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蜀筠在萬縣大搜捕之後，帶上三師軍法處的報告，回重慶領賞並歡度春節去了。然而，中共下川東特委遭到的大破壞這才隻是撕開了一道口子，更大的破壞緊跟著就來了。

更大的破壞又是由內部的叛徒造成的。

據當時擔任中共下川東特委書記的項鼎回憶：

因當時接連不斷的兵變和農暴，下東（以至全川也是如此）各縣黨團組織破壞殆盡。例如萬縣，我們去後，就在當地找不到一個黨團員和有組織的群眾，所以特委的人都是省委從外麵調派去的，故一點社會關係也沒有，租房子，建機關都非常困難。

下川東特委的幹部是陸續到位的。

1930年秋冬之際，一對年輕夫婦來到萬縣城東二馬路北頭，靠近苧溪河上的萬安橋（俗稱萬州大橋）一家兼作棧房的小雜貨店“興盛和”，佃了房間住下。男子登記的姓名是劉壽琪，身材魁梧，氣宇軒昂，自稱是宣漢大地主，在下川東一帶做鴉片生意，要雜貨店老板今後幫忙收轉信件——他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下川東特委書記項鼎，黨內化名張玉華。那年輕女子是一年前由中共川東特委創辦的紅色學校重慶高中裏有名的學生領袖楊錫蓉，這時本已在梁山縣以教師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為了建立下川東特委機關，項鼎夫人黃夢穀在省委秘書處一時走不了，省委便將楊錫蓉調來與項鼎假扮夫妻。

不久，一對老實巴交的年輕夫妻帶著個小兄弟在另一條街佃了一家私房住下。這也是假扮的一家人。扮作丈夫的是中共下川東特委組織委員馮慶興，又名馮吉熙，外號馬二，原為重慶一個裁縫，秘密從事工人運動，曾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在“立三路線”時期被提拔為中共四川省行委副主席。扮作小舅子的是共青團下川東特委書記李忠義，原是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團支部負責人，到下川東特委後不久又被任命為新組建的中共萬縣縣委書記。那個扮妻子的是萬縣城外駟馬橋火柴廠的女工“張大姐”。

在一馬路一家裁縫店樓上，住進了一個矮壯漢子。他是中共下川東特委兵委委員兼交通站長吳季霞。

作為中共下川東特委宣傳委員的熊曼西，在“丈夫”陳勁言被捕犧牲後，就轉移到城外駟馬橋火柴廠去當了女工，脫下假扮陳勁言“太太”時穿的夾大衣，換上“張大姐”給她拿來的高領子海昌藍布衫，住到了工人的窩棚裏。

還有兩個下川東特委幹部，則同那些下苦力的工人混在一起，住進了長江邊上的簡陋棚屋，他們是諸友勳和蘇乃平，原來都是重慶新文化通信社印刷工人，中共江巴縣委幹部，調到萬縣參加下川東特委工作，從事工人運動，萬縣縣委建立後分別任縣委組織委員和工運委員……

在陳勁言被捕犧牲後，共青團四川省委特派員餘治平（餘國楨）又帶著項鼎的妻子、原在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工作的黃夢穀來到萬縣，餘治平參加下川東特委領導工作，黃夢穀擔任萬縣縣委秘書。項鼎夫婦和餘治平以及小交通員王牛兒又扮作一家人，在城內四方井街上另租了一家鴉片商人的房子作為特委機關——楊錫蓉則由省委另調了工作，後來同丈夫曾萊一起在梁山領導革命鬥爭，先後犧牲。

致使中共下川東特委“全軍覆沒”的大破壞，是由於吳濟霞叛變引起的。

吳濟霞為何叛變？這得從下川東特委的共產黨人們當時的生活談起。據項鼎回憶：

這時我們生活困難到了極點，我的手表衣服都當光了，隻剩下一床被子，一張床單，都快過年了還穿兩件單衣。餘治平來時，他穿的夾袍，於是我出街就穿他的，他則坐在**披蓋被子看文件，寫工作計劃，寫報告和給各縣的指示……而且頓頓吃稀的，四個人買兩三斤芋頭，摻半斤米或麵，煮一鍋糊糊，灑點鹽，不但沒菜，關到門吃，怕房東看見，還不準喝得響，以免房東聽見生疑。我們夜間工作，睡得很晚，常常餓得肚子叫，睡不著，又長期沒吃油水，晚上總是沒吃飽。因為飯少，就互相推讓，我愛人和牛兒（小交通員）照顧我們兩個男人工作多，要在外麵跑，就說已吃飽了，我們也照顧他們是女同誌和小孩子，也就搶先放碗，假裝吃飽了，其實大家都是假裝的，所以一到晚上十一二點就餓得厲害。

其他幾位幹部生活也一樣的艱難。特別是諸友勳和蘇乃平，一則因為沒有家眷，二則因特委拿不出那麽多押佃錢，隻得到江邊雞毛店去住宿。據項鼎回憶：

那是一種用竹子搭的臨時性棚棚，漲大水時可以拆走，白天賣飯，晚間宿客，住的都是一些下苦力的：船夫、拉纖的、拉車的，還有跑江湖的、賣藝的、算命的、卜卦的，三教九流都有，也有做小生意的，過往的船客。我們住在這裏也有個好處，一是價錢便宜，幾個銅子住一晚；二是沒有門牌號數，晚上不登記不查號（一般旅店都要查）。

諸友勳、蘇乃平等人還得每天白天出去拉黃包車掙錢吃飯，同時在拉車中結識工人朋友，秘密開展工人運動。小交通員王牛兒剛來時沒接上頭，也住在這種雞毛店裏，靠賣紙煙度日。

下川東特委的女幹部熊曼西，到駟馬橋火柴廠後，先是同兩個女工住在一起。後來那兩個女工經她宣傳鼓動，參加了共青團，但因不堪忍受丈夫虐待，要求組織將她們安排去重慶作工。她們走後，熊曼西不敢一人獨住，就隻得搬到另一女工家裏去借住，那女工丈夫是賣雞鴨的，熊曼西就住在堆滿雞鴨籠子的那間偏屋裏。這個23歲的年輕漂亮女子，就這樣心甘情願地與臭烘烘、鬧嚷嚷的雞鴨籠子為伴。後來她被捕時，抓她的士兵搜她的住處，發現她吃的隻是清湯寡水的稀飯，也忍不住感歎說：

“你做啥子要到這裏來喪德（受罪）喲！”

其實，下川東特委並不是完全沒有錢。當時中共四川省委建立下川東特委的一個目的，就是要通過他們籌措經費。錢從哪裏來？原來長期堅持在川東領導農民武裝鬥爭的王維舟，不時會通過“打土豪”的方式從地主豪紳手裏收繳一些鴉片、銀耳之類（當時稱作黑、白二金），拿到萬縣找人變賣成錢，資助省委。就在陳勁言犧牲後，項鼎還派吳濟霞去了一趟重慶，一是為了匯報陳勁言犧牲情況，請求另派軍委書記來，二就是給省委送一筆錢去。這些錢，說好是給省委的，他們就一個銅板也不會動用，寧可自己受窮——這就是當時共產黨幹部的克己奉公精神。

下川東特委，是四川省委的派出機關，其幹部算得上是大官了。但這些幹部卻過著這樣的苦日子，這是今天的人們難以設想的。若無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誌，顯然不可能堅持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