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年前，我在好客的比利時著名法學家德·拉維萊先生家短居數日。某日，我們在漫步時聊起宗教這一話題。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問：“你是說，在你們那兒的學校裏真的沒有宗教課？”聽到我說確實沒有，他驚異地停住，然後用一種令我以難忘懷的口吻重複道：“沒有宗教！那，你們那裏怎麽傳授道德知識？”這問題讓我一時愣住了。我沒法給他一個現成的回答，因為我童年時代所學的道德戒律，並不是學校教給我的。當我開始對自己的是非觀念條分縷析時才發現，是武士道將這些觀念灌輸在我的言行舉止中。
這本小書的創作動機也源於我妻子關於各種思想、習俗何以流行於日本的日常追問。在搜尋給拉維萊先生和我妻子的滿意答複過程中我了解到，如果不了解封建主義和武士道，現代日本的道德觀念將永遠是個不解之謎。
利用久病期間的閑暇，我把日常對話中的一些回答記錄下來，公之於眾。這些回答主要來自我那封建主義依然盛行的少年時代所接受的教育。
左有拉夫卡迪奧·赫恩和休·弗雷澤夫人，右有歐內斯特·薩托爵士和張伯倫教授，要用英文寫關於日本的事，想想的確讓人氣餒。與這些大名鼎鼎的作者相比，我的優勢在於，他們隻是站在律師和檢察官的角度審視日本，而我卻可以采取被告的姿態。我時常想，我若有他們的語言才能，一定可以更雄辯地陳述日本的立場，而用異國語言表達自己的觀點，我隻好不求雄辯，但求曉暢了。
文中引用歐洲曆史與文學中的例子來闡釋本人的觀點，是為了幫助外國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內容。
一些讀者或許認為，我在運用與宗教有關的典故時有失敬之嫌，但我相信，本人對基督教的虔誠態度是毋庸置疑的：我並非對基督教教諭本身失敬，而隻是對教會的教諭方式和將教諭複雜化的具體形式不予認同；我相信基於基督教教諭並由《新約聖經》流傳下來的宗教，以及銘刻於心的律法；我還相信上帝與一切民族和國民——不論是異邦人或猶太人，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都結成了可稱為“舊約”的聖約。至於我對神學的其他看法在此不再贅述。
最後，我想對我的朋友安娜·C·哈茨霍恩致謝，感謝她對本書提出的寶貴建議和她設計的極具日本特色的封麵。
新渡戶稻造
1899年12月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莫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