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態環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麵對南部中國多山、多樹叢，沼澤、河流到處泛濫無常的自然環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農業人群，隻能以很小的人口規模，分別長期生活在相對孤立的小塊地域裏。在那些地方，河裏有魚類和蚌類，叢林裏有野菜、水果、鳥禽，生活資源相對豐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間，卻極不容易。
而在華北的黃土地帶，包括西部的黃土高原、東部黃河中下遊的衝積平原，情況就正好相反。黃土地易於開墾，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源又相對匱乏，迫使那裏的原始人群必須、也較容易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由此也就極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內部，以及各人群之間社會互動的程度。所以，與遠古中國其他地區相比，華北地區的社會控製與社會動員的技術發展得更早，也發展得更快。
這種“北強南弱”的形勢非常生動地反映在兩個偉大的曆史學家的記載中，那就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和《漢書》的作者班固。他們兩個，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紀，他們都居住在當時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區——華北。
從華北俯瞰中國南方各種原住人群的時候，兩人都用“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江南地勢低濕，男子大多短壽早夭)來概括江淮以南的人類生存狀態。他們寫道，江南地廣人稀，農夫放火燒田，再澆水浸泡焚燒雜草留下的灰燼，就地肥田，然後種稻。因為蔬果魚蝦富饒，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懶，既沒有受凍挨餓的人，也沒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見明顯的社會分化還沒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發生。
與此同時，當年中原的諸夏文明卻早已呈現出一派發達成熟的形態。還是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在華北大小城市裏，來來往往的行人擁擠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們的袖口拚接在一起，可以連綴成一幅遮蔽太陽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個個行色匆匆，都在為奪利圖財而爭相奔走。
在這裏我們看到，華北的史前文化最終被提升為一種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牽引力不外以下幾點：一是不同人群間的交流互動的增強，二是社會控製和社會動員技術的發展，三是產品分配和財富積累方式的改變。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講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個時段，也就是從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時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後的戰國時代，華北在這個時期完成了超越中國其他地區各種史前文化的過程。
我們一定記得諸夏形成的黎明時期所創造的“中國”，這個時候依托著諸夏的發育也很快膨脹，從隻能在地圖上表現為一個點，而擴展到整個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第二時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國”就更快地從中原變成一個覆蓋秦漢帝國全部版圖的舞台。現在輪到諸夏借這個舞台來演出從華北走向南方的戲劇了。
諸夏進入南部中國的曆史一定極其久遠，比諸夏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形成還要早得多。西周時，吳國和楚國就已經立國於長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戰國時，他們還沒有進入諸夏文化共同體的範圍。兩國的王室雖然都聲稱自己是從北方南遷的，但楚王麵對中原諸侯，仍然自稱“蠻夷之君”，也就是說，他公開承認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蠻夷。
無論他們真的是出於北方的移民，或者實際上是從文化上被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帶有上古漢語方音特征的古吳語和古楚語，很早已經流行在這些地方的上層社會。屈原的楚辭寫得那樣優美，似乎不是一個把漢語當作第二語言來學習的人能輕易做得到的。帶有明顯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辭，表明諸夏文化起碼已經構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對華夏文化在淮河—漢江—秦嶺一線以南地區的傳播，以及那裏社會經濟的開發，是一種極有力的促進。東漢在今杭州灣以南開鑿的人工湖，即曆史上有名的鏡湖(又稱鑒湖)、餘杭的南湖，還有杭州灣南岸的人工運河，都極大地改良了那裏的水利係統。當然，推進是逐步實現的。
與北方相比，秦漢對南部中國的控製仍然還未深入。秦以郡為單位來治理地方。過去有人統計過，秦設在淮河秦嶺以北的郡的數目，是南方郡的數目的2.2倍。東漢在全國設置郡國共99個，其中位於南部中國的交州(相當於今天廣西、廣東省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以及荊、揚二州江南部分的隻有15個。
西漢末年登記在籍的人口數，南北比例為1∶32。之所以有這樣的南北差異，當然與那時候南部中國的人口本來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關係。但是另一個原因也值得指出來，那就是北部中國作為秦漢立國的基礎所在，國家采取的是像鋪地毯那樣全方位展開的麵的控製；而對南方的統治，根據當時的國力，還隻能實施僅限於點與線的有限控製而已。
所謂點與線的有限控製，就是建立一個與北方核心地區相連通的、稀疏的交通幹線網絡，再把網絡的節點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緊要或者農業條件最優越的地方，通過設置官衙(也就是衙門)、驛傳(也就是信息傳遞的站點)、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經以50萬北方軍人戍守嶺南)、亭障(也就是簡易的軍事防禦工程)、小規模的移民點(指把罪犯及其家屬遷到邊遠地區，與非華夏的土著混雜居住)等方式，對地勢複雜、幅員廣闊的南方實施一種粗略的管控。
打一個簡單的比方，早期帝國對南部中國的治理，是著力編織一個經絡係統，像一個“網線袋”那樣把南方套了進去。通過縱橫交叉的由網線構成的經絡係統，北方把有限度地控製南方所必需的基本能量輸送到南方，等待逐漸生長出來的“肌肉組織”，慢慢地把經絡係統包裹起來。
那麽“肌肉組織”又是什麽呢？一是為尋求更多更好的生存機會(比如說可以逃避政府的賦稅徭役)而從北中國遷往南方的農民、小商人、手藝人；二是因為較早被國家收編為民戶，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響而逐漸“華夏化”的當地人群。秦統一以後，淮河、泗河流域的非華夏人群大多變成了國家的編戶，加快了他們融入華夏之中的曆史進程。到漢朝，當地土著融入華夏的局勢，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華夏的“肌肉組織”在南部中國的發育，在緊接秦漢之後的三國時期有了重大的進展。這與孫吳立國於長江流域有極大的關係。我們知道，孫吳的國都，一開始在今天的武漢，後來搬到建業，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這是曆史上第一個把統治基礎安放在南部中國的華夏國家，它為華夏文化在南方的擴展開創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空間。
在孫吳之後三四十年，東晉和南朝又先後建都南京長達270多年，長期以半壁江山與十六國、北魏以及北魏的繼承者東西魏、北齊北周相對峙，南京因此獲得“六朝古都”的名聲。這個名稱很容易被人記住，可是大多數人對隱含在它裏麵的有關中國曆史文化重大變遷的信息或許並不真正理解。正是這個“六朝”時代，尤其是因晉王室的南遷而啟動的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給南部中國帶來了秦漢無法與之比擬的人口與文化局麵的重塑。而孫吳成為這次持續300多年的重塑過程的“第一記推動”。
東漢末年，後來成為蜀國大臣的許靖，為避亂從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後來他回憶一路所見說：“經曆東甌、閩粵之國，行經萬裏，不見漢地。”(語出陳壽《三國誌》)可見從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當時還沒有什麽講漢語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點，情況就不一樣了，漢語已經在那裏經曆了一個“在地化”過程而演化為當地的方言。比如說，古吳語是在東吳地方由上古漢語演化成的方言，它就是現代吳方言的前身。上海話稱你為“儂”，那時就已經這樣說了。對兩晉之際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吳語已經變得使他們完全聽不懂了。東晉初年，一個後來以品鑒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貴族，去拜訪名噪一時的丞相王導。回來後有人問他對王導的印象，他說看不出有什麽其他特別之處，隻是會“作吳語”而已。這個人後來受到王導提拔，他說王導的本事隻限於會講吳語，或許未必盡然。但會講吳語，對當時從北方南下的士大夫來說，是籠絡南方本土上層人物的感情，拉近與他們距離的一種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吳語”的意義。
在楚地“地方化”的漢語，也已有很久的曆史。漢代人就說過，“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語出賈誼《治安策》)。在楚地長大的人，就不能不講帶有楚地口音的漢語。王導的堂兄王敦，口音裏就帶有“楚音”，大概與他在荊湖待的時間較長有關。南朝的第一個皇帝劉裕出於楚地，雖然幾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言的口音沒有變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與古吳語方言之間的區別很明顯。北方漢人與已經生活在南方的漢人之間，不但在語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區別(當然當時的南方還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並且也已經發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區別。一個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南方的漢人愛喝茶；飲茶之風雖然已經傳到北方，但那時北方漢人最愛的飲品還不是茶，而是大約從西麵的羌人那裏傳播過來的奶酪。南下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個當地人，吃得這個人整夜拉肚子。這個倒黴的南方人自嘲說，身為南方之人，差點做了北方之鬼。飲茶之外，還有魚羹、蟹黃，甚至檳榔，也都變成南方漢文化的代表性標誌。
如果說孫吳的開拓性南下還隻是一個為時不長的試探，那麽西晉政權在北方民族深入華北的壓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華夏遵循著“由南到北”的時空節奏繼續發展的過程，又推入了一個新的時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