的生死也會無動於衷。對自己可也,對別人那該是多麽冷漠呢?
所以我寫荒誕小說,也與哲學不搭界,隻不過是技法,是策略,無奈之舉;更沒有拯救現實主義的自不量力的念頭。
作家是一小撮愛寫小說的人而已;文學也並非一直是人類文藝現象的導向旗。
關於怎樣的小說是好小說,肯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事。如今的電影分出多少種類,便已有多少種類的小說了。種類不同,自然不能以同一標準來評論。同一種類,風格與結構特點也是多樣化的,這使評論更加莫衷一是。
在“新時期文學”的最初幾年,“深刻”二字曾對我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如今思忖,小說之深刻,無非體現於兩點——一是對社會問題的洞見透徹,能看到問題的本質所在;二是對人性的解剖筆刃精準,仿佛高明的手術醫生,一刀下去,直抵病灶。
當年我這一代作家最推崇的是《1984》《第二十二條軍規》《蠅王》等外國小說以及《犀牛》《等待戈多》等外國話劇。此類小說和話劇共同之處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包含有“黑色、深刻”的意思——似乎以冷幽默的態度呈現並不幽默而是荒誕的社會真相,故曰“黑色”。
當年我總想寫出那樣的小說,一直沒了過心願。
現在我已打消此種念頭了,原因乃在於,我發現許多中國人忽然一下子變得極其“深刻”了,談論起中國之種種現實問題的症結來,比深刻的外國小說、話劇和電影的編劇們更深刻。往往,幾句話就道出了問題的症結。
“深刻”是因為別人的不深刻而有意義的。可能是小說讀者之洞見與小說家一樣深刻了,甚至比小說家更深刻了,小說家所孜孜以求的深刻便成了無用功。當今之中國,仿佛已是一個深刻之人無處不在的中國,所謂“段子”證明了此點。並且,“段子”的作者們,應用“黑色幽默”的水平十分了得。
而在人類問題的洞見方麵,“異化”的看法已成共識——被財富異化、被競爭異化、被科技異化、被集團性的或個體的不斷升級的欲望異化、被娛樂文化的泡沫異化——有多少地球人居然還看不清此點嗎?確實在期待著什麽又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期待什麽,難道不是許多地球人共同的心理狀態嗎?
至於對人性的解剖、揭示,自從弗洛伊德心理學被融入了小說,至今所達到的深刻程度,依我看來,並沒超越希區柯克的某些電影的水平。
“若避開對人性的希望而談深刻,則我不懂什麽是深刻以及深刻的意義。”——記不清是在哪部書中讀到過這樣一句話的,此後牢記難忘了。
於是我開始以另一種眼光看小說,並總結出了某類好小說的範式:
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
為什麽會那樣?
人在現實中不可怎樣?
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
當我以這樣的眼光重看某些小說、戲劇、電影,發現不論何種題材,何種風格,何種類型,多數成為經典的,既反映了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為什麽會那樣——同時也真誠地表達了人在現實中不該怎樣,可信地倡導了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
隻反映了前兩點的小說,一般不會成為經典,卻又未必全都不能成為經典——比如某些短篇小說。短篇小說因其短,不可求全責備,那對短篇不公平。
中篇長篇小說而沒寫到後兩點,在我看來,就不算好小說了。
後兩點對長篇小說尤其重要。
也大抵是經典戲劇、電影的特征之一。
人在現實中不可怎樣?
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
這不是說教了,這是文學的永恒價值所在。好不好,且看將人置於怎樣的現實中,以及如何表現,表現得可信不可信。
一切“深刻”都是某一時期的“深刻”。時過境遷,“深刻”隨之淡化,變得沒有了現實深刻性。
而人性則永遠需要告誡。
人類社會對人性的希望則永不會時過境遷。
人在現實中不可怎樣?
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
這是人類社會的永恒問卷,也是文學、戲劇、電影的永恒主題……
不論作家們這樣還是那樣,時代總有自己的時間表,也總有自己的發展內容。
1989年10月設立的“希望工程”,1990年9月由鄧小平題名後,在以後的多年內,一直牽動著許許多多國人對同胞的幫扶心,並由而產生了一種或可以“幫扶文藝”言之的中國文藝現象——由解海龍拍攝的貧困山區大眼睛女孩的照片,成為“希望工程”的標誌。在我看來,她的影響力比羅中立的《父親》還要巨大——那當然也是一種文藝現象。許多香港演藝界的明星大腕,正是由於被那雙大眼睛所感動,不僅紛紛捐助,而且組團到內地各處巡回義演。中央電視台當年對“希望工程”的宣傳推動最為給力,播出過多期專題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歌曲、繪畫、電影、電視劇……可以說一切文藝門類,當年都有過積極主動地參與。
2000年的文藝形態
沒有文藝何談文化?沒有文化何談國家?然國家畢竟不是文化公司,文藝也畢竟不是文化的同義詞——對於發展中國家,對於發展焦慮是主要焦慮的國家,尤其如此。
在1990年至2000年間,中國舉辦了第十一屆亞運會;發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發生了新疆克拉瑪依市特大火災悲劇;北京市副市長在接受司法調查前夕飲彈自殺;鄧小平逝世;國際金融風暴來襲;有幾千萬工人下崗;美軍戰機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電腦病毒“千年蟲”令人虛驚一場;廈門“紅樓”走私案東窗事發,幹部腐敗、官商勾結之齷齪超乎民間想象……
以上大事件都有文藝形式的反映,留下過文藝形式的曆史“記錄”。
新聞對抗洪賑災進行了全方位不遺餘力的報道;文學以詩和報告文學的形式歌頌防險堵險過程中的感人事跡以及賑災的溫暖之情,也產生了多幅專題繪畫作品;演藝界人士包括香港同行熱忱以義演募捐善款……
“學生們別動,讓領導先走!”一句話廣泛而經久地流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成為國人對“唯官為尊”之鄙俗現象的諷刺……
鄧小平逝世使國人對香港順利回歸更加期盼……
國際金融風暴考驗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
許多作家都寫過關於“下崗”題材的小說,有的作家一寫再寫……
幾乎全中國各界人士都對我大使館被炸事件表達了義憤……
廈門特大走私案使全中國一半以上的成年人記住了賴昌星這個名字,同時也記住了賴氏“七子之歌”——票子、女子、位子、房子、車子、本子(護照)、孩子;這是賴氏“搞定”他所要“拿下”的幹部們的製勝七招。常言道,打蛇要打在“七寸”上。在賴氏看來,他是“玩蛇人”,而他所要利用的幹部仿佛是蛇。蛇的要害部位是“七寸”,而幹部這種“蛇”卻有七處要害,再長再粗也差不多全身處處皆要害也,難怪他“玩”幹部這種“蛇”一向玩得自信滿滿,經驗老到……
在以上大事件接連不斷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成功舉辦了第十一屆亞運會;“開發浦東,開放浦東”成為繼深圳後的另一國家重點項目,釋放出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強大信息;“上交所”忽一日掛牌,“股民”是什麽“民”從此老少皆知,“炒股”現象由而幾成全民現象;“房改”開始實行,當年許多人還十二分的不情願,十年後則慶幸買對了;大陸和台灣達成了“九二共識”;糧票退出了曆史舞台,不久購糧本、購貨證也壽終正寢;三峽水庫工程開工;中國上班族也可以享受“雙休日”了;澳門終於回歸祖國懷抱……
中國求變圖強的步伐並未停止,也無法停止。停止不是倒退不倒退的問題,而是注定有今兒個沒明兒個的問題。
以上兩種時代背景犬牙交錯,利害重疊的情況下,除前麵所提到的主要文藝現象,另有一些文藝現象也產生了值得一提的社會影響——校園歌曲紅極一時了;大學生辯論會時興起來了;“網絡”在北京中關村落戶了,中關村於是成為全中國和世界的目光經常關注的地方;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大話西遊》在內地造成“史無前例”的轟動;《廊橋遺夢》這一很薄的譯自美國的小說,使不少中國之中年知識分子的妻子流淚不止;由瓊瑤編劇的台灣味兒的電視連續劇《還珠格格》的收視率遠遠超過前麵提到的每一部電視連續劇,“催生”出了後來一路走紅的年輕女演員;而“新概念作文”使韓寒、郭敬明兩個“80後”的文名迅速飆升,在他們的同代人中知名度極高,後來幾成各自“粉絲”之精神教父;台灣導演李安的功夫片《臥虎藏龍》因獲奧斯卡金像獎而在大陸掀起“李安熱”,同時使章子怡紅透大陸半邊天;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號》在中國的上映,使戀愛著的或正準備戀愛的青年男女,如同自己也經曆了一次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海難愛情遺夢;台灣的網絡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使網絡小說這一文學新現象引發文壇關注和熱議;大約在1999年的“春晚”,《常回家看看》這一首歌給人留下了最深印象……
找點空閑,找點時間,
領著孩子,常回家看看……
這首歌的歌詞直白得不能再直白,與一些具有詩性的歌詞相比,走的是截然相反的創作路線,曲調也是如同“嘮嗑”的一種極平易近人的風格。
歌中“常回家看看”這一重點句,“老外”們乍一聽是會產生誤解的——在彼國,對於已婚男女,“家”絕對是指夫妻雙方共同擁有的那個家;自己成家以前生活過的那個家,要非常明確地說是父母的家才行。隻要父母一方仍在,那個家理論上就一直是父母的家。
我的一位外國朋友曾困惑地問我,你們中國人都將父母的家視為自己的家嗎?
我一愣,問,何出此言?
他就說出了他的困惑。並說,如果是在國外,由年輕人唱來,父母一輩是會起疑心的——我們的家,怎麽會成了你們的家呢?
我笑了,說,在我聽來,那首歌唱出的是父母的心聲,不過也可以認為是年輕人之間的互相提醒。
他說,如果在我們美國,同一首歌肯定會由老歌手來唱,那更會唱到年輕人心裏去……
國情不同,文化差異每每體現於細枝末節。美國人都是產權意識敏感的人,父母與兒女之間也敏感。但我認為此歌唱出的幾乎可以說是世界性主題——在人口老齡化已成事實的世紀,許多國家退休以後獨守舊宅的老父母們,盼兒女常回家看看的心情是一樣的。美國、日本和韓國,都拍出過這一題材的電影,都屬於文藝片,有的還成經典。就連《金色池塘》也有相同的意味。
《常回家看看》主要是唱給當年的“60後”“50後”聽的——他們上有老下有小,是轉型時期在各自工作崗位上拚著幹的兩代人。當年有一個口號是“優化組合”,表現疲遝是很可能被“優化”掉的。又,我的社會感覺告訴我——他們普遍是有孝心的兒女,因為在成長過程中,親見了父母含辛茹苦撐持一個家的不容易。特別是此兩代人中的長子長女,自幼必須分擔力所能及的家庭擔子,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故在我聽來,《常回家看看》其實也間接唱出了此兩代人中大多數人顧此失彼、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生況味。
當然,一旦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置父母於從前的舊宅而不管不顧,成心遺忘的人是有的。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什麽樣的人都會有呀。在後來出現的電視節目《第三調解室》中,兄弟姐妹之間為了一份父母的什麽財產,特別是房產而視若仇人,當場惡語相向的,也大抵是以上兩代中的某些人——所爭房產,往往隻不過是一間平房。更有甚者,由於兒女之爭,會將老父母逼到居無定所的地步。
他們給下幾代人做的是壞榜樣。從他們身上,別人們能看出三種缺失——良好人性基因的缺失;良好家風影響的缺失,此點與前一點有因果關係;好文化潛移默化的缺失。
最後一點,有時代的責任——在以上兩代人的成長階段,即最需要有良好文化來“化心”的階段,中國恰恰是惡之文化成為主流文化的非常態時代。若再現他們的成長階段,將不難捕捉到惡之文化在他們身上投下過的陰影。對於處在成長階段的任何人,沒受過良好文化的影響已夠遺憾,倘還受到過惡之文化的反麵影響,則十分可悲了。卻也不能完全將責任推給時代——好家風可以抵禦惡之文化的侵襲。但好家風賴有好父母;故他們是不孝兒女,其父母也是有責任的。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本身實在是平平常常的作品,但其出現甚不尋常——一方麵,它是戀愛私語小說,類似日記體。日記體文學現象,在中國近代小說中不是完全沒有,《莎菲女士的日記》便屬同類作品。並且,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戀愛私語小說很流行的。但1949年後,便絕跡了。屬於戀愛私語風格的詩卻不合時宜地出現過,往往,甫一出現便遭批判。所以,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內地的年輕人,它是偶現的、新奇的另類,如同中國版庶家子弟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而當年與其發生“親密接觸”的讀者群,多是在校的或畢業三五年的大學生——愛情還可以那麽談,這是吸引他們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麵,它是最早出現在中國大陸青年視域中的網絡小說,印成紙質小說之後,給作者帶來了一大筆版稅,這使找工作難和工作不稱心的他們,又一次看到了“寫作人生”的希望。算來,寫作這件事,在1949年後,已經三次喚起過中國青年的職業夢了——第一次是1980年後,千千萬萬的青年擁擠在文學的獨木橋上,希望圓作家夢;第二次是韓寒和郭敬明的出現,那時千千萬萬的青年擁擠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背負著家庭所寄托的責任。韓、郭兩名未走常規人生路徑而且還走成功了的青年,對許多同代人似乎起到了示範作用;這第三次與前兩次不同,作者順風順水地借助了網絡的傳播之勢。那時網絡在中國還是一個嶄新的名詞,科技色彩濃,有神秘感,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證明了毋庸置疑的一點——小說完全可以想怎麽寫就怎麽寫,可以不經出版社的“該死的”編輯們認可就自行“發表”於網絡;而一旦吸引足夠多的關注,出版社會求上門來懇求予以出版……
以上便是該小說成為焦點文學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80後”皆到高考年齡了,高考獨木橋上的廝殺白熱化,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讀“閑書”甚少,小說屬於“閑書”。他們親密接觸過的好小說少,那會影響他們的高考勝出……
“泰坦尼克號”海難事件拍過黑白片,我初到北影廠時看過。不少看過老片的中國人,覺得新片未見得比老片好。
為什麽呢?
因為老片具有十足的文藝片氣質,特文藝範兒。在巨輪將傾之際,逃生幾乎是有秩序進行的。雖也表現了驚恐和混亂,但基調是表現生死關頭男人們的紳士風度的。特別是幾位演奏家一直沉著地在已開始進水的舞廳中演奏不止的片段,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很多年以來,或許也是由於老片的影響,關於此次大海難中各種各樣的人所表現出的將生的機會留給別人,自己甘願選擇死亡的崇高品格,在報刊中曾反複地、紀念性地舊事重提,留傳於後世。但在某些書中我也讀到過質疑的文字,認為實際情況被美化了。有的書甚至言之鑿鑿地寫道——獲救的以頭等艙乘客為最;二等艙次之;死亡人數最多的是三等艙乘客。也有的書反駁此論,批評其言居心叵測——認為三等艙先進水,死亡人數自然會多,非屬人為之歧視原因造成。
我相信在那一海難事件中,確有樁樁件件崇高而感人之事。我是一個願從正麵理解西方國家曆史悠久的紳士風度和貴族精神的真正內涵的人——對於我,男主人公與女主人公的戀愛故事沒有特別大的意思,何況純粹是虛構的。也不覺得二人在瞭望台展翅欲飛的畫麵比演奏家們的畫麵更打動我的心。在我看來,甚至都比不上《瑞典女王》中嘉寶在片中那漫長的近一分鍾的,毫無表情的臉部特寫打動我的心。中國青年們那時領略過的更佳的愛情故事太少了,所以竟也會將那部電影視為愛情經典片。
但我覺得彩色的《泰坦尼克號》也同樣好,獲獎可謂實至名歸。
我特別欣賞它的插曲,與其說那首歌是配片中那經典的愛情畫麵的,莫如說那畫麵是為了烘托那首如天籟之音的好歌的。
此前,已有幾部較新的美國電影在中國放映過了,如《現代啟示錄》《獵鹿人》。誰隻要想看,便能很容易地買到許多美國電影的錄像帶。通過錄像帶看過電影《廊橋遺夢》的北京人當年是很有一些的——盡管那在當年屬於“黃色錄像”。
《真實的謊言》《彗星撞地球》這樣的好萊塢商業大片也已使不少中國人大開眼界了,但都比不上《泰坦尼克號》的票房高。
現在,“三維效果”對於中國已不是個事兒了。中國民間資金海量堆積,大導演名演員搭起的班子,投資人上趕著給錢。
“三維”這“活兒”,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以及眾多他們的晚輩導演都“玩”過了。客觀地說,僅就此點而言,“玩”的水平都不低。中國人已到了拍電影出手闊綽,一擲千金萬金億金的“不差錢”時代——中國的電影市場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了,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似乎為時不遠矣。
但是,那又怎樣呢?
市場隻不過就是市場。人口眾多,當然看電影的人多。
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即不惟中國,許多別國電影也越來越好萊塢化了。“許多”一詞用在此處已不當了,實際情況是,世界上已隻有極少數國家還有能體現本國特色的電影產業可言了,如印度、日本、韓國。英、法電影也曾在世界上令人刮目相看過一個時期,意大利電影曾在歐洲引領過“新現實主義浪潮”。那時他們曾對好萊塢電影的過分商業化很不以為然,都有點兒“拒腐蝕,永不沾”的意思。而現在這三個國家每年出品的電影已屈指可數。有時三個國家合拍一部電影,或其中兩個國家再拉上美國合拍,肯定是因為缺錢唄。
不論在市場還是本國特色方麵,印度電影的狀態一如既往地自適和良好,雖然也漸染好萊塢色彩,但總體上本色未失。
日本電影也盡量如此,然而頹勢已現。日本電影的驕人成就,乃源於繼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浪潮”之後的日本現實主義電影時期,那一時期出品過不少可載入世界電影史冊的好電影。後來在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利潤**下,找不到北了,逐漸轉向,結果如今是本色沒了,風光不再,還並沒爭得比原先更可觀的市場份額。
韓國電影曾掀起過所謂“韓流”。此“流”在2000年後,主要是中國媒體替其造勢而在中國形成的。“韓流”在中國不僅體現於電影,也體現於其他許多商品方麵。主要由於中國商品當年在方方麵麵工藝粗糙,彼國商品當年確實比中國商品優質。而實際情況是——不論是當年的韓國電影還是其他商品,從未在歐洲國家形成過什麽“流”。仿佛形成過什麽世界範圍內的“韓流”,也是中國媒體主要是小報記者替彼國造勢造出的神話。2000年後的中國,“80後”中一些小孩當上了記者,也可以說忽然間,多數小報的一線記者幾乎全是他們了。他們當年的共同特點是幾乎什麽都“哈”,哈大款、哈明星、哈“達人”、哈“潮人”——“哈韓”具有“國際哈”的意味,他們以反複的“客觀報道”的方式實際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電影主要是為普羅大眾生產的文藝產品,若一個國家人口不夠多,本國的電影市場就不夠體量,票房總體收入就有限,資本循環額度就有限,產業化就有難度,占領國際市場就力有不逮。
毫無疑問,美國電影目前仍在國際電影市場上占最大份額,不論中國或印度電影目前都還不能與之比肩。中國電影目前的向好態勢,隻不過是在國內市場基本可以做到“我的地盤票房基本以我為主”了——這種發展趨勢首先當充分肯定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