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遠在東方的中國人而言，如果你不是一名需要應試的文科生或文史愛好者，那麽你可能不會知道什麽是“網球場宣言”，可能分不清“三級會議”和“三級片”的區別，甚至也不知道《鐵甲麵具》和《三個火槍手》的先後關係，但你一定聽說過“巴士底獄”，因為巴士底獄就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征和代名詞。
兩三百年前，巴黎還沒有經過奧斯曼的改造，遠遠不是如今的樣子。那個時候的“巴士底”如它在法語中的原意一樣，是一座試圖在百年戰爭中抵抗英軍的堡壘，矗立在當年小小的巴黎城的城門前。
而後的巴黎就像一個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健美的軀體不斷延展，巴士底再也沒有了守護的作用，進而變成一座皇家監獄，關押各類政治犯。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到來，才在憤怒的巴黎市民的反抗中被摧毀。
越過西岱島最東邊的一座橋，走到巴士底廣場不過兩三公裏，但顯然，這座載有輝煌與傾覆意義的建築已經被有意識地遺忘了。別說遊客，連當地人都沒那麽多。伸了個懶腰打算走近前方紀念碑的祝曉楠被韓夕文抓住，帶往廣場下的地鐵站。
這裏是巴黎幾條地鐵線的交匯站，最上層的候車處，整麵牆壁都是壁畫，畫著絢麗且莊嚴的革命場景。的確，革命的一切都是由此開始，革命的榮光與不朽也埋葬在這裏。
祝曉楠站在地鐵站裏僅剩的那兩塊巴士底獄的基石前凝望了一陣：“這裏是不是關押著很多被政治迫害的人？”
“一開始是，但後來其實並沒有關著很多人，等到巴黎市民攻占這裏後，被解救出來的犯人還不超過十個。你想，作為一個代表全國最高統治機關的監獄，居然隻關著這麽少的幾個人，說明當時的白色恐怖並沒有多麽嚴重。”
“那人們還要不顧一切地搗毀它？”
“人們摧毀的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個王權的象征。”韓夕文說著，透露出一絲神傷。
“聽你的口氣，是在為封建統治者鳴不平嗎？”
“這倒沒有，我沒有為任何群體鳴不平，隻是講一個事實罷了。”韓夕文說，“狄更斯在《雙城記》裏寫下的那句經典的開場白或許就是當時巴黎社會的真實反映，既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可‘最好的時代’正累積著某種‘最壞的時代’才有的革命情緒。你如果讀過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願聞其詳。”
“路易十六是個很悲情的國王，在他統治的時候，巴黎以及整個法國，並不是最黑暗的年代，反而是個比較開明、溫和的年代。”韓夕文話鋒一轉，“隻不過，這位國王的不幸在於，他改革的決心和對未來的規劃沒有跟上那些戴著鐐銬的市民衝向巴士底獄的速度。”
列車進站、出站，韓夕文和祝曉楠坐在月台中央的長椅上，來來回回的列車像是穿梭在不同曆史中的機器，而川流不息的行人也像慢速快門拍出的相片，在眼前形成一道拖影。
“這裏有一個《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原型。”等列車出站，周圍的噪聲漸漸減小後，韓夕文說，“在那為數不多的被解救出來的犯人中，有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他入獄三十五年，期間已經沒了親人，他不知道自己被關在巴士底獄裏的原因，也從來沒有接受過審判，以至於他完全被關出慣性了，所以當他踏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他異常驚恐和困惑，雖然有了自由，卻發現無處可去，在巨大的諷刺中，他要求重新回到監獄裏度過餘生。”
“那……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也被關在這裏？”祝曉楠問。
“不是。基督山伯爵被關在馬賽伊夫堡。”
“真的有基督山伯爵這個人？”
韓夕文苦笑著說：“我不知道，你得去問大仲馬。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仲馬的確去過伊夫堡，那裏給了他全部的……”他說著看向祝曉楠，“全部的靈感，而不論基督山伯爵是否真的存在，他都因為伊夫堡而有了另一種生命。”
“《基督山伯爵》我從小就聽過這個書名，但沒讀過。隻是為了應付考試嘛，有好多這樣的名著，僅僅背下了書名和作者。”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行萬裏路，再讀萬卷書。如果你從未去過這些世界名著裏所描繪的地方，隻是坐在書桌前硬生生地閱讀，是無法體會到其中的美妙的。”
“所謂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
“完全正確。”韓夕文朝祝曉楠豎起大拇指，“在絕對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的人道主義。”
“那你還不快帶我去羅浮宮實地感受一下藝術的浸染？”
“不急，讓我先找個地方填飽肚子，然後用一個下午的時間逛羅浮宮。”
韓夕文走出深陷在地下的巴士底獄遺址，一大片烏雲從南方飄來，和北邊明媚的陽光交鋒。
手機持續振動，又是蘇沫打來的電話。
祝曉楠知趣地走向旁邊的報刊亭，隨手翻閱起一本時裝雜誌。
“有什麽事嗎？”韓夕文問蘇沫。
“我和正羽有了一個想法，事關重大，需要征求你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