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去講《馬關條約》之後發生了公車上書，從史實上看，這種說法沒有問題。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前，李鴻章把條約的內容傳到北京，北京的知識界獲得這個消息後，就組織了一次上書請願。他們給皇帝寫信，通過督察院把信件遞上去。4月14日，李鴻章把中日談判中，日本提出的最後修正案和李鴻章給出的意見，用電報發到國內。談判的時候，清政府對這個條款有討論：哪些可以接受，哪些能夠再爭一爭？如果不能爭就拉倒，爭取盡早簽約，結束戰爭。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北京的知識界策動了公車上書，公車上書主要針對的就是《馬關條約》的幾條條款：朝鮮問題不必說，賠款問題也沒什麽，打敗了賠款，這是近代戰爭天經地義的事；最不可接受的，是台灣的割讓。
這是引起當時公車上書的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在北京的台灣學子上書，聲淚俱下，好好的怎麽把我們的故鄉整沒了，我們不甘心被稱為日本的皇民。非台灣的舉子也在講，我們和台灣都是同胞，如果把台灣丟掉了，那可能會給中國未來的發展留下很大的隱患。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希望能夠拒絕《馬關條約》，再戰。這個思路體現在康有為起草的上清帝書當中，當時在上麵簽字的大概有1300人。
這份上書在康有為的整個上清帝書當中，按照完整的序列去排的話，應該叫上清帝第二書，主要針對的就是《馬關條約》中的割讓台灣這一條款。康有為認為台灣割讓，天下離心，市民渙散，中國危急。他建議皇上調整政策，首先要拒絕，不要在這個條件上簽字，拒絕日本的和平方案。我們今天從事後來思考他的這一建議，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他要做到這一條，就順勢提出了改革的訴求。
他提出，在現在這種狀態下，如果中國想廢約再戰，就必須改革，就必須做到以下幾條：皇上下詔罪己，激勵天下共雪國恥。之後要懲辦那些主張求和的、割地賠款的大臣，要追究那些在戰場上不戰而退的將領，要下詔鼓勵士氣，重新開始。
針對更多的細節，他提出了幾個建議，比如遷都。我在前麵講到近代中國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國都的位置問題。在當年那種背景下，北京作為首都是很不安全的。其實當時這個建議也是朝野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日本軍隊占領遼東、山東半島之後，北京的屏障中隻剩下山海關、天津大沽口還沒有淪陷，但實際上北京的屏障已經沒了。所以這時候中國要想再戰，隻有遷都。
而遷都其實也很簡單，1900年，光緒皇帝、慈禧太後逃往西安就是遷都，遷都並不是轟轟烈烈，把六部都遷走，而是把行在[4]轉移——最高領導人轉移了，首都就不再是別人手中的一個籌碼。
但是1895年這次提出“遷都再戰”，清帝國基本上是沒有心理準備的。要說的話，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如果有序轉移到西安去，那英國在東部沿海再怎麽折騰，可能也不在乎了。你還能打到西安去？真要打到西安去，光靠幾千人的英國軍隊恐怕遠遠不夠，畢竟中國的地域太廣闊了。但是那時候清政府也沒這個準備。包括1860年英法聯軍打到北京來，中國也沒有想到去遷都。這個時候，遷都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對一個“老大”帝國來講，基本上也是不可行的。這是第二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就是“練兵強天下之師”。我們知道，甲午戰爭說到底是沒打贏，打贏了就什麽事都沒有。不要講中國的發展落後，不要講中國沒有整體性的政治改革，什麽都不要講，就這一句話——贏者通吃嘛!那麽在這種狀態下，康有為和這些新知識人建議：一定要練兵，強天下之師，要重返戰場再打一番。
我們一方麵應該承認這一撥支持者的愛國情懷，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來，這些情懷其實是滯後的，為什麽這麽講？因為清帝國的決策者在1894年10月，在黃海大戰、平壤大戰失敗以後，就已經接受外國的建議，開始訓練新軍，而且是按照德國的方式訓練新軍，當時的目標就是訓練10萬新軍重返戰場，和日本一決勝負。之後到了1895年5月，也就是說七個月之後，這一撥維新知識人才提出來。這些知識人畢竟是政治的外行、政治的邊緣者，他們並不清楚實際的政治運轉情況。我們後邊說到康有為時也會講到，他覺得是很重要的建議，實際上在清代高官那兒早就考慮過、做過。這中間體現出的其實是地位的落差，是時間的落差。因此也就使這種建議的價值極大地打了折扣。
第四個建議就是康有為講得比較泛泛的“變成法”，即“變法成天下之治”。歸納下來就是什麽？富國六法，養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謂富國六法，是鈔法、鐵路、機械輪舟、開礦、鑄銀、郵政；養民四法是務農、勸工、惠商、恤窮；教民四法是普及教育、改革科舉、開設報館、設立道學。這幾條其實就是後來維新派改革的總體主張，但是我們真正去分析起來，可以看到，康有為文件當中講的富國六法、養民四法、教民四法，概括起來就是經濟體製改革和發展。我們公平地講，這些建議都嚴重滯後。為什麽後來清政府給康有為的職務不高？那是因為他講得並不很高明，他講的這些東西清政府其實都辦了。
這次運動之所以叫“公車上書”，是因為參與上疏的是舉人，而舉人在過去傳統中國體製下都是由公家派車接送的。當然，除了“公車上書”之外，還有其他的舉人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央政府來表達不同的建議，這被叫作公車聯章，就是連續向皇帝、向朝廷施壓，提出改革的建議，那確實是一個很轟轟烈烈的運動。在當時的這種政治格局下，有一種對政治的斡旋運作，在提供某種助力。台灣問題，從清政府的決策者角度來講，如果中日不妥協，不簽《馬關條約》，那戰爭就不會結束，戰爭如果不結束，對中國肯定是弊大於利。公車上書，是知識界希望通過給皇帝和朝廷施加壓力的形式，來改變一些既成事實，但事實是：如果他們改變了這一事實，戰爭就不能結束。因此在這種狀態下，無論從哪個角度和環節去試圖改變光緒皇帝的意誌，都是不可行的，因為台灣移交是一定要做的。在這種狀態下，這種請願運動也就不了了之。
我們現在沒有找到很準確的史料，以說明“公車上書”究竟是怎麽一點點被推動的，背後的動力源——翁同龢是怎麽做的。但是憑借一個曆史學家的直覺，能感覺到其中的邏輯關聯——策動者一定是來自高層，否則他不可能知道這個情報。後來“公車上書”停止，也有這方麵的關聯，畢竟朝廷決定了隻能這樣做，那也就毫無辦法了。“公車上書”所引起的波瀾，也就不了了之，自然不可能對《馬關條約》構成影響。
“公車上書”雖然對《馬關條約》影響有限，但它卻推動了中國的改革。中國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麵臨一個很大的困局，還像之前那樣渾渾噩噩的，可能不行了。《馬關條約》之後引發的這些知識人的上書運動，包括前麵我們講的維新報刊的出現，其實它背後都是同一個導向：中國可能不能在過去已有的道路上繼續走了，原來那種隻抓經濟、隻追求堅船利炮的發展思路不行了。中國應該有一個整體性的改革。
於是，開明的官僚和原來的這些知識精英慢慢發現了未來發展的交集點。這個時候一些維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來，像陳熾的《庸言》、湯震的《危言》，都是通過各種特殊的關係遞交給皇上的；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也在這個時候送到了光緒皇帝的辦公桌上，他們都開始觀察到和思考到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有問題，中國應該找出一條新路。所以“公車上書”、新媒體的出現，在很大意義上引發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促使中國改變原來既定的發展路徑。所以，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在《馬關條約》大局已定的時候，清帝國很快就有所改變。5月談判結束，協議簽訂。等到7月初，光緒皇帝就發布了一個重要的諭旨，叫作《舉人才詔》。這個諭旨就要求選拔一撥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見的人，來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勢的人。這就意味著中國在甲午之後的改革逐步開始了。
在高層的號召下，1894年7月，兩江總督張之洞的部下胡燏棻給皇上上了一個《變法自強疏》，提出了中國隻有走變法自強的道路，才能夠雪恥。在這份奏折當中，胡燏棻提出了一個將籌餉、練兵、工商、學校等都包括在內的近代金融體係，這是一種整體性的改革，就改變了之前那種局部改革的畸形的中國發展道路。
而且胡燏棻也是最早提出重建海軍的官員。海軍在黃海大戰被圍殲之後，中國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擊，胡燏棻這個時候就提出要重建海軍，不能因為這次失敗了就害怕。
《馬關條約》對中國是一個空前的奇恥大辱。這件事情確實對帝國的信譽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同時中國人有一個特點，不論是滿族人統治，還是誰統治，中國人所傳承的儒家孔子知恥而後勇的思想，還是千古不疑的。失敗了不要緊，人生也好，國家也好，沒有不失敗的時候，失敗之後爬起來就好。
所以可以看到，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之後，中國的國民性體現出了了不起的地方，中國並沒有就此被打趴下，而是迅速重新站起來，開始了自己的維新。更偉大的是什麽呢？是以敵人為榜樣，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很難的一點。我們被日本打敗了一年都不到，轉身就向日本學習。中國朝野各界，中國的知識精英都認為我們最應該學的不是英美，而是日本，所以之後就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留日運動。我們近代許多重要的政治家都在這個過程當中跑到日本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