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十四年奴隸生活的東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淚賬，都在我“裁可”的鎮壓人民的偽滿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犧牲。起初，日本人根據這些法令所製造出的慘案，我還聽不到，因為鄭孝胥、張景惠向來對我不談這些，關東軍司令和我的禦用掛吉岡安直更絕口不提。我從他們嘴裏聽到的和“滿洲國通信社”的新聞一樣，都是“王道樂土”的描寫，或者“掃**胡匪的赫赫成果”的報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前夕，日本軍閥需要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來為新的戰爭掃清道路了，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關東軍不但不想再瞞我，而且有時還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淩升案就是一個例子。淩升是蒙古的貴族，前清蒙古都統貴福的兒子，他做過張作霖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的顧問，是第一批投靠日本關東軍的“滿洲建國元勳”之一。偽滿劃東北為十四省時，他是第一任的興安省省長。這年他剛和我結成親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兒子訂婚）不久，我忽然聽說他被關東軍捉了去。是什麽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盤算著是不是可以向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打聽一下，植田卻先找我來了，他像談論天氣似的那麽平常地對我說：“前兩天關東軍特務機關處理了一個案子，這個人皇帝陛下大概記得，是淩升，他勾結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國）圖謀叛變，關東軍已經將他正法了。”
“已經正……法？”我嚇了一跳，疑惑我耳朵聽錯了。他的翻譯官連忙重複一遍：“正法，不錯，殺了。”植田也獰笑一下，點頭說：“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應該殺一儆百！”
我嚇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吉岡的意思，告訴人趕快把說好的這門親事退了。
一連許多天，植田的“殺一儆百”在我耳邊響著，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義。我早聽人說過，日本關東軍是最多疑的，總在疑心“滿洲官員”是不是在反對它。而我也是個多疑的，總在疑心關東軍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憶起到東北後的一連串經曆，從逛公園被憲兵包圍起，一直到最近不準許我接見“大臣”，我肯定這都是關東軍對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覺著植田的“殺一儆百”這句話不妙。我怕他說這話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後來，給我當過英文翻譯的吳沆業失蹤了。聽說他被調到駐東京的偽滿使館後，因為和美國使館有來往，被日本憲兵逮捕。後來聽溥傑說，這個翻譯曾托監獄的看守帶信出來給他，說他受的折磨實在忍不住了，求溥傑找我想辦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讓他早點死，免得繼續受罪。溥傑沒有答應，因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轉達了，不但無效反而會挨我一頓罵的。
有一天，我的“警衛處長”佟濟煦愁眉苦臉地告訴我，日本人正在哈爾濱附近建築一個秘密工程，在將近結束時，將勞工全部秘密消滅，以圖保密。他有個親戚也是勞工之一，萬幸地逃了出來。這件工程據我後來在戰犯管理所和別人一起判斷，大概就是平房區的日本細菌部隊。當時雖然還不知道這個慘絕人寰的魔鬼事業，但成批消滅勞工也足夠駭人聽聞的了。可是我聽了這個消息，唯一的反應就是囑咐佟濟煦千萬不要和別人說。
然而我越怕牽累，事情卻又像故意找到我頭上來。有一天，佟濟煦心神不寧地和我說：“咱們的護軍，好像很遭關東軍的忌。”我問他發生了什麽事，他精神恍惚地說：“沒發生什麽事，可是我總覺著要有事情發生似的。”
佟濟煦的擔心，我是明白的。所謂護軍，即在宮內擔任警衛任務的軍隊，這不同於“軍政部”統轄的宮內“翊衛軍”，是由我自己直接供應和組織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隊。當初我建立這支部隊原來有個用意，我想用它培養出一批軍隊骨幹，以便將來建立自己的武裝實力。為了這個目的，熙洽給我從舊東北軍中調撥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從京津、內蒙古一帶招募了一批青年，這樣編成了這支部隊，名義上都是士兵，實際是按照軍官的要求加以訓練。這支隊伍成立後，“軍政部”不肯發供給，連槍支也不給，我從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應它，並且槍支彈藥也是自己派人買來的，因此這就遭到了關東軍的忌諱。以前，我並不怎麽注意到這件事，可是現在發生了“殺一儆百”的淩升案，加上佟濟煦這一說，我全想起了，也擔起心來了。我還沒想好處理辦法，事情也就發生了。
事情發生在一個星期日裏。護軍裏幾個士兵到大同公園遊玩，因為管理遊艇的朝鮮人不肯賣票給他們，他們和朝鮮人發生了口角，這時突然從四周來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鮮人，還帶著狼犬，向他們動起手來。護軍這次卻也給逼急了，便使出了他們平時學的武術，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圍攻，而且連狼犬也給踢死了。護軍回隊後，日本憲兵隊立即用大卡車把他們抓走，施以酷刑，赤體鞭打，灌涼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後又叫他們赤體跳舞，以為取樂，並且逼他們承認“反滿抗日”。原來，被護軍打傷的日本人，裏麵還有穿便衣的關東軍官佐，踢死的狼犬是關東軍的軍犬。這顯然是關東軍的一場預謀。當時我一聽這情形又氣又怕，忙托吉岡代向關東軍說情，後來按照對方提出的條件，派了管理護軍的警衛處長佟濟煦去賠禮道歉，將肇事的護軍逐出東北，保證了今後永不發生此類事件。這些條件一一照辦後，護軍又被縮減了編製，繳去了長武器，一律換上手槍，同時佟濟煦被革職，警衛處處長換上了個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實力的夢也不用再做了。
應該提一下的是，我為了建設未來的軍隊，同時還送過一批青年到日本學陸軍，其中包括在學習院畢業的溥傑和潤麒。可是，這批青年學成回來之後，除了溥傑和潤麒之外，我也無權支配，都在“軍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揮下的“國家”和軍事機關裏去了。
一九三六年在接連的恐懼、憂慮中過去了。到了一九三七年，關內風雲日緊，平津附近日軍劍拔弩張，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我已沒有了一九三二年長城戰爭時等著日軍進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宮的心情，而是日益為自己的命運擔著憂。這一年，我從日本軍部為溥傑安排的婚姻等等的舉動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險。
溥傑去日本留學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經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從日本回來，我從吉岡嘴裏聽到一個風聲，說日本關東軍想給他找個日本姑娘做妻子。這個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於皇室貴胄的傳統優越感，覺得愛新覺羅的正統男子如果選漢女為元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國人結親，更是祖製所無的，何況日本關東軍是不是在打主意，要製造一個混著日本血統的皇帝，更要提防呢。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認為必須趕快趁關東軍的主意未定的時候，搶先一步，快給溥傑找個滿族妻子。這意見溥傑也同意了，於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門親戚商量，要把這家的女兒給溥傑撮合。雙方都同意了，消息傳到了吉岡的耳朵裏，他把溥傑叫了去，提出了幹涉，說關東軍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結婚，這是為了日滿親善的大事，他既為皇帝陛下禦弟，自然應該出頭做這個親善的表率。最後他說：“這是軍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進行那邊的親事了，至於在日本方麵的活動，有我為你張羅，你等著就是了。”
本來已接受了我的勸說的溥傑，現在又接受了吉岡的意見。據他後來自己說，幾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對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連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勝羨慕，所以，吉岡一說，他就點了頭。
吉岡說服了溥傑，關東軍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給溥傑辦理和前妻離婚的手續。因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岡撲了個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騙他，便拿出日本軍隊的威風，叫日本憲兵把住唐家的大門，他自己闖進內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來。這兩個弟弟再三說明姊姊的確不在家，他沒了辦法，隻好叫這兩個弟弟替他們姊姊具結，承認和溥傑離婚。為了牢靠，他又把當地的警察派出所長找來，簽字作證，這才算完事。
吉岡辦完了這道手續，在日本的本莊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來了。他們選中了日本華族嵯峨實勝侯爵這戶人家，經過一番奔走和準備，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傑和嵯峨浩在日本東京的軍人會館結了婚。
在這個親善婚姻之後不過一個月，“立憲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過了一個“帝位繼承法”，規定了：“皇帝”駕崩之後，由其子繼之，無子，由其孫繼之，無子無孫，由其弟繼之，無弟，則以其弟之子繼之……
溥傑和他的妻子回東北後，我拿定了一個主意：不在溥傑麵前說出任何心裏話，溥傑的妻子給我送來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傑和我一起吃飯的食桌上擺著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後才略動一點，也隻是略動一點，絕不多動一口。
當我聽說溥傑快要做父親的時候，我整天提心吊膽，我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過多少次卦。我甚至也為我的弟弟擔憂，因為我相信那個帝位繼承法，前麵的幾條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隻是“其弟之子繼之”這一句話。關東軍要的是一個日本血統的皇帝，因此，我們兄弟兩個都可能要做未來的混血兒的犧牲品。後來聽說他得的是個女兒，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也曾想過，假若我自己有了兒子，是不是會安全？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竟像個封建家庭的媳婦那樣，盼望有個兒子來挽救自己的命運。可是，連我這完全渺茫的兒子，關東軍也都打了主意。有了這個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兒子也不見得有什麽好處。因為關東軍叫我寫下一個字據，在這字據上寫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交由關東軍專門指派的人從事教育。據吉岡說，這是日本皇室的製度，非這樣辦就不足以表示兩國親善。當然，我隻好從命，寫下了這個未來兒子的賣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內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即被稱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見過，他曾送過我錢，送給過溥傑名種馬。有一天，他得到關東軍的允許來見我，當時吉岡還沒有“侍立”，所以，隻有我們兩個在屋裏談話。談著談著，他發起牢騷來了，說日本人在他那裏很跋扈，他樣樣都做不了主，不聽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話觸痛了我的傷口，我對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幾句。不料第二天，吉岡便來板著臉問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麽？”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閑聊而已。
他不放鬆我，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了不滿了沒有？”
我心裏怦怦跳了起來，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決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我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麽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被他問得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隻有兩個可能，或者是吉岡在我屋裏安上了什麽偷聽的機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麵前真的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工夫在屋裏尋找那個可能的機器，自然我沒有找出它來。因此，我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麽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裏打打網球。我走到院子裏，忽然看到迎門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
“日本人的氣，還沒受夠嗎？”
看見了這行粉筆字，我連網球也忘了打了，趕緊叫人快擦了去，然後急忙回到我的臥室裏，心裏怦怦跳個不停。
這行粉筆字，引起的恐懼更大了。我怕日本人發現之後，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一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麽樣子。這行字是誰寫的呢？顯然在我這“內廷”之中，是有了“反滿抗日分子”，他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從此我怕的東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裏人，怕大臣們（像德王那樣可能出賣我）。後來我連睡覺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隨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們為我站崗，找護軍來我也不放心。最後，我想出個依靠假人守衛的辦法。我叫人給我用草和泥做了幾個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給穿上軍裝，放在我的屋後。當然，我不把用途告訴別人。到晚上臨睡時，我把它們搬到我的臥室裏，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誰要是半夜裏想進來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嚇一跳。
在種種事件之後，我的神經變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在我心頭的天平上，一邊放的是虛假的尊嚴，一頭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來越下沉，虛偽的尊嚴——皇帝的寶座、稱呼等，越來越不值錢。我最後終於給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
自由誠可貴，
麵子價更高，
若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