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隨著他癱瘓的軀體一起來臨,我很樂意做送他最後一程的人。

三天後,我寫好了辭職報告。就在這天,我媽和我哥來了,我哥開了一輛昌河麵包,車廂裏躺著一人,身軀肥胖,禿頂油亮,胡子蓬亂,目光呆滯,口角掛著一條拉成絲的混濁的涎,褲襠裏是一兜壓成扁平的屎,周身惡臭撲鼻—此人正是我舅舅。

有那麽幾年,我看到的書,我看過的電影,突然變得陌生。好人不再一生平安,這世上有多大黴可倒,好人們就能倒多大黴。壞人不再惡有惡報惡貫滿盈,這幫壞得不能再壞的壞蛋,在書的最後一頁和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不是安度晚年就是躲過正義的刀鋒全身而退。過去不是這樣,高大全一定戰無不勝,就算最終結局是犧牲,咽氣前也得捎著壞人一塊走,好像好人和英雄就是為了一句成語活著的—邪不勝正。

某些有限的禁忌被突破之後,藝術家們似乎一下子享受不了這份難得的自由,他們的想象力由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好像有一天宣布狗不能吃肉了,狗就得掉頭堅決地奔向屎一樣。他們的作品全部以絕望收尾,為了調味,為了加重效果,窮盡世間之殘忍凶險,恨不能把曆史上所有的酷刑和悲苦都加在他們的主人公身上,生怕居於人後,唯恐被視為庸才,比學趕超地驚世駭俗。似乎非此不足以彰顯自身對人性認識之深刻,對命運向度之熟稔,對現實洞悉之徹底,對傳統反抗之決絕。

老天有眼,我舅舅的人生就像一部電影。我有幸欣賞到這部電影的尾聲,死神已經鑽入他的腦子,正在截流他的腦血管,切斷他的腦神經,啃噬著他的脊髓延髓腦白質腦灰質和黃韌帶,羊肉串界俗稱板筋……

我的幸福隨著他癱瘓的軀體一起來臨,我很樂意做送他最後一程的人。

所以我寫好的辭職報告沒有上交。這會兒不是拍拍屁股走人的時候,現在是看戲時間,我身兼多職,我是攝影師、場記和分鏡頭導演。

表姐施雅,是我舅舅三枚成功命中目標的**中最善良的一枚,她的死和我舅媽的離世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就像一隻被打破的沙袋,維持硬度的沙子迅速泄漏,我舅舅在兩次重擊之下潰不成軍,他中風了,喪失了思維,如今隻剩一副皮囊。我的表哥們重複了當年我舅舅對待我姥爺的做法,把他關進一間屋子,每天為他送一點不至於餓死的食物和水。

這情形與我的設想有一些差距,我很希望看到,至少是聽到,我舅舅像狗一樣被拴在豬圈裏那棵棗樹上,與豬爭食—可是,豬圈多年前就已經拆了。

我和施雅的最後一次見麵,是分配到醫院後的第二年春天。我昏昏沉沉地登上開往家鄉的班車,柏油馬路平坦筆直,那種坑坑窪窪的黃土路越來越少,路邊綿延的店鋪一家挨一家,展示著改革開放後的偉大成果。我中途改變了主意,沒去我哥家,而是在縣城下了車。

施雅對我的不請自到有些吃驚,不過她還是表現出了有限度的熱情。與前幾年比,我的表姐有些發福,那張清秀的臉珠圓玉潤,舉手投足也有了官太太的雍容矜持。我那位從未謀麵的姐夫已經當上了縣稅務局局長。

我的表姐,就住在一棟二層小樓裏。她開門時,懷裏抱著一隻胖乎乎的有點雙眼內斜視的白貓,把我讓進屋後,她把貓放在鬆軟的沙發上,給一家看來很熟悉的飯館打了個電話。不一會兒,就有一個服務員送來了七八個炒菜。我和她說著小時候的事,但她顯然對那些回憶不感興趣,她也明顯刻意回避著上一代人的話題,她談話的全部,是她的丈夫,言語間流露出對現在生活的滿意和對丈夫成就的自豪,以及明顯在掩飾但怎麽也掩飾不住的、在我這個表弟之前的優越感。吃完飯,她領我參觀了樓上的臥室,那時我心裏升起一個念頭,我想把她推倒在柔軟的席夢思上,扒下她的褲子,做我小時候沒能做到的事。

我跟在她身後,肌肉一陣陣發緊,我的塵根堅硬如鐵。如果不是她無意中翻出了一張我和她小時候的合影,我真的會把她摁倒在**,不管也不在乎她願不願意。

黑白照片上,少女施雅笑得很甜,一隻雪白的胳膊摟著我的脖子,少年丁冬比表姐矮半個頭,傻乎乎的,嘴唇上還掛著一條鼻涕。“小冬,這張照片你拿走吧,留個紀念。”

“不拿了,你留著吧,”那張照片起到了開關的作用,瞬間,我的腦袋裏漆黑一片,那是我刻意回避的回憶的底片,我說,“我該走了,我還得趕車上我哥家去看看。”

確定自己消失在她的視線之後,我的腳步亂了,我踉踉蹌蹌地走,我已不介意其他的行人欣賞我的失魂落魄。

第二年的夏天,一個來找我看病的老鄉說,施雅死了,死於半瓶安眠藥。老鄉說,施雅其實並不想死,搶救的時候,醫生也說半瓶安眠藥其實死不了人,她的遺書也流露出,她服藥的目的不過是想嚇一嚇她的丈夫,然而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酒,過量的酒精使安眠藥的毒性增強,她本想睡上一大覺來迫使丈夫回心轉意,卻一睡不醒。她的死因和卓別林如出一轍,酒精是安眠藥的催化劑,酒精會成倍地加大鎮靜劑的毒性。

因為原配及時的死,那個稅務局局長裝了幾個月喪妻之痛後,順利地把情婦娶回了家。如今,那個比施雅年輕的女人,就住在那幢我去過的小洋樓裏,與她釣上的男人巫山雲雨,幸福得完全無視我表姐施雅的冤魂淩厲的凝視。

姐,願你安息。

村裏人想不到,是我媽和我哥把我舅舅送到醫院,讓他不至於在那個惡臭的小黑屋一身汙穢地走向死亡。我哥說,他還能認出我媽,“他看見咱媽的時候,眼裏突然一閃,然後就低下頭哼哼唧唧,也聽不清楚他說什麽”。

我媽離開醫院前說:“小冬,你現在已經是大人了,媽就囑咐你一句,你舅舅現在是個病人,是個快死的人。”她停頓了一下又說,“他現在這樣子,已經誰也害不了啦。”

“我現在要是想害他,可是要多容易有多容易,我要想弄死他,保證誰都看不出來。”我是笑著衝我媽說這番話的。

我媽盯著我許久,她扭過頭說:“你是我生的,我知道我兒子沒那麽……毒。”

等我媽走遠,我說:“未必。”

他已經認不出我。

我站在病床前,俯視著這個地主的女婿、前大隊會計、前鄉長、前捉奸者。房間裏另一個病人被家人抱上輪椅,推出去曬太陽,病房裏灰暗、靜謐。他躺在病**用空****的眼神望著我。我彎下腰,靠近他的耳朵說:“我給你想了很多種死法,哪一種都不讓你受罪。”

他歪了歪那顆碩大的頭,歪著嘴笑了。一道清亮的口水沿著口角滑下。

跟腦血管科的主任打好了招呼,他們對我已經客氣得過分,滿足了我提出的要求,眼裏盛滿了對一個被判死刑之人的無限度寬容。我在病房支了一張行軍床,晚上,我就睡在舅舅床邊。半夜,我趴在他耳邊說話,我說:“你後悔嗎?你對你幹過的事後悔嗎?”

他睜開眼,在漆黑的病房裏,他的眼閃著亮光,眼球的轉動靈動如常人,他的喉嚨裏發出一些單調的音節,一些我無法破譯的語言。

我把一個針頭插入他的腿,毫無阻力,突破了皮膚皮下深深沒入肌肉,他毫無反應,我看著針頭的末端隨著他的呼吸微微顫動。我拔出來,再換一個地方,插進去。鍍鉻的針頭在不同的部位顫動著,熠熠放光。

他死得無聲無息。夜班護士早晨查房時,發現我舅舅已經僵硬冰涼。那個女孩把我從行軍**推下來我才醒,我摸了摸他的脈搏,轉身告訴驚惶的護士—

“不用搶救,已經死透了。”

我舅舅有幸成為劉老頭最後一個料理的死人。第二天,他就要離開這個醫院。我站在太平間門口,身後是細密的雨簾,我看著劉老頭熟練地把我舅舅翻過來翻過去,這具碩大的裸屍仿佛一頭暢遊在大海中的白鯨。

我說:“你不用這麽負責,你不用把他弄那麽幹淨。”

劉老頭搖搖頭,把一口酒噴到屍體上,他說:“這可是最後一個我親手送上路的人了,我得把活兒幹漂亮點兒。”

然後,我就聽見身後傳來我媽撕心裂肺的哭聲。

我媽和我哥一無所知地走了。我回宿舍收拾東西。蘇衛東正趴在桌子上呼嚕呼嚕地吃泡麵。

見我進屋,他停止了進食。我能感覺到他的目光隨著我的移動而移動。當所有人看我的眼神異樣之時,隻有蘇衛東還像從前一樣。當所有人的目光恢複正常,或者說是見怪不怪後,隻有蘇衛東的表情怪異。

我把書和衣服裝進紙箱,搬起來向外走。這時蘇衛東說話了。

“兄弟,你想不想知道夏雯在哪兒?”

“第一,我不是你兄弟,我高攀不上。第二,那個人已經跟我沒什麽關係,你願意說就說,不願意說的話,我就失陪了。”我把紙箱頂在牆上,蹲下,用肩膀扛起。右手扶著,左手去開門。

蘇衛東竄過來把門打開:“她在綠島精神病院,我有個同學在那兒當醫生。你等一下,我給你寫個地址和電話。”

我靠在門上,箱子沉重,我的心髒不堪重負,雜亂地叩擊著我的胸骨。

他把一個紙條塞進我左邊的褲兜裏,說:“前陣子我給我那個同學打了電話,他說夏雯就在他們醫院。你要想去,就給他打電話,他會接待你。”

“我那個同學說,夏雯老是反反複複說一句話。”

“她說什麽?”我問。

“她說:‘我不怪你’。”

下午三點,我推開院長辦公室的門。王眾議不在。我把一張處方紙放在他的大班台上,那是我的辭職信,上麵寫著兩個字—辭職。落款我寫在醫生的簽名欄上,這是我作為醫生的最後一次簽名。假如在“辭職”下方寫上“Tid”,再加上“溫開水送服”,就幾乎是一張處方了,而“辭職”兩字,就是一劑藥,一劑吃下之後和一段日子決裂的藥。

我想等王眾議回來,就坐在雙人沙發上。對麵的牆上掛著一幅妖冶的綠牡丹,題字是“花開富貴”。王眾議經常跟到他辦公室的人說,這是一個洛陽當地知名的畫家送給他的,綠牡丹是牡丹中的極品,象征著富貴的極致,屬於皇宮內院的配享。轉椅後麵的窗台上,倒放著一個褐色木製相框,我吹去浮塵,把它翻過來,相框的邊緣,粘著一朵皮製的紫色花瓣。照片上是一個白衣白裙的姑娘,仰著頭,張開雙臂站在廣場上,廣場的遠端,是一個用各種鮮花擺成的心形圖案。風把她的頭發吹亂,她的額頭掩蓋在亂發之下。纖細的小腿是象牙色的,她腳下的廣場磚模糊不清,整個人仿佛站在水麵上,淩波欲飛。

照片上的人是夏雯。

我把相框的玻璃取下,把照片拈出揣進上衣口袋裏,把那張處方紙放進去,壓上玻璃,擺在大班台的正中,轉身,出門。

我叫了一輛夏利,司機幫我把紙箱放進後備廂。我告訴司機,去革新裏八號院。這是雷春曉家的地址。