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邊講的都是史前時代，再往後，我們看到曆史進入一種傳說的曆史時代，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記住了黃帝以及他這個族群後邊的幾位重要的帝王。那個時候權力擴大了，城市從小型發展到中等，再發展成一個很大的城市。有了天文觀象台，實際上意味著一種社會的發展、財富的集中，權力的所有者逐漸就要從依賴原始的天然血親聯係而產生的宗族長、部落長，慢慢異化為國家政權的領袖，變質為帝王。而曆史上緊接著就誕生了夏、商、周這三大王朝，實際上此時已進入了帝王時代，也可以稱為王權時代。

我們這一講主要是來談一談夏朝的特點，還有它的基本史實。首先來說夏代。夏這個人群，它最早的領袖是禹。堯舜時期，大洪水泛濫，禹繼承了他父親的遺誌，率領民眾治理大洪水。禹傳位給兒子啟，開啟了“傳子不傳賢”的傳統。按照孟子的說法，這也是上天選擇的，就是說禹似乎也想把權力交給賢人，但是他的兒子啟就是當時最大的賢人，大家辦事情不去找別人，就專門找啟。於是啟就自然成了合法繼位者，這是孟子的一個說法。

啟當權以後，中國曆史就進入夏王朝時代。夏王朝建立以後，一共延續了近500年。商王朝的曆史也是500年左右。而周代呢？西周隻有270多年，加上東周可就長了。民間有這樣的傳說：周文王當年為薑子牙推車推了800步，於是薑家就保周朝保了800年。如果算上春秋戰國，那時間差不多。

我們說回夏朝，夏朝有將近500年的曆史，《史記》裏麵記載了夏朝每一代王大致的事跡，到了夏桀時，因為他酷虐，民眾造反。當時民間還流行一個口號，叫“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什麽意思呢？就是太陽什麽時候完蛋，我寧願跟你一塊兒死。這是痛恨到無以複加了，隻要你死，我陪你一起死我都願意，其中包含著為後代造福的意思，可見這種仇恨是多麽深刻。

夏代的這些曆史，比較籠統，我們隻知道在夏代的曆史當中，存在著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人群的融合問題。當夏王朝建立了它的政權以後，夏啟幹了一件事，這被記載在《尚書·虞夏書》的一篇很短的文字《甘誓》中。

“甘”是個地名，“誓”就是軍前誓詞。這個《甘誓》篇實際上就是“夏啟伐有扈”。“扈”這個地方過去認為在陝西，但是現代學者，比如顧頡剛先生和他的學生劉啟宇先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劉先生一輩子治《尚書》，他注解《尚書》時就提出來，“有扈”就是“有崮”，它的地點不在陝西，而在今天山東範縣這一帶。這是一個東部人群，大概崇拜鳥。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觀點。因為這說明夏王朝建立了以後，它周邊還有其他的人群。那麽對這些人群該怎麽辦？《甘誓》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策。

《甘誓》篇裏邊說，因為有扈人群不聽天命，他們蔑棄神明，於是我們奉天之命，“剿絕其命”。這是很殘暴的一種命令，“剿絕其命”，實際上就是要幹掉他。我們看到了一種模式，當一個強大的政權誕生了以後，這個王朝周邊還有一些人並不聽它的。這個太正常了，中華文化是多元發生的，雖然在中原地區文明率先實現了突破，進入國家時代，有了強大的政權、強大的軍隊，從發展水平上說它很先進，但是它對周邊人群采取了什麽態度？實際上是開了一個先例——剿絕其命。曆史新的一個階段就開始了。

我們說堯舜時期“小族依附大族”是一個凝聚的過程，文質彬彬。為什麽大家懷念那個時代呢？因為那個時代還沒有進入用戰爭去平定別人、去擴大家國的範圍。而一旦國家形態確立，那就會主動擴大家國的範圍。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新的模式，這個模式一直延續到殷商，西周建立封建製後才結束，這個變化是非常巨大的。

在討伐了有扈後沒過幾代，夏朝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太康失國。《史記·夏本紀》裏邊記載，雖然太康失國，丟掉了政權，但是他還是把權力傳給了他兒子仲康。仲康又傳給了相，相後來被人殺死。相有個遺腹子叫少康，少康又“中興”，再次奪回政權。大家看到這裏肯定會產生疑惑，太康不是失國了嗎？他怎麽還能把權力傳給兒子呢？我們這裏要補一句，《史記》所記載的是太康所在的那個宗族，宗族部落的權力是世襲的，他可以傳給他兒子。但是，此時國家的最高權力已經不在太康這一係手中了，周遭那些族群也不再聽他的話了。太康失國，少康中興，那麽奪了太康權力的這個人叫什麽呢？叫後羿。

我們知道，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中有個“後羿射日”的故事，“十日並出”用現代的理解就是曆法亂了。後羿在神話傳說裏，是一位東方人群(東夷人)的領袖。根據《左傳》記載，他是從鉏遷過來的，那麽這個鉏在哪兒？鉏在今天河南省滑縣，後羿實際上是從東部平原來到西部。在東夷人群和西邊華夏人群的交界地帶，來了一支人群，把夏朝的權力奪了。後來他們又殺死了相，相有一位夫人，懷著孩子跑了。跑到娘家，這個娘家叫有仍氏，遺腹子少康繼承了有仍氏部族的權力，就這樣，他慢慢積累，又把權力奪回來了，這就是“少康中興”。

我們看到這其實還是個東西人群的問題。《甘誓》篇告訴我們啟向東打，擴張自己的地盤。夏這個人群，應該來自西部的高原，他們的主要擴展方向是向東，一直到桀，都在向東擴展。後來據說桀征東夷，打了勝仗後亡的國。

過去傅斯年先生在蔡元培先生誕辰的紀念文集裏就提出了《夷夏東西說》。這篇文章很出名，實際上當時的曆史問題是東西問題。仰韶文化區域和大汶口龍山文化區域在中原黃河這一線貫穿，因為當時自然條件比較優越，所以東西人群都在蓬勃發展，這兩大人群的融合是當時的一個主調，一個大問題。所以夏朝人用了征服的手段。

另外，就是從文化上講，我們今天輾轉看到了前人對於夏朝文化的論述。夏朝人“尚忠”“尊命”(相信命)；“事鬼敬神而遠之”，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他們注重人事，忠於職守。這是《禮記》裏麵的說法。

過去有位柳翼謀老先生，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中國文化史》上、下兩冊。他說所謂“尚忠”就是忠於職守。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時候，三過家門而不入，就是公而忘私、忠於人事的表現。現在考古似乎也能證明這一點，在宋振豪先生所寫的《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就提到在河南登封這一帶發現了一個考古遺址，那是夏朝的根據地。夏人的生活區域在二裏頭，就在現在的偃師，中嶽嵩山周圍這一帶。這個地方有一個城邑，被大水衝毀了幾回，夏人經過多次修整，始終不肯搬走，這跟後來殷商人那種好遷移的習性不一樣。夏人尚忠。

我們今天從屈原的《九歌》裏麵，似乎還能看到夏人文化的遺跡。說到《九歌》，就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楚國人。楚國人其實並不是湖北這一帶本生本土的原住民，在殷商崛起時期，他們從中原遷徙過去。楚國人的文獻裏邊談到，他們過去在許和昆吾一帶居住。許是今天許昌這一帶，南陽盆地這一帶，昆吾則要更靠北。

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大約在殷商興起的時候，有一支人群南遷了，把當年屈家嶺文化人群趕走了，這實際上可能就是楚人。注意，楚國人帶來的是北方文化、中原文化。為什麽？因為《九歌》裏邊有祭河伯的，河伯是黃河神。當然《九歌》裏邊也有大量的南方文化，但是《九歌》的誕生時間已經到了戰國時期，屈原是改寫也好，還是創作也好，已經是變化得有點麵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