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會有不少人，對中國曆史的印象就隻是一部漢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許多邊邊角角的所謂“落後文化”，它們都滿懷崇拜地圍著漢文明團團轉。帶著如此印象的人，讀了前麵幾節後，一定會有點吃驚。中國曆史其實遠遠不隻是漢人的曆史，而必須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輝映的曆史。例如，它必須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塊中國領土上，曾經存在過的說印歐語的不同人群的曆史與文化。有人這樣描寫新疆當年的人群、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
“塔裏木盆地早期文獻所反映的社會、語言和民族多樣性，其複雜程度可以與我們今天在一個國際樞紐空港所看到的情況相比。
“沙漠極有利於保存幹屍、幹屍上的衣著、其他隨葬物品，以及書寫在石頭、木片、皮革、紙張之上的數不清的文獻。20世紀早期，一個前往塔裏木盆地的德國探險隊，帶回來17種不同語言的文本。
“如果我們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於公元8世紀絲綢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領略上述那種語言現象的複雜性：一個最常見的來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裏說的應該是粟特語；在他曾到訪過的佛教寺院裏，經文可能是混合梵語的，而日常用語則是吐火羅語；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達和田，他或許需要用和田塞語從事交流；如果他在那裏遭遇來自南邊的劫掠，他就必須說吐蕃語以求從對方手中解脫，或者祈求被說漢語的軍隊解救；他甚至會突然碰到一名買賣羊群的說現代波斯語的猶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轉變的風向，他還會讓他的兒子花點時間學習回鶻語——一個重要的突厥語部族的語言。這個部族將在公元9世紀君臨塔裏木，變成下一個支配該地的民族和語言群體”。
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國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隻是在講授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曆史時，才需要介紹的內容。
前麵幾節已經相當全麵地描述了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如何從南方北上，分布到這片極其廣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們所創造和繼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種遺物、遺跡、遺址，留在難以數得清的地方。
非常關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著名華裔曆史學家何炳棣，晚年回國時總帶著一張描圖紙，上麵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國地圖，標注了新石器時期考古發現的所有地點。他曾把這張圖展示給我看，激動地說：“你看，黃河流域已經被畫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別在意華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稱那裏是“中國文明的搖籃”。
事實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來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國各地如同“滿天星鬥”一樣全麵繁榮的局麵。它記錄的正是從現代人在四五萬年前踏上中國國土開始，經過新石器時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銅、石並用時代結束之時，我們的祖先自南向北開發中國大地的輝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階段的結束，“中國”這個舞台仍然沒有被搭建起來。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曆史又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轉折。隨著華北在“滿天星鬥”的局麵中突起，中國發育的時空節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轉變為由北到南。“中國”的出現就在這個階段的第一個千紀，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國考據學全盛時代的乾嘉學派，有一個基本學術主張，叫“循名責實”，也就是根據對事物的命名，去追尋它的實質意義。既然出現了“中國”，那就讓我們先從“中國”這個名稱的意義入手，導出下麵對“由北到南”和“從東往西”這兩個階段的討論。
“中國”這個名詞在曆史上曾先後有過五層意思。
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鑄成於西周初葉的著名青銅器“何尊”的銘文內。銘文記錄周成王追溯他父親武王的話：“餘其宅茲中國。”意思是，且讓我安頓在這個稱為中國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今天已經沒有辦法確切地知道了，但至少這個名稱在周成王說出這番話的時候已經流行了。這裏的“中國”是指今天的洛陽及其鄰近地區，大體上與後來把那一帶視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個意思。這是“中國”的第一層含義。
中國的第二層含義是指以黃河中下遊平原為主體的中原地區，大約包括今天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這個意義上的“中國”要靠做概念的減法推演出來。什麽叫概念上的減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區排除在“中國”的範圍內，通過減掉這些地區，反推出當時古人認為的“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麽範圍。
荀子說，戰國時候的秦，“威動海內，必將危害中國”；韓非說，中國的君主們都知道，南方的越國越是富強，對中國就越不利。從這兩句話就可以知道，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包含秦和越兩國。也就是說在戰國時期，處於今天陝西省關中地區的秦國和處於今天浙江省地區的越國，還不算在中國的範圍之內。不隻如此，這個意義上的中國也不包括吳、楚在內，也就是不包括廣大的長江以南地區。
《漢書》記載，劉邦股部的左側有72顆黑子，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長在皮膚上的痣。唐朝人顏師古在這裏注釋說，所謂黑子，在中國都稱為黶子；而吳、楚的民間，把它稱為“誌”。“誌”也就是“記”的意思，我們今天有時候也把“痣”叫作“記”。所以秦、越、吳、楚，都曾在“中國”的範圍之外。可見這個“中國”，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黃河中下遊平原為主體的那個地區。
中國的第三層含義，把關中也包括進去了。《史記》列舉天下的八座名山，說它們“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位於關中的華山被列入“中國”之內，可見司馬遷所說的中國，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漢時代所理解的中國，已經把北部中國的核心地區全部包含在中間。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又有了第四層含義，也就是用它來指稱以華北核心地區作為統治基礎的中央王朝。在後來，甚至也可以指立國於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說建都南京的東晉、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經控製的全部版圖。當“中國”被用來命名這樣一個疆域範圍時，它當然就經常會遠遠地超出漢地社會和漢文化所達到的邊界。秦、漢版圖已先後到達今天的廣東、雲南，但是正如我們稍後將會說到的，直到那時候為止，淮河、漢水以南廣大地區的土著，都還根本不是講漢語的人群。
“中國”的第五層含義，是隨著漢語人群向華北以外地區的大規模遷徙流動而產生的。它指的是在國家版圖內，不斷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間的那個主體人群，以及他們的文化，也就是漢語人群和漢文化的地域。
萬斯同主編的《明史稿》，在講述雲南各個土司轄區時概括說：“大抵諸夷風俗，與中國大異。”(大體說起來各個非漢族的人群的風俗與中國大不一樣。)明代的雲南早已經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所以很清楚，這裏的“中國”是指有別於當地各種土著人群的漢族和漢文化的地區。
清代探測長江上遊水係，說它“源發於西番，委入於中國”。這是說長江源頭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幾經回轉與曲折而流入中國。關於黃河的河源，清人又說，“蒙古謂之敖敦塔拉，西番謂之索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譯成漢文，意思是星星川，漢語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來就在清版圖，也就是第四層意義上的“中國”之內。所以這裏在有別於“西番”“蒙古”意義上所使用的中國、中華，僅是指漢族、漢文明地區而言。
“中國”的最後那兩層含義，就是一個統一帝國的全部版圖，以及這個帝國內部的漢文明所覆蓋的地區，這兩層含義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語中的Chinese才會既指“中國的”，又指“漢族的”。這並不是外國人的誤讀，它確實反映出這樣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這個詞，曾經長時期地擁有兩個互相有聯係但又絕對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這個詞起源於漢文明，所以滿語裏麵的“中國”(tulimbai gurun)源於漢語“中國”的意譯，如果要把它翻譯過來，意思就是“居中之國”；蒙古語的“中國”叫dumdatu ulus，是從滿語再轉譯過去的。中國在藏語裏就叫krong-go，維吾爾語裏叫jung-guk，一聽就知道它們都是漢語“中國”的音譯。但到兩千多年後的清朝統治下，起源於漢文明的中國，變成了一個版圖極其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而遠遠超越了最初哺育過它的漢文明的地域範圍。
所以中國的擴大，既是諸夏或者華夏逐漸拓展它的生存空間的過程，更是中國超越華夏的生存空間，變成一個“大中國”的過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國”的時空節奏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正像我們在前麵講到的，在新石器時代以及銅器和石器並用的時代，史前文化是以多頭起源、多元發展的形式，像“滿天星鬥”一樣散布在今天中國範圍的地域內的。而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華北地區的人群從遍地開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圍出來，率先跨過文明的門檻，進入締造早期國家的曆史軌道。
一個已經擁有國家機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長時期內，那還隻是一種非常初級的國家機器——相對於還處於“前國家”的組織狀態中的周圍人群，在調動和利用物質以及人力資源方麵，當然就會占盡優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都日益超越中國其他地方的華北人群，開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製與影響，於是改變了中國時空進程的方向與節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這個詞來加以概括，與此前數萬年間“自南向北”的態勢剛好相反。
這個以“由北到南”為特征的時空發展階段，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結束於13世紀初葉，也就是從夏、商、西周時代到宋金對峙的後期，前後一共經曆3200多年。它可以再細分為三個時間段來講。
第一個時段，是從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經過1000多年的發育，一個可以看作是漢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紀中後葉的西周後期已基本形成。此後不久，它就開始擁有最初的自稱，也就是“諸夏”或“諸華”。到公元前500年前後，華北核心地區已經見不到“非我族類”，也就是非“諸夏”的各種人群。這就是說，諸夏已經在華北形成獨大的局麵。
“由北到南”的第二時段，是從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從春秋戰國時代到東晉建立，經曆了800多年的時間。這時候，諸夏憑借自己所擁有的文化勢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長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間的過程。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國時期的吳國，以長江流域作為立國根本，對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國滲透，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
“由北到南”的時空變遷階段的最後一階段，從公元310年代持續到1200年代，相當於東晉年間直到宋金對峙的900年那一段，通過三次基本上是被動的大規模的向南方移民運動，漢文明完成了對南部中國的全覆蓋以及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從華北向南方的轉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稱“中國”，可是查一查曆史地圖就不難知道，占據今天中國版圖一半以上的遼闊的西部地區，並不在當時中國的範圍之內。相對於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國而言，那還隻能算是“小中國”。而從“小中國”轉化成一個“大中國”的變遷，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裏實現的。在這700多年裏，中國發展的時空變遷又改換了它的節奏，而將以“從東往西”作為它的特征。
現在我們需要把思路從上麵這個提綱挈領式的“預告”，轉回“華北突起”的話題上來。所謂“華北突起”，指的是從公元前2000年左右開始，華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漸被整合為一體的同時，超越全國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門檻，從而成為中國曆史文化不斷向前推進的動力所在。
“華北突起”的第一個表現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個人群的先後推動下，華北的政治組織經曆了從早期國家到相當完備的國家形態的演化。
它的第二個表現是，從大約西周中晚期，也就是從西周共和與宣王中興時代起，經過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處與互動，源於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漸融合在一起，終於形成了同一個擁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漢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嚴格地說起來，漢民族也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它的誕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紀中後葉。再往前推，雖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但還不能說他們是已經形成了擁有相同文化的同一個人群。而現在，屬於這個漢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創建出來了。
它的主要成分，隻能舉幾個重要的來說說。第一，在這個時代早期漢語已經形成了。第二，記錄這種語言的書寫係統，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銘刻在早先卜骨與此時青銅器上的文字，也已經形成了。第三，一種典型的青銅器製作技術——塊範澆鑄技術也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東周鑄造的大型青銅器，往往是用這種技術製作的。第四，國家的典禮形式，也就是西周創建的禮樂製度形成了。第五，天文曆法形成了。這個曆法，俗稱農曆，也被稱為夏曆，是一個結合太陽運行和月亮運行周期的曆法。一直到今天，中國的民間還在使用它。
“華北突起”的第三個表現是，這個經過整合的漢語人群在春秋前葉，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紀中後期，已經擁有了明確的名稱，那就是“諸夏”，也有稱為“諸華”的。你看“華夏”之名雖然晚出，但其實早已經隱含在“諸夏”與“諸華”的名稱之中了。這裏的“諸”字之義與“諸位”的“諸”相同，表達一個複數的概念。“夏”和“華”為什麽都要使用複數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華”，作為一個擁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許多個相對獨立的政體構成的。因為直到西周為止，專製君主官僚製還沒被發明出來。所謂專製君主官僚製，要到戰國的後期才出現，在秦漢獲得確立和鞏固。隻有在這樣的製度體係下，一個權力中心才可能通過增加官僚的層級，不斷擴大它的控製幅度。所以在這之前的統治者隻有通過分封體係來瓜分他們手裏的統治權力。商王和周天子都隻是成百上千個各自為政的獨立政體的盟主，而不是後世的專製君主官僚製體係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諸”字來界定“夏”，或者“華”。自從秦統一以後，“天下”同歸於大一統的帝國，“諸”字所表達的複數意義不再存在。所以從漢代開始，我們看到“華夏”的名稱才逐漸流行。
“華北突起”的第四個表現是，隨著諸夏人群的勢力膨脹，原先與他們共存於華北核心地區的各種非諸夏人群，逐漸從他們原先的活動地盤上消失了。他們是以兩種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種方式就是在持續的“夷夏”互動中，不斷向華北核心地區的外圍退卻。
關於這個問題，拉鐵摩爾有一段話很可以引起我們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漢文獻總是宣稱，諸夏隻在抵抗侵略和保衛自己文化時才從事戰爭，華夏與戎狄的戰爭都起因於戎狄的攻擊。但這些說法傳達給讀者的，在拉鐵摩爾看來，隻是一種“膚淺的印象”。所謂戎狄入侵，事實上經常是他們被迫把較好的土地讓一部分給漢族，而向另一部分漢族取得較貧瘠的土地，並且逐漸以這樣的方式退到中原的邊緣。
拉鐵摩爾指出，在這個過程裏，漢族所統治的土地無疑是在增加。這個過程是與中國封建列國間的軍事行動並行的。稱霸的國家，就是對少數民族戰爭最多、掠地最廣的國家，他在這裏指的實際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戰國之交，華北已經形成“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空間結構，也就是諸夏位於核心、夷狄位於外緣這樣一種人群的分布格局。
《左傳》記載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說過的一句話：“夷不亂華，裔不謀夏。”它分別把“華”與“夏”、“夷”與“裔”當作可以互相替換的等義詞來對舉。“裔”的意思是邊緣，把“夷”與“裔”相對舉，這就說明當時的夷狄已處在華北邊緣區域了。
所以直到大約公元前第一千紀的中葉，我們終於可以明確地畫出漢族的祖先群體，也就是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範圍了。采集於公元前11—前6世紀的《詩經·國風》部分，記載著當時在各地傳唱的古漢語民歌。把產生這些民歌的地方標到地圖上，就可以獲得諸夏人群在當時的分布範圍。它大體上相當於中原再加上以今陝西渭河盆地為核心的關中地區。
諸夏聚集地的南部邊緣，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淮河一線，再西麵則以秦嶺為界。這條界線，恰恰與中國南北分別以“江”或者以“河”來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線相重疊。大家一定記得，“江”字被創造出來，最初是為了用來記錄漢語外來詞krong的讀音。因此隻有在南方，才用“江”字來指代長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這與《詩經·國風》中根本沒有南方民歌的記載恰好互相印證。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諸夏的原始居住地。
說到這裏，我們心裏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分布廣泛、數量繁多的中國史前文化，為什麽會是在華北最早實現了走向文明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