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在現實中慳缺,文學、文藝也便難以進行一廂情願地創作。

試想,《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若是批判“文革”的話劇、電影,且奉獻於幾年前,那該是多麽好!

我並非想否定它的價值。恰恰相反,它在當年的價值也是重要的。

因為,即使在“文革”結束多年以後,在中國的現實中,懺悔自覺仍是那麽那麽少。少到幾近於無。若在文藝作品中予以倡導,非得借荒誕手法,凝聚大的理想主義心思,一廂情願地進行慳缺現實依據的虛構不可……

美術界的情況

1980年後,美術界也“響動”不斷。

先是,美術院校要求重新恢複真人體模特素描教學課程的訴求之聲一經見報,引起了從官至民社會各階層的熱議。全中國正處於解放思想的時期,除少數人認為何必來真的,石膏人體模型也可替代外,絕大多數人表示理解。不久,經有關部門批準,果然恢複了。新聞尾音,隻不過是關於這樣一個問題的追蹤報道——你願意自己的女兒去做那樣的**模特嗎?不願意的多,願意的少。後者多為農家父母,意味著這麽一種人間真相——隻要社會允許,報酬相宜,貧窮人家的父母,是可以在保證不受侵害的前提之下,同意女兒以身體作為正當的謀生“物資”的;而被采訪的他們的女兒,亦持此種態度。

又不久,有美術理論學者出版了《**藝術論》一書,作者是我朋友,書有學術價值,當年獲學術類書籍獎,接連再版。

接著,有出版社出版了有關**美術的畫集,銷路甚好。所收多為西方**畫經典,補以日韓兩國**畫——雖有波折,最終實現目的。

我曾獲贈一冊,贈我者言已脫銷,是經社領導簽字才從發行部門領出的保留書。

不久的不久,在書店見到了《當代**藝術攝影集》——仿佛是這樣的集名,記不清了。大開本,精裝,價格不菲。此前我已有了一冊同樣的西方的影集,從舊書攤上高價買的,幅幅皆著名攝影家的作品,所拍皆外國女明星,亦皆黑白照,美感異常。而國內那冊攝影集,雖頁頁彩照,覺得不能相比,未買。

當年,有幾幅畫作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1969年11月12日·開封》——畫麵上的劉少奇,僅胯部搭一條舊布,仰躺於舊**,骨瘦如柴,閉著雙眼,蓬頭垢麵。環境是陰暗潮濕的房間。窗外的一方天空呈灰青色,顯得冷寂。

二、以張誌新之死為題材的畫作。這樣的畫作我不止見過一幅,畫名卻都忘了。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幅的張誌新,仰天凝眸,不僅胸口有血,頸部也有。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幅是聞立鵬先生的畫作,同樣仰躺的張誌新似在沉睡,身穿白裙,身下的土地褐紅色——似睡著了的女媧。那是大色塊,強襯托,極浪漫的神話般的唯美畫風。

三、《父親》——這幅畫太著名了,無須贅言。以上畫作,都使我落過淚。

四、一幅知青題材的畫作。畫名也記不清了。似乎是“大有作為”,又似乎是“接受再教育”。所畫是一名女知青與農民的婚禮,像結婚照。男方的年齡,看上去可做新娘的父親了。她神情木訥,他幸福洋溢。

我也曾是知青,那幅畫作當時使我五味雜陳。在我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年也有女知青嫁給“老戰士”的。“老戰士”們皆不老,平均年齡三十三四歲而已。若女知青是高中生,男女雙方的年齡差距,在民間觀念中是完全能接受的範圍。並且,“老戰士”們的文化程度不比知青低,某些人入伍前也是高中生。他們生活能力強,工資比知青高,大多數是好男人。更有形象好、性格好、有文藝細胞的人。所以在普遍的當年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看來,若一名女知青願意,她嫁給一名愛她的“老戰士”,絕非什麽悲哀之事,也是有必要表達祝賀的。

當年和後來我都聽人講過插隊女知青嫁給當地農民之事。所嫁並非皆“老農”,卻肯定是貧下中農。即使前邊所提那幅油畫中的農民,看上去實際年齡也並不老。我們都知道的,不少農民的相貌比實際年齡老些。

我當年也聽到過對那幅畫不以為然的看法,認為太不“典型”。不以為然者,包括不少曾經的知青。

我認為,首先要分清現實生活中“典型”一詞的概念,它與文藝作品中“典型”一詞的概念,表意有時一致,也有很多時候非但不一致,而且恰恰相反。在後種情況下,文藝作品中的“典型”,不代表多數,僅代表“那一個”。“那一個”的意義恰在於與眾不同。倘分不清此點,冉·阿讓、聶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卡門等西方名著中的人物就會全都被評論所否定了。

西方人,即使普通的西方人,在看文藝作品中的人物時,非常明白自己隻不過是在看“那一個”或“那些人”。

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不但在看“那一個”“那些人”,同時也是在看與自己想象中的龐大群體相重合的“代表人物”。他們倒也不這麽看古代題材,外國的小說、戲劇、電影或電視劇,卻一向習慣於這麽看中國現實題材的小說、戲劇、電影或電視劇——這種現象對於中國現實題材的文學和文藝的發展,無疑是不利的。

但我覺得,如今情況已發生改變。

相當長的時期以來,“知青”二字,在我這兒往往就成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的另一種說法。也可以說在我這兒,後者是最有資格“代表”前者的——近四十八萬人,都來自中國著名的大城市,代表性似乎順理成章。

後來我逐漸意識到,那種不知不覺形成的重疊性思維,實在太自以為是了。相對於當年一千六七百萬知青的龐大群體,四十八萬才是多小的比例呀。故,對於人們認為我是所謂“知青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內心便越來越覺得不敢當。並且認識到,反映插隊知青生活的文學的、文藝的作品,才更具有“代表”性。我筆下所寫的,不過是“那一些”而已,並且糅合了我對特殊年代的好青年之好品格、好心性的理想。

五、《心香》——此畫作的畫名我記憶牢固。畫的是一棵秋末冬初田野裏的大白菜,菜幫盡折,菜葉落地、糜爛枯萎,被菜蟲啃噬得慘不忍睹。但,從它的菜心裏,直挺挺地長出一莖菜花來,潔白的一束小花,纖塵不染。

此畫在當年的畫展上獲獎,廣受好評。

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估計是難以理解的。也許會在心裏嘀咕——如此一幅畫便可獲獎嗎?當年獲獎太容易了吧?

但在當年,據我所知,有人麵對那幅畫時潸然淚下——多是知識分子,不惟文藝界的;它感動了幾乎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

如果我指出——“文革”結束前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經曆是“寫不完的檢查、認不完的罪”,今天的年輕人是否容易理解一點兒了呢?

它也不僅感動了知識分子,還使許多曾被劃入政治另冊的人大為動容。

那一莖菜花究竟寓意什麽呢?

不同之人有共鳴——對黨的忠實;愛國情懷;對家庭、愛情、友誼和事業的不泯守望;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堅持;對一己人格的惜重……總之,是各類初心的借喻。

我當年也被感動了,因為我理解。

六、《晨讀》——陽光明媚的清晨,一位容貌清秀的姑娘,黑發披肩,著白色連衣長裙,挎草綠色帆布學生書包,背倚一株大樹的枝幹在讀某期《中國青年》;那顯然是剛發行的一期。她旁邊是報刊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街頭新事物,陳列著當年的幾種主要報刊。

我很喜歡此畫作,當年從雜誌上剪下,壓在我寫字桌的玻璃板下很長時間。畫上的姑娘不是大學生,此點顯然。若是,畫家會在她胸前添一枚校徽的。不是疏忽,是另有想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能考上大學的中國青年甚少。是不是大學生不是重點,重點是,她是一個愛閱讀的姑娘,而八十年代是中國的讀書年代。我不認為此畫是在為《中國青年》做廣告。我認為不論她在看什麽書或刊,都莫如看《中國青年》對頭。因為對文化知識的追求,確乎是那一年代廣大中國青年的主流追求,也是主流價值觀。我喜歡那幅畫,更因為它將我認為的人世間四種主要之美組合在了一起——靜好的時光;心情靜好、容貌也好的年輕女性;書與讀。

靜好的時光未必非是清晨。對於許多人來說,除睡眠以外的任何時光都可以是——但清晨代表開始,代表新的一天,代表一切新希冀和新計劃、新行動。

好時光也不見得非得同時是靜的時光。對於不少人,大快朵頤之時也是好得不得了的時光。

但靜好的時光,尤其是人對時光的享受之最。而讀,不失為使靜好的時光更好的享受。

讀是最能使人心沉靜下來的方式。

那姑娘的臉上一派沉靜,表明她的內心世界也是那樣,沒有化作猛獸猛禽的動物性潛伏著。

當年我每每停筆欣賞那幅畫,不禁想——如果將來的中國青年,都能經常享受那般靜好的時光,並經常保持靜好之心情,多幸福啊!

靜好時光,相對的是戰亂不息、燹火四起的年代。在和平年代,我覺得,靜好時光之多少,要由以下幾點決定——青年們之人生無當下焦慮,無後顧之憂;文化、文藝對全社會的價值觀導向合乎人類的進化前景,能夠且善於助青年們在內心平衡物欲與精神需求的比例關係;任何民族、國家、社會和一個時代,總要有一些人並非是拜金主義者和權力崇尚主義者,於是青年們在價值觀方麵有榜樣;那樣一些人首先應該是口口聲聲表明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以及他們的擁護者、支持者……

寫到此處,又不禁聯想到——當下某些導演籌拍之時,常發布廣告信息,急需選用形象純真的青年演員,仿佛後者們已如鳳毛麟角,稀缺之極。

那麽,似乎可反證——當下能享受靜好時光並且心緒常處靜態,臉上眼中物欲渴望不明顯的青年,似乎還沒多起來。

似乎又可反證——關於人能享受多少靜好時光的諸前提,並沒形成。

所以,時隔三十餘載,《晨讀》又經常浮現於我的腦海。讀不讀的,取決於個人愛好與否,並不要緊。但多數國人特別是青年們那種靜好的心緒,卻是我仍要為他們祈禱的。時代好到可使大多數人心靜,並由而念淨,那才是真好。

如上一些畫作,也不是同時創作於1985年,而是出現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這一個時期內。並且,也絕不能代表這一時期中國美術成果的總貌,隻不過是給我和當年的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幾幅畫而已。

那些畫大抵是油畫,它們使我聯想到馬薩喬的《失樂園》、曼特尼亞的《哀悼基督》、波拉約洛的《聖徒塞巴斯先》、普基廖夫的《不相稱的婚姻》、蒙卡奇的《死囚牢房》以及我忘了畫家是誰的《拒絕懺悔》等西方油畫。

那些中國油畫分明受了那些西方油畫的影響。

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畫之發展史與西方油畫之發展史,存在著曆程的不同。兩者的起點都是古人居住過的洞穴岩壁上遺跡尚存的有主題而無主題意識的簡單的線條畫。後來神話、宗教題材的畫在西方美術史上占據了一個漫長的時期;有主題而仍無自覺的主題意識,畫作的價值每每由題材決定,或可曰為“神的美術”“主的美術”。又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大約從十四世紀中期,開始轉向“人的美術”——先是貴族男女,這一時期肖像畫的成就漸達頂峰;後是曆史大事件中的人,如《自由引導人民》;再後來,畫家們的眼望向了普通人,於是出現了《跛足孩子》《三等車廂》《拾穗者》《石工》《收割者的報酬》《垛草》《磨鐮刀》《伏爾加河上的纖夫》等名畫——這一時期,正是西方文化從“複興運動”向“啟蒙運動”過渡的時期,“人的美術”的題材明顯轉移,許多畫家加入了啟蒙之伍,於是畫作的主題即思想感情傾向性開始顯然——畫作是他們“入世”的“宣言書”。

中國畫在經曆了服務於皇家及貴族的時期後,卻一頭紮入了“出世”的自然天地,且浸**極久。這一時期,許多詩人、詞人以詩詞為“告示”,自詡對“出世”的領悟。畫家們則以畫應和,慣繪遠避世事的自然之美,遂使“出世”美學成為主流,一去不回頭。

《清明上河圖》的非凡價值,除了是人物眾多的長卷巨製這一點外,更在於它當時獨樹一幟的現實主義風格。

直至民國時期,徐悲鴻的《田橫五百士》和蔣兆和的《流民圖》,才作出了“入世”的榜樣。然而榜樣的力量並不“無窮”,“道合”者寡。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畫的題材無非三類——“領袖的美術”“人的美術”“唯美之美術”。

其中“人的美術”現象,亦成就卓然。這時,中國畫家們的主題意識不但自覺,而且十分強烈了——卻又不得不指出,此一時期畫作的主題,與此一時期的文藝一樣,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此一時期的“現實主義”畫作,也都傾向於唯美與浪漫主義相結合,可不加引號地反映和平時期的“人的美術”不能說沒有,但很少。

而在1985年前後,許多中國畫家急切地拾遺補缺,自覺地彌補從前的短板。

這一時期是中國美術界現實主義大複歸的時期。故這一時期的不少畫作,其實打上了一個共同的烙印——“新時期美術”的烙印;像其他文藝一樣,畫家們往往對題材反複掂量輕重,主題意識也格外強烈。

而在同一時期,西方畫經曆了種種現代主義的實踐後,早已不在乎題材和主題思想,開始轉向唯美及後唯美主義了。

1985年前後,畫油畫的中青年畫家日漸多了起來。這在當年與“崇洋”心理沒有多大關係,有也不是主要的。與西方油畫隨著國門開放在中國的影響力更大了確有一定關係,但相對於那一代中青年畫家,這還不是主要的。

真相之一乃是,他們中不少人,是從畫油畫開始提高水平的。“文革”時期,從城市到農村,到處可見的領袖畫、政治宣傳畫是一大中國特色;國畫不適於那麽為政治服務,隻能成為裱後鑲入框子的室內作品以供少數人欣賞。但油畫畫法則大為不同,但凡是一堵牆,不是水泥的而是抹得較平的泥牆也沒關係,照樣可往上畫領袖畫及一概政治宣傳畫。沒有油畫油彩也無所謂(通常是舍不得用那麽專業的油彩的),刷門窗的油漆也可以用來作畫。還沒有,石灰漿裏兌上各色顏料,乃可往牆上盡情地揮灑。或可曰為“土法作洋畫”,畫得多了,長進自然快——各美術院校一招生,他們中不少人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以至於最初幾年,油畫班的學生多於國畫班。

畫油畫還有一種方便——將幾塊畫布、幾支畫筆和幾種油畫顏料往畫夾中一夾,單肩背著就可以走到哪兒畫到哪兒。隻要畫夾支穩了,有風不大也不影響作畫。而畫國畫,極薄的宣紙必須鋪平在桌案上,下邊還得墊氈子,在室外作畫有諸多不便。

中青年連環畫家也多了起來。

在南方,書畫市場開始悄然恢複,但占領市場份額的主要是著名老畫家們的畫,中青年畫家的畫作一時還擠不進去。

連環畫悄然熱了起來,市場前景看好。不但從前經典的連環畫不斷再版,新品種也大受青睞。不少老中青作家的新作,曾被當年的中青年畫家們畫成了連環畫,出版成小人書。此外,還有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連環畫報》等多種專登連環畫的刊物,為連環畫家們提供發表作品的平台。收入雖比不上出版成小人書,但在業內也極受關注。隻要畫得好,能像作家們那樣一夜成名,洛陽紙貴。

當年的中國美術諸獎項中,有一項是專為連環畫所設的。若獲某屆一等獎,成就感也足令畫家喜不自勝。

以上幾種因素,將中國的連環畫水平,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所達到的高峰,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水平。

當年的某些連環畫作,好得令人百看不厭。

當年的國畫,相比而言不那麽搶眼。

這並不意味著國畫家們甘於寂寞,力有不逮。

他們皆在探索突破傳統又不失傳統,繼承傳統又不拘於傳統,“洋為中用”又非“食洋不化”、被洋同化的方向和路徑。

那是需要更多時間來形成經驗的。

1985年前後,有一樁“藝術”——我一時不知究竟該用什麽詞來形容那件事,它夠不上是“事件”,也算不上是“風波”,談不上是“要聞”,卻弄出了不小的“響動”——也許,還是用“新聞”二字來說比較適當。

就是“行為藝術展”。

“行為藝術”是西方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的藝術種類。“行為”專指人類的表現,故全稱應該是“人體行為表現之藝術”。實際上這又是人類一種古老的人體行為表現;古代巫師“通靈”之際的行為,便具有人體行為表現的“藝術”性。為了令觀看者信服,每次不同的行為表現都是一定程度的“創作”。

我尚不清楚西方忽然產生“行為藝術”的原因;不清楚是藝術學的原因為主,抑或是社會學的原因為主。

總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忽有某些“行為藝術”家,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所能傳達和演繹的藝術效果大有興趣。從最開放的藝術學理念來談,各類戲劇未嚐不是“行為藝術”,雜技尤其是。曾有西方美術家,將盛滿顏料的罐子懸在畫布前,以大口徑的槍擊爆之,顏料濺射於畫布,於是“創作”出最“現代”之美術作品。更有甚者,將身體遍塗各色顏料,在畫布上翻滾騰挪,亦獲作品——都屬於傳統美術技法與“行為藝術”的結合。

亦有培養貓、狗、雞、鴨“藝術天分”的現象,將它們的身體在顏料盆中浸過之後,任由它們在畫布上互相追逐、折騰。

西方人崇尚創新,不能不承認以上畫作具有別出心裁的創新性。

西方人偏愛獨一無二的藝術品,不能不承認以上畫作具有絕對的獨一無二性。名畫尚可仿,那類畫作是神仙也仿不了的。

故,售價不菲。

“行為藝術”在西方一度也受新聞關注。

起初,街頭或廣場出現活人雕塑——將自己的身體遍塗石粉或金粉,冒充雕塑,惟妙惟肖,以假亂真。那是本國人或外國遊客都能接受的,因為無傷大雅。又因為那是掙不了多少錢的,可曰之為“玩耍藝術”,正所謂獨樂,莫如與人共樂。所以,“老外”們對於那種藝術現象是認可的。隻要不像高空走索那樣造成交通堵塞,無人幹涉。

後來,較多人參與的、規模較大的“行為藝術”現象產生了,如集體裸奔、**人群造型。需要預先申請,經過批準,走一套合法程序——如集體請願的過程。

那是集體的“玩耍藝術”現象。

再後來,有了藝術升華,開始出現人的行為與大地景貌相結合的“宏大作品”——人已不一定祼體,或根本不見人矣,代之以物,如傘、草帽、頭巾、布匹,借以裝點大地,形成人為美點與自然美點的合而為一。這時,仍以“行為藝術”言之已不確切,實際上應叫“場景呈現藝術”之一種了。

再後來的後來,銷聲匿跡。像呼啦圈現象,“呼啦”一下有了,“呼啦”一下沒了。

原因簡單——人類參與“玩耍藝術”的興趣是易變的,不能持久的。並且,仔細想想,人類對藝術價值的最終確認原則,還是以創作者投入的真才華為首條,僅僅別出心裁大抵功虧一簣。園林藝術之美,也遠比一般“場景呈現藝術”更曠日持久。

但又不能說“行為藝術”完全多此一舉,一無是處。在西方美術史上,現代一章裏,“行為藝術”往往是載有一段的。這乃因為,它使“場景呈現”這一戲劇或電影、電視劇的傳統美工行當,進化成了獨立的藝術門類。這一獨立的藝術門類,具有營造世人不曾見過的想象場景的極大潛能。從前,好萊塢最牛的美工師們的口號是——隻要你們(編劇、導演)想得出來,我們便造得出來;現在,借助三維技術,他們如虎添翼,口號變為——你們省省,我們替你們想,我們替你們造,包你們滿意。

1985年前後的中國“行為藝術展”,其實與美術界沒什麽關係。因為“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似乎便與美術界有了瓜葛。

“藝術展”上出現了某些異乎尋常的行為——有人躺在浴缸中,由別人往浴缸中倒滿“蛆蟲”;藝術家提出抗議,媒體予以更正:非“蛆蟲”,實為可作魚餌的“麵包蟲”。有藝術家用什麽食材做成“嬰兒”,眾目睽睽之下狼吞虎咽——大約是要以此行為詮釋魯迅曾認為的,中國之史,無非“吃人”二字。

順便說一句,我對魯迅那段話,中學時有保留;到1985年前後,已大不以為然了;到現在,已認為是他最偏執的話之一。而偏執的話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前提都不符合常識。

我不是那次“藝術展”的到現場者,我之記憶來自媒體報道。

但我卻至今保留一冊“行為藝術”的影集,忘了是哪位朋友當年贈我的了,可能與那次展沒直接關係,卻是當年之“行為藝術”的攝影佐證。其中一頁是——有絡腮胡須的中年男子,捧著一隻白皙的女子的腳,吮拇指。

我隻有老實承認,欣賞不了那樣的藝術。

即使對於“審醜藝術”,我理念上也是接受的,比如羅丹的《歐米哀爾》,那雕塑曾使我產生錐心之疼。

但對中國的那些“行為藝術”,不論當年、現在、還是將來,我都無法認同。

我一向覺得,藝術之道,必是“藝”與“術”的結合。若隻見手段的“術”而無視覺效果的“藝”,我就會持反對意見。

但當年我並未發任何反對之聲,不論公開還是私下。因為我已料到,那展必定很快收場。我並不否認對於當年那些“行為藝術家”們,自己的展覽性行為絕不僅僅是“玩耍的藝術”,而是“載”了思想的。

問題在於違反藝術之道,或曰規律。

果然,一天半之後,這場展覽就在有關方麵的幹預下草草收場了,幹預的理由是——群眾抗議強烈。

這一次,據我所知,有關部門說的是真話。

之所以談到此事,不僅因為它當年造成的“響動”頗大,還因為它證明了以下四點:

一、國外的特別是西方國家之文化的、藝術的現象,“登陸”中國的速度很快。

二、照搬、“山寨”、試圖出奇製勝、“食洋不化”的現象的確有之。當年的一些批評,並非全是“極左”人士之聲。

三、有些事,傳到中國,一做就變了味、變了樣;不僅與原形態、原本質大相徑庭,也往往使借事造勢的人們的初衷走向反麵。

四、現在,“場景藝術呈現”也成為中國之獨立的藝術門類了,從業的“80後”“90後”,水平高超者不少——卻不是中國當年之“行為藝術”結下的果;是見先進就學,向國外同行學來的,繼而出現“洋為中用”的現象……

音樂與歌曲

到1986年時,中國之音樂現象喜人,呈現前所未有的蓬勃態勢。

蓋“音樂”二字,歌在其中矣。歌歸“音”,器屬“樂”。為了便於敘述,姑且將二者區分。

國家接連出台政策,鼓勵體製內的文藝演出單位走滿足群眾需要並與市場相結合的道路。

這與從前有何不同呢?

不同之處在於,從前多數體製內的文藝單位,工資由政府撥款,演出任務當然以各級政府布置為主,如滿足重要紀念日及大型政府慶典活動的需要,演出經費也基本由政府提供。政府若財政拮據,則向企業攤派讚助。在完成以上任務的前提下,才可自行推出麵向群眾的演出項目。問題是,政府所需之文藝,從題材、內容到形式,與群眾所需之文藝,越來越不合拍。而體製內的文藝單位,因為有在文藝市場中作表率的義務,必然得擔起體現正能量的責任,這就使自身難抵民營演出公司的市場挑戰。

而文藝新政表明了這樣一種變通的態度——政府不會放棄對體製內文藝單位的演出需要,但會減少這一類需要。相應的,也會縮減財政補貼。不夠發全額工資怎麽辦呢?到市場上去“找食”吧。與市場結合得好,演員收入會比原先高。反之,“摸著石頭過河”,積累經驗,來日方長,“水性”是練出來的。也相應的,不強求節目非得多麽“樣板化”,總體健康就行。

北京體製內的文藝單位,從國屬的、軍屬的到市屬的,客觀而論,還是初嚐了些文藝新政的甜頭的。各類音樂會演出頻繁,民樂組合、洋樂組合、民樂與洋樂聯袂演出,往往都受歡迎,每每有票販子賣高價票。小提琴、鋼琴、二胡、琵琶獨奏的音樂會都舉辦過,也都較成功。

上海的表現也不俗。

廣州局麵差矣。泛而論之,沿海城市體製內的文藝單位,受市場化衝擊,都有些吃不住勁了。

東三省體製內的文藝單位,可以說一時找不著北了——“內退”“下崗”的工人越來越多,文藝市場空前低迷。文藝不能反映他們的實際生活情況,他們對文藝也不怎麽“感冒”。所以,單位留不住人才,“台柱子”紛紛“北上”去往北京,或者“南下”奔赴廣州,以求事業的發展和收入之增加。

不是說廣州局麵差矣嗎?

指的是體製內的文藝單位——廣州的,也可以說整個廣東省的文藝市場那時卻是全國最好的。

這乃因為——廣東沿海縣市多,經濟率先開始發達,普遍的人們文藝消費指數上升。錄音機這一新“事物”,1986年幾乎已在全省普及,十之八九是“水貨”。在某些沿海漁村,彩電和錄音機,每每存放於收拾幹淨了的豬圈;家裏沒地方放了。當年,各地的包括北京的專業音樂人,若要買一台好的錄音機,首先都會想到應去廣州挑選“水貨”。有了錄音機,自然得有錄音帶;東莞成立了多家港台商人投資或半投資的錄音帶生產廠家,當年幾乎壟斷了全中國的錄音帶市場。錄音帶也不是個事兒了,那麽就剩下錄什麽歌了——於是以鄧麗君的歌為代表的台灣流行歌曲“造訪”大陸了;以譚詠麟、梅豔芳的歌為代表的香港歌曲也不請自來;傑克遜、麥當娜的歌“空降”至中國,是稍後幾年的事。

於是,全國頂數廣東省的翻錄作坊最多;其次是江浙兩省沿海一帶;再其次是北京、上海兩大城市——那是投資小、回報快、利潤可觀的營生,所謂薄利多銷,類似批發盜版書。1986年瓊瑤編創的電視劇《幾度夕陽紅》在大陸電視台首播,繼而數部“瓊氏”電視劇與大陸同胞“親密接觸”,加速了台灣“流行歌曲”在大陸的風靡。

細思忖之,“流行歌曲”是一個語焉不詳的概念——歌曲隻有流行才有價值;除了非專業人士唱不了的,為小眾欣賞所創作的歌曲,如某些難度甚高的歌劇選段外,古今中外,大多數歌曲皆以能在民間長久而廣泛地流行為佳。從本質上說,歌曲是諸藝術中最具民間性的。“瓊氏”電視劇皆有多首插曲——與大陸歌曲甚為不同的詞風曲韻,由大陸同胞此前完全陌生的歌手們唱來,使大陸同胞的耳朵如聽仙人唱仙歌——總體而言,大陸歌曲多是“硬”的,有“石性”的;而台灣歌曲多是“柔”的,有“糯性”的。於是,大陸歌迷不僅對鄧麗君膜拜不已,從而也牢牢記住了數位台灣歌手的名字,連作詞家羅大佑亦是有光環的人物。

然而大陸之大,終究非台灣所能同日而語。

大陸的詞、曲作家及歌手,自然皆非等閑之輩。有好嗓子的青年,如大棚蔬菜,一年可收幾茬。港台歌曲的流行,激勵了大陸歌曲界奮起直追的創作和演唱心勁。

先是,大陸出了一位頂年輕的女歌星張薔,因一首帶搖滾色彩的歌《月光迪斯科》而名噪一時。

沒有七彩的燈,

沒有醉人的酒,

我們在月光下,

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

迪斯科,迪斯科……

這樣的歌詞如今聽來稀鬆平常,但在當年具有顯然的反叛性。跳迪斯科的青年,那時仍被視為不良青年。機關單位是絕對禁止的,某些大學半禁止。晚上八點以後,公園或廣場每每見他們忘我舞之的身影,常遭治安管理人員的驅逐。

張薔的盒式錄音帶後來在國內狂銷幾百萬盤,由而成了首位名字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大陸女歌手。但大陸媒體對此幾未宣傳,保持一向明智地沉默。卻也未進行“清汙”式的討伐,體現了與時俱進的包容;畢竟,中國之時代已有些不同了。

不久,崔健如中國歌壇的一道閃電,或曰一聲猝然響起的禮炮——我實在找不到更準確的詞形容他的出現。情形仿佛是,他魔幻般地自空而降,如同外星人。他的《一無所有》仿佛是在星河遙望著大陸青年,目光直抵他們內心,佇立而作,專為降臨中國,吼唱給那時的大陸青年聽。

是的,確如外星歌手的歌式“獅子吼”。

於是中國大陸從此有了搖滾歌曲的裏程碑。

當年我已三十七八歲了,不算是青年了,但他的《一無所有》同樣震撼到了我。

腳下的地在走,

身邊的水在流,

可你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我覺得這等歌詞,似呈現蠻荒之境,如開天辟地之初,**的亞當因同樣**的夏娃“蒙娜麗莎”般不相宜的笑而焦躁,吼著唱使她更加迷惘的歌——而他的迷惘似具有亙古性……

198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美籍混血華人歌手費翔引吭高歌《冬天裏的一把火》,一片一片地迷倒了國內歌迷。春節後短短幾天內,其專輯狂銷近兩百萬盤。據當年媒體報道,“費翔迷”多為女性,包括大嬸級女性。

當年費翔的任何一首歌都沒有打動我的地方,覺得他的歌詞乏內涵,曲乏韻變,像“量音定做”的“形象廣告歌”——當然,這種感覺不但是完全的己見,而且是對比的印象。他常年生活在國外,要將歌唱到中國青年心裏去,不了解中國青年當時的思想感情的複雜性是不容易的。

大約從1987年春夏之際開始,中國歌壇刮起了“西北風”,一掃之前《大約在冬季》《外麵的世界》等台灣歌曲獨領**的局麵。《信天遊》《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遂成“西北風”代表歌曲,它們的經典性像《一無所有》一樣在中國歌曲史上不存爭議,無可動搖。

對比一下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歌曲,有助於我們認知歌曲與地域情況的關係。

某些題材是共同的,如詠歎愛情、友誼;緬懷青春歲月;迷惘與失意的人生告白等題材。雖有差異,並不明顯。

某些題材卻是特有的,如歌唱鄉情的、校園歌曲、懷舊歌曲——台灣頗流行,香港就不怎麽“出產”。

鄧麗君在《小城故事》中所歌唱的小城,無疑是台灣的小城——它隻能“出產”於台灣,香港完全沒有它“出產”的文化“土壤”。

而鄧麗君的《小村之戀》,也絕不可能是當年的大陸歌曲界會產生的作品。

在夢裏,

我又回到了我難忘的故鄉,

那彎彎的小河,

陣陣的花香,

使我向往,使我難忘。

難忘的小河,

難忘的山岡,

難忘的小村莊;

在那裏歌唱,

在那裏成長,

怎不叫人為你向往……

這樣的歌曲,在當年的大陸是不可能流行開的,因為太不符合普遍農村的現實。

我家住在黃土高坡,

大風從坡上刮過,

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不管過去了多少歲月,

祖祖輩輩留下我,

留下我一望無際唱著歌,

還有身邊這條黃河……

詞之無奈,曲之蒼涼,道盡了想要背井離鄉卻茫然不知去往何處的宿命感——那是當年大陸農村青年集體之悲哀的心情關照。

我低頭,向山溝,

追逐流逝的歲月,

風沙茫茫滿山穀,

不見我的童年。

我抬頭,向青天,

搜尋遠去的從前,

白雲悠悠盡情地遊,

什麽都沒改變……

當年我一聽到“什麽都沒改變”一句,每每淚不能禁。

我的故鄉並不美,

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

一條時常幹涸的小河,

依戀在小村周圍。

一片貧瘠的土地上,

收獲著微薄的希望,

住了一年又一年,

生活了一輩又一輩。

……

忙不完的黃土地,

喝不幹的苦井水,

男人為你累彎了腰,

女人也為你鎖愁眉……

這樣的歌詞,可視為前兩首歌的“說明書”。——此歌有亮色,即“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變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

或許是為了“中和”一下“西北風”的時代痛,當年有另一首家園歌也廣為流行——《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

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

一片冬麥,(那個)一片高粱,

十裏喲荷塘,十裏果香。

哎咳喲嗬呀兒咿兒喲,

咳!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生活,

為她富裕為她興旺……

從社會學的層麵講,“主旋律”文藝有特殊意義,正如人心需要傾訴愁苦,有時同樣需要希望。《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啻是《我熱戀的故鄉》後兩句歌詞的延展,整首歌的“希望”基調如同《南台灣》:

南台灣呀南台灣,

美麗的南台灣,

有緣來做客住一宿,

明朝醒來不願走……

台灣當年是絕不會產生“西北風”歌曲的——它那時仍在“亞洲四小龍”的軌道上發展著,城鄉普惠經濟向好,人心處於比較舒暢的年代。故那時的港台文藝,總體上是自悅和悅人的。

同樣,《鄉間的小路》,也是香港歌壇不怎麽會“出產”的。香港的“鄉間”隻不過是它這座繁華大都市的邊邊角角,所占人口極少,並且非是大多數港人的“故鄉”。對於普遍的香港同胞而言,所謂“鄉愁”是主體性難確定的情結。

台灣那一類吟誦鄉情的歌,在詞風曲韻方麵,顯然從中國傳統民謠中的童謠分支吸收了不少愉快的元素。童謠的分支體現民間文藝的本能——將苦留給大人們,將愉快留給孩子們。台灣那一類(不是全部)吟誦鄉情的歌,放大了童謠的愉快,使之成為青少年和大人們也愛聽的歌。所以,它們是文藝自覺的正能量的果實,證明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並且,大陸搞“文革”時,台灣搞了一場複興傳統文化的運動,這場運動與後來的經濟騰飛相得益彰——於是我們從台灣的大眾文藝如歌曲、電影、電視劇中,總能多少看出中華傳統文化優點的運用;他們的歌詞作者,將唐詩宋詞中怡情養性那一部分營養,也消化得很好。

當年台灣在大陸流行廣泛的歌,總體價值取向上以“悅耳潤心”為宗旨。

而大陸歌當年的主流卻是代言性的,如大陸文學的稟賦。《一無所有》那樣,“西北風”也那樣。某些詠唱愛情的,或許一時唱紅半個中國,卻大抵流行一陣就過去了。它們屬於會永遠產生,萬變不離其宗的歌。《一無所有》不屬於永遠會產生的歌,在特定的年代具有獨一無二性,無法被後來的百千首歌所湮沒。“西北風”也不是一陣一般的風,是特殊年代的一陣罡風。人們不可能記住每一陣風,但通常會記住不同尋常的罡風。

其後的一首歌《九月九的酒》,可以看作“西北風”的謝幕之作,其中“飲盡這鄉愁,醉倒在家門口……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對打工者的含辛茹苦,代言特性飽和。

而香港歌曲,當年基本上走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路徑,特別是吟詠愛情的那些,聽來聽去,幾乎總能聽出“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在”的意味。鄧麗君的《美酒加咖啡》《月亮代表我的心》亦是。

香港歌曲最值得一提的,是《笑傲江湖》《霍元甲》《至尊無上》等電影插曲。《笑傲江湖》之插曲,在大陸最受佳評——歌中“笑傲”之衝霄豪氣,為此前大陸、台灣歌壇所罕有。

1980年前,台灣歌壇與香港歌壇是互相牽拉的關係;1980年後,國家給了兩地詞曲作者與歌手做夢都不敢想象的巨大的發展天地和市場,而他們也極大地影響了刺激了大陸詞曲作者與歌手,使大陸同行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華麗轉身,或曰鳳凰涅槃。

而這也意味著,此前的“社會主義歌曲”這一極其政治化的文藝概念,開始被解構。

各種文學觀念

這一時期的文學界在繼續調整觀念——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實踐;“尋根”主張的提出;“新寫實主義”概念的產生,始於1985年,是從1986年延續到1987年的主要現象,並對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深遠影響。

現代主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囊括意識流、生活流、荒誕主義、魔幻主義、黑色幽默、存在主義等創作方法。有的是方法論,有的不僅僅涉及方法,還涉及文藝家對現實社會的不同於常人的感受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

意識流比較好理解,理論邏輯也容易使人接受,即人的現實存在感不僅是由日常事情和所經曆之個人的、家庭的、社會的大小事件組成,也不僅是伴隨著感情、思想、體會和觀念的存在,還是伴隨著幾乎無時不有的個體意識的存在(包含潛意識)。當某人在說東時,其意識反應可能正膠著於西。而文學藝術若善於對此種現象進行可信地揭示,肯定會“記錄”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人。

我接觸現代主義較早,非是文學的,而是電影的。1980年後,我在北影廠有機會看過意識流和生活流電影,如《八又二分之一》《去年在馬裏昂巴德》。但現代主義的小說,我也就讀過卡夫卡的《變形記》、薩特的《惡心》、尤涅斯科的話劇劇本《犀牛》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

坦率講,我當年對現代主義不以為然,認為是“遊戲文學”的產物,還與人激烈地爭論——荒誕主義中國古已有之,“黃粱夢”不就是嗎?戲劇《烏盆記》不就是嗎?要講“變形”,中國古代神話、希臘羅馬神話中不是也比比皆是嗎?《白蛇傳》之變形難道不是文學想象力的極致嗎?

當年淺薄,自以為是,讀書又少,分不清神話中的變形與近當代小說中的變形有何不同。多年之後才明白——前一種變形是寫人不甘為人,獸不甘為獸;而後一種變形,則是反映人隻想好好地像人那樣生活,卻已不能夠。舉例說,《摩登時代》中的卓別林不論想變成神還是變成妖,都是多麽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昆蟲記》和《犀牛》中的人之變形,與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不是一回事。倒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雙雙化蝶,很有些“被化”的意味。

總體而言,現代主義的著名作家都不僅僅是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會學家的敏銳,並都試圖探究人是如何被時代所異化的。

那時的中國話劇舞台也亮色不斷,每每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國,在北京,在最好的劇院,由“人藝”上演的《狗兒爺涅槃》《等待戈多》,場場爆滿,好評如潮——有不少人甚至專程從外地趕來看這兩部話劇。其後開始了北京“人藝”上演現實題材話劇的新一頁,導演任鳴貢獻很大。

“重寫文學史”是當年文壇的一個熱點話題。有關方麵並未嚴令禁止,於是某些文史學者將那事做成了。細思忖之,文學史不過就是關於文學的史,有誌於此的某個人、某些人,都是可以寫的。文學史終究不是國史,沒必要內容統一,一史永成鐵券,章章皆是金科玉律。

比“重寫文學史”更熱、影響也更大的話題是關於“異化”問題的討論——這不僅是一個文學話題,也是一個社會哲學方麵的話題。前邊所提到的現代文藝的一概派別,特別是小說、詩和戲劇,或從方法開始,或從理論入手,最終都會“九九歸一”,集中於世界對人類的異化方麵。資本主義國家皆不回避這一問題,采取承認態度,並且尊重文藝家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等待戈多》中若無此種思考元素,就不會成為現代主義話劇的經典。《尤利西斯》中若無此種思考元素,而僅僅是別出心裁的方法的集大成,諾貝爾文學獎也斷不會頒給喬伊斯。但我當年更喜歡《等待戈多》和《犀牛》,對《尤利西斯》敬而遠之。即使對後來在中國似乎成為小說“聖經”的《百年孤獨》,也不像有些人那麽崇拜——除了寓言性和某些有新意的比喻,我實在沒讀出另外的高妙。我認為,當年不少中國讀者的共鳴點更由書名產生——百年孤獨,仿佛是近代中國的縮影,也仿佛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心路的集體寫照。

我一向認為,在文藝現代主義思潮成湧的過程中,中國文藝家從沒走得像西方文藝家那麽遠,那麽極端。

在西方,僅就現代主義文藝而言,繪畫的特征比文學要明顯得多;雕塑的成就比繪畫要巨大得多;詩走在小說的前邊;戲劇的經典性比詩要持久得多;而小說在現代主義方麵,實踐起來是最難得心應手的,效果也往往差強人意。

迄今為止,人們一談到現代主義繪畫,畢加索和達利的名字立刻條件反射般地聯想於腦際。連梵·高的畫,都不能給人留下那麽深刻的印象;並且,一般並不往現代主義去聯想。就這種公認而論,畢加索和達利無疑是成功的,也沒什麽爭議。

但現代主義的雕塑,卻幾乎已遍布於西方許多國家的大小城市了。即使在如今中國的大小城市裏,現代主義雕塑的數量,也很可能不少於傳統形態的雕塑。在地級市乃至縣級市的廳堂館所的顯眼處,往往總能發現它們的存在,盡管不見得好。簡直也可以說,全世界的雕塑家在進行創作前,構思的最初意念,往往不是朝向傳統的方向而是朝向現代的方向。就連在小工藝品店裏,一些各種材質的擺件,也都不同程度地體現著現代主義風格了。由雕塑,又影響到家裝風格、家具樣式、汽車款型和服裝、發型。

又簡直可以說,在舉凡立體之物的大大小小的東西中,有多少並沒受到現代主義浸**的呢?

雕塑的此種演變,是現代主義思潮帶給人類生活的最具有普及性的成就。

當現代主義影響文學的時候,詩的先聲奪人非小說所能比。也許,僅僅十餘行的詩,便會使人們異口同聲認可地說——不錯,這是一首很現代的詩;或褒或貶姑且不論。

小說很難做到一致肯定。盡管《尋找失去的時間》《尤利西斯》以其現代性而著名,但通讀過這兩部小說的人十分有限。它們與人們的文藝生活幾乎毫無關係,對文學本體的影響,也不能與現代主義雕塑和繪畫對美術界的深遠影響相提並論。

但話劇又不同了。《等待戈多》《犀牛》這樣的作品,今天在任何一個國家上演,肯定仍能引起觀眾的廣泛共鳴。因為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類經常覺得自己被嚴重異化了、同化了;似乎都有所期待,卻又不清楚究竟期待什麽。

凡能借助聲音、色彩、布景和人物造型、表演來完成創作的文藝門類,在實踐現代主義風格方麵,較容易使人耳目一新。

這都是小說力有不逮,羅掘俱窮,每每事倍功半的。

今天,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幾乎已被中外一切作家所熟用於創作。以長篇而論,意識流、生活流、黑色幽默、象征與暗喻,幾成構成長篇的常態現象——也正因為如此,現代主義小說與傳統小說之界限極為模糊了。

當誰說一部小說很現代時,另外一些人準會說——小說不都是這樣的嗎?不說,心裏也大抵如是想。

現代的作家再寫《1984》那樣的小說,估計也很少有人以為多麽現代了。

而且,很可能的,小說在“現代”了一個時期之後,反而會走回頭路,開始恢複“傳統”的麵相。

這種悖論是由人們對小說的接受習慣所決定的——在一切藝術門類中,人們最不習慣於小說的現代性走得太遠。或反過來說,人們仍希望有一種文藝不要太現代,比較之後,選擇了小說。

反觀當年的中國文壇,老中青三代的創作,題材不同,風格各異,似乎也可以用“九九歸一”來總結——歸於對國人之人性曾經怎樣被異化的思考;歸於對造成人性異化的種種中國原因的思考。

一切黨對幹部特別是高幹的廉政要求,難道不是為了防止蛻化變質嗎?

當年的特權現象已引起人民的廣泛譴責。

貪汙受賄之風已在幹部中呈上升趨勢,高幹之家幾乎皆有明裏暗裏“下海”經商的子女了。在“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機會)”的大背景下,高幹子女們倒賣“批條”、炒地皮、辦皮包公司買空賣空之事,漸成百姓街談巷議的新聞。

這是否都屬於蛻化變質的跡象呢?

若不是,豈非胡攪蠻纏了嗎?

若是,誰能解釋清楚——蛻化變質與異化究竟有何不同?

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是不是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革命理論本身的異化?

若革命理論本身被異化了,是否會造成信仰者的異化?

聯想到現在——“八項規定”“巡視製度”,難道不也是為了防止幹部被特權、金錢和美色所異化嗎?

“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難道不是為了防止權力被異化嗎?

我至今也沒讀過幾篇馬克思關於“異化問題”的原文,所以至今也不知道馬克思是怎麽談“異化問題”的。

我第一次見到“異化”二字,是在一位詩人談創作的文章中,他在談到其詩《解剖》時說,他的詩與其說是解剖“成了神的人,不如說是在解剖心甘情願製造神的人,解剖人的‘異化’,也就是自我解剖。”

他的另一首詩《哎,大森林》,當年使我讀哭了。

那首詩使我聯想到了聞一多的《死水》。

《死水》沒有“喧囂的波浪”,不哺育任何希望,隻不過是黴綠的死寂的肮髒的止水;大森林的綠卻是生機無限的,但同時也會層掩枯朽與腐敗,成為“封閉記憶的棺材”。

“我愛你,綠色的海!”

“難道這就是海?!這就是我之所愛?!”

當年我將這一首詩讀給別人聽時,別人也流淚了。

詩人的名字叫公劉。

在中國,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之後,文藝界必會出現一個時期的假眠性沉澱期。

從1988年到1989年初,中國的文化現象主要體現為新聞現象——首先是鄧穎超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的專訪,坦言她對“安樂死”持支持態度。她那麽高級別的國家領導人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全國“電台之王”關於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的專訪,真不知節目組是怎麽做到的。而她的態度之明確,也是人們在一個時期內談論之事,敬意有加。

與之相反的是,當年有三位著名的青年思想導師,在蛇口與青年們對話時,遭遇了“滑鐵盧”,主要分歧由金錢觀、財富觀引起。

一個事實是——先有“小蛇口”的建設新理念,其後才產生了如今的“大深圳”。

我對蛇口當年的建設總指揮袁庚心存敬意,並且當年參與過以他為人物原型的電視劇劇本創作,該劇還在央視播過。

但我當年並不喜歡“時間就是金錢”這一口號,參與劇本創作時頗糾結,避開了關於這一口號的創作分工。我承認任何人都擁有靠正當的手段和方法追求金錢與財富的權利;進一步認為,此權利像人的生存權一樣天經地義。我之不喜歡是基於浸**太久的生命本體理念——生命者,時間也;當然不是金錢。這種思維未免過於文化,若也在場,並且道出,估計也會成眾矢之的吧?

“蛇口風波”不僅成為當年的“文化事件”,而且引起了國際新聞的報道。這一風波的正麵“中國意義”體現在——那些向青年思想導師們“發難”的青年,都沒因而受到難為。

1988年,搶購風潮席卷全國。許多商品的價格市場化了,放開了,一時間與民生關係密切的商品全漲價了——一位高校女教師居然搶購了一百盒火柴;隻不過是火柴呀,因為搶購者是高校教師,所以我認為此事也具有“文化”的延伸意味,民間意味。

1988年,最引人關注的文藝現象,便是由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改編的同名電影,在柏林國際電影節獲得了“金熊獎”。

導演張藝謀成為繼陳凱歌之後的又一位中國大陸“出產”的國際著名導演。

中國在“九月九釀新酒”之歌聲中辭舊迎新,邁入了1989年的門檻。

春節後不久,極受青年詩歌愛好者喜歡的詩人海子自殺了——臥軌。

當年,這一詩壇悲劇尚未來得及發酵成一種追思的文化現象,就被另一場更巨大之風波的前兆轉移和衝淡了——它來得太突然了,成因和背景極其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