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裏的一天，在涪陵李渡鎮街邊，一個年輕人神色詭秘地叫住郵差徐子才，低聲說：

“喂，你曉不曉得哪個是賀人可？我是重慶省委派來找他的……”

徐子才警覺地打量了一下年輕人，搖頭道：

“啥子省委，我不曉得……”

“哎呀老兄，我有要緊事，你看嘛，這是省委要我交給賀人可的，”年輕人拿出一本《國語教科書》，“裏麵有省委的通告，要賀人可轉交給李長英……這一陣重慶那邊郵局檢查得緊，省委不敢郵寄，專門派我送來的！”

“哪個派你來的，總要有個手續嘛。”徐子才猶豫了一陣說。

“就是沒有敢開手續，怕路上挨查到……這樣子，你不放心，我就把東西給你，你拿去交給賀人可，我回重慶去匯報就是了。裏麵有密寫的省委通告，千萬要他交到李長英手頭喲！”

徐子才想了想，終於把書接了過去。

徐子才公開身份是郵差，暗地裏是為中共涪陵縣委轉信的地下交通。他沒有想到，那個年輕人會是二十一軍特委會的涪陵清共組組長任達。

原來，是二十一軍特委會在一次例行郵檢時，發現寄給長壽秦樹人和涪陵賀人可的兩件印刷品上，書寫地址的筆跡一樣，一個特務認出像他所知的原中共川東特委某幹部的筆跡，遂產生了懷疑，將兩件郵件扣下，帶回特委會，拆開用他們所了解的方法一檢查，裏麵果然有密寫的省委通告。特委會急忙上報軍部，劉湘聞訊，馬上密函兩地進行清查。任達就是被專程派去的涪陵籍中共叛徒。

任達又名任華德，因受遊曼穀、遊洪鈞兄弟之誘背叛革命。這次被派回涪陵“破案”，他受寵若驚。為了更好完成任務，他報請軍部批準，與另一個叛徒一道，從巴縣大監提出一個已經在被捕後答應叛變的涪陵籍共案犯，押回涪陵讓其認捕昔日同誌“戴罪立功”。

他們坐船離開重慶後不久，那個急欲“立功贖罪”的年輕人就認出了在途中木洞鎮上船的一個乘客是涪陵籍共產黨人張光平，忙向任達告密，以示反共誠意。任達聞訊大喜，他早知張光平是長期在川東地區從事軍事工作的著名共產黨人，這次竟撞到自己槍口下來了，豈不是老天有眼？任達馬上向船長亮出特委會偵緝證，下令沿途不準停船，直開涪陵。張光平於是被捕。

任達等人將張光平交給城防司令部關押後，便到李渡鎮“辦案”。任達從郵局了解到平時寄給賀人可的郵件都是由郵差徐子才轉交，便有了前邊所述的那一幕。

徐子才並不知道他已被任達跟蹤。他將那本書送到了東堡寨槐桂灣何四老爺家中。原來，李長英是何四老爺之子何五的一個化名，其真名叫何滌生，竟是中共中央特派員！

小鎮鄉間怎麽會冒出這樣一位大人物？

原來，何滌生從學生時代即參加革命。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被分配到葉挺獨立團作政治工作，參加了北伐和廣州起義。以後轉移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作保衛工作，曾擔任過上海某區區委書記。1930年夏，他因在長期艱苦的地下工作中患上的肺病加重，而地下組織經費十分緊張，無力顧及他治病，他也不願增加組織的負擔，便提出回家養病——他家是地主，父親又在經商，供他治病的經費是不成問題的。於是，組織上便安排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到四川巡視工作。到川後，他同地下省委接上了關係，聽取了匯報，向中央寫去了書麵報告，然後經組織批準回到家鄉養病。在家鄉養病期間，他仍以黃埔軍人身份秘密開展革命活動，並對中共涪陵縣委工作進行指導。

2月10日晚，離春節還有一周時間。山灣裏到處飄散著農家晚炊的柴草煙霧。一隊團丁由任達為組長的涪陵清共小組率領，打著火把，晃著手電，咋咋呼呼地闖到了何滌生家院門前。

在一片狂亂的犬吠聲和特務、團丁們的呐喊聲中，何滌生由家中一個幫工從病**扶起來，匆匆爬上房頂想要躲避。但他畢竟臥病已久，身體虛弱，行動不靈，上到房頂，不慎跌倒，踩響了屋瓦，被特務們發現。幾束手電光射過來罩住了他。他還想越房逃走，被一個特務一槍打來，擊傷了大腿，終於被捕。

在此期間，中共涪陵縣委一並遭到破壞。何滌生與同案被捕的中共涪陵縣委委員黃亦人被解到重慶。兩人都被判刑三年，不久轉入反省院服刑。

何滌生的姐夫是劉湘部下一個參謀長，在上層作了一些疏通工作，叫何父去信告訴他，隻要表示脫離共產黨，就可獲釋出獄。但何滌生堅決拒絕了，回信告訴父親：他堅決以身許黨，決不向反動派投降。

這年6月26日，寧可拖著病體傷軀待在獄中而不願屈膝投降的何滌生，不幸病逝於重慶反省院。

就在何滌生被捕、中共涪陵縣委遭到破壞的同時，中共四川地下組織在川東重鎮萬縣遭到了二十一軍特委會更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