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們談到，西周建立以後，實行封建製。在這個製度實施的同時，它確立了超越階層的指導概念，也就是天下觀念。周人為了說明自己的合法性，把古老的這種上天崇拜向前推進了一步，提出了天命觀念。實際上天命觀念、天下觀念都是包容的、講究懷柔的。懷柔，就是用柔性的力量，用文治的力量，來統一大家，團結大家。

包容天下，首先麵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殷商遺民的問題。前麵我們也講到周武王在洛陽建都，他是想為天下人建個都城。我們說這是一種姿態，這是一種舉重若輕的政治術。那麽真正地考驗周人是不是以一種寬大的胸懷包容天下，首先一個問題就是他如何對待戰敗者，也就是殷商遺民。

我們知道商紂王被殺掉了，商朝的貴族也被殺了不少。我們也知道周初有“三監之亂”，周公用了三年的時間去平定叛亂。所以這個事情，對於周人而言，也是個大事情。關於後來的封建，我們要補充一點。前麵我們談到過，武王的封建他實際上是圍著洛陽這一帶，層層向外鋪展。但是到了周公時期，他把整個的周人族群，迅速地散布到各地去。像泰山南部，就封了魯國。周公攝政期間，他把諸侯像扔手榴彈一樣扔出去，四處開花，讓他們到全國各個要害地方去建立軍事據點，也就是建立邦國，建立侯衛，守衛周王朝。實行這樣大手筆的封建，這還是第一次。我們應該注意這裏邊的不同，這是一種推陳出新的做法。所以《詩經》裏麵《大雅·文王》篇說，周家是“舊邦維新”。這就是中國文化轉變時期，常常會出現的一個特點，它是從舊因素裏麵推出新因素，也就是推陳出新，移步不換形，這是中國文化幾千年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它不是斷裂式的。

這種製度的實施，導致了後來某些殷商頑民的造反。於是，周家就把這些頑民的上層分子中某些不好控製的，遷到洛陽去，那兒正好要建一個新的都城。於是洛陽實際上分東、西兩部分，它有一個周人執政的都城，也有一個殷頑民的聚集地，但是他們隻有聚落，沒有城牆。這在古代的文獻中是有記載的。雖然有多個王朝在洛陽這個地方建都，拆了蓋，蓋了拆，地理考察挺麻煩的，但是這個情景大致是清楚的。

我們再次回到剛才的話題，周人統治者如何對待殷商遺民呢？這裏麵有一個曆史段子，見於《尚書大傳》。《尚書大傳》這部書是西漢初期的一部書，是對《尚書》的解釋。裏邊談到一則逸事。說這個周武王滅了商以後，晚上睡不著覺。他十分焦慮，怎麽對待這些殷商遺民？於是，他就問薑太公，就是薑子牙。薑太公說：“我們要殺!殺一個少一個。”周武王一聽，好家夥，殷商遺民上百萬，得殺多少人哪!不行，他覺得不對勁，於是就問召公。召公這個人是周文王的兒子，但是好像是庶出。武王就問召公，怎麽處理這些殷商遺民？召公就說：“有罪的，殺!反正人多。”武王一聽，商紂王領導下的殷商老百姓犯錯誤的太多了，所以還是覺得不行，於是就問周公旦。周公說：“無罪的不殺，有罪的也不殺。不但不殺，還要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什麽叫“各田其田，各宅其宅”？就是有田的種自己的田，有宅子的住自己的宅子。《尚書大傳》說，周武王聽了這個建議以後，曠然若覺天下之已定。曠然，就是心胸開朗了，好像天下已經定下來了。實際上，它是事後的一種形容，就是對待殷商遺民的政策有上、中、下三策。後來周武王死了，周公執行的就是他所決定的這個策略。曆史就是這樣，遇上個明白領導人，中國曆史是一個樣子；遇上秦二世那樣的領導人，秦朝就迅速滅亡。以對待殷商遺民為例，起碼周公采取的是寬大政策。我們知道，孔子就是一個殷商遺民，他的祖上是宋國人，宋國貴族。他曾說：“甚矣!吾之衰也，吾不複夢見周公。”(我衰老了，我再也夢不見周公了。)這明確地記載在《論語》中。那麽這種感念之情，似乎不單是一個文化問題，其中就蘊含了周公對殷商遺民的態度問題。

過去胡適有一篇文章《說儒》，討論了“儒”是怎麽來的。他說，就像羅馬在軍事上戰勝了希臘，可是希臘在文化上戰勝了羅馬；殷周之際也有這個問題，周人戰勝了天下，可是周人在文化上落後。周公也說了，他說我們的文王是“修商人典”，就是學習商人的這種文化。“典”就是禮典、法典、各種典則、典章製度。所以當他戰勝了殷商以後，大量的殷商有文化的人進來了，進來了以後，幫助他作冊，幫助他記錄曆史，還幫他製定典禮。

曆史上的生活是很複雜的，一個人會寫，會起草文件，也就會做史官記錄，同時他也可以主持典禮。我們要注意，這是一個文化吸收的問題。就這樣周人建立了西周文明。我們在下麵還會跟大家講到，西周文明是我們華夏，也就是中國後來精神傳統的根源。它吸收了很多前代的文化，產生了一種文化係統，而這個文化係統後來被儒家堅持，然後就成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大家可以去看看，四書五經的成書年代，沒有一個不是周代。說夏、商很了不起，有青銅文明，但是沒有一部書是那個時候寫定的，這個就是問題。

你提出來一個“天下觀念”，又提出來一個“天命觀念”，但如果你隻提觀念，而在胸懷上，在做人做事上，一點精神狀態都沒有，它就完全是一種修辭、一種遮掩。從周代人對待殷商人的態度上可以看到，他的確是采取了一種包容政策。他的所作所為和他所說的“天命”“天下觀念”是吻合的。說到這兒，我們不妨順著往下說。比方說周人的開放性，我們在前麵說過，考古發現，在陝西先周時期遺址中，各種文化類型並存，正是因為這種開放性，周文王可以“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可以憑此聯合弱小。實際上這種傳統在西周以後，我們也能看到一些。西周中期的都城中心已經挪到了陝西這一帶。也可以說，到西周中期，陝西已經成為世界中心，這就是一種開放。

另外，這種開放還表現為什麽？除了包容殷商人，還進一步表現為要向殷賢民學習。《尚書·康誥》裏麵有相關記載。《康誥》這篇文獻是西周初期周成王任命周文王最小的兒子康叔治理殷商舊地民眾的一道命令，這個康叔就是衛國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勸告他：第一，你不要用我們周家的法度去判案子，你要用殷商的刑法去治理殷商民眾，不然的話他們不習慣；第二，殷商人要喝點酒，喜歡做買賣，可以容他們；第三，要宣揚文王之德；還有一點，就是要向有德行的殷賢民學習。殷商五百年，出了好多賢王。

我們要注意這一文獻，周公封建的時候正值周初，周人剛剛戰勝殷商王朝，他就提出向有德行的先王學習。這不是哲學觀念，它是一種真正能見胸懷的精神狀態。一個弱小的周人族群，為什麽能取得那麽大成績？跟這種開放的胸懷是有關係的。我們通過了解他對殷商遺民的態度，可以看到他那種包容情懷。而這種包容情懷，才是一種真正的天下胸懷、大智慧。實際上這是周人以弱小戰勝強大以後能夠站住腳，能夠在文化上有所建樹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