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西方文明迅速推進，我國是否已經抹掉了古代訓誡的一切痕跡呢?
如果一個民族之魂如此迅速地消亡，就實在是太可悲了。假如如此輕易就屈服於外來影響，這樣的靈魂實在可憐。構成國民性格的心理因素的集合體是堅固的，堅固如“魚鰭、鳥喙、食肉動物的牙齒中堅不可摧的部分”。勒龐先生在他那膚淺斷言和精彩概論夾雜的近著[70]中說：“源於知識的發現是人類共有的遺產；性格上的長處和短處構成每個民族獨有的遺產。它堅如磐石，曆經長達幾個世紀日日夜夜水流的衝刷，也隻不過磨去了它的外層的棱角。”考慮到民族性格的優缺點形成了每個民族的獨有遺產，上麵這番話的措辭實為強烈且頗值得深思。不過，早在勒龐開始寫這本書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這種概括性理論，而這一理論早已為西奧多·魏茨和休·默裏所粉碎。
研究武士道所灌輸的各種德行時，我們曾引用了一些歐洲的資料來做比較和例證，並發現沒有哪個特性能夠稱得上是武士道的專有遺產。的確，武士道作為一個道德集合體展現出其獨特之處，被愛默生命名為“所有偉大力量都參與進來的複合作用的結果”。但是，這位康科德[71]的哲學家並不像勒龐那樣，把它作為一個種族或民族的專有遺產，而稱之為“結合各國的最強人物，讓他們相互理解和取得共識的要素；它確切無誤，以至於一旦某個人不使用這如同互濟會的暗號一樣明確的信號，便會立刻被識別出來”。
武士道所印刻在日本人特別是武士身上的特點，雖不能說構成“種族中不可分離的元素”，但毫無疑問，這些特點至今仍保有生機 。即便武士道隻是物理上的力，它在過去七百年間所獲得的慣性也不可能讓它的影響戛然而止；即便它隻通過遺傳而傳播，它的影響也一定遠播後人。試想，根據法國經濟學家謝鬆先生的計算，假定一個世紀有三代人，那麽“每個人的血管中都流著生活於公元1000年時的2000萬人的血”。那些“彎著背負世紀重荷的腰”翻土耕作的貧農，血管中流著曆代的血，正如他們和“牛”是兄弟一樣，他們和我們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為一種不自覺且不可抵抗的力量，推動著國家及個人。新日本最顯赫的先驅者之一吉田鬆陰，臨刑前夜寫下的詩句，是日本民族的真實寫照——
深知此路必向死，
奈何身係大和魂！
雖然沒有固定的具體形式，但武士道在過去和現在都煥發勃勃生機，是我國發展的原動力。
蘭塞姆先生說：“如今同時存在三個不同的日本——還未完全衰亡的舊日本，剛剛誕生卻缺乏精神內核的新日本，還有處於關鍵的陣痛轉型中的日本。”從許多方麵，特別是從具體有形的製度層麵講，這番話很有道理。但是把它應用到基礎倫理觀念上時，則需要做若幹修正，因為作為舊日本建設者及其產物的武士道，現在仍是過渡時期日本的指導原則，而且必將成為新時代的塑造力量。
在明治維新的風暴和國家複興的旋渦中掌舵的大政治家們，除武士道外並不了解其他道德教誨。近來有幾位作者[72]試圖證明，基督教傳教士對於新日本的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我雖樂於將榮譽授予應獲得者，卻很難將上述貢獻歸功於善良的傳教士們。與其提出一個沒有證據的論斷，不如恪守《聖經》，將榮譽歸於他人，這樣更符合他們的職業。我個人相信基督教的傳教士正在教育領域從事著偉大的事業，尤其是在道德方麵——盡管那神秘而確鑿無疑的神跡仍隱藏於天國的秘密之中。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基督教在新日本性格形成上的貢獻。純潔而簡單的武士道，在順境與逆境的交織中，推動了新日本的發展。翻開現代日本的建設者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的傳記，或者看一看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還活著的人物的回憶錄，我們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他們的思想及行動都受到武士道的激勵。亨利·諾曼先生在對遠東的觀察和研究後宣稱，日本同其他東方專製國家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人類所發明的最嚴格、最崇高、最精密的榮譽信條在國民中產生的支配力量”。先生此話觸及建設新日本的今天和未來的原動力。
日本的巨大轉變為全世界所知。這樣大規模的事業自然有各種各樣的動力參與進來，但是如果要說最主要的動力的話，大概任何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說是武士道。當我們開放對外貿易時，當我們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麵麵時，當我們開始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科學時，我們的原動力不是物質資源的開發和財富的增長，更不是對西方習俗的盲目模仿。
對東方的製度及人民做過精心觀察的另一位作者湯森[73]寫道：“我們經常聽說歐洲如何影響了日本，卻忘了這個島國的變化完全是自發的。並非歐洲教會了日本，而是日本自發學習歐洲文化、軍事領域的組織方法，從而獲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幾年前土耳其輸入了歐洲的大炮一樣，日本輸入了歐洲的機械、科學。確切地說這不是影響，就像不能說英國因為從中國購買茶葉而受到了影響一樣。”他又問道：“曾經改造了日本的歐洲使徒、哲學家、政治家或煽動者在哪裏呢?”湯森先生正確認識到，日本變化的原動力，完全在於我國國民本身，而如果先生更深入地探究日本人心理的話，那麽以他敏銳的洞察力，一定很容易確定日本人心理的源泉正是武士道：不容被蔑視為劣等民族的名譽感才是日本崛起的最強大的動力，而殖產興業則是稍後在改革過程中覺悟到的。
武士道的影響如此強烈，看看日本人的生活就一目了然：讀一讀對日本人心理做出最雄辯而真實解釋的赫恩的作品，便知道他所描寫的內心活動，就是被武士道影響的一種心理活動；全民對禮節的重視是武士道的遺產，這一點眾所周知，毋庸贅述；“矮小的日本人”的吃苦耐勞和堅韌無畏，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已得到充分證明[74]；許多人問：“還有比日本人更忠君愛國的國民嗎？”我們之所以能自豪地回答“沒有”，都是拜武士道所賜。
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坦然地承認，武士道對日本人的缺點、短處應負很大的責任。我國國民缺乏深邃哲學的原因——盡管我國某些青年在科學研究上已經獲得了世界級的聲譽，但在哲學領域則尚未做出什麽貢獻——這源於：在武士道的教育製度下，忽視了形而上學的訓練。武士道的名譽觀也造成了日本人過於敏感、易激動的性格；而讓我們經常被外國人批評的那種妄自尊大，也是武士道名譽觀的病態產物。
各位在日本旅行時，大概見到過許多蓬頭垢麵、衣衫襤褸的青年，手持大手杖或書本，完全出世地在街上遊**吧？這就是“書生”（學生），對他們來說，地球太小，諸天也不夠高；他們對宇宙和人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們住在空中樓閣，咀嚼著上天的智慧；他的眼裏閃著雄心壯誌的光芒，內心對知識如饑似渴。貧窮隻不過是促他前進的一種動力；在他看來，世俗的財富是其人格的枷鎖；他是忠君愛國情懷的儲備庫，以國民名譽的捍衛者自居；他所有的美德和缺點，讓他成為武士道最後的孑遺。
武士道的影響雖然至今仍根深蒂固，但正如我之前說的，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日本國民總能回應自己所繼承的傳統，雖然有時候並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因此，同樣一個道德觀念，在以新的翻譯術語表達時，相比用舊的武士道術語，效果差別巨大。對於一個背棄信仰的基督徒，牧師的勸說對防止他墮落無濟於事；而如果要求他保持忠誠，則能夠讓他回心轉意，因為他曾經發誓要對主忠誠。“忠義”一詞可以讓所有高尚的情感回溫。在某所學校裏，曾經有一群任性的學生出於對一位教授的不滿而長期參與“罷課”活動。然而這種抗議竟因校長問的兩個簡單問題而結束——“你們的教授清白嗎？如果清白，你們就該尊敬他，把他留在學校。他懦弱嗎？就算懦弱，推倒一個即將倒下的人，也非男子漢所為。”對教授的不滿源自教授的學術能力不足，然而和校長暗示的道德因素相比，學術能力的不足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偉大的道德革新也是通過喚起武士道所培育的感情而完成。
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在我國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於，大多數傳教士對於我國曆史一無所知。一些在日本的傳教士會問：“我們關心異教徒的曆史幹什麽？”結果，他們試圖傳播的基督教與我們祖祖輩輩在過去幾世紀所傳承下來的思想習慣漸行漸遠。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竟要嘲弄一個國家的曆史！他們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甚至沒有任何文字記載、最落後的非洲野蠻民族，其經曆都是經上帝之手寫就的，屬於全人類曆史的一頁。即便那些已滅亡的種族，也期待著能有一雙慧眼從古代文獻中辨識其經曆。對有哲思而虔誠的人來說，各人種都是上帝在其或黑或白的肌膚上留下的符號。如果這個比喻恰當，那麽黃種人就是上帝用金色的象形文字鐫刻下的寶貴一頁！傳教士們無視一個民族的過往經曆，宣稱基督教是一個新的宗教。但在我看來，基督教則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來表達——即如果用一個民族道德發展曆程上所熟知的詞匯來表達——那麽基督教在任何人種或民族的人心中，都會很容易找到寄居之所。然而實際上，美式或英式的基督教（其中包含的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奇思怪想，多於基督教本身教義的恩典與純粹）成了嫁接到武士道樹幹上的孱弱樹芽。新信仰的宣傳者是否應該把樹幹、樹根、樹枝全部拔掉，在荒地上去播種福音的種子呢？這樣英勇的方法或許隻在夏威夷行得通，因為據稱那裏的軍士教會在積累財富和滅絕土著方麵已取得全麵成功。然而，這樣的做法在日本則絕無可能——不，就是耶穌本人在人間建立其王國時也決不會采取這樣的辦法。我們應該牢記以下這段話，它出自虔誠的基督徒和淵博的學者喬伊特之口：
人們把世界上的人分為異教徒和基督教徒，卻並不考慮一方究竟隱藏著多少善，另一方又混雜了多少惡。他們拿自己最善的部分去和鄰人最惡的部分相比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臘或東方的腐敗相比較。他們並非尋求公正，而是滿足於積攢那些對自己教派的讚揚和對其他宗教的貶低。[75]
但是，無論個人會犯什麽樣的錯誤，傳教士信奉的宗教基本原理無疑是我們思考武士道未來時必須考慮的因素。下一章，我們就來談談武士道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