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日如年,熬到了八月底,一對山上的絲茅草開始發紅了。

一個星期日,午飯後,我家來了兩個男人。一個高大威猛,叫單鳴,是我父親廠裏的黨委書記。一個瘦小文弱,叫宋德榮,是我父親廠裏的政治部主任。

我母親怯怯地望著那兩個男人,“黃河寬怎麽樣了?是不是要被判刑?”

單鳴樂嗬嗬道:“判個甚的刑?俺們河寬同誌可不是個熊貨,那鬥(就)是個有種的漢子!”

我母親沒有聽懂單鳴那如歌的河南話,一臉迷霧。

宋德榮說:“河寬同誌已經從看守所出來了,在療養院療養。單書記是接你們去探望的。”

我母親半信半疑地看著單鳴。

單鳴一臉真誠,“妹子,俺一是來向你報個喜,河寬冇事;二是接你們去看看他。俺們走吧。”

我母親牽著我和我小妹欣喜地跟在了單鳴、宋德榮身後。

這時,院子裏的男女老少幾乎全湧出了自己的家,從我們的一座房到坡底的槽門,排列兩行,夾道向我們三娘母行注目禮。我自豪萬分。我知道,我父親得解放了,從此,我們黃家又該揚眉吐氣了。這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在槽門外的馬路旁,停了兩輛北京吉普車,是專程來接我們三娘母的。這對於我們院子來講,是破天荒第一次。別說北京吉普小轎車,就是卡斯、解放、羅馬尼亞貨車也很少在曹門口停過,而且這是兩輛小轎車。院子裏男女老少均一窩蜂湧到了槽門,打著嘖嘖看著北京吉普載著我們風一樣遠去。

這些,我母親顯得很淡然。對鄰居驚羨的目光和平生第一次坐小車,她沒有一點自豪和興奮,臉上平靜如湖。坐在小車後排座上,她隻悄悄跟我說了一句:“不曉得你爸的身體被他們整垮沒有。”

北京吉普停在療養院大樓前的台階下,我們三娘母下了車。

黃昏的樓前操場,已然聚滿了穿戴著工作服、工作帽的男女,臉龐均是潮紅,不知是興奮還是夕照塗的色。台階上站了一排荷槍實彈的民兵,一臉嚴肅。他們這是形成一道人牆,阻擋人們湧進大樓。

我母親牽著我和我小妹跟著單鳴、宋德榮踏上台階,人們自覺地為我們讓出一條道,均用親切的目光看著我們三娘母。

上了台階,單鳴抬手招了招站在玻璃門前的腰紮軍用皮帶、一身草綠色衣褲的小平頭。

小平頭提起雙手跑過來,一個立正。

單鳴嘴裏冒火:“你這是搞甚名堂?!把民兵帶來做甚?!都是俺們廠裏的兄弟姐妹,難道你要鎮壓他們不成?!”

小平頭說:“我沒那意思,單書記。他們都是氯化銨車間的工人,都想進去看他們的書記。我是怕全湧進去,黃河寬同誌無法休息,樓裏也容納不下,容易出安全問題,所以就帶了幾個民兵來維持秩序。”

單鳴恨了小平頭一眼,“你們武裝部是幹甚吃的?是搞民兵訓練的,不是維持秩序拿槍口對準工人的。你個七孫!”

宋德榮拿目光砍了小平頭一下,“嶽部長,還不把人撤走?!”

小平頭一個轉身,手一揮,那排民兵跟著他匆匆跨下台階。

我們剛欲跨進玻璃門,兩個一身工裝的年輕女子攙扶著一身豎條病員服的我父親從裏麵蹣跚地走出來。

我頓時發現,我父親變得跟一隻老猴子一樣了,毛發脫落,骨瘦如柴,弓腰駝背,隻剩一張皮的臉蒼白如紙,雙目昏暗無神。無疑,在籠子裏的幾十個日日夜夜,他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折磨。無產階級專政,比他專政自己的兒子要殘酷得多。

我母親喊了聲“河寬”就哽咽住了。我小妹看了我父親一眼便害怕地躲到了我母親身後。我張著嘴,瞪著眼,不知所措。

我父親看看我們三娘母,臉上飛起一片親熱的紅雲,但轉瞬即逝,痛苦爬滿他的額頭。他麵向單鳴說:“單書記,我想跟師傅們講兩句。”

單鳴笑笑地點點頭。

我父親讓兩個女子扶到了台階上,衝下麵的人群輕輕揮了揮手。

我覺得我父親這動作過於了,像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成千成萬的紅衛兵揮手致意。我想,狗日的不注意,還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台階下的人群竟頃刻鴉雀無聲了,翹首望著我父親。

我父親拿出了吃奶的力氣說:“師傅們,我一切都好。你們回去吧,回去抓革命,促生產。”

有如將軍的號令,人們默默轉身,緩緩流向操場邊的大門。

站在我父親身後的單鳴說:“河寬同誌,奶奶的,從工人們的感情可以看出,你是個好書記呀!”

我父親淡淡地笑笑,“單書記過獎了。大家到病房裏坐坐吧。”

兩個女子攙扶著我父親往玻璃門裏走,我們緩慢跟在後麵。

我發現我母親瞥了兩個女子的後頸窩一眼,緊皺眉頭,一臉醋意。

我忙拿嘴湊近我母親的耳朵,“別發火,人家是我爸的部下,受組織派遣伺候我爸的。”

我母親喃喃:“到底,腳豬還是腳豬!”

我恨了我母親一眼,輕聲道:“黃澤如是不是腳豬呢?”

我母親頃刻啞然,臉緋紅,耷拉下眼簾,默默跟進一間病房。

兩個女子將我父親扶上了病床。我父親要坐著麵對大家,被她們強行按下,枕著高高的乳白色枕頭。接著,她們又麻利地分別替我父親蓋被子、拿濕毛巾擦臉上的虛汗。而我母親則成了局外人,立在一旁,一臉窘迫。

單鳴安慰、鼓勵了我父親幾句,宋德榮往我父親的枕頭下塞了一個信封,道別離開了病房。

兩個女子又分別為我父親備藥、倒開水和削蘋果,不亦樂乎。我定睛一看,這才醒悟,她們竟是與我父親在天安門廣場合影的那兩個亭亭玉立、沉魚落雁、左傍右依挽著我父親的胳膊,拿豐胸搓我父親的臂膀的女子。

我母親在一旁坐臥不安,一臉雜陳。我敢肯定,她也認出了這兩個女子,可她敢怒不敢言。

我衝兩個女子笑笑,“嬢嬢,這些事,讓我媽來做,也應該她做。”

兩個女子不無尷尬地互相看看,呆立在那裏。

我母親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忙笑眯眯過去,接過瓜子臉女子手中的蘋果和水果刀,又接過橢圓臉女子手中的水盅、藥片,一一放在床頭櫃上,燕子似的在我父親床邊撲騰。

我對那兩個女子說:“嬢嬢,我們去外麵休息吧。”牽上我小妹,向病房外走去。

兩個女子默默跟隨。

夕照給草坪鍍了一層薄薄的杏紅。兩個女子以及我和我小妹盤腿坐在草坪上,呈一個小圈。

我問兩個女子:“我爸是咋出來的?”

兩個女子一臉嚴肅地講起了關於我父親的事。

單鳴去北京參加化工部舉辦的幹部培訓班,準備下一步任省化工廳廳長。補習班曆時一個半月,回到廠裏,得知我父親被公安抓走,他家也沒回,直奔市公安局。

接待單鳴的人叫李德文,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在部隊時,單鳴是師政委,他是政治部副主任。

單鳴問:“你們把黃河寬抓了?”

李德文說:“是的,政委。”

單鳴問:“抓他的理由是甚?”

李德文說:“他帶領車間的青工從天津堿廠實習回來,路過北京,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暴亂。”

單鳴問:“俺是他的黨委書記,俺都不知道這事,你怎麽知道?”

李德文說:“一個青年女工寫了揭發材料到我們公安局。這個女工當時也被他帶去了天安門廣場。”

單鳴問:“你們嚴刑拷打他了吧?”

李德文說:“上了點小措施。”

單鳴問:“他交代了?”

李德文說:“沒有。這家夥比鐵還硬,不僅不承認自己參加了暴亂,也矢口否認他的手下參加了暴亂。”

單鳴一拍大腿,“有種!”

李德文說:“政委,你可不能這樣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這人可惡!本來,我們是有希望查獲一個反革命團夥的。”

單鳴一拍桌子,“你個七孫!冇查實清楚,哪能亂定性為反革命?”從衣兜裏掏出一張字紙,“啪”的拍在桌上。“這是除那女工外參加實習的全部青工聯名寫的證明,‘四五’那天,他們沒一個去天安門。”

李德文拿起《證明》看完,目瞪口呆。

就這樣,蓬頭垢麵的我父親被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