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剛過五天，天氣尚不很冷，早上起了一點淡淡的霧，到近午時就消散了。從灰色的雲層裏灑下一片金色的陽光，照得人身上暖暖的。

幾乘滑竿從通遠門出了城，沿興隆街、神仙洞走上往兩路口去的那條官道。這官道依傍從西北方向延伸下來的山脊的南坡蜿蜒西上，山脊的北坡是一片棺山坡。因新城區的開拓，原有墳地已經大部分遷走，顯出一片千瘡百孔的樣子。那下邊正在修築一條蜿蜒曲折經觀音岩、羅家灣、嚴家灣、兩路口、火燒坡通往曾家岩的新市區中區幹道。一陣叮叮當當的打石聲從山脊高處祭祀呂洞賓的道觀純陽洞上方傳來。那裏正在修建一座菩提金剛塔。這塔是為了不致因毀墳築路激起民憤，劉湘手下的教導師師長、當時的首任重慶市長潘文華采納由康定請來的藏傳佛教喇嘛多傑覺拔的建議而修建來超度亡靈、安慰生者的。

偵緝隊長宋毓萍躺在打頭一乘滑竿上。在吱呀吱呀的滑竿顫搖聲中，他不覺有些睡意蒙矓了。他把頭上的黑絲絨卷邊博士帽拉下來遮住眼睛，十分愜意地打起盹來……

幾天前，二十一軍特委會在城內魯祖廟街破獲了一處中共重慶市委的交通機關，抄到一些文件，其中提到兩路口新市街106號。他們判定該處有共黨嫌疑，宋毓萍這天特地帶了幾個人前去搜查。

兩路口新市街位於出城過浮圖關上“東大路”（去省城成都的古官道）的必經之路旁，是在原兩路口老場遷來此地後形成不久的一條新街，開設了不少棧房、茶館、酒館、煙館，顯得頗為繁盛。到了目的地，宋毓萍叫隨行幾人暫到一家茶館歇息，先派一人前去假裝租佃房屋打探情況。

不一會，去的人回來報告看不出有什麽問題，是個普通住家戶。幾個特務有些不耐煩了，有人打著嗬欠嚷著要早點回去找“幺妹兒”（妓女）打牌玩。這時宋毓萍忽然揮手製止了他們的吵鬧聲。

從茶館裏向門外望去，隻見兩個青年匆匆往那屋子走去，走近屋門口時還回頭警覺地看了看身後。

宋毓萍臉上頓時浮現出得意的笑容——憑他多年從事共青團地下工作的經驗，他判定這兩個青年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無疑。

“你快去找團防派人來把守路口……”他吩咐一個特務道。然後一揮手，帶著另外幾人往那屋子闖去……

屋子裏光線昏暗，有三個青年正圍著一張床邊坐著，**躺著一個病人。見到宋毓萍一行闖入，三個坐著的人都一下子站了起來，顯出驚慌不安的樣子。

“我們是軍部的。”宋毓萍氣勢洶洶地晃了一下偵緝證，“你們在幹啥子？”

“我們是來看病人的……”一個青年回答。

“你們是他啥子人？”

“是朋友。”

宋毓萍一邊盤問每個人的住處、職業、從何處來等情況，一邊賊眉賊眼地四下裏打量著。問了一陣後，他下令搜查。在三個青年身上沒有搜出什麽東西，宋毓萍並不甘心。他找了一根竹棍，伸到床下去一陣亂掏，掏出來一堆穀草，再翻了幾下，就從草中翻出四本書來。

“哈哈，這是啥子東西？”宋毓萍得意地拿著這幾本書在病人眼前晃了晃，高聲念出書名，“目前政治宣言……”

“那不是我們的東西，”躺在**的房主岑浩然有氣無力地說，“不曉得是哪個丟到那裏的……”

特務們哪裏還容他分辨，一見確有秘密，都大為振奮，一齊起勁搜查起來。不一會兒，就在一張破桌子抽屜內搜到一封未寄出的信件和中共地下組織特製的小紅格紙數百張，在屋角米缸內搜出幾種共產黨的政治通告和信件，一個特務還粗暴地掀開病人，從**破棉絮下搜出幾份《紅旗》報和中共某直屬支部通告……

屋裏幾人當場被捕。臥病在床的岑浩然也被特務們粗暴地拖了起來，一起抓走。

從搜得的文件獲知，這個地方是中共四川省委的招待處機關，岑浩然是招待處長。

但岑浩然等人拒不承認。岑浩然一口咬定所有搜到的東西都是別人拿來的，他看都沒有看過。

岑浩然原本臥病不起，在特委會經受了兩天刑訊折磨，病勢更加沉重，關進監獄後，得不到醫治，被獄吏們扔在過道裏的一張破**，無人照料，於次年2月9日含恨病逝。

被捕的其他三人是：領導了銅梁縣土橋農民暴動的中共銅梁縣行委主席濮生秋，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文件印刷科負責人梁國齡，中共江津縣委幹部陳學孚。

三個人都拒不承認是共產黨。特委會中的叛徒們又恰好無人認識這三人，但因找到了“物證”，仍然認定三人必是共產黨。

在特務們搜到的省委文件中，有一份由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製定的《招待處規則》，其中作了一些嚴格的規定，如“住招待處的同誌，不得攜帶任何行李進出，引人注意”“處長於招待之人到時，即與之將關係弄清楚，反複熟悉幾遍以備盤詰及應付環境，並告以環境情勢”“住招待處的同誌，應極端沉靜，禁止不必要出入，免多人注意，致妨招待處的安全”“住者在外被人尾隨或有人同路時，不得徑行到招待處，以妨招待處之秘密”“不得以真姓名籍貫相互介紹”……

規定得是頗為具體詳盡了，但是當時的共產黨人畢竟都很年輕，這次被捕的濮生秋等三人都隻有20來歲，對敵鬥爭經驗不足，那時當然也沒有人對他們進行過什麽“反審訊”訓練，因此一開始就出了個小紕漏：濮生秋在宋毓萍突然盤問下，失口說出了自己的原籍是銅梁縣。

這就給了特務們一個突破口。

那些年代裏因各地縣城、鄉間交通不便，環境閉塞，人口少，外出人員更少，因此要查找某地一個外出人員的情況是很容易的。特委會發函到銅梁縣查證，很快便得到一個有力證據，是銅梁縣三教板橋虎峰等八鄉士紳的聯名具報：

濮生秋即濮文昶，久為共匪領袖，銅人共知共忿。……本縣土橋暴動，殺死夏作舟團總，俱與有關，又潛逃渝城，秘密活動，今幸拿獲，請將此要犯處決，明正典刑……

原來，一個多月前的10月2日，執行“立三路線”的中共銅梁縣行委領導了土橋鄉農民武裝暴動，鎮壓了欺壓農民的團總夏作舟，在當地震動極大。後來暴動失敗，數十人被捕，二人被殺。暴動領導人濮生秋逃來重慶。他住在省委招待處，就是在等候省委另行分派工作。卻未料到會在這裏落入敵手。

“省委招待處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又有農民從該處屋後路過，發現草叢裏有一堆書籍，撿回來給人看，才知道是共產黨的宣傳品。馬上被交到二十一軍特委會去。其中除了幾十本準備發往各縣的書籍外，還有一些重要文件，特別是一份中共四川省行委巡視員所寫的關於涪陵工作的報告，涉及不少黨內機密，如在涪陵建立地下機關的地點、用費、存在問題等情況，在涪陵各地組織軍事暴動的困難、條件、可能發展路線等情況。特務們認為這個文件“頗值得注意”，特別摘錄出來，進行研究，對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規律及麵臨的困難等有了更深的了解。

濮生秋等三人即被送進巴縣大監，不久，轉入反省院。

在四川的中共地下組織中，濮生秋是一個很有特點、發人深省的人物，有必要多說兩句。

抗戰初期，濮生秋從反省院獲釋後，恢複了中共黨籍，以後又繼續投身地下革命工作，改名為蒲華輔，先後擔任過中共銅梁縣委書記、江北縣委書記、萬縣中心縣委書記、成都工委書記、川康特委書記，為人民革命事業奮鬥20餘年，卻在眼看革命就要勝利的1949年1月，再次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經不起刑訊逼供，交代出一些他領導下的共產黨人，致使川康地區中共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而蒲華輔本人，則因交代顯得被動，未能積極主動表現“反共誠意”，最終被當作無價值的廢物。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上報蔣介石批準，將他連同堅貞不屈的陳然等革命誌士一起，槍殺於重慶大坪刑場。

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幹部，就因為晚節不忠，落到了這樣一個可恥可悲的下場。後來著名長篇小說《紅岩》的作者們在塑造叛徒甫誌高這一藝術形象時，就有一部分原形素材取自於蒲華輔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