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媒體並不是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才出現的，《馬關條約》簽訂之前，觀察的視角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了。中國近代以前的政治從來就是在出了問題和困難的時候，才有求於民間。平時封建統治者希望你少說廢話，但等到大家都不說話、對其視而不見的時候，統治者才開始慌了。乾隆晚期到嘉慶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就是因為之前朝廷壓製了言論。龔自珍說，這太可悲了，大家都不說話，沒有人為朝廷出主意。英國發展成什麽樣子，世界發展成什麽樣子。中國人不知道。原因是知識人都將注意力放到古代的典章製度這種和現實生活毫無關係的東西上去了。這在近代不止一次給中國教訓。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中國畢竟是戰敗了，一個4億人的大國打日本，不僅打不過，還被日本打成這個樣子，幾乎追到家門口(北京)了。這種狀況下，你就沒什麽好傲慢的了。於是知識精英在這個時候就開始有了言論空間。關心政治的知識人就開始以談論維新為時髦，探討中國應該怎麽辦。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1895年前後開始出現了一些帶有後來那種資產階級政黨性質的組織。比如京師強學會。京師強學會是官方默許成立的，康有為和他的弟子都是重要的成員。

康有為屬於那種話語強勢的人，他後來誇大了自己在近代中國政治史當中的貢獻、地位和影響。我們在研究曆史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先死者的話語弱勢以及後死者的話語強勢。後來者想怎麽說，先死者都沒法反駁；後死者講的是他知道的一麵，他說的似乎都不假，也都有理，因為他是站在後來人的角度去看的。那麽康有為就屬於話語強勢的人。後人說他造假，說他人品有問題，我覺得不能這麽說。我一直認為康有為並不是有意識地要造假，他說的都是有根據的事情，雖然是假的，但那也是別人告訴他的。我們要對康有為在近代中國的曆史地位，給予一個比較恰如其分的評價。包括梁啟超在內，他們都屬於那種話語強勢的人，從他們的話語中，我們似乎感覺戊戌變法就隻是他們師徒兩人幹出來的事兒，這就是一個錯誤。

當然，康有為、梁啟超對於廣義的戊戌維新運動的貢獻還是非常大的，他們倆是最早意識到中國需要一個組織化的改革的。他們講的“群眾”中的“群”的概念就來自荀子的思想。荀子最早講，人類之所以和其他物種存在區別，就在於人意識到了群體的存在和力量。到了甲午戰爭前後，康有為、梁啟超就反複強調、宣傳將群眾組織起來的重要性和意義。

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就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集體活動。當時叫遊宴。這種遊宴起到了很大的“泥鰍效應”。它通過這種形式使社會鬆動，因為每一個人都處在一個原子化的狀態，互相之間都不來往。當每個人都是孤單的個人的時候，大家就都不敢講話了，也沒法產生思想。思想一定是在一種互動的狀態當中，在一種刺激和被刺激的狀態當中，才能發生的。而且更多的時候還有一個抱團的問題，讓一個人獨自講話，會害怕，但是在不斷遊宴的過程當中，大家就會慢慢找到一種價值認同，這個時候膽子就大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承認康有為、梁啟超這一撥新興的知識人在《馬關條約》之後作出的巨大貢獻。而且他們注意到了中國政治的特殊性。由於中國沒有經過西方啟蒙運動，沒有經過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還不是中國的工業化)，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很多的政治發展、政治變化必須依賴體製內的開明官僚。

康有為、梁啟超這些維新派特別注意這一點，而且他們並不認為體製內的舊人就一定反動，也不認為體製內的年輕人就一定進步。他們覺得翁同龢、孫家鼐比較開明，他們能夠接受新的觀念，而作為帝師，他們對維新的認知程度決定了皇帝的認知程度。所以在這一點上，翁同龢等人對新思想的接納，可能也體現了中國觀念的進步。

康梁維新運動，除了和開明官僚的老者有這種對接之外，他們還要在體製內尋找中堅力量，也就是年富力強、影響力大，而且思想開明的人。我們可以看到，在1895年8月之後，康有為在陳熾——也是體製內的年輕官僚的幫助下，就和袁世凱、楊銳、丁立均、沈增植、沈增桐這些年輕的高官一起成立了強學會。強學會它的訴求是什麽呢？強學會，顧名思義就是讓國家強大。等於說，你是在體製的外圍，給體製做貢獻，起到的是一個補充、補救的作用。如果說政府連這些都不能容忍的話，這個政府就無可救藥了。當時，他們的這種做法還是在體製內獲得了相當多人的認同。京師強學會成立之後，很快就獲得了不少的認捐，像沈增植、沈增桐、袁世凱、楊銳、丁立鈞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捐助人。因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錢的，沒有錢，你連個小冊子、宣傳提綱都印不出來。

陳熾、丁立均、沈增植、張孝謙這幾個人就成了組織者和管理者。陳熾和沈增植都是翁同龢的重要助手；張孝謙是當時的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得意門生。這樣的人事布局對他後來的發展非常有利，也就是和體製內的高官勾兌，並保持密切的聯係。按照最初的規劃，京師強學會最早其實隻是一個政治清談沙龍，講啟蒙思想，講中國應該怎麽發展，但康有為絕頂聰明，慢慢把它轉化成一個商業機構。康有為、梁啟超最後的目標，是想把它辦成一個圖書館性質的商業性機構，組織翻譯大量的西方作品。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強學會這一撥人也有他們認識不足的地方。比如對李鴻章的認識就明顯不對。李鴻章認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應該有強學會這種組織，他希望能夠對強學會有所影響，有所幫助，於是他派人送來捐款，卻被康有為、梁啟超拒絕了。如果從康有為的角度去檢討，能看出他還是沒有做到廣泛統一戰線，團結更多的誌同道合者。其實誌同道合並不是一種絕對一致。政治運動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誌同道合者，這才是進步的表現，康有為在這方麵做得不夠。他當然很注意在官方爭取力量，比如他們對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拉攏。張之洞是有名的洋務運動領袖，也是在政治高層獲得高度信任的，應該說在當時的中國政治格局當中，張之洞的重要性僅次於李鴻章。所以，這時候維新運動的幾個主導者雖然瞧不起李鴻章，但對張之洞還是竭力地溝通、拉攏。

我們今天從汪康年保存的往來函件可以看到，張之洞一開始支持新媒體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媒體——《時務報》。但是後來張之洞也認為《時務報》的很多說法過分離經叛道。張之洞最反感的就是康有為講的經學史上的旁門左道——竭力鼓吹孔子改製、新學偽經。這個東西和當時中國學術的主流看法相當不一致，主流看法就認為這個東西太荒唐了，是典型的胡說八道。一方麵我們承認新媒體出現的正麵意義，它對中國的思想進步、啟蒙運動的發生，貢獻非常大，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它們背後對經濟的訴求。我過去專門寫過一篇長文章，就講《時務報》是如何從一個最重要的言論機關，慢慢演化成一個勾心鬥角的平台，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對這個刊物的觀感。

《時務報》在維新運動當中，對思想啟蒙，對中國政治轉型、進步，貢獻非常大。但是就在那短暫的進步之後，《時務報》內部馬上就發生了分歧。康有為、梁啟超陷入對權力的爭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利益變多，這也成為後來1898年政變的導火索。後麵我們還會仔細地去分析一下《時務報》後來的波折。從《強學報》到《時務報》，一脈相承，它們都帶有最直接的維新色彩。《時務報》後來成為近代報刊史當中的名刊，乃至於我們今天仍然覺得，近代有新報刊以來影響最大的就是《時務報》。《時務報》的生命並不是很長，康有為、梁啟超離開上海，到湖南去介入實際變革的時候，《時務報》的影響力就衰弱了。此後，章太炎辦的《譯書公會報》，還有他參與的《實學報》，羅振玉在上海辦的《農學報》，康廣仁在澳門辦的《知新報》，這些被稱為廣義上的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新報刊。

我在這裏想要強調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缺少一個充分的輿論準備時期，和西方的資產階級運動的發生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資產階級運動發生前，有個很漫長的思想啟蒙、輿論準備過程，因此西方後來就走得比較穩。而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才匆忙發展起來的。政治上的不配套，思想、輿論上麵準備得不充分，給我們後來一百多年來的變革帶來了種種問題。我們從曆史的背景來分析，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沒有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思想啟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