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寮葉巷事件後，同許仁智一起遇難的，還有另一個共產黨人。
這個人在敵人的檔案中是已經死了的人。
事情還是寮葉巷地下省委秘書處交通機關被破壞引起的。
那天，宋毓萍抓到許仁智等人後，在隨手翻看搜到的地下省委通訊錄時，見到上邊記有“陝西街廣源銀樓鄭成之”一處通信地址，不由得暗自高興。他知道，這種地方，即使搜不到共產黨，也是可以借機敲詐一點錢財的。
於是，宋毓萍打發那幾個手槍兵把抓到的許仁智等人押回軍部，自己帶著幾個心腹特務，立即馬不停蹄往陝西街開去。
寮葉巷在城西，陝西街在城東，中間幾乎是要走完長江岸坡上的整個下半城——當時重慶城最繁華的鬧市區。為了有利可圖，特務們也真是不辭辛勞。
特務們在春日午時的陽光下走出了一身微汗，來到了道門口馬路轉彎處，再往前經過大十字就是陝西街了，走在前邊的特務黃宛薌忽然注意到路邊一個正在埋著頭匆匆趕路的小商人。
黃宛薌三腳兩步衝上去抓住那人，不由得興奮地叫起來：
“這是饒更之！我抓到了饒更之！”
小商人拚命掙脫著說：
“莫把我拉到，先生你認錯人了……”
這時宋毓萍已聞聲趕了上去，他伸手抓掉小商人頭上的瓜皮帽，笑嘻嘻地說：
“他認錯了，我總不會認錯吧？”
小商人一看見是宋毓萍，便鬆開了本在同黃宛薌撕扯的手，理了理頭發，鄙夷地冷笑一聲，歎道：
“遇到你，算我倒黴！”
這個小商人果然是饒更之。
一年前，時任共青團四川省委委員和江巴臨時縣委書記的饒更之，就曾被捕過一次。那時他化名吳茂如，在重慶上半城蹇家橋明新小學以教員為掩護職業。一天，易覺先以上級名義跑來找他，把他叫到五福宮附近一家茶館去談話。他不知道易覺先已經叛變。去後才發現氣氛不對，但已無法脫身。易覺先事先安排在那裏等候的偵緝隊員將他抓了起來。
意外的是，饒更之剛被逮捕，出賣他的易覺先就在朝天門碼頭被李鳴珂製裁。易覺先還沒有來得及把有關饒更之的情況向敵人做匯報，敵人一點也不知道他抓來的這個“吳茂如”是怎樣一個人。而饒更之又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產黨，還寫信通過家人找來殷實大戶作擔保。
家人為他找的擔保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大名鼎鼎的蒲殿俊。
蒲殿俊，清末四川著名立憲派領袖，四川谘議局議長，辛亥保路運動中，任四川保路同誌會會長，以後曾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北洋政府段祺瑞內閣內務部次長……饒更之自幼父母雙亡，由伯父一手撫養大，蒲殿俊同他伯父既是同鄉，又是舊交，慨然應允為饒更之作保。對這樣的人物，屬於“晚輩”的劉湘豈敢得罪？
於是，“吳茂如”在被關押一個多月後，終於獲釋出獄。
饒更之出獄時是5月末，在半個多月前就已發生了浩池街事件，敵人繳獲的大批省委文件中，有一份《被捕同誌調查表》，其中就有饒更之的名字。但是，因饒更之被捕時是用的“吳茂如”這個化名，所以敵人一時沒有弄清楚是怎麽回事，他們抓捕的共產黨人中哪裏有個叫饒更之的？
恰好這時，宋毓萍叛變了。宋毓萍聽說此事後，得意地說：
“你們抓的人裏頭沒得饒更之？他肯定是用的化名，他有個化名是吳茂如，其實饒更之也是他的化名，他本名是叫吳啟慕……”
“唉呀，是有個吳茂如，好像已經保釋了！”
特委會趕緊派人去巴縣大監查問，回複是吳茂如剛才保釋出獄幾天！
劉湘得報，叫苦不迭。他忙發函去找蒲老先生詢問，得到的回答是：吳茂如因經不起牢獄折磨，惹出一身重病，回廣安原籍後，已在家病故。言下反而還有指責劉湘“獄政黑暗”之意。
於是，“饒更之─吳茂如”一案便成了懸案，擱置起來。
饒更之出獄後，先後擔任了中共川西特委巡視員、中共四川省行委組織部長、中共四川省委巡視員、共青團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繼續投身於荊棘遍地、險阻重重的地下工作中。特別是在宋毓萍叛變後，團省委巡視員周俊又在被捕後自首變節，另外兩位團省委委員餘治平和梁佐華調去了下川東，團省委領導班子隻剩下他和書記方明二人。當時形勢的險惡，可從地下省委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略見一斑：
最近四川白色恐怖嚴重，特別是江巴破壞逮捕日有所聞。軍閥劉湘對被捕同誌威嚇利誘，利用叛徒破壞組織，計先後叛變者有賀蜀筠、宋毓萍、遊曼穀、遊慎修等……叛徒等各帶二十一軍特務隊武裝便衣日夜分散在江巴各街茶館、酒館、旅館、馬路、公園偵察捕人。叛徒中特別是宋毓萍厲害，因為他認識人太多，而且非常積極。
對於饒更之來說，他所麵臨的危險比其他同誌更大，因為宋毓萍曾與他在共青團江巴縣委和四川省委一起工作，他分管組織，宋毓萍分管宣傳。他生性耿直，對宋毓萍在工作中偷奸耍滑看不慣，兩人時有齟齬。對於宋毓萍這樣嫉妒心強、報複心重的人來說，如今生殺大權在手，若抓到饒更之，會輕饒他嗎？
但是饒更之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他在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附中讀書時入團，不久入黨，在成都大學讀書時便已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成都“二·一六”事件（因學潮中學生失手打死被軍閥派去接管省一中的新任校長而引起軍警對學生的血腥鎮壓）中，饒更之也被列上了黑名單，他因得到川西特委通知較早，僥幸死裏逃生。那一次，他也是化裝成小商人逃出市區的……
重慶這時的形勢，也同成都“二·一六”事件時的形勢一樣險惡。
當時的重慶，遠不像今天這樣地廣人稠。城區隻限於“九開八閉”一十七道城門中的狹小範圍，城外的新市區尚在開拓中，城內除去下半城商業場一帶繁華區外，也少有人煙稠密的街道，城內的許多街道房屋稀少，房屋間還夾雜有菜園、豬圈、荒地，街上甚至還可以見到跑來跑去的家豬和雞鴨。那時的街道也比今天的要狹窄得多，一位在1931年來到重慶行醫的美國醫生回憶當時的街道給他的印象是：
一個人站在街心，能夠伸出手去用手指碰到街的兩邊……挑汙水的人，他們那沉重的桶子將水濺滴在細長的階石上，發出臭氣，使我們隻得避讓到牆邊行走；滿身疥癬和瘡毒的癩狗，攔住我們的去路。
當時重慶已是四川第一大城市，但其市容麵貌卻還比不上今天的一些鄉鎮。
可以想象，成天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奔走，同叛徒遭遇的可能是多麽大！當時中共四川省委在向中央的報告中就談到，省委兩位主要領導因為在城裏認識的人太多，“不能出街”，“行動簡直不便”。
盡管如此，饒更之仍然同《西遊記》中的唐僧一樣，明知前途有妖魔鬼怪等著要吃他的肉，為了取得真經，也還是要拚死向前。
饒更之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落到了宋毓萍手裏。
這天上午寮葉巷事件發生時，地下省委秘書處小交通齊傑外出未歸，僥幸脫險（齊傑曾於這年春節後在萬縣同省委派去擔任下川東軍委書記的羅南輝一起被捕，因其未成年，被保釋出獄，回到重慶後繼續投身地下革命工作）。等到齊傑回去後，得知出事，急忙跑去通知了他所知道的幾處關係，其中就有饒更之。這時，省委書記程子健正在長江南岸山林裏舉辦黨員幹部訓練班，一時無法通知到，於是通知城裏一些同誌轉移的任務便由饒更之主動承擔起來。
就這樣，為了給其他同誌報警，饒更之自己落入了敵人手中。
饒更之第二次落入虎口，當然就再無僥幸逃生的希望。盡管如此，他仍然未向敵人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隻說是前次出獄後，到合川教書去了，後因生活無著，才重新與共產黨發生關係，做學生工作，在合川組織支部，這次因合川組織遭到破壞，不能立足，才來到重慶，同共產黨組織已經斷了聯係。
敵人豈肯輕易放過這個曾經從他們手中滑脫過一次、“死而複生”的共產黨人！他們拿出繳獲的共產黨文件中有關饒更之作共青團省委常委和共產黨省委巡視員的記載，饒更之仍然不予承認。惱羞成怒的軍法官們下令對饒更之進行嚴刑逼供。據宋毓萍解放後交代：
經軍法官徐幼安審訊，勸其叛黨，彼堅不認允……
對饒更之施行嚴刑拷打，香火燒背，灌辣椒水等手段，逼饒交代組織，均遭拒絕，臨死不屈。
第二天，23歲的饒更之與不到20歲的許仁智一起被敵人殺害。
他們是1931年在重慶最先被反動派殺害的兩個共產黨人，也是中共四川省委從重慶撤離之前犧牲的最後兩個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