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10月底，在川西平原的廣漢縣城，爆發了四川共產黨人在“左傾”冒險的“立三路線”指導下組織的最後一次武裝起義——廣漢兵變。這次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委員和起義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曹健民，就是後來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長的曹荻秋。
據曹荻秋回憶：
廣漢暴動遭失敗，我被通緝，從成都逃往重慶，與省委取得聯係，黨分配我任重慶市委工作。因叛徒認識我者頗多，環境惡劣，經省委考慮又調我任江北縣委工作。曆時僅兩個月，縣委機關又遭破壞，縣委被捕，我僥幸脫險……
曹荻秋所講的這次江北縣委（應為江北特支）被破壞事件，是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犯下的又一樁罪行。
那天是1931年1月14日，再過幾天就進入臘月了。天寒地凍，彤雲低垂。
二十一軍特委會得到報告，說是在江北廖家台有共產黨人召集失業工人開會，當即派出偵緝員胡宗榮、黃宛薌二人前去認捕共產黨。胡、黃二人挎上手槍，頂著寒風，從城北洪崖洞坡下嘉陵江邊鹽碼頭，坐對河劃子（渡江小船）渡過枯水季節的嘉陵江，然後各喊上一乘滑杆，一路上耀武揚威地嗬斥著轎夫，腳不沾地馳赴廖家台。
胡、黃二人都是剛叛變不久的叛徒，急於向新主子邀功，因此不覺辛苦，隻覺興奮。
胡宗榮，曾任大溪溝重慶工業中學團支部負責人，中共重慶中城區委常委。叛黨後，在反共宣言中惡毒咒罵共產黨“外受蘇俄國際之麻醉，內則搗亂於國家”，“殺人放火，**估霸”等。為獲取敵人的信任，他不惜作出自辱人格的“沉痛懺悔書”。
黃宛薌，又名黃善清，宜賓人，在原中共宜賓縣委書記鄒雲芳叛變後，因過去同鄒雲芳來往密切，黨組織對他進行了審查，並告誡其與鄒劃清界限。可他不但不以鄒為戒，反而認為連縣委書記都反共了，共產黨肯定沒有前途了，於是，他也一頭栽進了叛徒窩中。叛變後，他也寫了“沉痛懺悔”的《反共宣言》，並大言不慚地號召：
現在還留係在該黨的同誌們，我深望你們毅然退出，自拔歸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兩個叛徒為了“成佛”，並非“放下屠刀”，而是向昔日的革命戰友舉起了屠刀。
黃宛薌因叛變前在江北參加過地下工作，曹雪樵（曹荻秋化名）奉派到江北後，就是通過他與江北地下組織接上頭的，而江北地下組織的一個負責人曾學思又是由他介紹加入的共產黨，因此他對這次行動的成功很有信心。
趕到廖家台後，兩人叫上幾個團防士兵，如臨大敵般撲向那家據報有共產黨人聚會的小茶館，誰知聚會者早已散去。他們在茶客中凶神惡煞地盤問搜尋了一番，一無所獲。最後，總算在街上抓到一個黃宛薌認識的少年楊國興，黃宛薌把楊國興拖到街邊，氣勢洶洶地說：
“楊崽兒，老子曉得你是共黨的交通，快點說曹雪樵和曾學思在哪裏，不然沒得你好的！”
拖著鼻涕的楊國興一邊惶惑地搖頭否認著，一邊拚命想要掙脫開。胡宗榮將他拉過去，獰笑道：
“你娃娃嘴硬麽？”
胡宗榮猛地給了他一記耳光，將他狠狠地打倒在地。黃宛薌又上前重重踢了一腳……
後來，在他們的報告中是這樣寫的：
因以善言勸導，使其覺悟共黨禍國殃民之罪惡，楊即認承為交通不諱，並供出曾學思羅積成為特區負責人，並由伊領導緝獲鐵機工人領袖羅積成一名……
走在去抓捕羅積成的路上，黃宛薌有些酸溜溜地對胡宗榮道：
“哼，曾學思那龜兒子居然當起江北特區的書記來了，他龜兒入共產黨都是老子介紹的，去年6月才入的……”
“哪個叫你脫離了呢？”胡宗榮譏諷道，“你要不走，在共黨裏頭也怕是一品官嘍。”
“共黨的官，呸，你做啥子也不當了，要跑起出來？……”
抓到羅積成後，見他隻是個沒有文化的失業工人，他和楊國興都確實不知曹雪樵和曾學思的住處，平時隻是在江北開心茶社接頭。胡宗榮正著急，黃宛薌卻說：
“莫慌，我還有一個人……”
原來，黃宛薌有個弟弟黃克忠，在城防司令部當兵。當黃宛薌還在江北區參加地下工作時，曾要他幫忙跑過交通，做了些送通知交信函之類的事，知道一點原地下機關的地址。
於是，胡、黃一行趕往江北蕭家拐城防部駐地，找到黃克忠後，把情況一說，黃克忠便帶起他們去嶽家溝，找到他還記得的一處地下黨機關。在那小屋樓上搜查，居然搜出油印機一架，文件多種，還有黨員名冊、通訊處及一大束傳單紙張。
胡、黃二人大喜，盤問房主，說是房客中是有個曹先生，有個曾先生，但是都出門了。
隻有一個留守在屋裏的女青年曾培君，據稱是曾學思的妻子，但她矢口否認這裏是共黨機關，更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胡、黃二人仍不由分說，將她一並抓走。
一行人順大路來到遙對朝天門的江北嘴覲陽碼頭，準備坐船過江進城。這時正有一艘從對岸駛來的劃子靠了岸，一群乘客剛剛在下船。
黃宛薌一眼看到乘客中有一個手裏拿著兩本書的青年，正低著頭從木船跳板上跳到滿是鵝卵石的河灘上。這時曾培君也看見了，不顧一切地對著那人高喊：
“快點跑！偵緝隊來了……”
黃宛薌狠狠給了曾培君一拳，急忙衝上去，興奮地大叫一聲：
“曾學思，算老子今天運氣好！”
那青年驟然一驚，臉色煞白，手上的書也掉到了河灘上……
半年前，曾學思由黃宛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說是入了黨有許多好處。半年後，又是這個黃宛薌將他抓捕，勸他背叛共產黨，說是到特委會當偵緝員更有好處。
曾學思被捕後，馬上叛變，並招供說：
“我本來沒有做啥子工作，是曹雪樵來逼到我學做負責工作，才十幾天……曹雪樵先是住在炮廠，後來住旅館，沒有說是哪裏……曾培君不是我的女人，是共產黨派來掩護機關的。”他還供出了幾個他所知道的黨員名字。
在獄中，他又連呈好幾份悔過書，向反動當局保證“決不再參加反動工作”，不久由親友找到一家叫聚義祥記的店鋪具狀保釋。
19歲的曾培君，倒比曾學思這樣的男人更有骨氣，曾學思不承認她是他的妻子，她卻一口咬定自己是前年與曾學思結婚的——在那個年代，一個未婚姑娘不顧自己的名聲作這樣的承認，需要有多大的勇氣！她說是因家庭困難，特從宜賓來渝覓夫寄錢回家。對住處搜出的東西，她說是前一天有人交來寄放的包袱，隻以為是書，也沒打開看過。在審訊官逼問下，她倔強地回答：
“我隻曉得掙錢養家，不曉得啥子黨不黨！”
曾學思叛變出獄後，也加入了特委會。羅積成與楊國興被判處徒刑十一個月，不屈的曾培君被判刑二年零四月。
這一案件，大概要算是中共四川地下組織在1931年遭到二十一軍特委會破壞的第一個大案。
不久，在重慶下遊的川東重鎮涪陵，中共地下組織又遭到二十一軍特委會一次大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