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就發生在《馬關條約》簽字後不久。這個時候它的路徑基本上就是學日本，中國朝野各界對日本的高度認同，是1895年之後一個新的趨勢。但有一個人對日本比較反感，那就是李鴻章。雖然李鴻章仍然把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當好朋友看待，但是總的來講，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後對日本的反感是非常強烈的。
1896年他到俄羅斯去簽了《中俄密約》。《中俄密約》主要的作用就是抑製日本，俄羅斯承諾，在未來的二十年裏，如果中國遇到了日本的壓力，俄羅斯會出手幫中國。當然，俄國和中國簽訂密約，不是沒有好處的，俄國在中國獲得了東北地區的優先投資權。但這也不是個問題，因為中國的工業化要發展，不是和日本合作，就是和俄國合作，在地緣政治上，中國的東北地區又是一個與日俄利益相關的區域，總要尋求外部合作。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言論空間的打開，市民社會的建構，工業化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包括政黨政治的釋放，沒有一條是中國人的創新，都是日本走過的路。
這種發展從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一直延續到1898年。我們看史料，可以感覺到中國這三年的發展非常快。經濟增長了，資本主義成長了，資產階級成長之後一定會要求權力的製衡和分享。英國大憲章運動和其他國家的這種權利運動，它都是基於私有財產的一個充分化，沒有充分的私有財產，你要求什麽權利運動？
中國在傳統體製下，國土的自然消長，要麽是通過戰爭奪回來，要麽是打敗了丟掉。1897年的膠州灣事件發生之後，到了1898年，中國終於和列強達成了妥協，那就是通過談判和租讓來解決土地問題。
但是在當時的民眾看來，都花錢把日本人割讓的遼東半島給贖回來了，結果現在又把膠州灣、廣州灣、大連灣——從南部沿海到北部沿海，全部租給別的國家。說是租，但誰能看到租金呢？何況清政府最後又說不要租金了，這對於當時的中國知識精英來講是很可怕的，他們認為國家要滅亡了。
在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看來，這件事情比甲午戰爭還殘忍。我們今天去讀譚嗣同的作品，裏麵有兩句詩：四萬萬人齊落淚，天下何處是神州？其實這兩句詩不是寫的甲午戰爭，是寫在膠州灣租借之後，他們認為膠州灣的租借就是中國毀滅的開始。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黃遵憲去了湖南。後來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等人也都去了湖南，一群人在那裏創辦了湖南時務學堂。當時，康有為提出了一個口號，叫作“亡後之徒”，他們假定中國滅亡了，說：國家滅亡了不要緊，還有湖南，湖南人不亡，中國就不亡。今天想來這句話真是太霸氣了。但當年他們真的就是這樣想的。
膠州灣的租借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還是值得從正麵去講述的，但這個道理沒法讓康有為、嚴複這一撥人認同。清政府很清楚這件事情的意義，政府內部並沒有人對此提出批評。我們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可以看出當時朝野缺乏一種充分的溝通。清政府當然是有傲慢的理由的，因為它認為它做得對。而且清政府有兵有槍，你拿它也沒辦法。再加上那個時候主持中國朝政的又是恭親王，他是政治強人，他就這樣做了，你怎麽著？
在1860年到1898年這38年中，慈禧太後始終如一地是大清帝國的最高掌門人。之後就是兩個皇帝：一個小皇帝同治，一個小皇帝光緒，叫同光中興。同光中興給中國帶來了工業化的進步、城市化的發展，這都是過去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但是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兩個皇帝畢竟太小了，而在中國的傳統架構當中，慈禧太後又沒辦法整天到各地去巡視，受到很大的限製。另外，由於身份受到限製，和外官的接觸也不是很充分。作為一個掌門人，對國家的這種實際發展可能就缺少真切的認識。因此，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協助她和小皇帝處理朝政的皇叔就變得尤為重要。而恭親王正是以皇叔的身份在過去幾十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恭親王一直主政到了1884年。1884年由於中法戰爭等原因，慈禧太後把他免職，換上了醇親王。醇親王就是光緒皇帝的親爹，也是慈禧太後的妹夫。但是醇親王的身體一直不好，1891年就去世了，那麽在清廷內部和滿洲貴族的架構當中，就缺少一個重要的擔當者。等到甲午戰爭爆發，中日關係緊張，慈禧太後又把恭親王請回來了。恭親王就參與了甲午戰爭後半段的指揮和善後。但是這個時候恭親王的身體已經很差，1898年5月29日，他就去世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隨著恭親王的去世而終結。中國的政治發展，也就從原來的一個純粹的器物化變革，轉向了政治體製的改革。恭親王去世，其實在當時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這裏邊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人亡政息的規律——因人而起的中國政治，那個人不在了，事情一定就會發生變化。
恭親王去世的當天，和他有來往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都認為中國政治會發生變化，而且這個變化可能會非常迅猛，超出人們的預判。恭親王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可能新的時代要開始了。就是在這種狀態下，膠州灣事件引發了知識界的抗爭和訴求。大家的預感是對的。
我們看到，恭親王5月29日去世，到了6月11日，光緒皇帝就發布了一封詔書，宣布在北京成立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成為中國新教育的示範和指揮機關。這份詔書在發布的當天沒有引起國內外的重視，國內外都認為這封詔書和曆來的公文一樣，不重要。因為中國是一個公文國家，這種皇帝的詔書發得很多。後來，人們才意識到這份詔書的價值，將其看作是中國政治變革的開端。
這個詔書是翁同龢幫忙起草的，而且應該是他主筆的。但是翁同龢怎麽也想不到，11日他起草改革的詔書，四天之後，光緒就把自己給開掉了。光緒皇帝發布命令：把翁同龢開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這裏邊究竟是怎麽回事呢？這麽多年來的研究也是眾說紛紜，其實這表明甲午戰爭的戰敗，翁同龢確實是有責任的。光緒皇帝在詔書當中，對翁同龢的責任講得很明白，無論是從光緒主觀的觀感還是公道的角度，幾年來的事情他都有責任。從近因上來看，他最近情緒反複無常，光緒問他一個什麽事情，他馬上就發火，因為他是老師嘛。
我們知道，在清帝國當時的架構當中，甲午戰爭開打以後，李鴻章先是指揮戰爭，後來去組織善後談判，而翁同龢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成了政治的主導者。前麵我講到戰爭還款，翁同龢是重要的角色。而且，當時有傳言說翁同龢和張英華(總理衙門大臣)，在向英國、德國、俄國借錢的同時，拿人家回扣。中國政治的這種傳言，有時候比實際發生的事更有殺傷力。當然在研究史料的時候，像這樣的事情，我一般是持質疑態度的。但不管怎麽講，翁同龢在甲午戰爭之後，光緒皇帝對他的信任感是逐步在減弱。恭親王去世十幾天後，就把他趕走了。
那翁同龢開缺後，中外各界對此有什麽反應呢？和我們後來的研究很不一樣。後來好多人研究說，這是慈禧太後斬掉了光緒皇帝改革的左膀右臂。這是基於康有為的敘事，將翁同龢看作是康有為的同盟軍，是光緒皇帝的庇護人。其實這個說法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真實的曆史是，康有為在整個政治架構中相當邊緣，康有為見過皇上一次，慈禧太後他一直就沒見到過。他見翁同龢也沒有多少次，他並未身處政治的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光緒皇帝在獲得慈禧太後的充分理解和認同之後，膽子還是很大的，此時能夠製衡光緒皇帝的力量，基本上沒了。太後和他是母子關係，保持著對彼此的尊敬，他們不構成製衡關係。原來能夠製衡他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他親爹(醇親王)，一個是他皇叔(恭親王)。他爹不在了，有力量的皇叔也不在了，而光緒皇帝這時候也28歲了，是正兒八經的成熟政治家了。所以我們今天去看史料，就會感覺到光緒皇帝這時的目標就是想成為像明治天皇、彼得大帝這樣優秀的政治家，當然也想像他的祖上康熙爺那樣，能夠建功立業，振興這個王朝，使它重新變得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