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實行了一種新的製度,就是封建製。封建製實際上是一種以血緣為尺度進行的封建。中國文化因為它獨特的地理條件,從新石器時期以來,它的農耕文明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四季分明的東亞大陸季風氣候的環境裏麵,使一種很天然的關係,即原始的血緣關係得以保存、蔓延,並成為凝結社會群體的一個線索。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看到它的痕跡。
西周封建遵循的就是這樣一種血緣原則,所以天下封建的諸侯,姬姓就占了50多個。前麵我們也講過,周人群體實際上很小。老一輩史學家談西周的曆史的書裏就說,當時不定有多少這種過去身份不高的周人,就因為他們占了一個姬姓,就彈冠相慶,紛紛到東方去做主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血緣關係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尺度,變成封建的一個標準。周文王幾個兒子——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包括周公、召公都有了各自的封國。召公被封到了燕國,就是今天北京這個地方。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琉璃河,北京的遠郊區,發現了燕國當時的墓葬遺址,這樣的話可以確定它早期建國就在琉璃河附近。封建首先是姬姓團體,姬姓貴族;同時,還有姻親;還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同盟者。但是往往這些同盟者都有姻親關係,這是封建的兩個主要部分。
還有一部分,比如說褒封,就是把一些過去的部族領袖的後裔封建。《史記·周本紀》裏麵提到,像黃帝之後、堯舜之後也都封建了一些國家。比如說像今天河南省東南部的陳國,就是舜的後代。周人還分封了殷商貴族的一支,也就是微子這一支。微子啟,據說是商紂王的兄弟,但是他是庶出的,也就是非嫡夫人所生。於是就封他到宋國,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去幹什麽?血食先王。就是去給商湯,以及商湯之前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上冷牛羊肉、豬肉,這叫血食。宋國人在春秋時期,是中原諸侯的鐵杆盟友。我們知道到了春秋時期,曆史的主軸,是中原諸侯。其中晉、齊,尤其是晉,老跟南方的楚國幹仗。而宋國人往往是站在中原諸侯的立場上的。宋保存了大量的殷商文化。我們知道殷商人有殉人的習俗,先王死了以後,要殺大量的活人去祭祀,這個現象在殷商很普遍,尤其是殷商的王室墓裏麵發現了很多這樣死於非命的人口。那麽這種現象,居然在一個西周中期的墓葬裏麵發現了,有十幾具屍體在那裏放著。大家覺得很奇怪,周人中已經很少見到這種現象了,那這是誰幹的呢?後來恍然大悟,是宋國貴族幹的。
也就是說周人對殷商遺民采用了一種綏靖政策,你的生活方式不變,這跟“各田其田”“各宅其宅”,實際上是一樣的。在《尚書》裏邊我們看到,殷商人好喝酒,讓他們喝去吧。所以有學者說,這是毒化政策,這種綏靖不懷好意,喝酒喝多了,他政治上就不反動了。如果殷商人願意做買賣,那就讓他們去做買賣。另外,用殷商的法度治殷商。在宋國,甚至可以被允許殺殉,周王室不加幹涉。所以,宋保存了很多的殷商文化。一直到後來,宋國出了一個哲學家莊子,他的文章寫得跟中原其他國家的文章不一樣,大概有些這方麵的文化原因,這就是文化上的淵源。
前麵我們曾經跟大家談到過,你看那些所謂的重要邦國,都在重要的交通道路上,都在軍事要地,它首先是防範什麽?防範反叛的這種可能。封建製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周人那麽少,你帶著很少的人去建國,建一個土圍子,你就要跟天下所有的異族、異姓接觸,這極有可能導致滅亡。但是封建製實施了200多年,取得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這些主要的封建國家,它的滅亡大多是在春秋時期。
漢代也實行封建製。劉邦打天下時,有彭越、英布,包括韓信他們幫忙,於是就封他們做王。劉邦活著的時候,就把這些異姓王幹掉了,然後“刑白馬”,規定非劉氏不能稱王。結果,劉邦死後20多年,景帝三年,七國就鬧起來了,王室容不下諸侯,諸侯也不聽王室的,引發了一場大亂。然後,漢武帝削藩、推恩,這個曆史教科書上都有講,讓諸侯也去封建子弟,把土地越切越零碎,叫“推恩令”。
到了西晉,又有人提出來要封建,雖然並沒有說大規模封建,但是給了實際權力,結果導致“八王之亂”。後來,到了唐朝李世民時期,又有人提出來我們要封建,封建是王道,是與諸侯共治天下。李世民這個人是有樣學樣,認為文有文套,武有武套,聖賢怎麽做咱們就怎麽做,恢複“三王之治”,多好啊!結果,魏征就寫折子,將一條條理由列出來,說咱們這個條件不成熟。
呂思勉先生就在他的《隋唐五代史》裏麵說,李世民如果當時封建,立刻就亂。於是曆史上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周代采用封建製能興旺270年,而後來的王權,隻要封建,準亂。諸侯尾大不掉,就鬧起來了。像漢代,七國造反,這是典型的一例。
這裏麵的原因是值得探討的。我膚淺地理解,西周實行封建主義時,中華民族這個底盤還沒形成。你看夏,夏人是夏貴族帶領他的族群,按照血緣關係大大小小、親屬遠近,七大姑八大姨組成一個龐大的人群,然後取代了堯舜;然後商朝也是,由子姓貴族,帶領著他的同姓、異姓這些有血緣關係的,以及依附於他們的人群,它是以族姓來分別的;周人也是,以姬姓群體為主導。所以那個時候是族群代興的曆史。而這種代興的曆史,就是這個族完了,那個族起。但是,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民族,民族必須得大家在一起生活,要超越這種族群、族姓的區別。族群的實質是一種以血緣意識來分別、來凝結的群體。周人還沒有擺脫這個,無法形成一個民族。所以,周封建這些諸侯,諸侯被封建出去了以後,他們沒法鬧獨立,而中央也離不開這些諸侯,這樣就保持了一種向心力和離心力的平衡。但是到了漢代就難了。在漢代,一個諸侯封建出去,他沒有外在的威脅;而在西周建國之初,魯國被封建在遙遠的山東,位於泰山南部,他麵對的是龍山大汶口文化以來的東夷人群,他要不是以中央為靠山,以其他的同姓諸侯為聯盟,為倚仗,團結它的內部,他怎麽可能在那兒長期駐紮呢?所以一個外在壓力,迫使他不能夠沿著獨立的方向去走,這就是一種平衡。這種平衡的條件沒有了,再搞封建就亂套了。
所以在中國,這種分權製的體製,是很難實施的,尤其是農耕社會。有學者就稱,周王朝封建製形成的這種權力結構是貴族分權製體製,周王掌握著最高權力,但他不掌握所有的權力。諸侯有軍隊、有人民、有他的外交,他是實體性的存在。周王掌握著最高權力,但是它形成了一種內聚和分散力量的平衡。這就是封建製的成功之處,它有一個特殊情形下的曆史的條件,就是民族在形成。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封建製最後慢慢造就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即一個文化人群。所以封建製像一隻老母雞孵蛋,把不同的雞下的蛋,讓一隻老母雞孵,最後孵出一窩小雞,這些小雞認的就是同一個媽媽。封建製最終孵化出了一個統一的文化人群,這就是封建製最大的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