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們講到，通過考察、國際的壓力、國內革命的倒逼，君主立憲成為一種可能。過去的很多研究者就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革命似乎是不斷地往**發展。其實我覺得我們要重新理解革命與改革的關係，革命和改良不構成一種競爭的態勢。在這之前，清廷確實把孫文的這種暴力革命看作是很煩心的事情，但是根本不構成威脅。如果盤點一下1906年之前革命的勢力，你會發現它們和整個大清帝國的統治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那革命的意義在哪兒呢？
革命的意義就在於，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不斷從外部給清廷施加壓力。今天在這裏扔顆炸彈，明天在那個地方製造一個言論，像《民報》上發表的很多言論，對於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開明的政治界影響是很大的。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後，俄國改革開始發生，中國革命黨受到啟發，孫中山他們就跑到東京成立了同盟會。我們今天講孫中山他們的革命在這個過程當中沒有成功，但它在某種意義上，從外部推動、倒逼了清廷的改革。
我們說革命是清廷走向君主立憲的外部動力之一，那麽反過來說呢？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君主立憲改革，它會給革命帶來一個什麽結果呢？1906年之後，革命運動達到高峰，革命黨人組織的武裝起義一波接一波，暗殺活動、武裝暴動，在清廷宣布憲政改革之後不僅沒減少，反而增加了。
這個事情怎麽理解？打個比方，革命和改良就好像蹺蹺板的兩端。之前講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時候，我們就注意到了吳樾。從革命黨的視角，吳樾去炸五大臣，本意是想阻止清廷改革，但是結果卻適得其反。那麽現在清帝國開始改革了，這就反過來倒逼革命，革命的機會變少了。正是由於機會很少，所以必須加快步伐，這也是為什麽革命運動看著反而變得高漲起來。
到了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一宣布，改革的路徑更明白了，君主立憲眼見著就要實現了，革命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大多數中青年的知識人在時代的大潮當中，其實是沒有堅定立場的，革命的力量強了，就傾向於革命；之後改革的力量強了，就傾向於改革。清帝國這邊宣布君主立憲後，一下子把海外流亡的這些革命者都引回來了。
劉師培的例子最典型。劉師培是神童，考秀才、考舉人都是旗開得勝，1903年如果他考上了進士，那他可能就會成為一個專業的大學者。結果1903年他名落孫山，那時留學日本已經成了一股風潮，於是他也漂洋過海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遇到了章太炎，遇到了革命黨，遇到了一撥激進主義者，於是就參與了革命。劉師培兩口子不僅參與革命，而且是革命的極端主義者。他們很快就信奉了無政府主義、信奉暗殺。他們的理由很簡單，要想改變政治、改變曆史，其實隻要憑借個人英雄主義，幹掉最關鍵的一個人，這樣代價最低，效果最好。因為換掉一個關鍵的人物後，可能國家的方向就改變了。他們用這種方式，希望中國能夠發生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這些我們都可以理解為非常正當的行為，因為清廷如果不改革就應該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1906年清廷宣布改革之後，特別是過了一段時間，清帝國還是很有誠意地一步步往前走的時候，像劉師培這樣的人就退出了革命，重新回到改良的路上。結束流亡狀態回到國內後，劉師培兩口子和章太炎，他們都通過各種渠道在跟體製內的高官溝通、聯絡。
章太炎跟張之洞聯係，說：“你們現在反正已經開始君主立憲了，我看革命也沒希望了，我就不革命了。但是我有個條件——”
張之洞說：“你說說。”
“你讚助我到印度出家去。”
張之洞說：“也可以。你不革命，去印度研究佛教，把佛教的道理引到中國來，這很好，我可以支持你。說吧，要多少錢？”
章太炎就報了一個數字。張之洞這邊也很精明，說：“給你錢可以，但要分年撥付。”章太炎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純粹的書呆子，他講：“分期撥付肯定不行，誰知道你幹到什麽時候，你不幹了之後，我找誰要去？”所以，最後章太炎沒有去成印度。
我們再看劉師培。劉師培兩口子這時候既不是去印度學佛教，也不是繼續到法國去研究無政府主義，到俄國去研究社會主義。劉師培兩口子這時候都很年輕，屬於很職業的革命政治家，有一種國家的命運都係於自己一身的感覺。於是他們就跟兩江總督端方聯係：“我們能回國嗎？”端方講：“你們隻是誤入歧途嘛，你們願意回來，我當然歡迎了。”劉師培兩口子就在這種狀態下回來了。
端方也是具有很強烈的改革精神的新派政治家，劉師培回來之後，給他出了很多主意。我們過去的研究罵劉師培“當了清廷的鷹犬”，這種說法首先是站在反清廷的立場上講的：我們都反清廷，結果你反著反著跑掉了，你跑掉之後還檢舉我們，那你就是叛徒——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說劉師培是叛徒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們從曆史的眼光來看的話，他其實隻是回歸到了改革的主流上。之後，他就將自己知道的革命黨的情況都說了出來，將可能願意回來的人的名單交上去了。
1907年，劉師培給端方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主意，很難說這個主意究竟對中國社會是好還是壞。
我們知道當時的中國社會問題很大，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新政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雖然新政有它的正當性，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新政增加了很多新的稅收。領導人想要有新的作為，就要有新的投入。這種新的投入在人民的支付能力能夠承擔的時候，當然沒問題了；但是如果超出人們的能力就會引起動**。
劉師培給端方的建議書裏麵專門批評了新政所挑起的社會動**。我們在研究晚清社會動**的時候，注意到新政改革中的新教育是引起上千起動**的重要原因。教育的改革很有必要，但是到了1901年開始全麵推廣新教育的時候，中國的國力和資金的籌措確實是個大問題。這樣就導致了一係列的民眾的抗爭。劉師培在他的建議裏邊講，一些非必需的新政應該怎麽調整。
所以可以看到，革命黨在這一過程當中，仍然對進一步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去理解，每一波起義都會推動清帝國的憲政改革往前走。到了1907年的時候，清政府就把考察政治館改組為憲政編查館，由軍機處直接管理。這種憲政編查館在隨後的幾年當中，對改革的推動和發展貢獻非常大。它編訂了清廷未來若幹年的改革日程表，推動成立了資政院。清政府將資政院定位為正式國會開會之前一個過渡形態的議會機構。
我們知道，其實君主立憲的全部完成有兩個標誌：一是有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議會架構；二是有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責任政府。隻有議會的架構完成，責任政府完成，君主的權力得到了節製，對君主權力的邊界進行了劃定，由議會機構去討論，由有限的行政機構進行執行，再由議會機構進行總結和考核，這樣一個國家才算完成了憲政的改革。
憲政改革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其實要從已經走過的路來看的話，也沒有什麽難的，按部就班往前走就是了。事實上，清帝國的改革也確實是在外部革命的壓力下按部就班地走，各省的谘議局，中央的資政院，也都陸續成立了。
1908年7月，清政府公布了谘議局的章程，稍後自己就開始了各省的谘議局的選舉，為後來的選舉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晚清，中國人選舉的能力，對秩序的把控，對賄選、偽選舉的防範，都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比如選舉人的資格，我們今天講，選舉人資格是不分男女的，隻要是18歲以上的公民，不分財富，都有選舉權、被選舉權。晚清的選舉不是這麽規定的。晚清谘議局的選舉首先規定選舉人必須有財產。我們今天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講財產不是每個人權利的必要附屬部分。但是在近代政治當中，如果一個人連財產都沒有的話，他怎麽能夠維護人民的正當權益？因此可以看到谘議局對選舉人、被選舉人的資格的認定，有一個對財富的要求。
另外，對於那些不是本省籍的人，如果要在本省籍參與選舉的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他必須在這個省連續居住10年以上；其二，是必須有相當於5000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我們看美國的前國務卿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希拉裏是紐約選出來的參議員，她就必須先居住在紐約，在那兒有資產，才能夠代表那兒選舉。這是對她身份的一個限定。
我們看到晚清的議會選舉，並非如我們過去所批判的那樣都是假的。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幾年的準備時期時，需要用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去看它的意義。
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清帝國和革命黨處在這種蹺蹺板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一場很大規模的辯論——到底是革命好還是改良好。最後雙方都認為自己勝了，對方輸了。革命黨這邊出場辯論的主要是汪精衛、胡漢民這幾個。主張改革的辯論的主將是梁啟超等人。梁啟超跟這幾個人一天到晚講邏輯，指責對方邏輯不對；革命黨這邊就講，跟你講什麽邏輯，我隻講結果。
這場大辯論最後不了了之，但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的知識階層在發生急劇性的分化，像梁啟超、康有為，以及海外從維新改良走過來的這一撥人，漸漸地回到了清帝國的立場上，認同清帝國是對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革命陣營也發生了分化，像劉師培這樣的，就出走回到了改革的陣營；像章太炎就走到第三者陣營去了——兩邊都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