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判的過程當中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列強一直盯住不放的，是要懲罰導致這場戰爭爆發的所謂罪魁禍首。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一個細節，這些罪魁禍首中，其實真正由列強成立國際法庭去處死的，隻有在保定的幾個人。保定發生教案後，列強從北京出兵到保定去複仇，之後在那兒組織了一個軍事法庭，通過審判將當地的幾個清廷官員處死。但更多的都是由列強同中國官員點名之後，由清政府來處死。這是1900年戰爭之後處分當中最主要的問題，目的是要解決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

一百多年之後，我們重新反省這件事情，也必須注意到，其實這些所謂的肇禍大臣被雙重妖魔化了。在列強的眼裏，在清政府的眼裏，都覺得他們是罪大惡極，殘暴得不得了。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背景，他們最殘忍的事情主要發生在兩國交戰之後。比如毓賢，此前，毓賢在山東雖然排外、操縱義和團，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去屠殺外國人，這件事是發生在兩國交戰之後，這就帶有一種弱者不擇手段進行反抗的意味。

清政府後來處死包括毓賢在內的這一撥人的時候，我們也看到他們基本上都不服氣。在事情都已經發生，而且罪行公開的情況下，在蘭州處死毓賢的時候，老百姓是怎麽表現的呢？老百姓可和兩年前清政府處死譚嗣同這幾個人時不一樣，處死譚嗣同時，老百姓到他跟前去扔菜幫子，但是毓賢他們這些人被處死的時候，老百姓反而為他們鳴冤叫屈，聯合起來紛紛上書，希望清廷能收回成命。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發布了一個很重要的公告。清政府宣布，從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的這些諭旨，並非全部代表清廷的最高層，而是夾雜了“矯擅妄傳”的內容。我們知道，6月20日端王改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8月14日，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太後、光緒皇帝離開北京。這一下就把端王給抖摟出來了，端王就成了偽造朝廷諭旨。

這個公告解決了幾個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了東南互保的問題。1900年6月，東南互保的大臣違背朝廷讓他們北上勤王的指令，和列強達成局部妥協，當時李鴻章給的理由就是“這是偽詔”。那麽現在1901年的這個公告一發，等於說李鴻章這一撥人抗旨是正當的，沒有罪，反而有功!這一下子就從法律層麵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也為懲處這些肇禍大臣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就這樣，在議和談判中，清政府慢慢地找到了思路。之後，條約中的這一係列東西也都逐步被落實，這些對中國之後的變化影響很大。但在對此次國難的一係列反思當中，有識之士其實也在思考，為什麽中國的工業化步伐邁了幾十年，向西方學習了幾十年之後，特別是當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都發生之後，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中國的朝野各界其實都在反思。在1900年8月20日，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在向西行的路上，就發布了一個罪己詔。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的兩年中波折不斷、問題不斷，一個很重大的原因就是改革停滯了，中國沒有延續1898年開啟的改革路徑繼續往前走，這才導致了大倒退、大逆轉。

緊接著清政府就開始發布新的命令，下詔求直言，希望內外大臣都能夠對中國未來的道路該怎麽走，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這就等於釋放出了一個信號：中國要慢慢重回1898年的政治改革的道路，轉型成一個近代國家。

各國對中國的這一表態也持一種歡迎的態度。1900年10月，日本在回複光緒皇帝的國書當中就表示，如果清政府有意早日結束戰爭，重建和平，那就應該明降諭旨，斷然不要再去使用那些守舊大臣，而應該選派那種有威望、有能力、有世界眼光、有政治追求的大臣。英國很快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

與此同時，清政府也希望能夠重啟改革。特別是清政府下詔求直言後，這種立場很快也得到了中國的政治官僚的呼應。在這個呼應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治新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袁世凱。

我們知道袁世凱在清末民初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在1900年這場戰爭當中，他也充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義和團衝出山東的其中一個誘因，就是袁世凱間接導致的。之後，在華北動**的過程當中，袁世凱坐鎮濟南，使濟南成為溝通北京和南方大臣們的一個樞紐、一個關鍵。當時北京與各地的電報打不通，就隻能通過濟南傳遞消息，南方的電報打給袁世凱，袁世凱就通過六百裏加急，派人送往北京；北京要給南方什麽指示，跟外國有什麽聯係，也寫信用六百裏加急送到濟南，再由袁世凱處理。我們現在看這些檔案可以發現，北京以袁世凱為中心，上海以盛宣懷為中心，在不斷地溝通信息。袁世凱在這個過程當中充當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麽在朝廷下詔求直言之後，袁世凱也是一再以個人的名義給清廷出謀劃策，提出建議。他建議朝廷要積極地籌備、重啟改革。他認為戰爭一定會結束，而如何發展才是中國之後要重點關注的問題。所以他希望清廷在這次災難大體了結之後，重回原來的發展軌道。袁世凱在1900年就不厭其煩地去勸說政治高層，改革要主動，不要拖，更不要讓列強牽著鼻子走，最後被逼著改革。

李鴻章的意見和袁世凱差不多，他在談判結束後就去世了。張之洞、劉坤一和袁世凱的想法也一樣，他們三個人不斷地寫折子，有時候單獨寫，有時候聯合寫，每個月不厭其煩地上奏，給朝廷提建議。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去想辦法影響朝廷，影響政治最高層，讓朝廷最高層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改革的意識。

在各方麵的影響下，特別是列強在懲處肇禍大臣的時候，放棄了對最高層的責難，使慈禧和光緒能輕裝上陣。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清政府在1901年1月29日，發布了一個所謂的新政詔書。

新政詔書裏邊的這句話是後來研究者經常會引用的：“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這封詔書正式拉開了重新改革的序幕。

我們過去的研究者講，清帝國這個時候完全是政治兒戲，你說改革就改革，你說不改革就不改革。但是我們做曆史研究也會看到，其實這很難用“政治兒戲”來簡單地評判，因為清帝國在麵對外部壓力的時候，它的直接反應就是重新走改革之路，這就使中國在之後存在一種新的變化和可能，即中國不是陷入一個停滯的時期。隻要它改革，隻要動起來，總會有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