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願庵的被捕，使劉湘喜出望外。
一年多以前，《國民公報》曾有這樣的報道：
四川共產黨首領劉願庵……因張秀熟被捕，三總機關破獲，乃兼程返川，以圖恢複，現據調查，劉已秘密抵渝，籌備組織暴動委員會，以圖最後一逞雲。
劉湘獲知劉願庵當上了四川的共產黨首領，十分惱怒。他不明白，為什麽社會上的人才都跑到煽動暴亂的共產黨那裏去了。教育界著名人士張秀熟當了共產黨的代理省委書記，剛才被他抓起來，政界著名人士劉願庵又接替張秀熟成為共產黨在四川的首領！
對劉願庵的名字，劉湘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此人曾當過軍閥盧錫卿部的參謀，軍閥楊春芳部的秘書，軍閥劉文輝的第九師師部谘議官等。在楊春芳部時，劉願庵曾被委任為豐都縣知事（即縣長），因他為官清正，得罪了地方邪惡勢力而被革職後，當地人民還給他建了“德政碑”。劉湘在宣布易幟加入國民革命軍時，為擴大影響，曾輾轉托人找到時任四川省參議會秘書長的劉願庵，請他代寫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就職宣言》，通電全國，影響甚好。時任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四川省（左派）黨部執行委員的李筱亭回憶：
劉湘加入國民黨，就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軍長職，為文告，數易稿不成，請求於黨，餘乃請劉願庵為之，文不加點，隨繕草隨刊，俄頃而成，正大堂皇，遠出劉部諸人之上。 劉欲聘為秘書，月薪二百元。 願庵曰：“我受命於黨，豈為若作書寫傭耶。”劉（湘）愧恨，殺機已伏於此時矣。
這次劉湘意外抓到了劉願庵，再度以高官厚祿相誘，滿以為劉願庵會屈服，但劉願庵的回答仍然是拒絕。
而且，三個革命者連真實姓名都沒有承認。劉願庵自稱名叫劉伯安，程攸生自稱叫王達三，鄒進賢自稱叫周正清。
二十一軍特委會從浩池街事件繳獲的文件中一份《各縣幹部分子調查統計表》中查到了程攸生的情況：
巴縣人，已結婚，民國十四年住過中法校，在湖北鄂城任工委及井區書記，工、兵運及井區總工會秘書長，現任省常委工作，長於工人運動。破產家庭，能明了黨的最近策略。
特務們在報告中對程攸生的評價是：
完全是個工人模樣……據說，頗能忍苦耐勞……
特務們依據告密者提供的情報，對鄒進賢作了這樣的評價：
曾代表共黨到北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同鄉青年受其麻醉者不少……奔走於京津滬粵做該黨重要工作。民國十五年為孫傳芳逮捕，供名鄒遊，嗣得該黨以八千元運動獄吏，得以脫逃。即於同年十月奉偽中央命派往莫斯科考察，住東方大學。去年，偽省黨部張秀蜀被捕後，偽中央以川省為西南中心……遂急召周進賢回川，擔任全川最高軍事指導。……因其多才，故極狡黠，此人確實厲害雲雲。
盡管三個革命者沒有作任何供述，但劉湘卻在事後貼出的布告中謊稱“皆供認陰謀禍川不諱”，並冠以“荼毒地方，為害社會”的罪名，決定將他們殺害。
劉願庵在獄中給妻子周敦琬寫了訣別的遺書，信中寫道：
我最親愛的琬：
久為敵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現在被他們捕獲，當然他們不會讓我再延長我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願如此拘囚下去，我現在是準備踏著我們先烈們的血跡去就義，我已經盡了我的一切努力，貢獻給了我的階級，貢獻給了我們的黨，我個人的責任算是盡了。……
在這封充滿**的遺書中，劉願庵追記了他們被捕那天的情況，對自己的疏忽大意給革命事業帶來的重大損失，表示了沉痛的懺悔。他回顧了他與周敦琬之間的愛情生活，傾訴了他對愛人最後的希望：“把全部的精神，全部愛我的精神，灌注在我們的事業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極。”他還交待不要把他的死告訴他貧困衰老的父親，“此後你如有力，望於可能時給父親以安慰和孝養”，“你寫信去說我已經到上海或出國去了，你隨時編造些消息，去欺騙父親好了……”。在信的後麵部分，劉願庵寫道：
我今日被審了一堂，我勇敢的說話，算是沒有喪失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獄中，許多工人對我們很表同情，畢竟無產階級的意識是不能抹殺的，這是中國一線曙光，我們的犧牲，總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樂的。
再，我的屍體千萬照我平常向你說的，送給醫院解剖，使我最後還能對社會人類有一點貢獻，如親友們一定要裝殮費錢，你必須如我的誌願與囑托，堅決主張，千萬千萬，你必須這樣，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與臨死時，沒有你的一點紀念物，這是心中很難過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緊緊係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後一刹那的呼吸，是念著你的名字，因為你是在這個宇宙中最愛我，最了解我的一個。
別了，親愛的，我的情人，不要傷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靈，時刻是望著中國革命成功，而你是這中間一個努力工作的戰鬥員！
劉願庵在給姐夫的遺書中說：
此身純為被壓迫者犧牲，非有絲毫個人企圖……至弟之屍體，已囑送之醫院解剖，以盡我最後對人類之貢獻，萬望無加阻止，虛耗金錢。
5月8日，劉願庵、程攸生、鄒進賢被劉湘下令槍殺。為防止再出現像李鳴珂赴刑場時沿途宣傳，“如登講演之台”那樣的情況，軍法官下令將他們拖出巴縣大監後，就在巴縣衙門前大壩裏“就地正法”。
巴縣衙門前的大壩平時是一個攤販市場，工藝、小吃、算命看相、賣藝販藥，鬧哄哄一片。這時全都被軍警趕到了大壩邊上。人們擁擠在士兵的刺刀後麵，急不可待地想要看看這幾個不怕死的共產黨是什麽樣子。
三位年輕的革命誌士被撕衣上綁，背插“斬標”，推到巴縣衙門大壩裏，麵對東、西轅門之間的照壁站定。正午的陽光照著他們神情嚴峻而悲壯的麵龐，照著他們傷痕累累的肩臂和後背。儀表堂堂的劉願庵那被打傷的臉上，一隻眼睛還有些青腫。看熱鬧的人群中，有人發出了感歎的“嘖嘖”聲。
在槍響之前，他們各自拚命喊起了口號。劉願庵因長期奔走革命，積勞成疾，在以他生命中最後的力量高呼口號時，一腔鮮血驟然從口中噴出，濺到了照壁上彩繪的“麒麟望日”圖上……
圍觀者中有人忍不住發出了驚叫……
劉湘及其部屬對這次意外得來的反共“成果”十分高興，在彈冠相慶之後，二十一軍特委會在總結報告中寫下了這樣自鳴得意的話：
該黨組織，自此次搜索，大受挫折，所有稍具才幹的分子，差不多大半無幸免。……他們曾派牛大鳴到上海請偽中央選派人來維持現狀，牛去不久，臨時省委即遭破獲，所有文件，統統被搜。偽中央雖然能趕得及派人來重新組織，然已無濟於事了。
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有哪一個時代的造反者、革命家會被血腥的屠殺嚇倒？
在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犧牲後，軍委工作由省委書記劉願庵承擔起來。劉願庵犧牲後，軍委工作由他的妻子、當時負責省委秘書處一科與二科工作的第一屆省委委員周敦琬和隨後趕來重慶的臨時省委書記程子健等人承擔起來。在前仆後繼領導四川共產黨人開展軍事工作的中共四川省軍委留存下來的一份《五月半至七月尾工作計劃》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悲壯的號召：
全黨同誌死完，隻要剩下我便繼續再搞！
這就是革命者們對血腥屠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