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第八章是霍妮全書結構最清晰的一章，她在第一段首先對人格障礙者的心理動力做了一個總結，總共分為四個方麵：第一，“如我們可見，他會努力將衝突的一方麵扶植為主導。但他依然是撕裂的”；第二，“他會尋求極端方法將自己與他人完全隔離開來，雖然衝突不再起作用，但是他的整個生活卻站在了懸崖邊”；第三，“他炮製出一個理想化的自我，自我感覺內心統一、無往不利，但同時又製造了新的裂痕”；第四，他還會使用七種其他防禦方法，來固化上述三方麵的人格結構。這六種方法分別是：盲點法、分隔法、合理化、過度自控、自以為是、閃爍其詞或者回避晦澀、憤世嫉俗。
霍妮分別描述了這七種防禦方法的表現，她把它們稱為保護體係，在今天，這個多種防禦方法組合形成的結構叫作“防禦從”，而霍妮總結的作為輔助的幾種防禦機製，今天已被美國心理學家傑瑞姆·布萊克曼發展為了101種，具體可見其著作《心靈的麵具：101種心理防禦（第二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這些防禦從形成的人格特征，被當今的精神分析師科恩伯格稱為人格組織（personal ity organ ization)，霍妮描述的人格結構比較符合科恩伯格所說的邊緣人格組織。
而霍妮所說的把衝突的一方麵扶植為主導，由此造成了人格撕裂，今天稱為分裂。分裂之後，如果把“壞客體”投射給別人，容易造成一個人孤立和隔絕的狀態，但如果把“好客體”投射給別人，是不是就不會孤獨呢？其實也不是這樣。“好客體”投射的時候，一個人也沒有真正看到對方，真正地了解對方，他喜歡的隻是對方符合他幻想的地方，一旦發現對方不符合幻想投射，對方就可能變成“壞客體”。而人類的愛，無論親情、友情還是愛情，都依仗於真實看見、全麵接納，無論好壞，照單全收。
霍妮在此還提出理想化形象有助於消除孤獨的自成一體、自我圓滿的狀態。但它還是有分裂，這時候的分裂，是理想自體和現實自體的分裂，理想的我可能是無所不能、無比可愛的，它可能貶低和攻擊現實的我，而現實的我總是有無能的、不可愛的地方，這種情況就可能產生“我不配”的感覺——這在今天被稱為“冒名頂替綜合征”，在自戀型人格障礙、回避型人格障礙、邊緣型人格障礙等心理障礙中，都容易觀察到。[28]
第八章 實現偽和諧的輔助方法
有一種司空見慣的事，那就是一個謊言往往引出另一個謊言，而第二個謊言又需要第三個來圓謊，以此類推，直到說謊者被困在一團亂麻的謊言中，被人逮個正著。在個人生活或集體生活中，隻要缺乏遇事刨根問底的決心，上述這種事情便必然會發生。簡單糊弄或許會有好處，但也會引發新的問題，需要設法應付。神經症患者回避基本衝突的嚐試也是如此。同樣，要想解決衝突，引發根本問題的因素必須得到顯著改變，舍此別無他途。而神經症患者則會身不由己地假裝解決了前一次假裝解決問題時遺留的問題。如我們可見，他會努力將衝突的一方麵扶植為主導，但他依然是撕裂的。他會尋求極端方法將自己與他人完全隔離開來，雖然衝突不再起作用，但是他的整個生活卻站在了懸崖邊。他炮製出一個理想化的自我，自我感覺內心統一、無往不利，但同時又製造了新的裂痕。他嚐試在這個“戰場”上消滅內心的自我，以此消除裂痕，最終卻發現自己的處境更為艱難。
如此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仍須得到進一步支撐。於是，他轉而在一係列無意識策略中尋求幫助，這些策略可以分為盲點法、分隔法、合理化、過度自控、自以為是、閃爍回避，還有憤世嫉俗。下麵我們不會一一討論這些現象，因為這個任務太重了，我們隻會描述患者是如何運用這些手段應對衝突的。
神經症患者的真實行為與理想化自我形象之間的鴻溝之大，讓人懷疑是否還能指望患者看清自己，而他卻始終意識不到眼前的矛盾。這些極其明顯的矛盾卻恰恰是其視野的盲點，這一點正是首先吸引我注意的事情之一，使我發現了前述諸多衝突的存在和關聯。例如，有一個患者，具有屈從型人格者的所有特征，並且把自己想象得和基督一樣，他曾隨口跟我說，在員工會議上他常常想稍稍動動拇指，用槍把同事們一個個打死。確實，破壞欲當時無意識地引發了這種關於屠殺的想象，但關鍵在於槍擊，即他戲稱的“玩玩”，絲毫不曾動搖他那基督模樣的自我印象。
另一個患者是一位科學家，他相信自己對工作全神貫注、一絲不苟，認為自己是所在領域的開拓者，但是在選擇要發表的作品時他完全持機會主義態度，隻提交自己覺得會博得最多讚許的那些。他對此毫不掩飾，隻是和上一個例子中的患者一樣健忘，自我陶醉，對其中的矛盾視而不見。同樣，有個男子的理想化形象裏，他自己就是真與善的化身，卻毫不在乎自己從一個姑娘那裏撈錢，給另一個姑娘送花。
顯而易見，在這些例子裏，盲點的作用就在於保證掩藏的衝突不上升到意識層麵。令人驚訝的是這一現象影響的人群範圍之大。此外，受觀察的患者不但有文化，而且有心理學知識，這一點更叫人稱奇。如果說我們都習慣對不在乎的事物視而不見，那這個解釋實在難以服人。還要指出，我們故意遺忘某事的程度，取決於遺忘會帶給我們多大好處。總而言之，這種偽盲點以極為簡單的方式表明，我們是多麽不想正視衝突。但這裏真正的問題在於，如前麵例子所示，我們如何能夠忽視如此明顯的矛盾。事實上，隻有具備了某些特定條件，這一現象才可能發生。條件之一是對自身情感體驗的極度麻木。另一個條件如斯特雷克[29]指出的那樣，則是生活在“隔艙”裏。斯特雷克也曾指出盲點的存在，這裏他指的是邏輯嚴密的分門別類及區別對待：這一類是朋友，那一類是敵人；這一組是家人，那一組是外人；這一群是工作關係圈，那一群是私人生活圈；這一圈是社會地位平起平坐的人，那一圈是地位比我低的人。因此，在神經症患者看來，在一個圈子裏發生的事，與另一個圈子裏發生的事並不會矛盾。隻有一個人因為精神衝突而喪失了內心的統一感，他才會這樣活著。因此，分隔是內心衝突導致分裂的結果，也是避免自己發現衝突的防禦機製。這一過程與前述理想化形象的例子並無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衝突神秘消失了。至於理想化形象與分隔法之間的因果關係，則很難確定。然而，似乎人以群分的行為更為基礎，在其影響下才產生了那樣的形象。
要評價這一現象，就必須考慮文化因素。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淪為精致的社會製度裏的一個小齒輪，與自我的疏離幾乎比比皆是，而人本身的價值則日漸式微。我們的文明中無數刺眼的矛盾，使得人們的道德感普遍日漸麻木。人們對道德標準等閑視之，例如，如果一個人有時像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盡職的神父，改天則又像個流氓地痞，但沒人對此大驚小怪。[30]當然我們周圍也有少數人心智健全、人格統一，與我們自身的分裂狀態形成對比。在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摒棄道德判斷的風格——他將心理學視為自然科學，由此出現這樣的結果——使得精神分析醫生像患者一樣，對這類矛盾視而不見。精神分析醫生認為，持有道德判斷，或對患者的道德價值觀有任何興趣是“不科學的”。實際上，對矛盾的接納可見於諸多理論體係，而並不必然局限於道德範圍。
合理化可以被定義為用論證來自欺。對此通常的理解是，合理化主要是用於自我辯護或者為自己的動機、行為尋找符合公認思想觀念的解釋，這一觀點隻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這裏的含義在於，按理說，同一文明中生活的所有人，都根據相同標準來合理化，而實際上，對哪些事物采用何種方法加以合理化，都有著巨大的個人差異。隻有當我們把合理化視為神經症患者營造偽和諧的一種輔助方法時，這種情況才是理所當然的。在基本衝突周圍建起的防禦性結構的每一塊木板上，我們都能看到這一過程在進行著。主導性心態得到論證的強化，那些會讓人看到衝突的因素則被最小化了，或者被粉飾一番，與主導性心態匹配得天衣無縫。這種自欺欺人的論證如何有助於整合人格，體現在屈從型人格與攻擊型人格的對比中。即使有強烈的支配欲，前者還是將其助人的欲望歸因於他的同情心，如果支配欲實在太明顯，那他就將其合理化，稱之為牽掛。而後者，當他熱心助人時，他嚴詞否認懷有任何同情心，而將其完全歸為權宜之計。理想化形象總要有大量的合理化支撐：真實自我與理想化形象之間的差距必須通過論證來抹平。在外化中，合理化則被用於證明外部環境與此相關，或者是表明個人無法接納的品質隻是他人行為引起的“自然”反應。
過度自控傾向之強，讓我一度將其視為根源性神經症傾向之一。[31]其功能在於像堤壩一樣防止矛盾的情感如洪水般泛濫。雖然最初自控往往是受有意識的意誌力支配，但經年累月之後，它就常常或多或少成了自動反應。這樣，自控的人就絕不允許自己被情緒衝昏頭腦，不論這種情緒是熱情、性**、自憐還是怒火。在精神分析過程中，這類人最難輕鬆結交。他們不許自己借酒怡情，而且常常寧可忍受痛苦，也不接受麻醉。簡而言之，他們試圖遏製一切本能反應。這種特質最強的人，往往其內心衝突已十分明顯，且沒有采取常規手段掩蓋。衝突的態度中，任何一方都未明顯占據主導地位，其人也尚未孤僻到足以保證衝突不起作用。這樣的人完全依靠理想化形象將自身人格捆在一起。很明顯，若不采用某種建立內心統一性的主要手段加以輔助，其約束力並不足以避免人格崩潰。理想化形象如果包含了相互矛盾的成分，就會變得尤其別扭。於是，患者就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需要意誌力來保證衝突的衝動得到控製。因為最具幹擾性的衝動就是怒火激起的暴力，所以他投入了最多的能量來控製怒火。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就開始了：怒火因為被壓抑，便積累起爆炸般的力量，反過來就需要更強的自控來加以遏製。如果患者意識到自己過度自控，他會以“文明的個人都有必要具有自控的美德”來辯解。但他忽視了的是自製的強迫性本質。他情不自禁地這麽做，方式極其僵化，如果自製由於任何原因不起作用了，他就會被恐懼裹挾。這種恐懼可以表現為擔憂自己發瘋，這清晰地表明自控的作用在於防止人格分裂。
自以為是具有雙重作用，即消除內在的懷疑和杜絕外來的影響。懷疑與猶豫總是因未解決的衝突而形影不離，所以才有足以癱瘓一切行動的能量。在這種情況下，人自然易受外部影響。如果我們真的信念堅定，就不會輕易動搖。但如果我們整個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懸而未決，那麽至少此時，外部的因素便舉足輕重。不隻如此，猶豫不決不隻會影響對行動方向的選擇，還包括自我懷疑，懷疑自己的權利、價值。
所有這些不確定因素都會減損我們打理生活的能力。然而，人們對這些因素的忍耐力顯然並不相同。一個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場無情的戰爭，他就越會把懷疑視為可怕的缺點。他越是孤立，越是強調獨立，他易受外界影響的特點就越容易激怒他自己。我所有的觀察工作都指向這一事實：以攻擊性傾向為主導，兼具孤僻型特征的人格，是滋生僵化的緊張狀態最好的沃土。攻擊性驅動力越是快要浮出水麵，這種緊張狀態就越是枕戈待旦、不敢鬆懈。這種方法喊口號般武斷地宣稱某人永遠正確，企圖以此一勞永逸地解決衝突。在一個由理性如此統治的製度下，情緒是內部的叛徒，因此必須以毫不動搖的控製手段加以扼製。這樣或許能獲得平靜，但這是墳墓裏的平靜。可以預見，這樣的人憎惡精神分析，因為它是一種威脅，會打亂整潔有序的表象。
與僵化的緊張狀態相對的另一個極端是回避，但它同樣能有效防止自己發現衝突。慣用此類防禦機製的患者常常就像童話裏那些人物，如果被追捕，就會變成一條魚；如果這種偽裝不安全，就會變成一頭鹿；如果獵人追上來了，他們就像鳥一樣遠走高飛。他們絕不把話說死，會否認曾經說過某些話，或向你保證當時並無那種意思。他們有一種令人困惑的能力，讓事情變得雲山霧繞。他們通常不會就任何事務給出具體的反饋，如果不得不試著如此，聆聽者最終也弄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麽。
同樣的迷霧也籠罩著他們的生活。他們此刻心思惡毒，轉眼就心懷同情；待人時而思慮過周，時而冷酷無情；有些方麵頤指氣使，其他方麵又自我磨滅。他們尋找支配欲強的夥伴，最終卻把其夥伴改造成了“哈巴狗”，然後又開始尋找下一個。對人態度不好之後，他們又會滿心懊悔，設法補救，然後覺得自己被當作傻瓜，又開始暴虐起來。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麽是真切的。
精神分析醫生往往會深感困惑沮喪，感覺沒有什麽素材可以分析。這就錯了。這些病人隻是沒能成功地采用常見的人格統一手段而已：他們既沒能壓抑衝突的一部分，又沒能樹立起確切的理想化形象。從某種意義上看，可以說他們展示出了這些方法的價值。因為不論結果如何麻煩，這樣做的人，其人格結構有所優化，而不再像回避型人格那樣完全茫然無措了。另一方麵，精神分析醫生同樣會誤以為這個病例容易治療，因為衝突已經顯現，無須他再從蛛絲馬跡中尋找。然而，他會發現自己遇到了麻煩。患者千方百計不願把問題看透厘清，這會讓精神分析醫生有挫敗感，除非他能明白這一點：這種不情願本身，就是患者自己的一種手段，拒絕任何人真正深入分析病情。
阻止自己發現衝突的最後一道防線是憤世嫉俗，即拒絕承認道德價值觀，並百般嘲諷。不論患者如何教條地堅持其可接受的標準的特定方麵，對道德方麵深刻的不確定性都必然存在於每個神經症患者心中。雖然憤世嫉俗的根源不同，但其作用總在於拒絕承認道德價值的存在，從而讓神經症患者免於被迫看清自己到底信仰什麽。
憤世嫉俗可以是有意識的，隨後成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傳統並以此自我辯護。重要的隻是表象。隻要不被人抓到，你就可以隨心所欲。除了蠢驢，剩下的都是偽君子。這類患者可能對精神分析醫生使用“道德”這一術語十分敏感，而且與當時的場景無關，就像弗洛伊德時代那些人對提到“性”這個詞時的反應一樣。但憤世嫉俗也可能停留在無意識層麵，並由迎合主流思想的花言巧語層層包裝。憤世嫉俗支配著一個人，而他對此一無所知，但他的生活方式、對生活的言語談吐都會暴露出他踐行著憤世嫉俗的原則。或許他會不明智地被卷入矛盾衝突，就像他一方麵信奉做人要誠信體麵，另一方麵又羨慕那些滿腹鬼蜮伎倆的人，還痛恨自己無法“擺脫”這些伎倆。在治療中，重要的是要選擇恰當時機，讓患者全麵認識到自己的憤世嫉俗，然後幫助他理解這一現象。或許，也有必要向病人解釋為什麽要建立他自己的價值體係。
上述即圍繞基本衝突核心而建立的防禦機製。為簡便起見，我將整個防禦機製稱為“保護體係”。各種防禦手段組合起來，在每個神經症患者心中形成體係。通常這些手段全都存在，隻是活躍程度各不相同。
與之相對，流行心理學追求的目標是流行和粉絲量，一般來說都是某個個人首先“紅”起來，然後逐漸成立公司，成立一些私人的學院。流行心理學家很多時候容易被學院心理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鄙視，但流行心理學家也有反過來“逆襲”學院心理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的時候，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弗洛伊德。他本來是神經科醫生，但是他為心理障礙者提供心理治療服務，因其影響很大，有一段時間裏，心理學院和醫學院都在教授精神分析。
流行的不見得就是好的，但是好的東西遲早會流行起來。霍妮的著作本來是朝著臨床心理學的方向寫作的，結果卻“出圈”了，變成了流行心理學的作品。
[1] 即《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編者注
[2] 對於僅僅因環境壓力而反應遲鈍的正常人，哈裏·愛默生·富司迪所著《做個真正的人》之類的書籍對讀者頗有裨益。
[3] 參見本書第十章“人格衰竭”。
[4] 索倫·克爾凱郭爾，《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41年。
[5] 參見弗朗茨·亞曆山大，《結構性與本能性衝突的關係》，《精神分析季刊》， 1933年4月，卷十一，第二部分。
[6] 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沃頓書屋，1937年。
[7] 因為與他人的關係和對自己的心態密不可分，所以精神醫學刊物中時有爭議，稱二者中某一者為理論及實踐中最為重要的因素，這種觀點經不起推敲。
[8] 這一概念首先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提出，並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做了詳細介紹。
[9] 流行心理學（pop psychology）是指因為書、電視節目、社交媒體等在大眾中廣泛流行的心理學理念，比如說巨嬰、空心病、PUA等，都是流行心理學術語。與流行心理學對應的是學院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學院心理學也就是大學中心理學院教授的心理學，學院心理學追求的目標是科學、精準，所以會使用數學、實驗等作為主要手段，並且以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社會心理學作為主幹課程。而臨床心理學，主要是醫學院教授的心理學，目標是治療符合《D**-5》診斷標準的人群。
[10] “類型”一詞在這裏僅用於對具有明顯特征的人進行簡化。在本章及隨後兩章中，我完全無意提出新的分類法。分類固然令人期待，但這必須建立在更廣泛的基礎上。
[11] 引自卡倫·霍妮《自我分析》，沃頓書屋，1942年。
[12] 參見《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第二章、第五章涉及“對溫情的需求”部分，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涉及“病態依賴”部分。
[13] 參見本書第六章“理想化形象”。
[14] 參見本書第十二章“施虐傾向”。
[15] 弗裏茨·維特爾斯，《神經症中無意識的幽靈》，《精神分析季刊》， 1939年，卷八，第二部分。
[16] 參見本書第十二章“施虐傾向”。
[17] 參見丹尼爾·施耐德，《神經症模式的運動：其對創造力與性力量的扭曲》， 1943年5月26日在醫學院前朗讀的論文。
[18] 赫爾曼·南伯格在其論文《自我的合成功能》中談及追求統一這一問題，該論文於1930年載於《國際精神分析期刊》。
[19] 參見安妮·帕麗斯，《一切下跪者》，出自《沃爾卡特第二讀者》，花園城市出版公司，1939年。
[20] 參見對弗洛伊德自戀、超我、負罪感的概念的批判性審視，見於卡倫·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諾頓書屋，1938年；亦參見艾裏希·弗洛姆《自私與自愛》，出自《精神醫學》， 1939年。
[21] 參見本書第十二章“施虐傾向”。
[22] 雙重人格的典型例子，羅伯特·路易·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其主旨圍繞著分割人類內心衝突因素的可能性。認識到自己內心善惡的割裂有多嚴重後，化身博士說：“很早以前……我學會了像可愛的白日夢那樣去快樂地思考如何分割這些因素。我告訴自己，如果每一部分都隻能放在孤立的身份裏，那麽生活中一切無可忍受的痛苦都得到了解脫。”
[23] 即個人的異化。為方便讀者理解，後文未用“異化”一詞，而是表述其含義。——譯者注
[24] 參見本書第十二章“施虐傾向”。
[25] 這一概念由愛德華·A. 斯特雷克和肯尼士·E. 厄佩爾在《發現自己》（麥克米蘭出版社，1943年）中提出。
[26] 很多例子可見於卡爾·曼寧吉爾《對抗自己的人》（哈科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然而，曼寧吉爾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這一主題，他繼承弗洛伊德的觀點，假定人有自我毀滅的本能。
[27] 聖·弗朗西斯，1510年出生於西班牙瓦倫西亞附近，幼時起即篤信基督教，並於1670年被封為“聖徒”。聖·弗朗西斯雖然位高權重，但個人生活極為儉樸，且為人謙卑淡泊，故美名遠揚。——編者注
[28] 症狀、綜合征、疾病，這三個詞是醫學診斷中分級的術語。症狀是單一的軀體表現，比如發熱，就是一個症狀。綜合征是多個症狀的組合，比如發熱＋流鼻涕＋打噴嚏，我們可以稱為風寒綜合征，綜合征不一定是疾病，比如受風寒了不一定感冒，感冒了不一定是肺炎。而要診斷一個疾病，除了具有綜合征，還需要其他診斷標準。心理障礙的診斷，還是以《D**-5》的診斷標準為依據。人格障礙的診斷，可以使用一個量表，叫作“人格障礙評估問卷”（PDQ-4+, The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Version 4），這是一個自我評估的問卷，它的問卷設計本質上就是把人格障礙的診斷標準做成了問答題。
[29] 斯特雷克，已引用。
[30] 林語堂，《啼笑皆非》，約翰·迪出版社，1943年。
[31] 卡倫·霍妮，《自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