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醜議和與新政的開啟，使中國曆史重新回到了一個上升的軌道。今天我們以後來人的眼光回看曆史，1901年之後，中國的改革的確是有實質性的啟動。比如在行政體製改革上，清政府確實是想按照立憲的原則，模仿日本的政治措施，設立商埠和一些新的機構。可以說，1901年的新政實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的影響。
日本明治維新的這種成功經驗，對中國啟發非常大。甲午戰爭後，日本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但是中國很快就調整過來，開始學日本，留學日本一度成為熱潮。而之後的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打擊也很大，辛醜議和之後，中國的新政開啟，大家又不約而同地說，那還得學日本。所以，中國近代的幾次改革都是學日本，我們今天要對近代史建立一個新的認識，必須注意到這麽一個事實。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的改革雖然在發展，但是也有它的問題，也有它的瓶頸。我們看1898年，維新最重要的詔書就是建立京師大學堂、改革科舉，這標誌著新教育的重新啟動。但是由於排外問題一直沒解決，在1900年的戰爭中，不僅新教育沒有發展起來，反而受到很大的影響，京師大學堂都被義和團占領了，後來被八國聯軍征用過。
在1901年新政開啟之後，新教育真正迅速發展起來，全國各地的新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建立。我們今天的大學、中學、幼兒園這一套現代教育體製，就是1901年之後開始建立的。
在1901年到1903年期間，司法改革也有個重大的進展。1903年發生了新聞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當時慈禧太後因為中俄外交談判的泄密案，把著名記者沈藎給打死了，說他泄露了中俄談判當中的一個消息。中俄談判是關係到國家的大事。前麵我們講過，義和團受阻於淮河防線，無法進入南方，所以他們隻能往北方走，再從直隸往東北滲透。義和團往東北滲透的時候，俄國人一點不客氣，出兵把東北占了。等到八國聯軍進了北京，義和團基本上就被平息了。
俄國作為八國聯軍中重要的一方，也參與了對《辛醜條約》的修訂。同時由於俄國單獨占領了中國東北，它和中國之間還有個關於東北的善後問題需要進行談判。善後談判究竟進行得怎麽樣？沈藎作為新聞記者，就想要將其中的消息告訴民眾。這個時候沈藎作為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媒體記者，他通過任何一種手段挖到的消息，當然都有權利發表了。新聞記者不存在泄密的問題，他們的職責就是替人民謀求新聞嘛!沈藎把一些消息透露出去之後，清政府就把他抓住了，據說慈禧太後下令，活活把沈藎打死了。
沈藎之死導致了兩個結果：一個是外國抗議，要清政府處理這個問題；另一個就提出要對中國的新聞體製進行改革，同時必須調整司法體製。中國的司法體製從先秦時期一直延續下來，有自身農業文明的東方性，中國古典司法和近代司法的差別究竟在哪兒？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古典法律非常野蠻，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像是大辟之罪、淩遲處死、在臉上刺字。西方經啟蒙運動之後，就認為人要死得有尊嚴，怎麽能夠淩遲處死呢？殺人不過頭點地。這種淩遲處死的處罰多殘忍啊!3000多刀!要割三天三夜!其間還要保證犯人的大腦清醒。任何一刀割到血管、動脈，都會造成犯人的死亡，這樣就沒法完成這一刑罰了，從技術角度看，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
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這種刑罰呢？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社會。農業文明社會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它的犯罪率是極低的，這就導致古代沒有專門的司法官員，往往是行政官兼管司法。在這種狀態下，我們應該把中國古典的法律看作是一種威懾性的條款。
所以我們讀中國曆史會發現，雖然淩遲處死這一刑罰確實存在，但是各位掰掰手指頭算一算，曆史上真正淩遲處死的有多少？數量沒那麽多。我們知道袁崇煥是被淩遲處死的。當年袁崇煥在滿洲人的反間計下，被指控犯了嚴重的叛國罪，這才被淩遲處死。但是這種案例在中國曆史上非常少。
沈藎案之後，新教育的改革、司法改革被提上日程，清政府下最大的決心，讓沈家本和對西方近代司法體製有深入研究的伍廷芳(曾是李鴻章的隨員)，重構中國的司法體製。1903年沈藎案引發的司法改革作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重構了一個近代的司法體製。這個司法體製一直延續到了民國國民政府時期。民國建立後，政府就宣布：在某一個法案沒有全麵公布的時候，就按照清帝國改革之後的司法執行。所以過去我們講清承明製，漢承秦製，很大程度上，民國是延續了清代的政治。所以為什麽民國初年沒有一種改朝換代的感覺？因為它隻是國體的變革，從帝製變為共和，滿族退出統治舞台，但是它的政策、外交關係、內政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變。
新政改革在這個過程當中貢獻非常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到了1903年、1904年的時候，改革走著走著就走到瓶頸了，中國的根本製度究竟怎麽辦？改革新教育、辦學校、增加警察、增加市政設施、改革司法……這些措施都是對的，但是始終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國家製度問題。
1901年，新政改革開始的時候，梁啟超在他的《立憲法議》中就提出了中國應該建立一種什麽樣的政治架構。當時全世界的政治架構有三種：一個是美國這樣的共和架構，梁啟超認為共和架構不適合中國，因為它太激進了，且對國民的素質、能力要求比較高；第二種是中國正在執行的君主專製架構，梁啟超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這種君主專製；第三種，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那就是世界上主流國家正在執行的，也是中國應該采納的方向——君主立憲架構。在當時，梁啟超的這種看法可以稱得上是先知先覺了。
在1901—1903年，大家都不覺得不改變根本製度有什麽問題。但到了1904年，發生了一件大事——日俄戰爭爆發。在義和團戰爭中，俄國人趁機占領了東三省，之後在與清政府的善後談判中，俄國人答應把東三省交還中國。但是俄國在之後的過程當中，拖拖拉拉開始耍賴了。
東三省被俄國占領，這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當時日本的目標是走向世界，和歐美諸強競爭，東三省是其戰略的關鍵所在。俄國人在東北橫插一杠子之後，就侵犯了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希望中國出兵，把俄國人趕走。中國雖然有這個心，卻沒有這個力。這個時候，日本說：既然你沒力量，那我幫你。日本就和俄國交涉，要求他撤走。俄國人當然不願意。於是日本人就和俄國宣戰，在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
日本在十年前，以一個島國的身份打敗了中華帝國——甲午戰爭；十年之後，它又是以一個島國的身份，和一個歐洲的大國開戰。要注意，俄國和中國一樣都是君主專製體製；日本則從1868年開始改革，到了1889年已經是君主立憲製的國家。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君主天皇就不再是一個絕對的專製主義的君主。
日俄戰爭爆發後，日俄就在中國的土地上打起來了，大清的最高領導人卻對之坐視不理。這真是太荒唐了——兩個國家在我們的土地上打，我們隻能冷眼旁觀。中國方麵隻是把在可能爆發戰爭的地點附近的軍政人員撤出來，老百姓實在撤不走。戰爭發生之前，中國朝野各界對這場戰爭可能給中國帶來的未來有所判斷。基本上有兩種看法，清政府的最高層希望俄國能打贏，因為這可以證明君主專製的體製更優越，從此不要跟我談君主立憲，一切一如既往。在野的以及朝廷體製內的中下層官員、知識精英，他們的看法則不同。他們覺得日本應該能打贏，而且必然大勝。我們看到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都參加了軍國民教育，參加義勇軍，支持日本。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日本跟俄國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中國人作為個體出來支持日本。日俄戰爭打了一年，打得非常激烈。日本一個小國打俄國這樣一個大國，俄國一開始也是盛氣淩人，但是這場戰爭最終的結局出來後，日本還真就和中國的非主流的看法一樣，戰勝了俄國。
日本勝利直接導致了俄國對自身進行調整。俄國在戰爭中，就開始調整政策，放開言論自由，開始改革俄國的杜馬(俄國的議會)。這一係列改革，反過來對中國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清政府開始思考是不是也要進行體製的改革。
日俄之間一場大戰落下帷幕後，一直旁觀的美國人終於出手了，開始出麵調解日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隻能幹看著。日俄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打，結果戰後安排和中國無關，中國的外交官楊儒就覺得中國的主權受到了侵犯。於是，他就建議朝廷，應該有所改革，應該讓西方國家覺得我們是一個與他們差不多的、可以交朋友的國家。
另外，這次日俄戰爭中日本大勝、俄國大敗，還給了中國的革命黨一個重大啟發。我們可以回溯一下中國革命黨的崛起。中國的體製性反抗是從1894年開始的，但起初隻是一股非常小的力量。
孫中山1894年6月去找李鴻章，和他談的是改革。我們今天看孫中山寫給李鴻章的這份建議書，裏麵沒有什麽革命的意思。在甲午戰爭進行的時候，他看到了國內清軍、清衙門的腐敗。此時他對戰場上的情況並不清楚。之後，他離開中國到了檀香山。到了那兒後，他獲得的信息就完全跟國內不一樣了。為什麽四億人，隻有一個孫中山在這場戰爭當中覺醒？因為沒有一個人有過像他那樣的經曆：戰前到了李鴻章衙門，看到過清政府的腐敗；戰爭過程當中跑到檀香山，在一種自由媒體狀態下，看到戰場上中國的慘敗，而中國的媒體給國內傳導的信息是：好像有這麽一個衝突，但中國表現得並沒有太丟人。餘姚人蔣夢麟在回憶錄《西潮與新潮》中講，到了1900年的時候，餘姚人都不知道有甲午戰爭!
孫中山在1894年覺醒。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後來1896年在倫敦蒙難[6]，使他從一個小小的反叛者迅速上升為一個很有名氣的領袖。清政府竟然到國外去綁架一個反體製的人，一下子把清政府置於一個很尷尬的境地。
後來我們很多研究者講，清政府是革命者的製造廠，革命家不是他自己幹出來的，是清政府打壓製造出來的。我們看孫中山，從1894年他開始產生革命的念頭起，到1896年、1897年成為一個影響力如此巨大的革命領袖，其中清政府有很大的“功勞”。
這種打壓是無力的，各地這種類似的組織反而越來越多，孫中山的興中會，後來蔡元培、章太炎這幾個人成立的光複會，黃興、宋教仁在湖南的華興會……各地的反清組織在1905年之前開始出現，但是這些組織相互之間誰也不服誰。你反清，我也反清，你是老大，我也是老大，我怎麽能夠聽你的呢？但是俄國被日本打敗之後，俄國內部的變革，1905年俄國革命的發生，特別是俄國開始變革這一消息對清政府的傳導，使中國的革命者一下子覺醒了。
所以過去列寧講，1905年亞洲的覺醒是日俄戰爭導致的結果。俄國發生變化，使清政府覺醒，繼而革命者也開始覺醒。革命者覺醒的一個表征就是1905年8月，各派革命者都到新聖地東京去了。日本改革之後，實力大增，所以這些革命者就很信服日本，東京便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聖地，在那兒開會成立了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著各個分散地反對清政府的力量團結起來了。中國同盟會剛成立，這時候正雄心勃勃，孫中山任總理，宋教仁任執行長。可以看到這一個架構其實就是影子內閣。他們就準備趁著這個機會回中國推翻清政府，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而且明明白白叫“中國”——中國同盟會。通過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的意義不在於通過武力推翻了某個東西，而是反過來從外部壓製了清廷，讓清廷感覺到如果再不動真格地進行變革，江山就不保了。
所以，在外交的困境、俄國的變化，以及革命黨的外部壓力下，清廷在1905年發生了覺醒。本來在日俄戰爭爆發之前，外交官就判斷，日本要勝，俄國要敗，中國應該爭取主動，早點改革。等到戰爭結局越來越明朗的時候，外交官和各地的督撫就開始向朝廷建議，希望中國能夠改革，聯合日本抗拒俄國，同時和美國、德國搞好關係——總體來講就是讓中國和世界的主流國家建立新的關係。
等到1905年的時候，朝廷就讓各個衙門、各個督撫盡快給朝廷出主意。在朝廷要求下，幾個重要的大臣就給朝廷提了一個建議。
1905年7月2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周馥是李鴻章最早的幕僚，從幕僚一步步爬上了兩江總督的位置)，還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他們聯合起來建議朝廷要宣布用12年的時間實行立憲政體。袁世凱在這之前也曾經派專門的人員到日本去考察過。在袁世凱、張之洞、周馥這些人的建議中，他們都認為日本是中國的榜樣。作為東方儒家傳統背景下的國家，能不能立憲，能不能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在這些大臣眼中不成問題，也就是說對儒家傳統的解釋，它不構成實行憲政的障礙。
總體而言，他們希望朝廷要拿出切實的行動，來引領中國往世界主流國家轉型，而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這大概就是1905年日俄戰爭給中國政治的一個啟發。這樣一來，清政府在1905年7月就作出一個決定，準備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商部右丞紹英這五大臣分赴東西洋考察憲政。
當時清政府在督撫、高官的壓力下，確實有改革的想法和衝動，也確實有往這個方向去走，但是清廷的最高決策層其實並沒有堅定的信念。
根據安排，他們這五個大臣分別組織了兩個代表團，在1905年9月24日，從北京分批出發。他們希望能夠到東西洋看一看，提高清朝的國際影響力，以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所改變。但是由於最高層沒什麽信心，所以這些大臣也就隻是出去看一看，準備也不是很足。沒想到就在1905年9月24日上午他們出發的時候，安徽桐城的吳樾發動了自殺性攻擊，在前門火車站(今天的前門鐵路博物館)扔了一顆炸彈。五大臣受傷，吳樾當場被炸死。
吳樾犧牲了，但這件事情造成的結果和他的預想完全相反。吳樾這些革命黨去炸五大臣，他們的目標是阻止清廷往憲政上改革。很簡單的道理，我們都革命那麽多年了，你改革憲政了我們幹嗎去？在憲政的架構中，是沒有革命存在的餘地的。一個國家實行憲政了，所有的問題和矛盾都放在一種憲政的架構下解決，革命是無法發生的。這才是吳樾炸五大臣真正的訴求。
炸彈炸完之後，受傷的被送到醫院去了，沒受傷的回家去了。但是這次的襲擊對這些大臣和清政府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震撼。
之後朝廷就問這些大臣：“你們還敢出發嗎？”大臣們說：“當然敢了，而且必須去!”我們今天去分析，為什麽這些大臣和清政府反而更堅定了出洋考察憲政、中國實行憲政的這種決心呢？道理很簡單，他們這個時候才真正意識到，害怕憲政的不應該是清政府，而是革命黨人。實行憲政之後，革命黨就沒生存空間了嘛。本來清政府並沒有實行憲政的心理準備，但吳樾臨門一腳，反而讓他們下定了決心。所以一方麵，我們當然應該尊重、敬仰吳樾的這種革命精神、革命情懷，但是它的結局不是促進了革命的發生和革命的**，而是使清廷堅定了立憲的決心。
俄國宣布改革是在10月17日，十天之後，光緒皇帝、慈禧太後就麵諭軍機大臣，應該加強對中國憲政的推動。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憲，僅僅過了兩天，中國方麵的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就通過電報和袁世凱、張之洞、周馥商量，請求兩宮明降諭旨，宣布立憲。我們看到俄國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處在一種很微妙的互動狀態，俄國的變化立馬就導致中國的變化。
到了11月18日，清廷就諭令政務處王大臣開始籌定憲法大綱。這使中國的立憲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軌道，開始有了實質性的進步和發展。
10月底，五大臣的人員重新進行調整，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代替紹英、徐世昌，重新出發。依然分成兩路：一路到日本去，一路到歐洲去。兩個代表團去了大半年的時間，他們考察了好多國家。在考察的過程當中，他們在當時這種媒體、通信環境下，向國內傳導了這些國家憲政的意義、措施、步驟。朝廷既然派大臣出去考察憲政，那就說明中國已經在往憲政的路上走了，所以從1905年到1906年，國內的憲政情緒逐日高漲，使我們感覺到當時人們對憲政前所未有的亢奮和期待。等到1906年中，五大臣相繼回到國內。在這大半年的時間裏，他們傳遞的消息和國內的輿論，也漸漸影響了中國政治的最高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