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批判清廷的改革缺乏誠意，清廷在最初確實沒有誠意。作為一個政權，讓它從全能政權向一種有限的責任政權轉型，換作誰都不願意。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之所以弄假成真，我們應該看到確實和吳樾的自我犧牲有很大的因果關聯。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走向君主立憲也不是兒戲。從1901年梁啟超講憲法建構是中國應該走的道路開始，他們這一代人都在推動這一事業。前麵我們講過，袁世凱是1901年新政後，中國的第一漢大臣。從1901年新政到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袁世凱起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說君主立憲架構是他一手推動的。
同時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楊度。我們過去在講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時候都會帶著一種嘲弄的口吻講一個故事：五大臣其實都是紈絝，他們根本什麽都不懂，說是出去考察，但報告基本上都是梁啟超、楊度幫忙起草的。這個說法其實有失偏頗。君主立憲在成為中國人共識的過程當中，梁啟超、楊度、袁世凱都是不可忽視的人物。袁世凱是從體製內推動中國往君主立憲轉型；梁啟超是從言論上、輿論上推動轉型；而楊度和宋教仁這些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們則在實踐層麵作了很大的貢獻；還有後來的章宗祥，他們反複在演說，給體製內的高官講解怎麽樣能挽救中國。
因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某種意義上，不僅獲得了國內資產階級的認同和支持，甚至連梁啟超也認為這是對的。因為梁啟超不是個反滿主義者，他在外邊流亡，是因為清政府指責他1898年試圖捉拿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他沒辦法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楊度更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本來就是體製內的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試圖把自己對君主立憲的認識和五大臣的認識都結合起來。所以五大臣在日本考察的時候，梁啟超、楊度幫助他們整理這些文件是很順理成章的。而且這裏邊還有人際關係的影響，到日本去考察的團隊當中有個重要的參讚官——熊希齡。熊希齡跟楊度既是老鄉，又是同學，他在和楊度喝酒聊天的過程中，就提出能不能為他提供點資料。從人情的角度來講，當然應該提供了，何況這對國家還有好處。
在這麽一種大的背景當中，五大臣就逐步改變了自己的認識。像有皇室背景的載澤，他在出訪期間看到了君主立憲的好處，就受到很大的震動。他在英國的時候就很激動地表示，一定要在回國之後推動中國的憲政發展。當然憲政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僅僅是一個政治架構的改革。載澤在英國看到了一些東西後，他很清楚憲政改革是一個綜合性的製度調整，包括財政製度的改革、地方自治的改革、官僚體製的改革等一係列改革。晚清憲政改革當中，最重要的是財政改革。議會的重要功能不是在審查、任免幹部，而在審查政府的預算和支出，因為隻有控製住政府的預算，能夠遏製政府的支出，才能使國家往良性的方向去發展。
他們在國外考察的時候，受到各個國家的影響，這對他們回國之後推動國內改革有很大的幫助。東、西方國家也對中國改革的誠意相當認同，像伊藤博文在看到中國終於開始有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後，在跟考察團談話的時候，也談了自己的一些見解，給中國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晚清的憲政改革的曆史，這些年來的研究比較充分，也出版了很多著作和論文，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去找相關的資料。
總而言之，五大臣出去之後看到了君主立憲的好處，看到了它的意義，這些好處和意義概括起來就是後來戴鴻慈和載澤通過密折向皇帝、皇太後所傳達的“三個有利於”，他們認為君主立憲體製的改革、建構，有利於皇權永固，有利於減輕外患，有利於消除內亂。
首先是第一個“有利於”。對於封建統治者而言，皇位永固、王朝萬歲是最正當的夢想。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們的理想就是一世二世以至於萬世。但從秦始皇開始，到後世的曆代君主，沒有人做到。當時人就覺得問題出在君主專製上。在考察憲政的大臣看來，隻要走向君主立憲，就可以實現皇位永固的夢想了。
君主立憲製度下，君主的權力不再是一個絕對權力，多了一個議會幫你出主意，就好比是我們今天說的外腦。畢竟再聰明的君主，也總有犯糊塗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能夠駁疑、能夠討論、能夠進行否定性論證的外腦，那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補充與助力。所以他們提出的三個“有利於”中的第一個“有利於”就是有利於皇位永固。對一個統治者和王朝的建構者來講，這太重要了。
第二個“有利於”，是有利於減輕外患，也就是西方列強的威脅。五大臣在考察時的秘密報告、談論中都在講：外國人瞧不起我們，總覺得我們和他們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中國走向了君主立憲，那麽外部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就會減小。為什麽呢？因為近代中西之間發生交往以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製度上的落差。這個落差就在於西方國家經過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君主立憲的轉型。君主立憲的優越性在於製度變化後，一個國家的政治角色有可預測性。1906年初人家主流國家都實行君主立憲了，中國還是皇帝拍腦袋，軍機大臣執行，這種模式的風險就很大。
第三個“有利於”，是有利於消除內亂，這裏的內亂指的是革命黨起義。我們知道從1901年新政開始，全國的暴力動**，每年都要發生幾十、上百起。新政改革之後，由於新政使階級重新進行利益調整，社會不僅沒有變得更平靜，反而變得更動**了。而在動**過程當中，由於底層民眾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暴力性的抗爭、武裝性的抗爭接二連三地發生。那麽底層社會的這種不公正，隻能是通過盡快完成憲政改革、實行君主立憲來解決。憲政改革完成了，階級利益重新確定了，那社會的動**就會逐漸消失，革命黨也就消停了。
這三個“有利於”的看法，對晚清時期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對高層政治家的心理影響非常大。大家慢慢覺得君主立憲的改革可能會真正使中國成為一個可預測的、繁榮的、穩定的國家。載澤和戴鴻慈這幾個考察大臣，他們最初是通過密折的方式把這些意見提交上去。國內的這些督撫、內外大臣也都在通過各自的辦法，對中國在君主立憲過程當中應該做、能夠做的事情，往上提出自己的建議。
等這些輿論的準備大致完成，兩路考察大臣也都回到國內後，這些大臣就組織了幾次考察憲政的匯報會，把這三個“有利於”的大原則給太後和皇上講明白。太後和皇上理解了之後，原本複雜的國家體製的大變動，一下子變得非常簡單。在會上，太後就講：“既然是這麽好的事，為什麽早不辦？”大臣開玩笑講：“因為先前沒有機會跟您說。”既然現在有機會說了，而且道理都說明白了，那麽太後就講：“這樣的話，我們就應該抓緊做，一天都不要耽擱地去做。”於是，8月25日清政府宣布，開始立憲改革。幾天之後，實際性的推動就開始了。1906年9月1日，皇帝發布預備立憲的詔書，這標誌著預備立憲的正式開始。
所謂的預備立憲，就是正式君主立憲前的一個預備期。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改革的思路所參照的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就有一個充分的心理上的準備，這點和中國不一樣。但是中國此時距離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已過了半個多世紀，經曆了一係列挫折後，心理上已經開始慢慢地成熟。雖然中國心理已漸漸成熟，但還是留出了一段時間作為緩衝，並不是說今天說了明天就執行，而是有節製地去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後來預備立憲的過程中，清廷專門設立了憲政編查館，每年編訂計劃，用幾年時間走完這條預備的路，然後再宣布正式立憲。
從今天的立場來看的話，晚清的預備立憲是個很嚴肅的國家體製的變更，不是一場兒戲。過去有人講，慈禧太後很自私，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趁機宣布開始預備立憲。慈禧太後這個時候才70歲，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壽命都很長，她怎麽知道過兩年自己就要死了呢？這種說法很荒唐。我個人覺得，清帝國在這個時候宣布立憲，原因就是形勢比人強。國內外的大勢隻能讓清政府往這個方向走。這也就是同時代的孫中山講的，“順勢者昌，逆勢者亡”，世界的潮流在那兒，浩浩****，容不得清政府不變。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我們可以感覺到清廷宣布君主立憲後，一下子挽回了人心。在中國近代曆史上，這是第一次人民對國家政治真正發自內心地有認同感、有代入感。
9月1日開始預備立憲，到了9月3日，北京的學界就開始隆重開會，紀念朝廷宣布君主立憲開始。之後不久，上海、天津、保定……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開慶祝會，發自內心地為預備立憲感到高興。開慶祝會的花銷並不是來自清政府，而是來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投入。到了1906年的時候，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了，特別是在長江流域，中國的資本主義更發達，在這個地方，商界、報界、教育界無不開會慶祝，無不歡呼，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未來的新方向、新道路。這時候，光緒皇帝、慈禧太後獲得了空前的政治聲望。所以說，找到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定能夠挽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