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天門被李鳴珂擊斃的易覺先，就是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建立初期一個臭名昭著的叛徒，特委會的首任偵緝隊長。

易覺先原為劉湘下屬羅儀三旅部的上尉副官，1928年駐防重慶白市驛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地下軍支書記。當時正值中共到處發動武裝暴動以反擊國民黨血腥鎮壓的時期，急需軍事幹部，像易覺先這樣既有一定軍事知識，又聰明能幹、能說會寫的年輕人，當然很受歡迎。易覺先也想通過暴動得以升官發財，不再做受人支使的小副官。開始工作也還積極。

但是不久以後，因易覺先在街上開槍打死了一個糾纏他的精神病人，惹出麻煩，不得不暫時離開該部隊，地下黨組織便安排易覺先到另一軍閥部隊去當兵，好以士兵身份開展兵運工作。易覺先對此大為不滿，產生了抵觸情緒。在他後來寫給劉湘的乞降信中，作了這樣的敘述：

因省委書記傅烈在渝槍決，臨時省委命令全川暴動，為傅報仇，因感軍事指導人員缺乏之恐慌，強迫生到川北工作……迫生當兵，素知黨紀威嚴，雖痛苦萬狀無如何也……

所謂“迫生當兵”，顯係謊言，“痛苦萬狀”之語，倒有可能是易覺先當時的真實思想。

以後易覺先參加了潼南雙江鎮暴動，失敗後逃回長壽縣家中“養病”。不久他又在涪陵李渡鎮從事地下工作時引起當地官府懷疑，被捕入獄，嚐到了坐牢的苦頭。被組織設法保釋出獄後，他被調任中共忠縣縣委組織部長兼縣團委書記，這時他幾經挫折，已對革命灰心失望，請求回家養病，但未獲準許。本來他的表現已經應該引起上級領導注意，但是當時革命處於低潮時期，幹部奇缺，地下省委從愛護幹部的立場出發，試圖以調換工作環境的辦法來發揮他的積極性，將他調到了重慶，讓他擔任省兵士運動委員會委員兼江巴警士聯合會秘書長。

到了大城市，易覺先不但沒有積極工作，反而加快了思想意識的滑坡。成天見到劉湘軍部官員及富豪們在大街上趾高氣揚地來往，不是高頭大馬，就是三丁拐、四人抬的大轎，而他雖說有著“委員”“秘書長”的頭銜，卻隻能每天穿一雙草鞋在山城重慶的街巷、碼頭間爬坡上坎，走出一身臭汗。更別說還得冒坐牢、殺頭的危險了！

正在這時，出了一件事……

那時，中共在重慶的駐軍和警察中已經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據這年3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一個代表給中央的報告中匯報，到3月以前，士兵中已有地下支部3個，警察中的地下支部已有黨員11人，城防司令部地下支部有8人，市政府公安隊有2人，駐銅元局（造幣廠）機關槍隊有9人。這樣的數字，在當時那樣的白色恐怖形勢下，是十分可觀的。

可是，一件小事意外引起了軍警中的地下組織的暴露。

這年3月3日，重慶公安局第一區警察所發生了一個名叫韋植聲的警士與所長吵架的事件。本來這是小事一樁，但在所長以“反對長官”的罪名叫人把這個警士抓起來後，沒料到從他身上竟搜出了一份署名“江巴警士聯合會”的《告警友宣言》！

這個宣言通篇是號召警士兄弟們起來反抗長官壓迫的言論。公安局頭頭們大驚，趕緊順藤摸瓜，抓了同韋植聲相好的另外幾個警士，又查抄了他們常去的善果街7號，這才發現那裏是秘密組織江巴警士聯合會的據點，從那裏又搜到了《江巴警聯第一次代表大會記錄》，隻見其中赫然寫著：

援助一區被捕警友案

議決：

一、由總會散發宣言，請求工農軍團援助；

二、募捐接濟會友；

三、如不釋放或關監及槍決韋植聲等會友時，即宣布重慶各區總罷崗，包圍公安局，遊行喊街；

四、最近由各區分別書麵報告，請求釋放；

五、如被捕會友綁赴刑場時，即劫殺場。

……

此外，這份大會記錄中還有《對付反革命長官案》，其中有：給反革命長官“取外號，喪失其在群眾中的威信”，“加緊士兵間的階級仇恨”，“組織暗殺隊”等決議。

劉湘和重慶市的警察首腦都震驚了！專門維護反革命秩序的警察內部居然出現了共產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這還得了？

於是，重慶警察隊伍中開始了大清洗。

這一事件，促使易覺先在心驚膽戰、東躲西藏幾天之後，下定了投敵的決心。

他本是抱著一種賭博心理參加革命的，一旦革命不能滿足他升官發財的欲望，他便決心進行另一場賭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