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帶了100多人的代表團到日本去和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談判。這是一次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談判，直接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曆史。
李鴻章的代表團很龐大，總共有130多人，身份最高的隨員李經方是他的兒子。後來，他在李鴻章被刺傷之後作為臨時代表，替李鴻章簽字、接受文件。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科士達。科士達原來是美國的國務卿，是法律專家，他此次是作為首席法律顧問和外交顧問出席的。科士達在這次談判當中，為清政府作出的貢獻其實也很大。過去很多研究者認為，科士達可能在某方麵更傾向於認同日本。原因在於，他有時候勸清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這個“勸”我們究竟怎麽來理解？不同的人對科士達在這次談判當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理解都擺出來。如果我們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來理解，可能是科士達覺得李鴻章剛剛從農業文明走出來，對西方的這種近代交往規則不太理解，於是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但如果你是站在一個陰謀論的角度去理解，那可能是幫助日本代表給中國施壓。
除上述兩人外，還有幾位重要的隨員，可能各位讀者也都聽說過，像羅豐祿、伍廷芳、馬建忠、徐壽朋、於式枚都是當時很有地位的文人，他們的工作就是處理李鴻章的文件。羅豐祿是與嚴複一起的第一撥留學英國的海軍。第一撥留學英國的海軍其實出了很多人才，當時這一撥留學生到英國去，不僅是研究海軍的發展、海軍的技術，像嚴複後來從事的就是翻譯和教育。羅豐祿從英國留學回來之後，基本上一直跟在李鴻章身邊，是李鴻章幕僚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李鴻章很早就通曉西方的經濟學術語，他能夠第一時間知道經濟學方麵最前沿的知識，而且不僅能夠消化，還能利用。那麽他的這些知識是從哪兒來的？最近的資料表明，是羅豐祿提供的。羅豐祿和西方人已經是同一種思維形態了。因為近代以來留學最成功的就是幼童。幼童留學能達到他的留學國的水準，思維與該國人處於同一種狀態。近代以來留學成功的，一個是留學美國的幼童，還有就是嚴複、羅豐祿這一撥到英國去的。他們進入西方的主流社會，再將他們對西方文明的理解反饋給中國，這和後來胡適這一撥成年人出去留學完全不一樣。
日本的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都是明治維新時期重要的日本政治家，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他們和世界各個重要國家之間的關係，遠非當時的清朝所能比，也不是李鴻章所能想象的。他們和西方的外交界、政治家的關係，也是李鴻章這一代人所不能達到的。李鴻章是中國高官當中第一個出國的，盡管是到日本去談戰後的安排。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朝，在這之前根本不把外國當回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這之前清朝不覺得到外國去考察是重要的。李鴻章這一次去日本其實也不是考察，僅僅是和日本的外交官、政治家進行了一般的接觸，但是你可以看到，這還是對後來中國的道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李鴻章當然希望3月19日就正式開始談判，第一次談判是禮儀性的談判，雙方進行一些禮節性的安排，主要是寒暄、聊天。
第一天的聊天當然也沒有聊什麽非常實質性的內容，因為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已經很熟悉了。十年前他們在天津逗留了很長時間，給彼此留下了很不錯的印象，沒有什麽大的曆史隱患。這一次他們見麵之後，伊藤博文和李鴻章之間的朋友的感覺還是很明顯的，因此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聊了很多。
在聊天的時候，李鴻章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清朝戰敗，但以個人的身份表達了對大清在過去十幾年當中沒有像日本一樣進行政治改革，而錯過實質性進步和發展的惋惜。如果我們不清楚此前的背景的話，肯定就搞不清楚李鴻章為什麽這麽講。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李鴻章都不認為日本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他一直堅信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而不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更不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李鴻章堅定地認為中國的路是對的。1871年日本人就跟李鴻章講：中堂你們這樣做可能不行，教育不發展，社會不解放，軍隊不改革，一味守住堅船利炮，這樣沒法真正強大起來。那時候中日之間是友好的，是日本來求中國建交。李鴻章怎麽說呢？他講小國怎麽能懂大國。
1885年伊藤博文和李鴻章在天津談判的時候，在聊天、喝酒的時候，伊藤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他說：“中堂，你們應該考慮一下國家的發展模式了。你看，到1885年的時候，清朝所有的企業都還是國家的。”
十年過去了，甲午戰爭大清打得非常艱難，經費從哪兒籌措都不知道。原來牛烘烘地講中國的增長很快，實力很強，但是等戰爭一開打，要買槍炮子彈了，才發現政府掏不出錢來。沒錢怎麽辦？中央財政說，不是一直說兩江有錢嗎？而且你的企業發展最好，金陵製造局、江南造船廠利潤都很高，應該借點錢給中央買槍炮。兩江哪有錢啊!因為在戰爭爆發之後，對於中國和日本的戰爭，國際金融界、國際實業采取中立政策。也就是說日本貸不到世界銀行的錢，中國更拿不到別人的錢。中國自己的企業要保留資金，怎麽可能支持這種戰爭？這次的戰爭真是給清政府上了一課。
李鴻章感慨，就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中國沒有能夠像日本那樣進行政治改革、變更體製，我覺得這可能是他發自內心的一種感慨。而這個認知對兩年之後的中國政治變革至關重要。在1898年政治變革之前，高官中隻有李鴻章一人有海外觀察經驗。他經曆的兩次重要的觀察：一次是到日本去談判，另外就是第二年的歐美之行。
在這次談判中，李鴻章突然提出一個要求——日本人感覺到李鴻章是臨時起意的，但中國方麵其實是早有預案的。李鴻章講：“伊藤君，我們是不是先宣布一下停戰？”這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為當時的戰爭格局，是日本的軍隊處在一個進攻的態勢，中國的軍隊一潰千裏，從朝鮮潰到國內，北洋艦隊差不多已經全軍覆沒了。也就是說中國處於頹勢，而日本則處在一個進攻的態勢，所以李鴻章講，既然你同意談判，咱們就應該先停戰。伊藤博文這時候沒有辦法立刻答複李鴻章，於是說：“明天我給你一個答複。”第一次的談判就這麽過去了。
第二天上午，李鴻章他們幾個人就從船上下來正式登陸。剛到日本時，李鴻章其實是不想上岸的，畢竟是作為戰敗方，他不願踏上日本的領土。後來日本方麵以及中國的隨員覺得，70多歲的老人，談判究竟談多少天還不知道，如果每天吃住都在船上，船又晃得厲害，要是出了問題就麻煩了。最後在他們的反複勸說下，李鴻章就同意了移到岸上，住到給他安排的一個官邸裏邊去了。第二天下午，會談就正式開始了。
其實第二次談判實質性的內容也不多，因為這次談判算是正式談判的第一次，整個談判序列中的第二次。這次談判一開始，伊藤博文就對昨天李鴻章提出的停戰要求，作出了明確的答複。伊藤博文講：“我們經過討論之後決定，可以答應清朝停戰的要求，但是有一個條件，清朝方麵要把大沽口、天津和山海關三個地方交給我方。另外，在停戰期間，駐軍的全部費用要由中國方麵承擔。”
李鴻章一聽到伊藤博文提出這樣一個提議，頓時就火了。李鴻章說：“你們太沒道理了，這三個地方日軍現在還沒有占領，就讓我們把它們交給你，憑什麽？”另外李鴻章講：“從1870年到現在，我已經當了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我這次隻是因為要談判，才讓別人先暫時管著。我要是答應了你們的要求，那我怎麽和直隸的老百姓交代？難道要我和百姓們說，你們總督我把這三個地方移交給日本作抵押了？”李鴻章不同意把這三個地方交給日本。但是日本講：“你不交出這三個地方，我們肯定沒法宣布停戰。”這個時候李鴻章說：“天津怎麽辦？”天津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衙門所在地，更關鍵的是天津是個通商口岸。天津到1895年的時候已經成為北方大港、國際上最重要的貿易港口。這個地方有很多外國的企業，利益糾纏。
伊藤這個時候說：“在把這三個地方(大沽口、天津和山海關)移交給日本之前，你們要把清朝的軍隊和衙門都撤走。至於天津通商口岸的事情，很簡單，當然應該交給日本來管理。”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反複地拉鋸、駁難，到最後雙方都不讓步。李鴻章最後就很不高興地說：“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你們開出這樣的停戰條件，未免欺人太甚。這三個地方都是屬於直隸的地盤，你們這樣做讓我一個老人很沒麵子。”李鴻章在後來的談判當中，幾次都試圖倚老賣老，以獲得日本的同情，但是日本根本不買賬。後來李經方講：“如果實在不行，咱們就不談停戰的事情，直接開始議和。”但這一次好像又超出了日本的預案。日本這時候還沒法作出決定。後來我們研究，日本遲遲不願意把自己的所有要求迅速交給中方，是擔心中國方麵把這東西向國際社會公布。一旦國際社會看到日本的要價這麽高，也許會抵製日本。日本在這次戰爭以及後續談判的過程中，它不怕中國，看重的是國際社會的眼色。
我們要注意到，日本的目標不是征服亞洲。很多研究者覺得日本的目標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是要征服中國，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其實這是不對的。日本的戰略目標是什麽呢？明治維新之後，它定的戰略目標是讓西方強國承認它是大國。大國的定義不是說你體量大，而是成為一個文明的國家。因此在做很多事情時，它不在乎中國的眼色，在乎的是西方這些國家怎麽來看它。如果我們當時的政治家能利用好這一點的話，其實可以在這上麵得很多分。國際社會看到日本哪一點做得不好，就會抑製日本。西方國家是用文明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日本，日本所顧忌的正是違反這種西方國家的規則，因為它要躋身西方大國俱樂部裏邊去，中國沒有很好地利用這麽一個思路。第二次談判也就這麽不了了之。
第二次談判結束後，李鴻章當天就通過電報把談判的情況告訴了朝廷。光緒皇帝知道日本的意見後，非常生氣，覺得日本的條件太苛刻。總理衙門於是迅速由兵部尚書孫毓汶擬了一個電稿，同意李鴻章、李經方的預案建議，就是如果日本答應停戰的條件這麽苛刻，那就不停戰了，直接談。這個電報打過去之後，日本在中國口岸的間諜就將之破譯了。日本把這封電報扣留了差不多18小時才交給李鴻章。那麽在這18小時中，日本就加緊了對台灣、澎湖列島的進攻，為下麵迫使清朝割讓台灣作準備。
3月24日，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春帆樓進行第三次會談。這一次會談，李鴻章根據北京的指示，在談判一開始就宣布：我們不談停戰了，我們就專門來談議和；你們把所有的條件一次全開出來，我們看哪個能同意，哪個不能同意。伊藤見直接進入了議和流程，就答應了李鴻章的要求，但還是要拖一下，說：“明天上午交給你。”之後就又進入了閑聊的狀態。可以看到日本遲遲不願意拿出全部的要求。此前，美國公使通過各種渠道想打探日本的要價究竟是什麽，但都沒搞清楚。
第三次會談的當天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故。談判結束之後，李鴻章在回駐地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日本浪人。這個日本浪人叫小山六之助，也叫小山豐太郎。這個26歲的日本小夥子，開槍打中李鴻章，子彈射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幸好沒有致死。
李鴻章在日本被浪人槍擊的事件改變了談判的格局。他受傷之後，日本擔心李鴻章拍拍屁股回國治傷，一旦如此，就把日本置於不義之地了：第一，日本在戰場上不可能再進攻；第二，國際社會一定會嚴厲譴責日本，日本會遇到很大的麻煩。所以，當天晚上日本天皇、皇後、日本朝野各界都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去慰問李鴻章。日本的天皇和皇後專門派自己的禦醫去給李鴻章治療。李鴻章在當天晚上和他的幕僚團隊會商的時候，有沒有提出停止談判回國？當然有了。但最後還是聽取了美國顧問科士達的分析，他說：“如果這樣幹的話，一個是這場戰爭會拖下去；其次，日本和國際社會反過來會覺得中國的外交人員不成熟，在耍小孩子脾氣。”
另外，日本的醫療條件應該說還是比當時的中國要好一些，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談判都應該進行下去，不應該借這個理由就把談判終止。就這樣，日本方麵得以在李鴻章受傷之後繼續談判。第二天，日本政府就主動放棄之前的要求，宣布開始停戰談判。之前李鴻章苦苦哀求，也沒有達成的停戰談判，因為中了一槍，把這事解決了。
3月30日，日本政府和李鴻章簽訂了一個停戰協定，宣布日本承諾停戰三個星期，也就在這三個星期，中國方麵要完成一些議和的項目。當然，停戰協議裏不包括日本停止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進軍，但對中國大陸的遼東、山東半島的進軍停止了，也不再要求清朝方麵把山海關、天津和大沽**給日本。
4月1日，中日舉行了第四次談判。清朝方麵緊急任命李經方為首席代表。陸奧宗光就和李經方談，將日本方麵的書麵要求全部交給了清朝。第一條，要求清朝明確承認朝鮮獨立；第二條，割讓奉天南部和台灣、澎湖列島；第三條，賠償日本的軍費；第四條，締結新的通商行船條約，開放新的通商口岸，將順天府、沙市、湘潭、重慶等七個地方向日本開放；第五條，降低日本人進入中國的各個子口稅[3]；第六條，日本人可以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自由地從事製造業，可以辦廠。根據這一籃子要求，後來就簽訂了所謂的《馬關條約》。李鴻章在日本的後續談判中，主要就是圍繞著日本的要求在談。朝鮮問題沒什麽可談的，清朝方麵也有預案；割讓土地，也基本上沒有什麽可談的，台灣、澎湖列島最後還是割讓了，奉天南部，也就是我們講的遼東半島，後來日本方麵也沒有讓步。
至於締結新的通商條約，在1896年、1897年都有後續談判，等於是中日之間的商業談判，後來基本上也答應了日本的要求。李鴻章在這次談判當中很恐慌，因為如果這樣搞的話，中國的經濟會破產。但是伊藤講：“這件事情一定要做，清朝一定要同意開放口岸，允許日本的企業到中國來自由辦廠。”甲午戰爭為什麽是中國曆史上的大變局？關鍵就在這一條。這一條就在客觀上導致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從內部發生的，而是從外部發生的。日本通過這個條約要求中國同意日本的企業按照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在一個特殊的區域中自由辦廠，這意味著中國放棄了原來嚴格管製金融的經濟模式。這樣，日本的企業就能夠在這些通商口岸中自由辦廠、自由投資、自由匯出。日本的條件被清政府接受之後，李鴻章再退一步說：“中國同意你們的要求，但你是不是別告訴其他國家？”伊藤笑而不答。我們今天去看，這笑而不答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的要求也是列強的要求。列強在過去幾十年和中國打交道當中，最討厭的就是中國的發展不是自由資本主義式的，而是國家管製的。
外國資本主義以一種非常強勢的姿態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進行投資，那麽中國資本怎麽辦？我們今天講，這是外國資本享受國民待遇，其實說得不準確。不是外國資本享受國民待遇——因為清朝當時的國民待遇本身就很低，沒有達到自由資本主義的標準——而是要達到與自由資本主義在西方同等的待遇。它使得中國的企業、私人資本，也必須享受自由資本主義的規則。中國的民族資本迅速因為外國企業而獲得，所以我們講，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中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這是被外部力量倒逼出來的。
第四次談判涉及的是非常實質性的內容，後麵還談了許多其他的條件，沒辦法，最後以李鴻章為首的外交團隊也隻能接受了。李鴻章當天就把日本的條件用一封很長的電報發回國內。我們過去批判李鴻章賣國，但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李鴻章在談判過程當中，其實真的沒有擅自做主的空間和可能。他把這些日本的條件全部通過電報發到北京。北京那邊拿到電報之後，軍機處、皇上、太後、總理衙門就對其進行了很仔細的研究。
李鴻章當時在電報當中，不僅把日本的要求發過去，也表達了自己的態度：關於朝鮮問題，對日本的要求不要再遲疑；關於割讓土地問題，奉天南部不能割讓；關於賠款，爭取把日本要求的3億兩減少一些。之後，李鴻章把日本的要求從3億兩減為2億兩，這是他在整個談判中所達成的最大貢獻，其他的條件基本上都沒有動。至於通商的權利，李鴻章認為日本提出的自由投資的要求，可能會妨礙中國的國計民生，建議緩議。以上這些就是李鴻章給朝廷的建議。
過了幾天之後，北京方麵給了李鴻章一個指示，割地能避免就避免，最多南邊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北方再割讓一個遼東半島。另外賠款方麵，清政府的心理底線是賠1億兩。
這個指示很快被發給了李鴻章，李鴻章在4月9日就拿著朝廷發來的指示給了日本方麵一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提出了兩個重大修正：一個是土地隻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另外賠款就定在1萬萬兩，其他沒有爭議。就通商問題，李鴻章認為反正這個條約裏邊隻是講個原則，具體談判起來非常複雜，修正起來也比較麻煩，所以先不談。
4月9日，這一修正案被交給了日本方麵。第二天，也就是4月10日下午，中日舉行了第五次談判。這是李鴻章出麵和伊藤博文進行的第四次談判。在這次談判當中，伊藤博文對中國的修正案作了答複。日本的答複是：首先，賠款2億兩，少一分都不行；另外，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
日本方麵還反複表示，這是日本最後的條件，沒有再討論的空間了。這次談判之後，伊藤博文對李鴻章的哀求仍然不予理睬。到這裏，其實談判就等於完全結束了。李鴻章最後還要掙紮一下，他講：“就看在我的麵子上，能不能再減5000萬兩!”我看到這段史料的時候，心裏麵十分難受。但伊藤講：“能減的我都減了，現在一分都不能減。”
4月15日的第五次談判到這兒就結束了。其實朝廷已經有指示，能爭一分是一分，如果實在不能爭的話，就簽字。因為清政府在這時候也深刻地感覺到拖不起，戰爭是要消耗大量資源的，同時國家也會處於緊張狀態。所以4月17日的上午，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再次在馬關春帆樓相會，他們以各自國家的總理大臣、全權大臣的身份，簽了這份後來被叫作《馬關條約》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