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剩下的時日已是屈指可數，關於其未來的不祥之兆已彌漫於空中。不僅是征兆，各種可怕的力量實際上正威脅著它。
用歐洲的騎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進行曆史對比，這樣貼切的比較實在難得。
如果曆史能夠重演，那麽後者的命運必然是前者遭遇的重演。聖·帕拉耶所列出的推動騎士精神衰落的地理因素顯然並不適用於日本。不過，在中世紀及其後，那些摧毀騎士精神的更大、更具一般性的因素，肯定也作用於正在衰落的武士道。
歐洲和日本經驗的一個顯著差別是：在歐洲，騎士精神從封建製度處斷奶後，便為基督教會所收養，從而獲得了新的生命；與此相反，日本則缺乏能夠哺育武士道的大宗教，因此，在母製度即封建製消亡後，武士道便成為必須自探生路的遺孤。現行的精密軍事組織或許可以將武士道置於其蔭庇之下，不過我們知道，現代戰爭能為武士道提供的成長餘地微乎其微。神道曾在武士道尚處幼年時哺育過它，而如今自己卻已衰朽。中國古代的白發聖賢已被邊沁和彌爾式的知識新貴所取代。未經深思熟慮的道德理論應運而生，卻因迎合了時代的沙文主義傾向，而被看作更能適應當今需求；不過我們現在也隻會在煽情的新聞專欄聽到這些尖厲聲音的回響而已。
各種各樣的封地和權威都擺開與武士道對抗的陣勢。正如韋伯倫所言，“真正的工業階級，其禮法的衰微——或者說生活的庸俗化——在任何具有敏銳洞察力者的眼裏已成為當代文明的禍害之一。”民主主義不可抗拒的潮流，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托拉斯——然而武士道正是由那些壟斷知識、文化儲備資本並確立道德等級的人組成的托拉斯——而民主主義本身就強大到足以吞噬武士道的殘餘。
目前的社會化力量反對階級精神，但正如弗裏曼所嚴厲批評的那樣，武士道就是一種階級精神。而現代社會，隻要還標榜某種形式的統一，就不會接受“為特權階級而設計出的純粹的個人義務”[76]。此外，隨著教育的普及、產業技術、財富及城市生活的發展，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是武士刀最鋒利的刺擊，還是武士道最強勁的弓弩射出的最銳利的箭，都沒有用武之地了。建築於名譽基石上並靠名譽來鞏固的國家（我們應稱之為名譽之國，還是像卡萊爾那樣稱之為英雄國度呢？）正迅速落入用謬論武裝起來的喋喋不休的律師和胡說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一位大思想家論及特萊莎和安提貢[77]的話大概也適用於武士道：“產生她們的轟轟烈烈事跡的環境，已經永遠消亡了。”
嗚呼，武士之德！嗚呼，武士之傲！道德伴隨著號角和鼓聲來到人世，卻注定“隨著軍士和國王的逝去”而黯然離場。
如果說曆史教給了我們什麽的話，那就是但凡建立在尚武美德之上的國家——不管是像斯巴達那樣的城邦，還是古羅馬那樣的帝國——都不會成為世間“恒久的城市”。盡管人類身上的戰鬥本能廣泛存在並且自然而然，盡管這種本能已被充分證明是高尚的情感和大丈夫的品德，但它並非人性的全部。因為，在戰鬥的本能之下，潛藏著一種更為神聖的本能——愛。我們已經了解，神道、孟子以及王陽明都曾清楚地闡釋教導過這一點。但武士道以及其他尚武的倫理體係，無疑都專注於眼前實際需要解決的問題，結果忘卻了愛的本能。如今，生命已經變得更加寬廣。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種比武士道更崇高、更寬廣的人生觀。隨著人生觀的拓展，隨著民主的普及，隨著對其他民族和國家了解的深入，孔子的仁愛思想（或許還可以加上佛教的慈悲思想）將拓展並融入基督教的博愛思想中。人已不再是臣民，而是發展為公民；不，他們已經超越公民，成為人了。雖然戰爭的烏雲依舊密布於地平線之上，但我們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將很快把它驅散，世界曆史將證實“順從的人將繼承大地”的預言。一個國家出賣和平的長子權[78]，由工業主義前沿倒退到侵略主義的隊伍，這是多麽糟糕的交易啊！
社會狀況的飛速變化與武士道的矛盾達到劍拔弩張的層麵之日，便是為武士道的光榮下葬做好準備之時。正如難以確定其開始時間，要指出騎士製度的確切死亡時間也一樣困難。米勒博士說，因為法國亨利二世死於一場比武，騎士製度於1559年被正式廢除。在日本，1870年（明治三年）的廢藩置縣詔令，敲響武士道的喪鍾。此後五年頒布了禁止佩帶刀劍的法令，因而響亮地送走了舊時代的“無價的生命恩典、廉價的國家防禦、男子氣概與英雄事業的保姆”，並響亮地迎來“詭辯家、經濟學家和謀略家”的新時代。
有人說，日本最近能贏得與中國的戰爭的勝利，靠的是村田槍和克虜伯炮，又說，這一勝利歸功於現代學校製度，然而這些說法連似是而非都算不上。就像是一架鋼琴，即便出自埃爾巴或斯坦威[79]等傳世良匠之手，如果不經大師之手，它本身能彈出李斯特的《狂想曲》 或者貝多芬的《奏鳴曲》嗎？再說，假如槍炮本身能打勝仗，那為什麽路易·拿破侖沒能用他的密特萊爾茲式機關槍打敗普魯士人，為什麽西班牙人沒能用毛瑟槍打敗僅靠舊式來明頓槍武裝起來的菲律賓人呢？毋庸贅言，是精神帶來了活力；沒有精神，最精良的裝備也無濟於事；最先進的槍炮也不會自動發射，最現代化的教育製度也不能讓懦夫成為英雄。在鴨綠江、朝鮮和滿洲裏，是我們父輩的英靈牽著我們的雙手，帶領我們取得勝利。這些英靈、我們驍勇善戰的祖先沒有死——對於那些心明眼亮的人，這些靈魂清晰可見；深入了解一個思想最開明的日本人，我們將看到武士之魂。正如克萊姆教授貼切表達的那樣，名譽、勇氣以及其他武德，“僅由我們托管，是死者和後代不可剝奪的領地”，而我們現在的使命是好好保護這份遺產，不讓古老的精神有絲毫減損；未來的使命則是拓寬其範圍，使之在生活各領域和各行各業的關係中得到應用。
有人預言，封建的日本道德體係會同其城郭和甲胄一樣化為塵土，而新倫理將如鳳凰涅槃般引導新日本走上進步的道路，而這個預言已由過去半個世紀所發生的事件證實。我們都希望能實現這樣的預言，也相信這是可能發生的，但不應忘記的是，鳳凰能從它本身的灰燼中複活，它不是過路的候鳥，也不借其他鳥兒的翅膀飛翔。“天國就在你們中間”，它既不從高山上滾落下來，也不從寬闊的海洋橫渡過來。《古蘭經》說：“真主賜各民族以講其母語的先知。”天國的種子在日本人心中得到驗證，受到認可，在武士道中開出花朵。可悲的是，還沒等它完全成熟，武士道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我們還在向四麵八方尋求其他美好與光明、力量和慰藉的源泉，卻至今未發現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的盈虧哲學，在僅有半個靈魂的強詞奪理者中獲得支持。唯一足以同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相抗衡的強有力倫理體係就隻有基督教了。必須承認，與之相比，武士道就像“一根火光微弱的燈芯”。但是，救世主宣稱，不應把燈芯熄滅，而應將它煽成火焰。和救世主的希伯來先驅，特別是以賽亞、耶利米、阿莫斯和哈巴穀等一樣，武士道特別強調統治者、公職人員和國民的道德行為；而基督的倫理則幾乎完全是關於個人及基督的追隨者的，因此隨著個人主義在道德因素上的影響力增長，基督的倫理將得到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尼采所謂的專橫、獨斷的主人道德[80]，在某些方麵與武士道近似；而如果我沒有太大誤解的話，它隻是基於尼采病態而歪曲的術語對謙遜、自我否定的拿撒勒奴隸道德的定義，其他較小的道德體係為了保持生存大概會同二者中的一方聯合吧。武士道會同哪一方聯合呢？武士道不須捍衛固定的教義或公式，因而作為個體它可以完全消失，如櫻花般在晨風中散去，然而它命中注定絕不會完全滅亡，就如誰也不能說斯多葛主義已死一樣。武士道作為體係已經滅亡，但作為美德卻還活著，人們至今仍可從不同方麵感受到其活力——在西方各國的哲學中，在文明世界的法律裏。不，隻要人們還在為超越自己而奮鬥，隻要人們還在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靈魂支配肉體，我們便會看到芝諾不朽的教導在發揮影響。
基督教和物質主義（包括功利主義，將來或許會被還原為希伯來主義和希臘主義這種更古老的形式）將分治天下，武士道作為一個獨立的倫理準則也許會消亡，但它的威力則不會從世間消失；武士道的武略或文德作為體係也許會消亡，但其光輝與榮耀將超越廢墟而永世長存，正如象征它的櫻花一樣，被四麵來風吹散後，依然用芬芳豐富生命、祝福世人。百世之後，當它的習俗已被掩埋，名字也被遺忘時，它的芳香也會從那“在路旁眺望也望不到頭”的遙遠山崗上隨風飄來——這時，正如那個教友派詩人的美麗詩句所吟唱的那樣：
旅人懷著感恩的心，
呼吸不知來自何處的芬芳，
然後停下腳步，脫下帽子，
接受來自空中的祝福。
［全書完］
原作完成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
本書譯自一九〇八年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