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滿族貴族、大清的統治階層麵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遼東半島——《馬關條約》規定了遼東半島永久割讓。談判完、簽完字的第二天，李鴻章回國。李鴻章上船的時候，回頭冷冷一笑，日本人捕捉到了這個信息，他們就覺得中間有詐。第二天，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法國、俄國、德國三個國家的外交部門，同時向日本發出了一個照會：別的不說，你們要把遼東半島還給清朝。
遼東半島對於滿洲貴族和大清帝國來講，意義重大。因為這是清朝的老祖宗發祥、起源的地方，具有聖地的性質。這時候把這個起源地割讓給日本，那等於是把大清的根給割掉了，這對於清政府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在留存至今的檔案中，也可以找到三國幹涉還遼的蛛絲馬跡。我們看到，李鴻章在準備出發去日本前，在和軍機處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及中國的政治高層會商準備預案的時候，也密集地和各國駐華大使、駐華公使協商，這裏邊就有個相互關照的意思。而且我也提到，在日本的條件提出來之後，清政府代表團的顧問科士達建議李鴻章把日本的條件告訴這幾個國家，從這就可以看到，清政府方麵和日本談判的時候，就希望列強能夠出於國際公道，幫幫中國。
從這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個多軌外交在運轉著。《馬關條約》一簽字，德法俄三個國家立刻向日本提出抗議。日本收到抗議之後，馬上就指示外交官，要了解這些國家究竟是什麽意思。日本的外交官接到日本外務省的指示後，很快就開始打探。但是這三國的外交官什麽也不說。就這樣交涉了一段時間之後，在日本的極力追問下，這三個外交當局就講：什麽事也沒有，不還就打。這三個國家已經準備把軍隊拉到台灣海峽了。如果日本不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日本就要麵臨和德國、法國、俄國三國同時開戰的局麵。那麽這個威脅是真實的。日本盡管進行了多番的外交打探，但始終沒弄明白這些國家的底牌究竟是什麽。
在這樣一種壓力下，日本同意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日本跟三個國家的外交官講：割讓遼東半島都寫到《馬關條約》裏邊了，已經是煮熟的鴨子了，你現在硬是讓它飛走了，是不是得給點補償？這三個國家講：我沒有任何補償給你，你們如果有什麽條件想跟中國談，那和我無關。後來中日之間有一個關於遼東半島的後續談判，日本試探性地講：遼東半島原先是割讓給我的，結果我什麽也沒拿到，你得賠我3000萬兩，這筆錢叫作贖遼費。
後來我們很多曆史書講，這個贖遼費很荒唐，因為遼東半島本來就是中國的土地，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在三國的幹涉下不得不歸還，竟然還要求中國花3000萬兩銀子買回來。這雖然荒唐，但卻是事實。那麽這個事實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的呢？其實這三個國家之所以讓日本交還遼東半島，並不是在針對日本，完全是清朝政府在背後推動。而清政府之所以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又完全是出於中國的內部政治原因。因為它是大清帝國的發祥地，所以大清要不惜一切代價把它要回來。
法國、俄國、德國這三個國家這樣強製性地幹涉日本還遼，當時沒有人知道究竟是什麽原因。最早其實還有英國，英國跟李鴻章關係是很好的。英國覺得這事涉及中國的尊嚴，願意擔起這個責任，說給日本遞個話。但後來英國退出了，就隻剩下這三個國家。
1895年馬關談判的時候，這三個國家對中國的訴求是什麽呢？尤其是德國，它的想法是什麽呢？我們知道在19世紀中期，國際資本有一個東移運動。在歐洲，部分國際資本已經充分飽和，那麽國際資本轉移的方向就是亞太地區。中國成為一個國際資本的窪地。德國就是最急切要到中國來的國家。清史委員會早幾年出版過一個德國水利工程師寫的《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1871年他就在中國的沿海，勘察哪個地方的水溫條件最好，氣候最適合德國人生活，適合做港口。
就在1871年的這次考察中，德國人基本認定，中國沿海最接近德國氣候環境的，可能就是膠州。這樣一來，德國就開始逐步加大對中國的投資。之後就一直在和清政府交涉，試圖索取一個和香港一樣的基地、一個外島。等到馬關談判的時候，德國這幾個國家覺得這可能是獲取港口的一個契機。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德國人、俄國人、法國人為什麽這麽積極。
1895年《馬關條約》簽字後，三個國家幹涉把遼東要回來了。但是德國、俄國和法國要求得到一個小港口的事情，清政府隻是拖延，一直不願意兌現，一直含含糊糊地說：這事在研究，在討論，肯定辦。就在這個時候，中國駐德國的公使許景澄被德國人反複的催問搞得很煩，喝酒聊天的時候就講：“跟朝廷打交道，如果你老是按照你們的規則去要求他，他就會一直含含糊糊地應付你，你再拖個十年都這樣子，你先斬後奏就簡單了。”
在這一背景下，1897年11月1日萬聖節發生了一件事，兩個德國傳教士在山東曹州府被殺了。傳教士因底層摩擦而被殺，這不是什麽新鮮事，但是這兩個傳教士被殺，一下子使德國找到了先斬後奏的理由。德國皇帝獲得這個消息之後，如獲至寶，欣喜若狂。他心說：皇天不負有心人啊，終於找到借口了!於是，立馬下命令，讓駐遠東的德國艦隊出兵占領膠州。駐膠州的中國將領章高元很快就給山東巡撫衙門、總理衙門打電報請示：德國人來了，我們是把他打出去，還是不管？總理衙門的電報說：別打，我們撤。之後從1897年11月起，中德就開始秘密談判，清政府和德國講：傳教士的意外喪生，咱們一定按照規定賠償，所有的撫恤，我們都從優給，你們撤走吧。德國人拒絕。
到了1898年3月，在漫長的中德談判過程中，德國起初是想參照香港模式，讓清政府把膠州永久割讓，但是清政府始終存在心理障礙，覺得政府會背上賣國、背叛祖宗的罵名。最後，也不知道誰出的主意，既然割讓不行的話，那不能租嗎？
於是德國公使馬上給德國政府發電報，說隻要我們承擔每年的租金，就可以得到一塊土地了。後來清政府覺得，這思路倒很好，你可以租100年，你負責投資開發，我們負責稅收，還提供勞動力、連帶的市場以及周邊的開發。之後，我們能獲得很好的綜合性效益。清政府就主動提出不要租金。
由於中德之間通過幾個月的磨合，達成了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條件，一個星期不到，中法就按照中德合同模仿、改寫、簽訂了關於廣州灣租借的協議。租期100年，由法國進行投資，100年之後原封不動地還給中國。又過了一個星期，中俄關於旅順大連灣的租借協議也簽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