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來說，吉岡安直必定是個好人才，因為他確確實實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順。到了後期，也就是他把天皇與我的關係說成父子關係以後，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麽專製獨裁的妄想，而且逐漸學會了逢迎諂媚。
“七七事變”後，日寇每攻占一個大城市，吉岡必定來向我宣傳一番“大日本皇軍赫赫戰果”。每次說完，必定繃起了那張由顴骨撐起來的臉皮，麵向南方站起來，念念有詞：
“為聖戰而死的忠勇武士，嗯，應該致默哀！”
說罷，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後閉眼低頭。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樣子做。
到了武漢淪陷的時候，我已被他訓練得不等他下命令，就會主動先站起來，向南深深一躬，低頭閉眼。
從這次起他又給我添了功課。他指示我給攻占武漢的大劊子手岡村寧次親筆寫祝詞，讚頌他屠殺的功績，祝他“武運長久”。以後幾乎每當日寇占領一個城市，每當又有數以萬計的同胞遭到屠殺和奴役的時候，我都要給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賀的電報。
這些恭維諂媚的辭令，還充斥於每一次的“皇帝詔書”中。這種“詔書”，不但是進行奴化思想宣傳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來鎮壓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據。東北人民任何一種即使是消極的反抗，都可以借口違犯了“詔書”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這樣作用的“詔書”，主要的有四個，第一個是我第一次訪日回來的“回鑾訓民詔書”。這是由偽滿國務院總務廳長遠藤柳作授意，由鄭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極以來，亟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聯歡，以伸積慕。今次東渡，宿願克遂。日本皇室，懇切相待，備極優隆，其臣民熱誠迎送，亦無不殫竭禮敬。衷懷銘刻，殊不能忘。深維我國建立，以達今茲，皆賴友邦之仗義盡力，以奠丕基。茲幸致誠悃，複加意觀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愛，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親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誠意為國，故能安內攘外，講信恤鄰，以維持萬世一係之皇統。朕今躬接其上下，鹹以至誠相結，氣同道合，依賴不渝。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務遵朕旨，以垂萬。欽此！
其中“依賴不渝”“精神如一體”的話原來並沒有，是吉岡奉關東軍之命來告訴我，由我親筆加上的。吉岡原說要寫成“依存不渝”，後來因為鄭孝胥說這話不通，結果將“存”改為“賴”。從此以後，偽滿的司法和警察機關就有了治罪的一條，叫做“破壞依賴不渝”或“違反與友邦一心一德”。
第二個是“國本奠定詔書”，頒布時間是一九四〇年，事情卻要從一九三九年說起。
有一天，我在緝熙樓和吉岡呆坐著。他要談的話早已談完，仍賴在那裏不走。我正狐疑著，料想他必定還有什麽事情要辦。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間屋子的擺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這尊佛原是紫禁城裏的，我供奉了已經幾十年了，從我一到長春就把它供在那裏，吉岡從前也看見過多少次，從來沒有表示注意。他這回站在那裏把這尊佛像注視了很久，鼻子發出了一陣嗯嗯之聲，然後回頭向我說：
“佛，這是外國傳進來的。嗯，外國宗教！嗯，日滿精神如一體，信仰自然應該相同，哈？”
我憑著經驗，知道這又是關東軍又通過這條高壓線在送電。但是他說了這麽幾句，就沒電了。叫我費了好幾天工夫，也沒思索出結果來。
事實是，關東軍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過，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被張鼓峰和諾門坎兩次戰事弄得心神不寧，一時來不及辦這件事。植田指揮的這兩次戰役都失敗了，終於被調回國卸職。在他臨走的時候，大概又想起了這件沒辦完的事，所以在辭行的時候說了：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因此，滿洲國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該與日本一致才是。關於這件事，希望我要考慮一下。
我覺著日本關東軍管得太寬了，這實在是沒有什麽值得考慮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麽去考慮，就把這件事撂到一邊去了。但是關東軍並不把它撂到一邊，繼任的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職後不久，就叫吉岡告訴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國”的宗教，應當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滿洲國”來，立為國教，並且還要叫我親自去迎接它去。
這個令我哭笑不得的決定，據說在日本軍部醞釀已久，意見原來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莊繁，多少懂得一點中國人心理的，就不讚成這個隻會引起更大惡感的舉動，但是當權派還是堅持，認為暫時雖然會引起反感，但隻要時間一久，就會發生預期效果。大概這派人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了，其實凡是認為自己最聰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們不知道，這個決定不但遭到東北人民的極端仇恨和恥笑，就是在一般漢奸心裏，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來說，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觸的事，是讓我非常氣憤的。
我當了康德皇帝之後，第一次要祭祖陵時，吉岡就出來攔阻過我，曾叫我心裏非常不自在。他說我是“滿洲國”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應祭過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釋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子孫，我這是祭我愛新覺羅的祖先。他說，那可以叫愛新覺羅別的後人去祭，用不著我自己去祭。我沒辦法，隻好一麵派人去代祭，一麵在家裏偷著自己祭。現在事情竟發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還要把別人祖宗請來認做自己的祖宗，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還是答應了關東軍。因為在我的心裏，個人的安全超過了祖國，也超過了祖宗。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第二次訪問了日本。這次和上次比起來，既沒有那麽熱烈的歡迎儀式，也沒那麽多的來往，時間也短，一共隻有八天，事情隻有一件，就是按著關東軍的導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個天照大神。
會見裕仁的時候，我拿出了吉岡安直給我寫好台詞的紙條，照念一遍。原話我已不記得了，大意是“為了體現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他的答詞簡單得很，隻有這一句：
“既然是陛下願意如此，我隻好從命了！”
我心裏想：咱倆真是一對難兄難弟，專門被訓練出來說反話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時莊士敦教我念的《愛麗思漫遊奇境記》，覺得真像愛麗思走到鏡子裏一樣，一切都是反著的。
裕仁說完了反話，便站起來指著擺在一張桌子上的三樣東西，一把劍、一麵銅鏡和一塊勾玉，所謂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講解了一遍。我心裏想，聽說在北京琉璃廠，這種玩意兒多著呢，太監從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這個值錢，這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神嗎？這就是祖宗嗎？
我回到了長春之後，在“帝宮”旁修了一所稱之為“建國神廟”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過日本近衛師團長、關東軍參謀長和憲兵司令官的橋本虎之助任祭祀府總裁，沈瑞麟任副總裁。從此，就按關東軍規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帶頭，連同關東軍司令和“滿洲國”的官員們，前去祭祀一次。全東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個這種“神廟”，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過這種地方，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禮，並且立以法律，違者嚴懲。因為人們都厭煩它，不肯向它行禮，所以凡有神廟的地方，也都是門可羅雀的地方。據說有一個充當“神廟”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員），因為行祭禮時要穿上一套特製的官服，樣子十分難看，常常受到親友們的恥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對他妻子說：“你瞧你們當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墳》裏的柳錄景嗎？”這對夫妻羞愧難當，終於悄悄丟下這份差事，跑到關內謀生去了。
在全東北的人民恥笑、暗罵中，我發布了那個定天照大神為祖宗和宗教的“國本奠定詔書”。這回詔書不是鄭孝胥的手筆，（鄭孝胥這時已死了兩年）而是“國務院總務廳囑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漢學家寫的日本味的中國文言。其中有這樣兩句：“我國自建國以來，邦基益固，邦運益興……莫不皆賴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這兩句成了以後每次“詔書”都少不了的諛詞。
為了讓我們這些拔尖的漢奸首先接受這種神道思想，讓我們真正奉信這邪門歪道，日本關東軍不怕麻煩，特地請來一位著名神道專家叫筧克彥的，據說是位日本皇太後的神道講師，給我和大臣們講課。這個神道專家講課時帶來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張紙上，畫著一棵樹。他講道：這棵樹的樹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麵的枝，是各國各教。所謂八紘一宇，就是一切根源於日本這個祖宗。又一張紙上，畫了一碗清水，旁邊又畫了若幹醬油瓶子醋瓶子，說清水是日本神道，醬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說明全世界盡管有各種宗教信仰，但都不純粹。隻有日本神道如同純淨的水，別的宗教的發源本是來自日本的神道（淨水），可是已經夾雜了各自的派別，所以不是淨水，而是醬油，醋……還有不少奇談，詳細的已記不清了，後來我聽到關於一貫道的說法，想起那棵大樹來，覺得好像有點相像。這個筧克彥給日本皇太後講課時，她聽著有什麽反應，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偽大臣們，有的雖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著了。偽軍政部大臣，綽號叫於大頭的，就因為聽道的時候歪著大頭打呼嚕，結果被撤了職。
這位筧克彥臨走，還給我留了一大套畫著大樹和醬油瓶的書，總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這碗清水在醬油瓶子的占領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還在聽筧克彥先生的課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美英宣戰，在關東軍的指示下，偽滿也同時宣戰，由我頒布了“時局詔書”。這第三個詔書也是佐藤知恭的手筆（原無標點，是我後加的）。
奉
天承運大滿洲帝國皇帝詔爾眾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茲以本日宣戰美英兩國，
明詔煌煌，懸在天日，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亦與其臣民鹹有一德之心，夙將不可分離關係，固結共同防衛之義，死生存亡，斷弗分攜。爾眾庶鹹宜克體朕意，官民一心，萬方一誌，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以輔東亞戡定之功，貢獻世界之和平，欽此！
這些恭維諂媚的辭令，和“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樣，以後都成了我的口頭禪，一用起來，順理成章。
我見了每次來訪我的關東軍司令官，一張嘴便流利地說出：
“日本與滿洲國乃是一體不可分的關係，死生存亡的關係，我一定舉國力為大東亞聖戰的最後勝利，為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而奮鬥到底。”
一九四二年，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到偽滿作閃電式的訪問，我見了他，便忙不迭地說：
“請首相閣下放心，我當舉滿洲國之全力，去支援親邦日本的聖戰！”
這時已經把“盟邦”改稱為“親邦”。這是偽滿“建國十周年”所帶來的新的屈辱。是寫在第四個詔書“建國十周年詔書”裏的。
在這個“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岡和我說：“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嗯，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滿洲國的父親。所以，嗯，滿洲國就不能和別的國家[27]一樣，稱日本國為盟邦友邦，那就沒有區別。所以，應稱做親邦，同別的國家就有區別了。”
與此同時，“國務院”的真正統治者，“總務長官”武部六藏也把“國務總理”張景惠和各部偽大臣召到他的辦公室裏，講了一番稱日本為親邦的道理。接著“建國十年詔書”就出來了：
我國自肇興以來，曆茲十載，仰賴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政教明於四海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萬世維尊，
奉天承運之祚，垂統無窮，
明明之鑒如親，
穆穆之愛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勵精自懋，弗敢豫逸。爾有司眾庶，亦鹹以朕心為心，忠誠任事，勤勉治業，上下相和，萬方相協，自創業以至今日，終始一貫，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勵其所誌，獻身大東亞聖戰，奉翼親邦之天業，以盡報本之至誠，努力國本之培養，振張神人合一之綱紀，以奉答建國之明命。
欽此！
從此，“親邦”二字便按規定成了“日本”的代詞。
這樣自認是他的兒子還不夠，武部六藏和吉岡安直又決定，要我寫一封“親書”，由偽總理張景惠代表偽滿，到日本去“謝恩”。我在這裏把“謝恩”二字加引號，並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張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滿洲帝國特派赴日本帝國謝恩大使”，這是寫在“親書”裏的。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敗象越來越清楚，連我也能察覺出來，日本軍隊在倒黴了。有一次吉岡跑來，轉彎抹角地說，“聖戰正在緊要關頭，日本皇軍為了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作奮不顧身的戰爭，大家自應盡量供應物資，特別是金屬……”最後繞到正題上來，“陛下可以率先垂範，親自表現出日滿一體的偉大精神……”
記得好像這回沒有聽到他的嗯、哈，可見其急不可待，連裝腔作勢也忘了。而我是渾身毫無一根硬骨頭，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偽宮中的銅鐵器具連門窗上的銅環、鐵掛鉤，等等，一齊卸來，以支持“親邦聖戰”。過兩天，我又自動地拿出許多白金、鑽石首飾和銀器交給吉岡，送關東軍。後來吉岡從關東軍司令部回來，又說起關東軍司令部裏連地毯也都捐獻了等等的話，我連忙又命把偽宮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來送去。我後來在關東軍司令部看見，他們的地毯還是好好地鋪著，究竟吉岡卷了我的地毯是為什麽，金銀首飾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問了。
我又自動地拿了幾百件衣服，讓他送給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
當然，經我這一番帶頭，報紙上一宣揚，於是便給日偽官吏開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門。聽說當時層層逼迫之下，小學生都要回家去搜撿一切可搜撿的東西。交不上來的，還要受體罰。
一九四五年，東北人民經過十幾年的搜刮，已經陷入衣不蔽體、食無粒米的境地，幾次的“糧穀出荷”“報恩出荷”的掠奪，弄得農民們更是求死無門。這時，為了慰問日本帝國主義，又進行了一次搜刮，擠出食鹽三千擔，大米三十萬噸，送到日本國內去。
本來這次打算讓我親自帶去，到“親邦”進行慰問，我聽到關東軍有這個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為日本已開始遭受空襲，我很怕在日本遇見炸彈。我不敢流露出不願去的意思，隻得推說“值此局勢之下，北方鎮護的重任，十分重大，我豈可以在這時離開國土一步？”不知道關東軍是怎麽考慮的，後來決定，我可以不去，派一個慰問大使就可以了。於是，張景惠又輪上這個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